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再生產與代際資源傳遞
近年來，"富二代""官二代"等辭彙頻頻出現。這些詞語所反映的一種社會認知是：子代對父代的地位繼承性正在增強，父代是富人或者官員，子代成為富人或官員的可能性就大。從學術的角度看，這個現象概括為"階層再生產"，即代際之間具有較高的階層同一性、相似性。那麼，階層再生產是身份繼承還是資源傳遞？這兩種過程都通過哪些因果機制實現階層再生產？為什麼階層再生產現在受到如此廣泛的重視？本文試圖探討這些問題。
階層再生產：身份的繼承還是資源的傳遞
階層再生產指的是父代和子代的階層地位具有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父子之間的階層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說清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理解階層概念。
當代社會學是將階級和階層概念一起討論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層觀最富影響力。馬克思主義認為，區分不同階級階層的標準是生產資料的佔有。馬克思據此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劃分了兩個階級，即我們熟知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佔有生產資料和大量的財富，而無產階級則沒有生產資料，只有極少量財富。資產階級通過榨取無產階級生產的剩餘價值而獲得巨額利潤。馬克思主義分層觀對於財富非常重視，而後人認為這是單一維度的分層標準，將馬克思的分層觀稱為一元分層觀。
與馬克思同時代的另一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則認為，社會分層的標準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即人們熟知的財富、權力和聲望。在經濟維度上，韋伯與馬克思的觀點基本一致，強調對財產的佔有，但他更強調市場領域而非生產領域。他認為，有產和無產是所有階級處境中最基本的兩種類型，經濟領域的分層都沿著這個標準而展開。但是韋伯的討論並沒有限於經濟這一個維度，他還探討了聲望和權力的維度。他認為，聲望是社會對人們的認可程度，與人們的生活處境相關，具有相同生活處境的人們具有相同的聲望，從而構成了地位群體，具有階層劃分的意義。從權力的維度，韋伯認為具有不同利益的人，通過結盟維護自身的利益，通過共同體擴大影響力，所以權力也具有階層劃分的意義。為此，韋伯的分層標準是三位一體的，產權維度產生階級分化，聲望維度產生地位分化，權力維度產生政黨分化，被人們稱為多元分層觀。
社會分層的本質是對不同資源的佔有、控制、使用問題，而當代社會學的多元分層觀影響著我國學者。陸學藝曾經探討過三種資源，分別是經濟資源、文化技術資源、組織資源。經濟資源與前面探討的一致，指的是財富的佔有情況。組織資源是結合我國的實際，指的是動用體制內的人和物的能力大小。文化技術資源指的是被社會所承認的證書、文憑等。根據對這三種資源的進一步探討，陸學藝等人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①。佔據社會上層的人佔有豐富的資源，而在社會底層的人佔有相對匱乏的資源。階層的差異，實際上體現了資源佔有的差異。社會階層的分析單位通常是職業，但是職業劃分並不僅僅是對身份的劃分，同樣是對不同職業所代表的資源佔有狀況的劃分。
現在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上：階層再生產僅僅是身份的傳遞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父代總是用某些方式維持子代的地位，而地位的潛在含義是資源。首先是經濟資源。經濟資源是可以被子代直接繼承，因為具有豐富經濟資源的父代可以直接給子代金錢、房產、豪車，或者子代可以通過遺產繼承方式獲得父代的這些資源。其次是教育和文化資源。文化資源的繼承往往不是直接的。根據布迪厄的觀點，不同的資本形式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優勢階層的子代既可以通過父代的言傳身教獲其優勢的文化資本，同樣可以用父代的經濟資源來換取優質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證書、優雅的舉止、富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等等。第三是權力資源。在實證研究中，黨員身份、行政級別、單位地位等是用來測量權力資源的一些方式，也是具體的權力資源，影響階層再生產。優勢階層的父代為了維持、傳遞、強化自身的資源利益，使子代儘可能地進入自己所在的階層，便形成了階層再生產和階層固化現象。所以說，階層身份的繼承實質上是資源的代際傳遞。
