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波波夫：用文學敲醒下沉的俄羅斯

米哈伊爾·波波夫1957年2月25日生於哈爾科夫，俄羅斯作家、詩人、評論家。曾獲1989年蘇聯作家協會最佳圖書獎。著有《該去薩拉熱窩了》《伊傑婭》《莫斯科佬》《火紅色的猴子》等。卡夫卡有句名言，「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見真相，但所有人都能成為真相。」當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二手時間》里，用口述體記錄蘇聯解體對俄羅斯人的心靈衝擊時，活躍在當代俄羅斯文壇的作家米哈伊爾·波波夫，選擇了用自傳體回憶錄的方式，在小說《伊傑婭》中刻畫一位解體前後的「蘇維埃女性」急劇轉舵的人生。在波波夫眼中，母親伊傑婭本身，就是俄羅斯20世紀中後期的歷史真相。

《伊傑婭》，作者：【俄】米哈伊爾·波波夫 華東師大出版社身高接近1.9米的波波夫像一頭大熊，無論走路還是說話，動作都很遲緩，留著發白的絡腮鬍子，聲音低沉，眼神憂鬱。如果不寫作，也許他就是托爾斯泰或者屠格涅夫筆下某個憂傷而強壯的俄羅斯獵人或農夫，在伏爾加河畔靜候大雪降臨。衝突轉型時代的母子隔閡波波夫1957年出生於哈爾科夫（今屬烏克蘭），沒見過父親，童年在哈薩克度過，少年時期隨母親在白俄羅斯居住。不完整的家庭並沒有讓波波夫感覺像孤兒。他的「蘇維埃母親」，一生隨著時代大背景而跌宕，連她的名字「伊傑婭」，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紅詞」，在俄語中表示「思想」、「主義」。她的一生也是蘇維埃式的——與德國侵略者進行過地下鬥爭，被當局錯誤鎮壓過，進過喀山監獄，後被平反，大學畢業當上了外語老師，性格既有熱情奔放的一面，也有嚴肅古板的一面。2016年在波波夫看來，這正是那個時代、那種制度下的蘇聯女人的共性，「這些女人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雖然國家讓她們吃了很多苦，但她們依然對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而不顧國家建設的人嗤之以鼻。」蘇聯解體後，即便共產黨不再執政，母親伊傑婭還依然保留自己的信仰，電視成了她唯一的政治交流夥伴，然而葉利欽和蓋達爾改革還是讓她失望了。與此同時，波波夫這一代青年人長大了，他們對國家命運的思索和老一代人分歧巨大。他還在高爾基文學院讀書時，就預感了蘇聯分崩離析的命運。他和母親經常談論國家事件，卻發現並不能用邏輯戰勝母親對某段歷史的看法，他經常因為盛怒而酗酒、哭泣。波波夫和母親找不到共同點，母親臨終前幾年，兩人依然在激烈爭吵。直到母親去世，波波夫驀然發現，「媽媽獨自一人把唯一的兒子撫養成人。兒子長大了，母子卻在轉型時期成了彼此思想領域的反對者……往往人們在一起生活了一輩子，至死也不能彼此好好地交流思想。」波波夫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此時他讀到了法國作家羅曼·加里的《童年的許諾》，這部作品表達了兒子對母親不可思議的濃烈情感，激發了他想寫作《伊傑婭》的動力。蘇維埃本是俄文совет（英文：soviet）的音譯，意思是代表會議。起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當時是一種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隨時選舉並隨時更換，暗含著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形式。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成為俄國新型的政權的標誌，城市和鄉村的最基本生產單位都有蘇維埃，蘇維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可以立法，還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機構。窘境灰心喪氣的俄羅斯精神？在寫作中，波波夫和母親的對話繼續延展，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最終是一幅反映蘇聯20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及大清洗、40年代衛國戰爭、50年代解凍、60-80年代停滯、戈爾巴喬夫改革再到蘇聯解體以及解體之後的轉型時期人民生活全景的「清明上河圖」。他開始理解母親的幻滅。