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1年的廈門【嶼仔尾炮台】

1840-1841年的廈門（上）：嶼仔尾炮台

黃紹堅

鴉片戰爭中廈門各炮台位置示意圖

南炮台（又稱「嶼仔尾炮台」），位於漳州龍海市港尾鎮石坑村嶼仔尾自然村鏡台山上

嶼仔尾海面：第一次衝突

《中國戰船和中國武器》，1842年10月15日《倫敦畫報》。選自黃時鑒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南炮台離廈門並不遠，它就在廈門胡里山炮台的大海對面，與胡里山炮台直線距離僅僅4.7公里。舊時，這兩個炮台直線以西的海面，稱為廈門港；兩個炮台中間的水道，就是廈門港的主航道。如今，集裝箱貨輪、油輪、漁船、挖沙船、快艇、小舢舨，或快或慢地穿行其間，一派忙碌祥和的景象。

從位於廈門鷺江道上的廈門旅遊客運碼頭出發，坐20分鐘的快艇，到達漳州港客運中心碼頭，再轉乘1路公交車，三站，就到了南炮台。這裡屬於漳州市龍海市港尾鎮石坑村嶼仔尾自然村，南炮台就位於嶼仔尾村海邊的鏡台山上[1]。

從地圖上看，嶼仔尾一帶，是大陸伸向海中的一個岬角，鏡台山正位於這個岬角的頂端。它的對面，就是廈門島；西側，是著名的鼓浪嶼、廈門港客運港區、東渡港區、嵩嶼港區、海滄港區、漳州招銀港區、以及九龍江入海口[2]；東側，是廈門港外的島鏈：浯嶼、青嶼、二擔島、大擔島、烈嶼（小金門島）……該處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840年1月26日（清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任命鄧廷楨為閩浙總督[3]。曾在廣東協助林則徐禁煙的鄧廷楨到任後，立即著手整頓閩省海防，力圖遏制鴉片販子武裝走私的猖獗勢頭。《福建海防史》中說：「以廈門為例，當時（布置）有水師850名，陸兵800名，另水勇300餘名，沿岸置有火炮280餘門。」[4]不過，當時的鄧廷楨，並沒有意識到戰爭的臨近[5]。

1840年7月2日（清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四日），第二批北上定海的英軍途經廈門外海時，派出一艘風帆動力、擁有42門火炮的重型護衛艦「布朗迪」號（Blonde）[6]，在艦長胞詛上校（Bourchier）指揮下，於當天中午從青嶼一帶駛入廈門港外[7]，停泊在嶼仔尾海面[8]，準備向對岸的廈門守軍遞交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致中國宰相的信的副本。派出全副武裝的軍艦進入他國內港，遞交所謂的「外交文書」，無疑是一種戰爭挑釁行為。在美國學者費伊（Peter Ward Fay）所著的《鴉片戰爭：1840-1842》一書中，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當天下午，英商怡和洋行職員羅伯聃（Robert Thom）充作翻譯，舉著白旗，劃著小艇欲在廈門登岸，白旗上除了寫明他的任務之外，還有一句赤裸裸的威脅：若向小艇開槍開炮，將會招來英國「一個最可怕的報復！你們小心！你們小心！」[9]

但廈門守軍顯然並不理解白旗的含義，更不理會英國人的威脅。他們開槍射箭，拒絕英國人登岸，「布朗迪」號則開炮還擊。經過7月2日下午和7月3日上午兩次試探，英國人始終未能登岸當面遞交所謂的「外交文書」，只得將它放進一個漂流瓶里，見到一位漁夫拾起後，便於1840年7月3日下午駛出廈門港外，趕往舟山與英軍大部隊會合[10]。

