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曾國藩做人,學胡雪岩做事 曾國藩為人——進退之智2

曾國藩為人——進退之智2 5、關鍵時刻敢於出手　　曾國藩語錄：敢言定要負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譯文：果敢的話語必須要包含著重要的道理，這樣才能讓懂這一行的人折服。　　在封建時代，士大夫一人官場仕途，就等於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場積習卻常使英雄感到無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個朝代的後期，要破官場積習就是很難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隨波逐流，俯仰任之。這也是許多人不能建功立業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曾國藩的處世經中，人們都知道他處處以小心謹慎、謙忍退讓、委屈求全作為準則，而往往不知道他的處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條，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雖然體現並不算多，但卻往往是用的適時、適機，對以後的成敗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緣故，曹答曰： 「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剪梅形容官場積習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云：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云：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曰：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孑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　　在這一世風之下，曾國藩卻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卻是何等的膽量!　　咸豐年間，曾國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與武備弊壞。當他由內閣學土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下詔求言而勇敢地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轉變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膽識、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在這道奏疏中，他指出專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無物。其最後所至，必將是「直言日覺其可憎，妄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抵止。」然而這些話卻不是自矜才智的專制皇帝所樂意聽聞的。而且在積威之下，大多數的人為了自保功名富貴，也決不肯把這種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說，以免皇帝一旦發怒，自己將頓罹不測之禍。即以曾國藩當時的情形來說，除了曾國藩，也不曾有人上過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所以後人說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風」。曾國藩這種讀書經世的風骨，在這裡可以充分看出。　　曾國藩所上的這一奏疏，對當時的政治風尚及皇帝個性，可說是痛下針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發怒，曾國藩的命運，真是在不可知之數。據說咸豐皇帝在初次見到此疏時，確曾大為震怒，將原疏擲之地，並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幸賴軍機大學土祁雋藻一再疏解，咸豐皇帝經過一番深刻的思想鬥爭之後，才終於為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所感動，曾國藩之敢言不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獎，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國藩家書中有此時所寫的致弟書云：余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進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政治家的遠見和抱負，在這一些話中已經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國藩之必能成就日後的事業，於此亦可窺見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說：曾國藩因上聖德疏為文宗所特知，諭祁雋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由此說來，曾國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現了他的耿耿忠貞，而咸豐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國藩之有擔當、有抱負，可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國藩個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國時期學者徐一士評論說：蓋此疏之亢直，在當時確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時進士、廷臣孫嘉淦對乾隆皇帝所上的《三習一弊疏》，雖然號稱為清代的名奏議，然而僅泛泛而論朝政得失，與曾國藩的直言咸豐帝種種過錯之舉，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對於自己的果敢，曾國藩自己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寫信給家人說：我踏人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消磨怠盡，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裡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上在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　　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　　這裡是以「敢」字體現出了誠，足以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志體現出來的敢。有了這一「敢」字，才有了曾國藩後來的步步晉陞。因此，曾國藩未曾明傳的處理秘訣是，謙退自抑要有度，過於謙退，則也難於成事。　　如果說沒有這樣的一些「果敢」和「犯顏」，恐怕就沒有以後曾國藩的顯赫騰達及功成名就，也就不會為人們所稱道了。因此文化大師郭沫若說：「因當懼而懼，不失為勇者，因當勇而勇，不失為智者。」　　敢出手時就出手，不失為謀取事業成功的一個原則！　　在關鍵時刻敢於直言，敢於有一定分量的話，一時之間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個真正品格高尚，富有遠見和魄力的老闆是不會因此而放棄一個人才的，相反，還會加以重用。有一家廣告公司開會，一位部門經理因敢於陳言老闆管理不善、工資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為副總。當然，公司老闆也不失為一位智者。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個品嘗到了蟹肉的鮮味。作為當代青年我們更應有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氣勢，這樣才能成就大事業。　　6、危急時不可仰仗他人　　曾國藩語錄：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　　譯文：自古以來的帝王將相，沒有人不是由於自立自強而成功的。　　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在患難之際當然可以求得別人的幫助．但是，主動權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難之際，全仰仗別人，後果將是十分危險的．俗話說： 「吃一塹，長一智」，經過血的教訓，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國藩宰軍在天京城南門外的雨花台紮下營寨．曾國荃和他的心腹大將李臣典、蕭孚泅、劉連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國的叛將韋俊的帶領下，察看了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溝高壘，城圍遼遠，以他的兩萬人馬想要攻取這座名城，簡直是白日做夢．他雖攻至城下，卻不敢輕舉忘動，更深怕城內的太平軍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動，將他們殲滅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軍在雨花台一帶修築工事，作長期戰爭準備；一面派人投書，催促各路人馬儘快會師城下．　　然而，曾國荃等了多日，也不見別路人馬到來．先是李續宜的北路軍由鎮江剛要出師，忽接父喪凶信，匆匆回家奔喪，其部將唐訓方遠在皖北，聞訊南援．結果被太平軍阻於壽州．