作為一個完全鄙視金錢的老共產黨員，伊傑婭卻發現蘇聯解體後的社會，一切都取決於金錢。她搞不明白飛漲的物價和動蕩的貨幣匯率，拿著10盧布的紙幣要去買24盧布一包的油酥餅乾，她認為售貨員瘋了。原來，母親這一代人是被國家拋棄的一代。解體後的俄羅斯社會一切向西方看，適應力強的年輕人嘗試去經商、開中小型企業甚至做「倒爺」來開啟新生活模式，母親這樣的老人不能適應，也沒有機會融入新環境。那真是俄羅斯精神失落的時代，莫斯科每一平方米土地上都能看見倒賣東西的人，旅遊鞋、老兵勳章、牛仔褲、皮靴、相冊……甚至幼兒園和劇院都變成了小商販交易的場所。「人們有一種『破罐破摔』的心態，因為惆悵，很多人選擇酗酒和自殺」，波波夫回憶起90年代，滿臉心痛，「葉利欽掌權時，俄國既無內戰也無外侵，卻因為這種經濟狀況而導致人口數量劇減了七百萬。」那時作為俄羅斯社會晴雨表的俄國文學也一步步走向了邊緣。蘇聯解體後書報審查制度被取消，作家原以為得到了更多創作自由，未曾想迎來了新的「審查」——市場。俄羅斯經濟的市場化導致了文學的市場化。曾號稱「世界上讀書最多的人民」如今更願意在偵探、言情、幻想和色情小說里消遣時間，肩負「如何安置俄羅斯」使命的傳統俄羅斯文學，陷入被迫讓位於消遣性讀物的窘境。與此同時，嚴肅文學為了新生也在嘗試新的可能。波波夫作為俄羅斯當代文學進程的參與者，對於俄羅斯當代文壇的現狀，有著一番自己獨特的詮釋。他和千萬俄羅斯人一樣，骨子裡不曾放棄過鬥爭的信念。他以文學為武器，試圖敲醒在精神世界裡下沉的俄羅斯。 對話「在普希金和靴子之間，俄羅斯最終會選擇普希金」新京報：我們普遍認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文學進入了「青銅時代」，我想聽聽你作為當代作家，對當下俄羅斯文學創作的成就和閱讀現狀如何看待？波波夫：90年代初，很多推崇西方現代派寫作理念的人，認為可以把普希金從「現代文學」這艘船上扔下去。曾經有過一個爭論，「到底靴子重要，還是葉甫蓋尼·奧涅金重要？」大家覺得靴子更實用。在蘇聯解體最初幾年，人們甚至認為，國內出現很多糟糕的道路和劣質的香腸，是因為生活里有太多普希金。之前是意識形態的審查，而今變成了「錢袋審查」，看似更自由，但這些年俄羅斯沒有一個人的文學作品可以達到以普希金為代表的古典文學時期的水平。新京報：俄羅斯文壇還是有很多嚴肅作家在努力改變現狀，當時「後現代主義」風靡過一陣，比如大名鼎鼎的「女巫」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後來沉寂下去了，為什麼後現代主義不適應俄國文學的土壤？波波夫：後現代主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西方系統引入，經歷了蓬勃發展，出現了索羅金、加爾科夫斯基等後現代派作家，但很快風潮就過去了。因為這不是俄羅斯土生土長的，是一種比較粗糙的文學樣式，對人的心智沒有促進，在俄羅斯大地上受到了強大的現實主義束縛。90年代中後期後，俄國後現代主義文學開始走下坡路，很多作家還是向現實主義靠攏了。新京報：現在據說俄羅斯文壇出現了一種「新現實主義」，評論家評價你的寫作掌握了部分後現代主義的經驗，又在其中加上了俄國文學的傳統，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寫作風格？波波夫：事實上，在蘇聯解體後出現的唯一值得大家關注的流派是新現實主義。19世紀托爾斯泰的寫法叫批判現實主義，蘇聯時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今很多俄羅斯作家認為自己是新現實主義。但「新現實主義」僅僅是俄羅斯文壇的一個部分。我的創作希望嘗試各種題材，比如歷史小說《獨裁者》，烏托邦式的假想小說《火紅色的猴子》。現在的俄羅斯文壇究竟哪種流派佔主導，還不明顯。新京報：但文學在當代俄國被邊緣化是不爭的事實，國家是否做出過挽救的努力呢？波波夫：國家確實在努力，俄國經典文學已寫入教材，文化部正試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做成偵探小說，吸引讀者回歸經典。實屬無奈。在俄羅斯，科技越來越佔據人們生存的空間，文學的境況越來越難，但文學應該不放棄鬥爭，在靴子和普希金之間，俄羅斯最終會選擇普希金。「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艱難而複雜，有骯髒有血污，但如果病態地將這些視為我們的驕傲將是可怕的，如同一個人因自身患有重病而自高自大……灰心喪氣是最沉重的一種情感。」(采寫/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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