這次交火之後，英國人稱擊斃了清軍5或6人，自己並無損失[11]。鄧廷楨則以奏摺形式，向道光皇帝謊報戰功說，當場刺死英軍1人、開槍射箭擊中至少3人、打傷英軍多人、戰後于海面上又打撈到英軍遺體1具，「夷船即日逃竄」；清軍一方則被敵炮擊斃9人、受傷14人，炮台、兵房和濱海民房被毀數處[12]。此外，民婦陳黃氏也在衝突中被英軍炮彈打死[13]。後來，有學者根據鄧廷楨這份吹牛皮的奏摺及其它材料，將這次交火稱為鴉片戰爭中第一次廈門保衛戰的勝利。我覺得，還是歷史學者茅海建的說法比較可靠：這次戰鬥「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攻防戰鬥」，「在這次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中，清軍損失更大，不能將這次戰鬥稱為清軍獲得擊退英軍進攻的勝利。」[14]

嶼仔尾炮墩：第二次衝突

《廈門景觀》，1842年7月9日《倫敦畫報》。選自黃時鑒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如今緊挨著南炮台西側，就是正在建設中的漳州招銀港區，滿載土石的大卡車往來賓士，滾滾煙塵被卷揚到空中，緩緩落在《南炮台簡介》石碑上。這塊石碑，由招商局漳州開發區管委會於2010年立在南炮台大門口，石碑中有一段介紹：「南炮台位於原嶼仔尾村鏡台山上，又稱嶼仔尾炮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閩浙總督鄧廷禎為配合林則徐禁煙御海備戰而築。」

這樣的描述肯定錯了。雖然鄧廷楨、黃爵滋等人於1840年4月28日（清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上疏建議在福建沿海添建用沙袋壘成的炮墩[15]，但1840年7月2日，當英艦「布郎迪」號駛進廈門港外時，就停泊在嶼仔尾海面，並沒有遭到炮擊，可見那時嶼仔尾炮墩尚未建成。鄧廷楨興建嶼仔尾炮墩，應該是在中英廈門第一次衝突之後，即1840年夏。《清史稿·鄧廷楨傳》中說，鄧廷楨被任命為閩浙總督之後，「購洋炮十四（門）運閩」，並在福建沿岸的沙灘上趕建炮墩。這種炮墩，針對海沙浮動不穩的特點，用5-10層沙袋壘起，厚2-4層，長度從十餘丈至百餘丈不等[16]，置炮其中，清軍福建水師艦船則停泊在炮墩外，互相掩護[17]。尤其是得知1840年7月5日浙江定海遭英軍攻擊第一次淪陷之後，1840年7月上旬，鄧廷楨致信時任福建汀漳龍道的李昭美，提醒他「至炮火尤為緊要，凡緊要口岸，務須堅築炮墩，多安大炮」[18]。1840年8月5日（清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八日），鄧廷楨再次急信催促李昭美，命令他於漳州沿岸「要隘處所，多多堆築」炮墩[19]。後來，1840年11月27日（清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時任刑部侍郎的黃爵滋在複查中英廈門第二次衝突之後，也向道光皇帝報告稱：「至（農曆）七月內，（廈門港兩岸）砂墩炮位布置已具」[20]。可見，1840年夏，鄧廷楨興建的是「嶼仔尾炮墩」，而非「嶼仔尾炮台」。

在嶼仔尾趕建炮墩的努力，並沒有白費。1840年8月21日傍晚（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載有28門火炮的英國護衛艦「鱷魚」號（Alligator）[21]和英國武裝運輸船「布里瑪」號（Braemar），到達廈門港外執行封鎖任務[22]。這實際上是一個醞釀已久的陰謀。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商館職員林賽（H.Hamilton Lindsay）化名為「胡夏米」（Hoo-Hea-Mee），對中國沿海進行間諜偵察。1835年7月24日，他致信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建議戰爭爆發時，英國應在廣州、廈門、上海、天津四個主要港口附近派駐小型艦隊，以封鎖中國沿海貿易[23]。1839年8月7日，巴麥尊在一次會議上表示，戰爭爆發後，將派出英國海軍「封鎖珠江口到東北一線的沿海，或者還要佔領廈門，以便截斷台灣米糧的供應——這種供應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24]。1839年10月18日，巴麥尊在發給英國侵華全權副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的秘件中，明確指示：「陛下政府現在的想法是：……佔領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或廈門鎮（城），或其它任何島嶼，凡是能夠用作遠征軍的供應中心與行動基地、並且將來也可以作為不列顛之商務安全根據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於永久佔有這樣地方的。陛下政府還打算立即開始捕捉、並扣押海軍所能弄到手的一切中國船隻」[25]。