不同階層之間的壁壘可以用孫立平的"斷裂"觀點來描述。他認為，我國的優勢階層與社會底層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區別，這種區別逐漸演化成社會底層被拋棄到社會結構之外。他們無論是在謀生的技能、生活的財富還是基本的保障方面都十分匱乏②，結構的斷裂本質上仍然是資源佔有量的區別。孫立平關於社會斷裂的探討是對當前社會結構頗具穿透力的分析。
社會上關於"官二代""富二代"的激烈討論帶有負面看法，不僅僅是由於"二代"進入較高階層比較容易，而是進入過程是一個"黑箱"，往往是父代特意安排的，所以是不公平的。這一地位繼承還伴隨著資源傳遞，二者是重合的。資源在家庭內部的代際傳遞，使跨階層的社會流動變得十分困難。人們之所以期望進入優勢階層，也正是由於階層之間的資源差異極大。階層之間的壁壘，不僅阻礙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而且讓優勢階層通過階層再生產掌握著對資源的壟斷，排斥了普通階層對相關資源的佔有和使用。
階層再生產的機制是什麼
階層再生產，究其實質仍然是地位獲得的一個方面。影響地位獲得的諸多研究顯示，在轉型時期，代際之間的階層流動仍以繼承性為主，雖然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從國際視野看社會流動，發達國家不一定保持相同的職業流動率，但是這些國家的職業流動都無一例外地受繼承性邏輯的影響，代際傳遞模式存在一致性，這就是著名的FJH假設。所以，家庭背景對子代的影響在任何工業化社會都是非常明顯的，其影響程度幾乎都是一致的。
具體到我國，"二代"現象作為當前階層再生產的一種表現，其背後的機制值得進一步探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哪些因素對階層再生產起作用？它們的作用大小是否因為社會轉型而發生變化？在轉型過程當中，是什麼促進人們獲得利益和資源？這其中的機制是什麼？李路路分析了社會再生產的相關問題，在此我們梳理他的研究成果。
首先，階層相對關係模式的"雙重再生產"。所謂階層相對關係模式，指的是不同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流動的相對機會分布。它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無論市場改革之前還是之後，繼承關係在階層流動中佔據主導地位。第二，市場改革並沒有改變這種繼承關係，這種繼承關係本身隨著市場改革被再生產出來③。階層再生產的主要影響因素在學界得到了很多共識，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分別作為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共同影響著子代的地位獲得。優勢階層的子代們憑藉著父代擁有的家庭背景，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文化方面，他們都可以獲得比普通階層更好的資源，從而保持與父代同等的階層地位，或者進入更高的階層地位，這是繼承性的核心內容。另一方面，這種繼承性的代際流動方式本身也被不斷地再生產。在我國市場化進程中，優勢階層可以將自己的資源代際相傳，他們的子代總有更多的機會成為優勢階層，這一繼承性的社會流動模式本身並沒有由於市場化而發生本質的變化。
其次，資源的傳遞過程由間接再生產變為直接再生產。這裡的關鍵要素是家庭背景對教育資源獲得的影響問題。市場轉型前，國家對教育資源的分布和獲得存在很強的干預，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均不收取學費，從而保證普通階層的子代也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教育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公平。當時，家庭背景對於教育資源獲得的影響總的說是間接的：優勢階層為子代提供較好的家庭教育環境，促使子代獲取知識、增加見識、開啟智慧、認識自我、適應社會，其過程不受國家政策和行政權力的影響④。
市場轉型後，家庭背景對於子代教育資源獲得的這些間接影響保持著，但是同時增加和加強了直接影響：優質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成為有價資源，優勢階層的家庭通過異地移民、親友借宿、聘請家教、高額付費、權力影響等方式，為子代獲得較好和最好的教育資源，包括較早出國留學，創造了條件，使"富二代""官二代"的教育機會大大有別於普通階層的子代，其他類型的資源也會遵循相同的邏輯被直接再生產著。所以，失去了國家政策的干預之後，家庭背景起著越來越直接的作用，通過影響包括教育在內的資源獲得，使得優勢階層的子代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資源，而普通階層則越來越難以獲得更好的資源。