鮑超由寧國北進，遇太平軍楊輔清等部，展開血戰，亦難達天京。這時，可援之軍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國藩接到雨花台寄來的加急求救文書，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後，開始還有軍事行動：攻陷廬州，準備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動，拒赴合軍天京之約．曾國藩再三懇請赴援，多不為所動．這時，有一股四川農民起義軍人陝，多隆阿部將雷正綰已入陝阻擊．多隆阿與湖廣總督官文密約，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隊人陝，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與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興，因為久與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願湘軍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軍西去，曾國藩萬分驚慌，派人飛馬送信給官文，讓他追回多隆阿，仍讓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說： 「聞入秦之賊人數不滿三千」，有雷正綰一軍以足敵，而「江南賊數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請將去之不遠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卻置曾氏兄弟的求援於不顧，使曾國荃的雨花台之師成了孤軍．通過這件事，曾國藩似乎發現了人性的弱點，也印證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時不能靠別人的道理．　　曾國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說：都將軍派四個營的兵來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時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別人都不可靠．靠別人防守，恐怕臨戰時會先亂；靠別人戰鬥，恐怕會猛進而速退．幸虧這四個營人數不多，或許不至擾亂弟弟你那裡的全局．否則，這部分軍隊另有一種風氣，一種號令，恐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謹慎使用這支隊伍．去年春天，弟弟沒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我很喜歡弟弟的見識．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還說：總之，危急之際，不要靠別人，專靠自己，才是穩著．　　咸豐五年(1855)，自從羅澤南等離開江西以後，曾國藩在江西的處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壞．在這種危急時刻，曾國藩認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強自身建設，苦練自身的硬功．在內湖水師缺乏一位得力的統領，幾位營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況下，曾國藩只好讓李元度兼轄水師事．　　曾國藩不斷地給李元度寫信，教他如何帶勇、如何列陣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國藩寫道：　　茲特有數事叮囑，千萬不能忘記：　　第一，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主計，但能使我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　　第二，哨探嚴明． 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稟報詳實．不可專好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　　第四，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閱歷，便自然覺得我軍處處都是漏洞，無一可恃，也就不輕言戰了．　　寫了這些，曾國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寫的《水師得勝歌》在軍中影響很好，既通俗又實用，便再花幾天的功夫，寫出了一首《陸軍得勝歌》．歌中講到了湘軍陸師在紮營、打仗，行軍、法紀、裝備和訓練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國藩又抓住了幾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國藩看見太平軍從江西戰場上大量撤出，一開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發來了消息，將天京內訌的情況告訴了他．　　求救，自救、天機終於使曾國藩渡過了災難．　　這一過程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啟示：一是在艱難時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無用的：二是在困難時刻最重要的還是要尋求解決困難的途徑、辦法，哪些是自己能辦的，哪些是需藉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經營，或可有成．　　為了危急時刻不至於仰仗別人，曾國藩致力部隊訓練，他要親手將湘軍締造成為一支有膽有技、能征善戰的隊伍．　　經過艱苦的訓練，湘軍素質迅速提高，逐漸成為一支士氣旺盛，能征善戰的隊伍，而曾國藩本人，也由一個儒生逐漸成長為一名軍事家和「訓練之才．」　　一個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艱苦經營，壯大自己的實力，這樣就不致於在危急時刻，去依靠別人，看別人的臉色，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記住：別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7、「功成身退天之道」　　曾國藩語錄：然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譯文：身居高位手捏大權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來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的呢?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才能保全晚節，才可以慢慢收場善終。　　自古封建社會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無不為君主所忌。據說在湘軍光復武漢時，咸豐帝一面高興，一面憂慮，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當時咸豐身邊的一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開缺，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草莽間里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 聽了這話，咸豐帝皺緊眉頭，沉吟良久，慨然嘆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剛剛開始走下坡路，而曾國藩的聲威，也沒有像攻破天京以後那樣如日中天。看來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謂「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曾國藩是很難避免的。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麼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後，又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調動他的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　　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使曾國荃所屬由2萬餘人增至5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於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闢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Ｆ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滘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淪陷後，清政Ｆ的這種感覺與日俱增，隱隱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楨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楨，裁抑曾國藩。最後雖然以輪船退款解決了曾國藩的乏餉問題，但從此曾、沈不和，使清政Ｆ基本達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　　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 萬人，但內部派系複雜，各樹—幟，他的嫡系部隊亦不過只有曾國荃的5萬之眾。　　