「辛苦」不應當是醫護人員唯一的勳章

5月12日，是國際護士節，前不久，@共青團中央在知乎上發起「醫生護士究竟有多辛苦」的討論，引起了廣大網友的參與，紛紛有感於醫護工作者的辛勞，下面我們分享一位網友的感悟。

2015年以來，國家全面推廣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立志行醫的青年從醫學院畢業後必須在國家認定的培訓基地完成 3 年規範化培訓,考核通過才能當醫生。3年的培訓，吃住在醫院，讓我們從各個方面對醫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三年的經歷包羅了各種酸甜苦辣，自然也包括躑躅前行於醫學殿堂階梯的艱難。

提到醫院的辛勞，我首先想到的是夜班。

夜晚往往是病人病情容易急轉直下的時刻。值班的醫護人員必須團結如一人，手胼足胝的抗擊著借著夜色掩護猖狂進擊的病魔。醫院一個住院病區，往往有 30 到 70 位病人。

每到晚上，所有的護理工作都歸一兩名當班護士負責。ICU 以外的普通病區，護士們要根據病人病情，每半小時至一小時巡視一次病人病情，及時發現病人病情變化，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和醫囑做出處置。發葯、打針、換藥、霧化吸入、拍背吸痰……白天由一群護士做的工作，晚上由一位護士做，還要為病人提供各種生活護理。

護士的夜班一般分為前半夜和後半夜兩班，稱為「小夜班」和「大夜班」，分界線根據各科室的工作特點設在晚 10點或零點，因為一個通宵的體力勞動誰也吃不消。值夜班的護士們往往要在醫院留宿，有的醫院人手少，乾脆要求「小夜班」的護士第二天別回家了，繼續正常值白班。護士的學制往往比醫生短，成家也相對早。每當看到同齡的護士姐妹忙於應付家庭與工作的雙份壓力，我就不由自主的代入自己，心情總有些壓抑。

在教學醫院，值夜班的低年資醫生多數是研究生和醫師規範化培訓學員。研究生教育改革後，能值班的專業碩士就少了，有的科室一個值班醫生要管兩三個病區。工作強度大，隨時可能遇到超出自己醫學技藝的險情，夜班是每個青年醫生揮之不去的心結。

夜班醫生可以抽空打盹休息，但是兒科、心內科等專業的夜班醫生往往被戲稱為「仰卧起坐」和「起夜家」，因為每個病區平均半小時出一樁狀況，夜班醫生必須前去處理。被人驚醒的滋味總是不好受，何況一夜數次。

半夜第一個病人需要搶救，值班醫生搞定；還出現第二個病人需要搶救，年資較高的住院總醫師搞定；如果同時出現第三位病人亟待搶救，就需要叫二線聽班醫生了……醫護人員過勞與人手不足不僅在考驗病人的運氣（大家都不想成為需要搶救的「第三位病人」），還危害著臨床安全。

並不只有剛參加工作的年輕醫護人員需要夜班、白班「連軸轉」。如果夜裡來了值班醫生自理不了的大手術，二線、三線聽班的高年資專家們就必須到場主刀。急診手術隨到隨做，病情相對平穩的住院病人接受的手術雖然叫「擇期手術」，可是事先病人和手術室已經完成了準備，人員和器械都缺少機動性，很難選擇改期。

專家們做了一夜急診手術，第二天還要按計劃繼續主刀擇期手術。聽著主任面帶苦笑抱怨自己行醫二十幾年沒睡過一個懶覺，我的思緒回到了從前。曾經的高中三年雖然辛苦，但總有金榜題名、功成圓滿，可以任性睡到日上三竿的一段時光。醫學之路遠比高三嚴酷，不給獻身者留一點放鬆的期盼。

以 5 到 10 年計，醫院裡很多科室的接診人數都漲了一倍。然而很多醫院的人事編製和建築面積來不及調整，數量有限的出診醫生和診室就要接待更多的病人。醫療資源稀缺帶來的問題有許多，甚至還包括女性就業問題。比如有一位科主任曾經開玩笑說：「我一直想招聘小姑娘，畢竟女性心細。可每當面試的時候，我卻下意識選擇男同胞。今天幸虧帶著身高一米九、體重一百九十斤的男研究生出診，不然有個鬧事插隊的病人我真搞不了。」

「兒科就診難」歷來是社會熱點。前陣子的流感高峰，一位兒科專家在朋友圈裡曬出了同事們人均每次門診接診140多位兒童的統計數據。由於患兒太多，大批需要住院的孩子滯留在留觀室和搶救室。兒科寄託了人類的未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為之獻身的勇氣，我們同齡人當中罕有人主動投身這項事業。

和兒科同命相憐的是產科。「全面兩孩」以來，儘管各地的婦產科克服了大批醫護人員同樣需要生育「二孩」的困難，增加了出診醫生數量，但是有的醫院每位醫生同樣要接診 140 到 160 位孕婦。而且由於大齡和高危產婦增加，醫護人員的付出更多了。