再次，維護資源代際傳遞的機制就是階層再生產的機制。優勢階層試圖維持自身的身份地位，並不僅僅是將身份地位傳遞下去，而且是將自身的資源傳遞給子代。資源佔有在父代身上就已經呈現出相當程度的不平等了，只要他們在資源佔有上存在不平等，這個社會就形成了某種階層結構。這些資源可能包括財富、權力、機會，維護、擴大和傳遞自身佔據的資源成為階層再生產的根本動力，推動著優勢階層將自身資源傳遞給子代。階層再生產的對象，與其說是身份和地位，不如說是資源本身。由於資源的傳遞使得資源在不同階層積累，社會位置的差異就是不同階層佔有資源數量或種類的差異。優勢階層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可能佔有優勢資源，傳遞這些資源的過程形成了階層再生產；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資源在代際之間的再生產，加劇了資源在某些人手中的集中，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資源在優勢階層內部的傳遞，保證了優勢階層能夠獲得較好的資源，同時使得普通階層的子代往往難以獲得優勢階層所佔有的資源。控制資源成了控制階層位置的一個關鍵因素。成為社會上層的人能夠控制資源，而他們又希望將資源傳遞下去，他們的子代又成為了控制資源的人，資源依然集中在社會上層。非優勢階層的子代想要進入上層非常困難；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他們難以獲得優勢階層所擁有的資源。優勢階層掌握、維持、傳遞資源的過程，與普通階層試圖獲取這些資源的困難，共同構成了階層再生產的核心內容。
新時代與老問題
階層再生產並不是一個新問題，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人類社會自有階層劃分開始，便有了階層再生產的情況。那麼為什麼在這個階段人們經常討論這個問題呢？這個問題何以成為這個時代的重要議題呢？從宏觀過程上看，階層再生產容易形成階層凝固化，地位的代際繼承性增強，伴隨著這個過程的是資源在代際之間的繼承性增強，從而資源也會集中在"二代"手中；從微觀機制上看，教育資源作為影響代際流動的重要因素，也受到父代地位的影響，"二代"在教育資源的數量和質量上都會優於非"二代"，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階層結構與資源的固化。
首先，我國處在社會轉型時期，這是階層再生產的結構背景。伴隨著社會轉型，利益格局調整、價值觀念衝突、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問題凸顯，進而階層結構和社會公平成了理論上和生活中非常重要和現實的問題⑤。既有的階層如何在結構變動中維持自身的資源？如何維持子代的地位？如何讓資源延續給子代？由於結構轉型與體制轉型同步進行⑥，市場調節、組織支配、關係運作同時發揮著資源配置的作用⑦。雖然市場轉型論提出人力資本增值假設⑧，但是權力維續造成既得利益格局的維護和延續⑨，都是階層再生產的強化機制。無論是人力資本、政治資本，還是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只要能夠在轉型當中發揮作用，即可為我所用。
人們如何在轉型當中獲取資源、維持生活、提高地位，成了這個社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所謂的"二代"們，具有繼承父代各種資源的天然優勢。無論是"二代"自身還是他們的父輩，都會設法通過各種方式來維持自身的資源，進而維持自己的優勢地位。相對於那些資源稀少，甚至是被拋在社會結構之外的人而言，優勢階層的人在佔有地位的同時也佔有資源，而且這種資源還可以傳遞給子代，子代的身份和地位也可以得到比較容易的維持。這個過程在轉型時期要比在其他時期更為明顯。
其次，我們所看到的社會不平等不僅是同一代人之間的，而且隨著階層再生產帶來的資源傳遞，代際之間的不平等逐漸擴大，子代之間的不平等比他們父代的不平等擴大了。一組基尼係數可以反映出這種趨勢。1979年世界銀行公布的基尼係數為0.33，1988年為0.38，1994年為0.43，1996年為0.46，進入21世紀之後，國家統計局在2006年公布的數據為0.47，西南財大公布的2012年的基尼係數達到了0.61。李強⑩分析了"五普"數據，認為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型：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占整個社會的64.7%，而其他階層的人則像一個立柱一樣分布在其他等級。這樣的結構體現了社會階層結構的極端化趨勢，階層壁壘異常明顯。這些數據說明，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國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了。
"二代"們直接繼承了父代的各種資源，使得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和佔據的地位從一開始便比其他階層的子代更高。轉型前，中國的發展並沒有顯示出如此巨大的不平等；轉型後，各種資源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分布呈現出了巨大的差異。代際之間的資源傳遞，至少加劇了這個結果。"二代"是不平等的直接獲益者，是不平等的直接影響因素，如果階層再生產進一步持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很難得到根本改觀。