遵循這樣的指示，「鱷魚」號和「布里瑪」號開始在廈門港外扣留商船，封鎖港口。1840年8月22日、23日、24日（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英軍經青嶼海面進入廈門港外，先後三次與廈門沿岸白石汛哨所（今廈門環島路曾山站附近白石炮台遺址）、大炮台（今廈門大學白城海濱至廈門港沙坡尾一線）、水操台（今廈門大學白城教師宿舍）、鼓浪嶼炮台（今廈門鼓浪嶼漳州路5號原英國領事公館）、嶼仔尾炮墩及駐守廈門的清軍福建水師艦船發生交火。尤其是1840年8月24日上午（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英軍放下三隻舢舨，追逐進口商船。時任福建興泉永道劉耀椿，派出水勇駕駛四隻劃龍船，與之激烈交火，從今天的廈門環島路曾厝垵一帶海面，一直打到嶼仔尾海面。「鱷魚」號開炮掩護，駐守嶼仔尾炮墩的游擊謝國標則開三炮還擊，劃龍船上的水勇也向英軍舢舨開炮，擊中英軍舢舨一隻，打死打傷英軍五人，擊退了英軍的騷擾[26]。8月26日夜間（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英軍撤離廈門港外[27]。

事後，匯總雙方戰報來看，在這次衝突中，英軍基本達到封鎖廈門港口的目的，「將16艘魯莽的（清軍）風帆戰船擊沉在礁石與淺海間，並且在他們（『鱷魚』號和『布里瑪』號）停留（廈門港外）的一周時間裡，俘獲了任何（在海面上）航行的東西。」[28]英軍至少死傷5人，「戰艦（指『鱷魚』號）主桅上的武器被打掉，還有一發炮彈打進艦殼，依然留在那兒。」[29]清朝方面則一如既往地謊報戰功，不論是鄧廷楨的奏摺，或是黃爵滋的複查報告，都只提「三日內兵丁傷斃6名」，游擊任經猷「被炮殞命」[30]，「其餘岸上官兵均無損傷」[31]，絕口不提在這次衝突中清軍福建水師方面16艘戰船的損失。

同樣，有學者認為這次衝突是廈門取得第二次擊退英軍進攻的勝利。我還是贊同歷史學者茅海建的判斷。他說：「不管戰鬥的經過如何，結果對誰有利，它畢竟不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攻防戰鬥，這表現為英軍的進攻目的並不明確。如果將此次戰鬥稱為廈門清軍擊退了英軍第二次進攻，立論似不穩妥。」[32]

嶼仔尾炮台：廈門保衛戰前的準備

《對廈門的猛攻》（Storming of Amoy），選自The Chinese War，by 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F.G.S.， London，1844

如今的南炮台，是一座防守嚴密的炮城，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周長約240米，在西南方向開有一門，門上鐫有「播盪煙塵」四字。炮城圍牆採用夯土及條石混築而成，牆高6米（濱海處高約20米），厚1.5米，設有女牆、垛口、槍眼和跑馬道。炮城內部，設主炮位一座、輔助炮位六座，並建有兵舍、濠溝、彈藥庫、練兵場等[33]。

但是，南炮台現在的樣子，並非鴉片戰爭中嶼仔尾炮台的原樣。綜合《廈門市志》、《漳州市志》和《龍海縣誌》中的相關記載可知，1876年（清光緒二年），清廷在嶼仔尾炮台的基礎上，修建南炮台炮城，築女牆和炮孔[34]。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為南炮台添配350磅彈瓦斯前膛炮1尊、17生克虜伯後膛炮1尊、英國老炮及土炮6尊，常駐士兵20名[35]。1891年再次擴建[36]。其後，在抗日戰爭中，1937年9月3日，南炮台守軍在炮台主官何榮冠的指揮下，協助廈門守軍抵抗日軍侵略，發炮擊傷日艦「若竹」號[37]。1938年5月12日清晨，已佔領廈門的日軍，出動軍艦、飛機襲擊南炮台，炸毀南炮台火藥庫、大炮及運彈軌道，南炮台被毀[38]。1953年，為了修建廈門高集海堤（高崎至集美），南炮台殘存的克虜伯主炮，被拉去填入海中[39]。直到1990年，當時的龍海縣人民武裝部和龍海縣港尾鎮石坑村，共同籌措資金，才在南炮台遺址上建起國防園[40]。2007年，招商局漳州開發區管委會再次修繕南炮台[41]，並於2009年仿廣東沙角炮台的克虜伯大炮樣式，仿造280毫米口徑克虜伯大炮一門[42]，放置在南炮台的主炮位上。