在病人集中就診的大醫院，一位醫生看門診，跟著研究生（規培學員）和護士若干人。孕婦進了診室，一群助手（主要是研究生和規培學員）不由分說把孕婦按在檢查床上，醫生伸兩個手指往孕婦肚皮上一摳，孕婦還沒來得及報怨「眼淚都要疼出來了」，就被助手們架起來了。然後病歷上新添了一篇「狂草」，醫生吩咐再做若干檢查，孕婦就被助手們硬生生的推出門了。

因為工作量太大，醫生傾向「動手不動口」，也導致孕婦的就診體驗極差，醫護人員的就職體驗也極差。接診壓力面前，一家不拒收無卡產婦的醫院，周期性的要求收住院的產婦一概自帶行軍床自帶被褥住院，分娩時躺在產房裡的病人推車上。

旺季，新來的行軍床都擺不進產科病區，孕婦躺在在聯接相鄰病區的公共走廊上。有的時候行軍床都擺不開，新來的危重產婦坐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掛水輸硫酸鎂。為了儘快騰出床位，醫院不得不盡量選擇順產，避免住院天數較長的剖宮產。然而，保證效率、保證收治，意味著醫院要承擔「蘿蔔快了不洗泥」的風險。行醫是良心活，出了意外，醫院首先要承擔巨大的道義責任。

比產科還繁忙的是急診。急診科超載的時候，亂得像個大雜燴：病人與家屬跟醫護口角，送新病人的110、120 跟喊著「同志，我們滿員了」的醫護推推搡搡。但是，與死神的賽跑仍在亂中有序中進行。危重病人進門，10分鐘內完成心電監測、氧氣吸入、建立靜脈通道等搶救處置，45 分鐘內獲得全套生化檢驗結果。危重病人確定手術治療，半小時內進手術室。導管室 24 小時值班，及時為病情發展迅速的心梗、腦卒中患者安放支架和溶栓。

儘管如此，由於醫院床位緊張，住不了院的重病號都滯留急診留觀。心梗回不了家的，腦梗下不了床的，肺病喘不動氣的，留觀室和走廊上都住滿了，老人所謂「年關難過」的冬季尤甚……急診是一份苦差，病人的安危瞬息萬變，一個人的生死可能就在一線之間。但是，急診同樣是一個見證奇蹟的地方，醫學在這裡充分展示它的魅力。

由於醫保制度的完善和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由於老齡化與慢性病發病率的上升，過去的十年間，我國醫療機構的診療總量上升了一倍。

醫護人員的忙碌不僅充斥在一個個具體的醫療現場，在數據上也同樣讓人壓力巨大。2005至 2012 年，我國千人衛生人員從 3.5 人增長到了 4.94 人，增長29%，但仍然落後於醫療機構的擴張。2006 至 2014 年，全國公立醫院的床均醫生人數反而下降了 11%。技術進步加快了病人的康復速度，醫院的人事編製卻沒有改變，醫護人員必須面對更多的病人：我國醫務工作者以佔世界衛生總支出 1%的比例，為佔世界 22%的人口提供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這是 900 多萬醫務工作者加班加點、辛苦勞動實現的。其中有 300 多萬醫生，承擔了更為重要的責任。

也因此，在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我們常年超負荷工作，約 50%醫生「工作日平均與家人相處時間」不足 2 小時，僅3%醫生有「雙休日」。繁重的工作剝奪了許多醫護人員正常的家庭與社會生活，青年醫護人員「婚配難」，甚至還有的老護士愧疚的說，自己是醫院的雙職工家庭，孩子直到上學，才知道原來世界上有不需要值夜班的工作，有可以陪著孩子度周末的父母。

但越說醫務人員的辛苦，就越應該明白，「辛苦」不應當是醫護人員的唯一的勳章，更不應當是評判醫務人員價值的核心標準。能夠真正守護人民健康的：

應當是精湛的醫術。

諾爾曼·白求恩同志 39 歲成為了那個年代屈指可數的能夠手術治療「時代絕症」肺結核的名醫，終生髮明了數十種手術機械，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幾乎改變了胸外科手術。白求恩同志是站在世界級胸外科權威的位置，詮釋了崇高的品格與理想。

是從容、溫暖的人性關懷。

作為我國婦產科學的主要開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院士曾經對醫科生說過這樣的話：「當一個醫生，首先要知道責任重大。產婦或者病人進了醫院，就把她的整個生命交給了我們，我們要把她們當成親姐妹，從每件細微的小事上做起，體貼和關懷她們……」林巧稚院士每次拿起聽診器，都必是從容、溫暖的人性關懷。

以及，飽滿的工作熱情和充沛的體力。

鍾南山院士在青年時代曾是運動員，因此形成了強壯的體魄。2003 年，當「非典」疫情襲來，年近七旬的鐘南山院士臨危受命，深入「抗非」一線治療危重患者，為「抗非」勝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希望的在不遠的將來，隨著社會的更多認同和理解，隨著醫療行業制度的不斷完善，讓我們醫務人員不再如此辛苦。願「醫務人員守護我們的健康，我們關愛醫務人員的健康」真切的成為社會共識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