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侄女周秉宜：總理教育我們做個本分的普通人

如今，已經退休的周秉宜在家中潛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總理對「封建家庭」的革命實踐，除了必要的實地考察、調研，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圖為周秉宜在位於東單的家中。（攝影：劉夢陽）

走進周秉宜位於東單、不足60平米的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疊疊高高摞起的文獻資料，以及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陳設。周秉宜在這裡生活已超過40年。

周秉宜是全國人民永遠敬愛、懷念的周恩來總理的侄女，自小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在中南海西花廳生活，前後近20年。如今，已經退休的周秉宜在家中潛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總理對「封建家庭」的革命實踐，除了必要的實地考察、調研，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概括來說，周總理的家庭教育就是讓我們做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

我不是總理的養女

周秉宜的面龐與周總理極為相似，尤其是笑起來時，那兩道濃眉下溫和、深邃而又堅毅的目光，叫人恍然間以為自己是在跟周總理交談。

周總理沒有親生子女，始終有傳聞稱，周秉宜被過繼給了總理做女兒。當記者向周秉宜核實時，周秉宜很認真地就此澄清：

「一開始我父親（周恩來總理的胞弟周恩壽先生）是打算把我過繼給伯父的，一是因為我小時候長得跟他很像——我和總理長得都很像我奶奶，二是因為當時我父親已經有四個孩子了（周恩壽先生共育有三男三女，周秉宜排行第三），他希望伯父伯母留下我，身邊也好有個孩子。」

「因為我小時候不愛說話，比較乖巧，也好帶，再則長得又跟總理像，我七媽（鄧穎超）挺想要我的，但總理卻不是這麼考慮問題。我記得是1951年秋天，我還沒上小學呢，總理專門把我爸找過去，當時我也在邊上聽著。

總理對我爸說："如果我要了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別的孩子也會覺得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現在這樣不是挺好嘛，你的孩子我們都會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從小到大，伯父對我們每個人都很公平，以我對他多年的理解，他絕不會讓任何一個孩子感覺到自己受委屈。」

周秉宜幼時與總理在一起賞花。（周秉宜 供圖）

我的舞蹈讓總理沉思

在工作中，周恩來總理向來以嚴謹細緻、敬業周到而備受世人推崇愛戴。周秉宜回憶，在家庭生活中，周總理也是難能可貴的「有心人」。

回想起自己上幼兒園時的一件小事，周秉宜感慨頗深，「總理平時對我們要求極其嚴格，但他真的非常細心，非常能體恤別人的心情，而且還能以小見大。」

那是1950年的一個周末，在西花廳，七媽（鄧穎超）讓周秉宜給伯父表演她在幼兒園剛剛學會的舞蹈，周秉宜興沖沖地完成了表演，滿懷希望地等待著被總理誇獎，哪知道，總理不僅沒有表揚她，甚至沒有笑，而是若有所思地說了一句：「這個舞蹈沒有什麼意義嘛。」

「這費了半天勁，連句表揚都沒有，還說『沒有意義』，下個星期再回家，大人再讓我跳舞我就說什麼都不願意再跳了，還哭了起來，」周秉宜笑著回憶道，「當時誰也不知道我為什麼哭，以為我就是不願意跳舞，但總理看出來了，他知道我為什麼委屈。幾天後，我被總理帶去了北京飯店——這是總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帶親友去北京飯店，記得總理在那裡的理髮室理髮、刮鬍子，我則在那裡洗了次頭。我想總理是在以這種方式安撫我吧。」

至於跳舞時，總理說的那句「沒有什麼意義」，周秉宜後來也找到了答案：「當時幼兒園教我們跳舞的是個陝北農村婦女，所謂的舞蹈，就是往前往後挪幾步，兩個人拉著手交換一下位置。因為解放前很多婦女都還是纏足的『小腳女人』，怎麼跳得起來？總理那句話不是沖我來的，他當時腦子裡應該就是想著，舊中國的舞蹈藝術始終無法發展，新中國一定得有自己的舞蹈。在總理的指導下，到了1953年，新中國終於有了自己具有代表性的新舞蹈，還在當年的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得了獎，一個是《荷花燈舞》（《一說《荷花舞》），一個是《採茶撲蝶》。」