可是，1841年的嶼仔尾炮台究竟是怎樣的呢？現存的資料並沒有詳細的描述。不過，參與侵華的英軍中尉約翰·奧特隆尼（John Ouchterlony），於1844年在倫敦出版了一部《對華作戰記》。他是英國皇家地質學會會員，所以在書中附有一張現場速寫畫《對廈門的猛攻》（Storming of Amoy）。從畫中可以看出，畫面右側，是廈門的「長列炮台」（今廈門大學白城海濱至廈門港沙坡尾一線），左側的小山崗上，就是嶼仔尾炮台。當年的嶼仔尾炮台，已明顯建有圍牆、垛口和炮位[43]。

這是時任閩浙總督顏伯燾努力的結果。

顏伯燾這個人，現在被一些歷史著作描述為鴉片戰爭中的軟弱派、投降派甚至賣國賊，與被描述為民族英雄的鄧廷楨，形成鮮明的反差。但這種評價並不公正。1840年9月29日（清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顏伯燾接替鄧廷楨，被任命為閩浙總督[44]。他到任後，「先後調派兵丁共16500餘名，外標兵3000名……水師兵2632名」，全面加強閩省海防[45]。根據歷史學者茅海建統計，「顏伯燾等人根據前兩次戰鬥英軍皆從南水道突入的經驗，積極改善廈門島南岸、鼓浪嶼、海澄縣嶼仔尾三個重點地區的防禦工事。」在廈門島南岸，顏伯燾將鄧廷楨用沙袋壘成的炮墩，改建為用花崗岩大石砌成的線式炮兵陣地，稱「石壁炮台」（英國人稱為「長列炮台」，the Long Battery），長500丈，高1丈，厚8尺，共設大炮100門；在石壁炮台以東、以西地區，設炮62門；在鼓浪嶼上設炮76門；又將嶼仔尾炮墩改建為嶼仔尾炮台，設炮41門。以上各處共設火炮279門，部署守軍2799人[46]。此外，顏伯燾還在廈門島東、北方向的五通、高崎，以及廈門港外島鏈浯嶼、青嶼、大擔島、烈嶼（小金門島）等處，亦均布置炮位和士兵守衛，同時還下令在廈門趕建戰船、火炮。廈門淪陷後，據參與這場戰鬥、在英國風帆動力、擁有18門火炮的小型護衛艦「摩底士底」號（Modeste）上服役的副官賓漢（J. Elliot Bingham）統計，僅在廈門島、鼓浪嶼、篔簹港（英國人稱為side Bay）、廈門的船塢（英國人稱為Little Goove）等地，英軍繳獲的火炮，竟然多達628門。可供作為參照的數字是，1840年7月5日，英軍攻陷浙江重鎮定海時，繳獲的火炮數為173門[47]。

經過各種努力，到1841年8月廈門淪陷前夕，「顏伯燾在廈門一帶共安設火炮數百位，部署清軍5680名；他為了保證清軍未重點設防地區的安全，還雇募水勇、練勇共9274名，以配合清軍，各保地方。」[48]這樣的布防，加上前兩次中英廈門衝突之後，鄧廷楨等人謊報戰功的行為，使得道光皇帝充滿了盲目、甚至近乎瘋狂的樂觀情緒。1841年3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下諭顏伯燾，「儻有夷船竄入，立即督率兵勇，痛加剿洗，務令片帆不返，以靖海疆。」[49]1841年3月26日（清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道光皇帝再次嚴令顏伯燾：「設或（夷船）竄突閩洋，即當并力攻擊痛加剿洗，以伸天討而快人心。」[50]