所以，清政府就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制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摺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摺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摺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摺中惹出禍來，特握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咨察事項。　　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裡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　　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摺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摺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節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lO多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堵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勛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　　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熟悉歷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傲，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余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恆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裡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健，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面臨的迫切問題。　　曾國荃在功名事業漸趨全盛的時候，還存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念，這與曾國藩的憂讒畏譏、常怕盈滿的想法，恰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要曾國荃時時以此為戒，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切實實踐．他在這些地方看得破，認得清。所以他在一開始就有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懼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里，明白表示無挾軍權以自重的態度。至於湘軍的遣散，遠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兄弟就曾經有所商討。而非曾國藩個人的最先主張。　　裁軍最早的動機，當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圍之後，因為勝利在望，此時已可開始思考善後問題。曾國藩在2月初2日致曾國荃信中，確已透露．曾國荃則表示速裁全裁，也與當時鬱憤的心情有關，在曾國藩家書中皆可找到二人裁軍的藍圖與構想。　　金陵克複之後，鍾國荃堅辭任官，申請回籍休養，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國荃先行回籍，而裁軍之事，則留與曾國藩料理。至少可見，湘軍之裁撤與曾國荃的引退有密切關係。　　至於遣散湘軍，從曾國藩一方面的考慮，可簡約地做幾點分析。　　其一，戰後遣軍，為用兵常規，原為境兵將帥所需考慮。這是根本。　　其二，曾國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獲祟爵，原已憂畏權重，豈可久掌兵權，徒增讒忌。遣散湘軍，正所謂保泰持盈之計。　　其三，湘軍合圍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實已陷於群疑眾謗之中。功成之後，更要解兵權以釋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軍將校飽掠錢財，非常想返鄉置產，鬥志已懈，銳氣全消，使曾國藩吁嗟於湘軍暮氣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軍所恃軍餉，主要依靠湘、鄂、皖、粵、蘇五省厘金，軍務完竣，各省紛紛要求裁撒厘局．軍餉無所出，無以維繫龐大軍力。　　其六，曾國藩既知湘勇不可復用，而與李鴻章相商，淮軍補湘軍的弱點。淮軍得以不載，固然是應曾國藩的需要，也是李鴻章所希望的。淮軍竟然能夠不加遣散，因為李鴻章自有運用經營之法，並非故違國家定製。　　總而言之，曾國藩毅然裁撤湘軍，實際上是完全為應付那群反湘軍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想懲罰一下他們。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海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敗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還有一個比反湘軍振力量更大的運動，就是湘軍造反運動。反湘軍派除彈劾外，又由軍機處命令曾國藩，呈報歷年經費開支帳目。這等於要湘軍的命。打了十多年爛仗，你們不發軍餉，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強開支過去。這一筆爛帳，請問如何報銷?　　湘軍將領聽到這一消息，無不義憤填膺，決心造反。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鱗、鮑超四人，召開了玄武湖會議，議決肅清君側。此議雖被曾國藩壓下，而湘軍將領反清情緒，仍沒有消除。曾國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錢，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只等勝利的到來。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勝利，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1．5萬人，隨後也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國藩不是傻瓜，不會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計，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約3萬人左右，剩下來未裁的還有3萬人。這3萬人，一部分由曾國荃統率。光緒十三年，我們還可見曾國荃有關湘軍的秦議。一部分由左宗棠帶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師由黃翼升統帥。其他中下級幹部，轉入淮軍去了。　　實際上並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國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蠻幹，大家蠻幹，要曾國藩做年羹堯，他是不幹的。　　但是，軍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國藩在領兵作戰時，一再請求回家為父母服喪終制，而戰事終了後，何以從不提及此事，這點仍和他的憂畏有關。　　曾國藩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征疆場，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藏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老，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制，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所自處，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人的恐懼，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面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面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面上不太顯露痕迹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曾國藩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這確是帝王專制時代的殘酷現實。　　所以曾國藩大刀闊斧裁撤湘軍，高官卻仍然要做，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種手段。　　咸豐帝曾經仰天長嘆：「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廣當時還只是剮剛光復武漢，洪秀全剛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國藩也還沒有光復金陵時那樣如日中天。看來曾國藩防危慮敗，制之機先的藝術，的確非常人所能及。　　從古至今，與人同事，多是「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患難時，別人能任用賢能，以圖恢復與發展功業，而安樂時，則會擔心身邊人謀奪其位。所以，只要你無志於奪其權位的話，在你功名成就之時就急流勇退，實為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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