周總理與家人在一起。（周秉宜 供圖）

「我是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

時至今日，周總理離開我們已整整40年，全國人民忘不了可敬可愛的周總理，周秉宜更是對總理有著無限懷念。她寫作不用電腦，關於總理、家史的每一個字，她反覆考據認證，然後工工整整地手寫在稿紙上，一字一句，懇懇切切。

但是，每每談起自己的親伯父，周秉宜卻習慣恭敬地叫聲「總理」，極偶爾才會稱呼「伯父」。在她看來，「總理侄女」的身份並沒有那麼重要。周秉宜清楚地記得，她上小學五年級時，七媽跟她說了這樣一句話：「你伯伯是全國人民的總理，他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不是為你們周家服務的。」

周秉宜對這句當時自己似懂非懂的話印象深刻。很久之後她才知道，當時紹興老家的親戚專門來北京托總理出面調停村裡平墳事宜，並且要求為他介紹一個工作，總理特意為此召開家庭會議，並向在場所有周家人嚴肅指出：「我是人民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

周秉宜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在小學時坐公交車來回到首都劇場看戲的事情。那一次演出，總理招待外賓坐在前排，而自己的座位是觀眾席的最後一排，就是這張戲票，還是總理對她的一次獎勵。總理一直都教育孩子們遇事要自己解決，不要依賴他們，不要有「特殊化」的思想。那一次，周秉宜扁桃腺發炎，「醫生說要開刀做手術，我就向我父親要了錢，自己去醫院做了手術。做完手術七媽才知道這件事，告訴了總理，總理特別高興，於是獎勵給我那張戲票，他覺著孩子表現不錯，算是『教出來』了。」

「從記事開始，諸如『你們小孩子沒有為人民做過貢獻，沒有資格坐公家的車』之類的教誨不絕於耳，總理和七媽自然是關愛我們的，但這份愛，也是嚴格的原則。」周秉宜說。

青年時期的周秉宜（前排左一）與家人一起同七媽（鄧穎超，前排中間）合影。（周秉宜 供圖）

「我們就是普通百姓」

聊起周家「家風」，周秉宜沉思良久：「周家人都很本分，這也是總理教育的結果，他總是讓我們向勞動人民的子弟學習，她說勞動人民的子弟熱愛勞動、勤儉樸素，有很多好品質。」

退休前，周秉宜是《國際貿易》雜誌的美術編輯，她沒有想過要打著總理的招牌沾什麼光，「我們那會兒幹活兒可累了，印刷廠什麼的，都得自己跑，不過領導對我還是滿意的，說『什麼事交給小周，她總能辦得比你想像中要好』，得到這樣的評價，我特別欣慰。」

退休後，周秉宜從事家史研究，她說周家人那股子榮辱不驚、不卑不亢，可能跟周家祖上幾代都當「師爺」有關，「師爺就是從前給人出謀劃策的，在幕後，動腦子多一些，出去『表演』少一些，而且是讀書人，守規矩。」

周家的規矩的確很多。周秉宜說，他們的六爺爺（周恩來總理的伯父）曾定下規矩：送別長輩要一路送到家門口，並目送長輩至離開視線範圍才可以，每天早起要去給長輩請安……這些規矩一直沿襲下來，在周家代代傳承。

「每年年底，總理總要召集家人一起聽他講講話，我的那些個堂哥一個個全程雙手垂立，站有站相，這不是一時半刻做出來的樣子，而是多年耳濡目染養成的習慣。

即便如此，總理依然跟我們強調說：『我們周家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封建家庭有很多壞東西，貪污、講排場等等，我小時候都見過，所以我要帶領你們背叛封建家庭，投身無產階級，走一條革命的道路』。總理的教育在我們心底刻下了印記——他要求我們老老實實做個普通百姓，周家人打小就沒有所謂幹部子弟的優越感，從來就沒有。」周秉宜說著，時不時露出酷似總理的，如春風般溫暖和煦的笑容。（劉夢陽 李罡同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