但是，清廷從上到下對近代世界的無知和自大、清軍指揮和戰鬥體系的混亂、清軍火炮和戰艦裝備的落後等因素，註定了即將到來的廈門保衛戰，是一場不對等的戰鬥。正如茅海建所說：「清軍只是一支中古式的武裝力量，廈門防務的加強也只是最大可能地運用各種傳統防禦手段……一支傳統的清軍用傳統的方式，是不能戰勝近代化的英軍的。」[51]（未完待續，請見《1840-1841年的廈門（下）：廈門淪陷，江繼芸殉國》）（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6時13分改定）

《廈門和鼓浪嶼，長炮台》。選自The Chinese War，by John Ouchterlony，London，1844

南炮台（又稱「嶼仔尾炮台」），位於漳州龍海市港尾鎮石坑村嶼仔尾自然村鏡台山上

鼓浪嶼炮台舊址（廈門鼓浪嶼漳州路5號，原英國領事公館）

從鼓浪嶼炮台舊址上遠眺（廈門鼓浪嶼漳州路5號，原英國領事公館），圖中礁石為鼓浪嶼印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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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從鄧廷楨到閩後的奏摺中可以看出，他絲毫沒有意識到戰爭已迫在眉睫，反而對下屬『告以夷人之無能為，我師之大可用』，以振奮福建清軍查禁鴉片的鬥志；又由於以往鴉片走私船竄入廈門較少，他也根本未下令在廈門加強防禦，反是命令該處文武官員率領駐防廈門的水師戰船前往他處緝拿鴉片走私船。」見《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14頁。

[6] The Chinese 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by 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F.G.S.,Saunders and Otley，London，1844，p51。

堅案：Peter Ward Fay所著的《The Opium War，1840-1842》一書中也說，布郎迪號是一艘載有42門火炮的重型護衛艦，見該書附錄《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XXV。

但麥克弗森《征華二年記》中卻說「布郎迪」號載有44門火炮，見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by D. McPherson，M.D.，Second Edition，Saunders and Otley，London，1843，p16。

又：柏納德《「復仇神」號輪船航行作戰記》中也說，「布郎迪」號載有44門火炮。見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編：《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163頁。

[9] The Opium War，1840-1842，by Peter Ward Fa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218。[14]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0頁，31頁。[21] 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by D. McPherson，M.D.，second edition，Saunders and Otley，Conduit Street，London，1843，p17。

堅案：但費伊《鴉片戰爭：1940-1842》一書中，卻說「鱷魚」號有26門火炮。見The Opium War，1840-1842，by Peter Ward Fay，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XXV。

[28] The Opium War，1840-1842，by Peter Ward Fay，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244。

堅案：顯然，費伊被英國人的吹牛蒙蔽了。至少在8月24日的衝突中，當時被英軍追逐的商船，脫險進入廈門港。

[32]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4頁。[35] 《廈門市志》卷20《軍事·要地、設施·炮台》附《清末廈門沿海要口炮台一覽表》。

堅案：《龍海縣誌》卷27《軍事·武裝與軍事設施·海防炮台、魚雷台》的記載相同，但記載配備火炮的時間為清光緒十年（1884年）。查《廈門市志》中《清末廈門沿海要口炮台一覽表》，當時廈門沿岸盤石、胡里山、白石頭、嶼仔尾諸炮台，同於1886年配備口徑不一的克虜伯後膛炮，故當以1886年為準。

[43] Storming of Amoy。The Chinese War，by 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F.G.S.，Saunders and Otley，London，1844，p176。[46]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5頁。

[47] Table showing the number of GUNS captured from the Chinese，between the commencement of 1840 and the end of 1842。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by Commander J. Elliot Bingham，B.N.，Henry Colburn Publisher，London，M DCCC XLIII（1843），Vol II，p445-446。

堅案：賓漢的職務，據費伊《鴉片戰爭：1840-1842》一書介紹：「Bingham，lieutenant for most of the war aboard the corvette Modeste.He too writes a long narrative based on his experiences.」見The Opium War，1840-1842，by Peter Ward Fay，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XXV。

[48]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6頁。

[51] 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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