第三，社會結構的逐漸定型是21世紀中國階層結構的重要發展趨勢。階層結構定型化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影響：一是精英"二代"的地位獲得沒有壁壘。"二代"指的是精英階層的子代，他們當中一些人順利進入精英階層，並且進入與父代不同的精英類型，精英之間代際轉化的壁壘消除了。
二是非"二代"進入精英階層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二代"佔有了進入精英階層的大量機會，剩下的機會不多了。所以，精英和非精英之間的"斷裂"日益明顯。這種態勢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增強，非精英階層的子代想要打破這種階層結構變得越發困難。中間階層諸如辦事員、個體戶等既被限制在體制外，同時也有很大的向下流動的可能。
三是非精英子代獲得進入精英階層的資源異常困難。與地位獲得的邏輯一致，對於父代是精英的人而言，"二代"可以直接從父代那裡獲得相關資源，不僅僅是經濟資源和權力資源，還有很多可以由此轉化的資源，如文化資源、教育資源、制度資源等等。通過這種資源的代際傳遞，"二代"身上集中了相當數量的不同種類的資源，加劇了階層結構的固化。
第四，教育是社會地位流動的體制化途徑，但是市場轉型和高等教育擴招並沒有減少階層之間的教育水平的差異。反之，優勢階層的子代在高等教育資源獲得上持續佔有明顯的優勢。教育社會學領域的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描述了這個現象：如果教育資源的總量是既定的，那麼，這些教育資源會優先滿足優勢階層子代，之後才可能滿足非優勢階層的子代對教育資源的需求，這個假設被我國的數據所驗證。
優勢階層對非優勢階層之間的子代存在明顯的排斥，直接的排斥包括通過特權和經濟方面的排斥，而隱性的排斥則由於非優勢階層承擔風險能力和對未來預期教育回報都比較低，可能會較早地放棄進入更高教育的資格。劉精明的研究則更為直接地說明，不同類型的文憑會影響到人們日後的就業過程，尤其是關於進入中高級白領職業的標準，從中等教育逐漸向高等教育轉變。如果教育資源的獲得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日益擴大，那麼這勢必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結構的固化，社會結構定型化的趨勢難以得到改善。
社會學通常將教育因素作為自致性因素，與先賦性因素相對應，自致性因素指的是可以通過自己努力獲得資源和地位。教育資源不僅是集中在"二代"身上的若干種資源之一，而且是他們在社會中維持自己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其他資源難以替代的功能。李春玲對擴招之後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進行過研究，發現擴招並沒有減少階層間的教育獲得差異。這種研究結論的潛在含義是，作為地位獲得的微觀影響因素之一，教育資源的獲得如果存在阻礙，那麼非"二代"想要進入精英階層會變得異常困難。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現象體現了權力和財富的集中趨勢。財富和權力是社會的關鍵性資源，這兩種資源的分布和獲得過程的不平等是階層再生產的核心內容。階層之間的資源佔有差異，隨著階層再生產而擴大，資源越來越凝聚在優勢階層當中，而非優勢階層則越來越難以獲得權力、財富、以及其他類型的社會資源，所以說，階層再生產的要害是資源的代際傳遞。
這種不平等可以是正當的、合法的、合理的，如果"官二代"、"富二代"獲得與父親相似的地位資源是通過自身能力的增強而達到的，他們與其他人在公平競爭中由於資質優和水平高而勝出。但是，如果他們獲得優越地位及其資源是由於父代的暗箱操作或裙帶關係，那麼，有些無能無知的"二代"進入眾目睽睽的顯赫社會位置，特別是從事公共管理的權力位置，這種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競爭，只會將現代社會拉回到專制的皇權、王權、紳權時代，是歷史倒退。從這點看未來，社會轉型時期的制度設計和執行，將是我們時代面臨的重要挑戰。
（作者：邊燕傑，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終身教授；蘆強，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助理。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社會分層流動的和諧互動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AZD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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