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建盞」一詞在日本文獻首次出現,與佛教有關!
在唐代以前,就有僧侶飲茶的相關記載。
最早的僧人飲茶的記載,是晉代的單道開飲「茶蘇」之說。「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徳寺。……日服鎮守葯數丸,大如梧子,葯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其修行服藥外,還飲用「茶蘇」數升,有人認為茶蘇就是茶和紫蘇等烹制的茶湯,能起到提神破睡的功效。茶的功能在彼時,已經在坐禪的過程中被認知。
南北朝時,佛教有較大發展,據《廣物博志》載,曇濟道人是著名的高僧,南朝孝武帝的兩個兒子曾去拜訪曇濟:「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嘗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雲茶茗焉?』」。陸羽在《茶經·七之事》中引《釋道該說·續名僧傳》:「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茶。永明中,敕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該條記載說明僧人飲茶能延壽的故事。可見,南北朝隨著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寺院茶已相當普遍。
法門寺地宮 黃金缽
至唐代,佛教在中國大範圍傳播,寺院茶也逐漸盛行。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一文就有描述:「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該段記載也反映了佛教對推動北方乃至全國飲茶之風的重要作用。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寺院茶的種植和採制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僧人的培植茶樹與造茶的技藝也頗為精湛,如唐代著名道士呂岩(呂洞賓)在《大雲寺茶詩》就贊曰:「玉蕊一槍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有的僧侶在種茶的同時,還進一步改善制茶工藝,推動了茶葉技術的進步。劉禹錫貶朗州司馬時,曾見西山寺僧人制茶,創造了一個新的制茶品種,劉禹錫在其《西山蘭若試茶歌》中載:「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砂水,驟雨松聲入鼎來。……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余。」陸羽創造的是蒸青餅茶,而西山僧人則創造了炒青散茶。
在肅宗上元元年,詩人李白游南京時,遇見宗侄中孚禪師,獲中孚敬贈之茶,李白遂作《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詩曰:「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誰定傳。」這樣的茶小蒸、小炒、小搗,用陽光曝晒而成,說明唐朝僧侶對制茶工藝能大膽創新,不斷推出新品種。在1985 年對唐代長安西明寺遺址的發掘清理中,出土了玉璧形白瓷碗片和注子殘片,還有一件石茶碾,上有「西明寺石茶碾」字樣,表明唐代寺院有飲茶的習俗和使用專用茶器的事實。
在佛教寺院,僧人不僅種茶、制茶、飲茶,以茶助修,以茶待客,還用茶湯供佛。據《雲仙雜記》卷六載:「覺林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寺廟關於以茶供佛有諸多詳細儀軌,都寫入了禪林清規。據《敕修百丈清規》,佛降誕日、帝師涅磐日、千秋節、聖節、國忌日、佛成道涅磐日、達摩忌日等重要日子,都要舉行茶湯會,用茶湯供養。寺院內茶會和茶湯供養很頻繁。如佛誕節:先期堂司率眾財送庫司,營供養,請制疏僉疏,至日庫司嚴設花亭,中置佛降生像,於香湯盆內,安二小杓佛前,數陣供養畢。住持上堂祝香雲……次跌坐云:『四月八日,恭遇本師釋迦如來大和尚降誕令辰,率比丘眾,嚴備香花燈燭茶果珍饈,以神供養。』……領眾同到(大佛)殿上,向佛排立定。住持上香三拜……下親點茶,又三拜收坐具。
日本《禪與茶道》說:「南浦昭明從徑山把中國的茶檯子、茶典七部傳來日本。茶典中有《茶道清規》三卷。」《類聚名物考》也說:「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明由宋傳入。」日本《本朝高僧傳》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檯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的記述。所有這些都一再證明:日本茶道源於徑山。日本的茶道儀式規範講究,舉行茶道的廳堂布置、沖點茶方法,使用的茶具均效仿中國的「茶禮」。其茶道儀式上所用的茶碗,叫「天目盞」,最早是由天目山的佛寺經由來中國參禪學佛的日僧帶回日本,而天目盞則是以建盞為代表的黑釉茶盞,包括吉州窯的黑釉茶盞,統稱為「天目」。
從唐代開始,寺院茶便開始風盛,唐宋茶飲的盛行,均先由寺院開始向外推及。被譽為「茶聖」的陸羽,其在寺院長大,種茶、煎茶、品茶等知識,大都學自寺院;而僧惠洪《無學點茶乞詩》:「點茶三昧須饒汝,鷓鴣斑中吸春露。」及前述的陶榖《清異錄·荈茗門》 「生成盞」條則具體記錄了福全和尚奇異而嫻熟的分茶手法「生成盞里水丹青,巧畫功夫學不成。欲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之記述;又楊萬里《澹庵座上觀顯上人分茶》云:「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弄泉手,龍興元春新玉爪。」等詩句,都說明寺院茶之發展與僧人對煎茶、點茶等飲茶技藝的嫻熟。
而入宋後,寺院茶的茶具也因飲茶法的改變,更注重使用黑釉盞,一方面是點茶與鬥茶的實用需求,另一方面,黑釉盞本就為簡素樸實的民用茶具,自然天成的釉色,更具深遠禪意,故而在寺院茶禮大盛時,被選中為僧侶吃茶、舉行茶湯會、行茶禮的茶具也是必然。
建盞在宋時的茶盞中別具一格,由於諸多優點利於點茶或鬥茶,因此在僧俗眼中俱為茶飲必備之美器,無論是單色之黑釉盞,還是有著紋理變化的兔毫、鷓鴣斑等建盞,皆可為寺院茶禮之事用器。而寺院僧眾與宋時的文人、士大夫也多有以茶為媒的交往,坐而論道之時,以茶待客,品茗悟禪,建盞自然也就成為茶文化傳播的物質載體之一。
而「建盞」一詞在日本文獻的首次出現,亦與寺院有關,即由金澤貞顯予鎌倉稱名寺方丈劍阿的書簡中提到的向劍阿借用建盞等茶器之事。而獨具建窯特色的精品建盞 「窯變(曜變)」一詞,也是在撰成於貞治二年(1363)的《佛日庵公物目錄》中首見。可見建盞在中日的寺院茶文化的交流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建盞與吉州窯的黑釉盞等「天目」盞,共同成就了中日文化與宗教交流的一段佳話,且促進了日本的茶道和陶瓷業的發展,因此建盞在與中日寺院茶的淵源及流傳、乃至在中日茶文化及佛教東傳的歷史上,都曾經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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