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開明專制化為何失敗

作者：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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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帝制文明具有足夠的開放程度，能有效地進行政策創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傳統來引進現代化，那麼，它就有可能經過變革而發展成開明專制主義。德國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在這方面比較成功，中國與奧斯曼帝國則相反，由於無法從傳統專制轉化為開明專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

從戊戌變法失敗可以看出，傳統帝國體制本身有個「反向淘汰機制」，把有新思想的人統統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在野的沒有受過官僚體制的浸染的、從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這類人恰恰又由於缺乏體制內的從政經驗。這正是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也是中國官僚體制變革的大悲劇所在。

中國陷入了「急診室效應」：當危症病人送到急診室來的時候，激進派醫生認為，病太重了必須動大手術；保守派醫生認為，病人病情過重，動大手術死得更快，不如採取保守療法。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急診室效應」是帝國文明適應西方挑戰失敗的明證，是對僵化的大一統體制的因果報應，是對以平爭泯亂為本位的「分」的專制文明的一種歷史懲罰。

以下是正文內容：

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沒有完成清帝國的開明專制化

在這裡，讓我們對近代中西文明發生衝突以來的大歷史，從多次政治選擇的角度，作一個簡要的梳理。

讓我們從清帝國的開明專制化過程談起。清帝國在受到西方列強的挑戰後，最早的選擇只能是一種開明專制化運動，因為當時的精英只能在給定的條件下，運用當時的帝國體制來解決面臨的問題。要仿效先進國家的軍事力量，就必須在帝制條件下，進行政策創新。這一過程就是帝國的開明專制化，因為只有把專制帝制轉變為開明專制，才有可能適應這一歷史使命。

德國、日本、奧斯曼、中國都是傳統帝國，但它們的適應現代化的能力與現代化的成效都各不相同。有的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有的則在現代化過程中走向崩潰。關鍵在於，這個帝國體制的制度結構是否具有相對的開放性，是否鼓勵制度創新，其文化是否具有容納自我更新的韌性。如果一個帝制文明具有足夠的開放程度，能有效地進行政策創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傳統來引進現代化，那麼，它就有可能經過變革而發展成開明專制主義。德國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在這方面比較成功，中國與奧斯曼帝國則相反。由於無法從傳統專制轉化為開明專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

中國最早的現代化是洋務派發起的，洋務派就是帝制下的政策創新派。洋務運動的邏輯是想通過國防現代化來應對強敵，這種世俗理性覺醒的過程並不是人權和自由的啟蒙意識，而是為民族生存危機而激發的以擺脫危機為目標的趨利避害意識。但這種運動一旦開啟，就具有「彌散效應」，只要在軍事自強運動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須走第二步、第三步。要發展軍事工業就不得不發展重工業、交通運輸業、採礦業，這些則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小農經濟很難積累如此大的資金等，他們又要想其他的辦法。為了培養懂現代工業技術的人才，他們不得不引進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館、譯書局等，這種彌散效應不可避免地發生。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歐洲管弦樂團合奏

洋務運動之所以效果很差，與中國文明的「城磚」結構有關，中國文化的根基是「平爭泯亂」，各安其分，民智、民德、民力均已經衰退，難以適應變化的需要。

相反，日本文明的現代化轉型，卻比中國要順利得多，日本轉型的順利，恰恰又與日本傳統結構具有與歐洲文明相似的小共同體的多元性有關。眾所周知，日本傳統社會結構並不是中國那樣的大一統郡縣制，而是由二百多個藩的小共同體構成的，這些小共同體的多元性、自治性、競爭性、邊界開放性與社會流動性的結構，更容易形成多元試錯的機制。日本的浪人如同春秋戰國時代的遊走於列國的客卿，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這樣的結構很容易產生應對西方挑戰的人材與制度，正因為如此，日本的明治維新比中國得以更快地、更有效地實現了現代化轉變。中國與日本的巨大落差，就決定了中國甲午戰爭的命運，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慘敗，不僅僅是現代化能力低於日本所致，而且是現代性的制度生長能力不足所致。中國的官僚士紳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慮和危機感中，在這種情況下，變法運動出現了。

戊戌變法由於主導者採取激進的戰略而遭到失敗。在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精英中的危機感廣泛形成，這時，一批沒有經驗的書生，突然被皇帝賞識，並進入決策系統，他們在危機焦慮感的支配下，提出大而無當的大改革方案，卻根本不考慮實施的可能性，光緒皇帝在短短的一百天時間內，發布了近三百(中學歷史書說的是184道，請核實啊)道並非深思熟慮的改革上諭，這種畢其功於一役的激進變革，不僅大大地觸犯了保守權貴的利益，而且也影響了普通士紳官僚的利益。於是就出現了頑固守舊派(徐桐、倭仁等)，以及曾經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榮祿)、溫和的改革派(張之洞、孫家鼎等)三股政治勢力聯合反對激進派。他們形成了反對激進改革的保守同盟。最終康有為在完全缺乏條件的情況下，又孤注一擲地要搞殺太后的政變，其失敗是必然的。

油畫：《菜市口1898》(崔小冬鄔大勇)

這一事件說明了什麼？百日維新的激進化與失敗，可以說是對僵化的大一統官僚體制的因果報應，更具體地說，變法的實質是，當集權帝國陷入巨大危機與士紳官僚陷入群體性的焦慮時，這種排斥多元文化的大一統體制，註定在僵化封閉的官僚體制內難以產生適應這種挑戰的人材。廣大的官僚士紳階層受體制約束，沒有世界眼光，沒有新的觀念，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當時的甲午戰爭前夕，整個北京書鋪找不到一張世界地圖出售。恰恰大一統體制中的邊緣知識人中，由於不受體制的約束，由於他們處於相對自主的生活狀態，反而能自由獲得外部世界的知識，培育了世界的眼光，又具有知識人的敏感性，因而得到皇帝的賞識，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他們缺乏體制內角色的訓練，對於體制的複雜的操作過程，幾乎是一無所知。由他們來推行改革的話，實際上就是「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是「書生誤國」，是「庸醫殺人」。

從戊戌變法失敗可以看出，這個以「分」為組織原則的傳統帝國體制本身就具有「反向淘汰機制」，它的傳統科舉制，把有新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那些民間人士，這些民間精英人士由於沒有受過官僚體制的浸染，不受體制的約束，能自由思考與觀察問題，從而具有鮮活思想與世界眼光。然而，此類人的致命弱點也恰恰在於他們缺乏在體制內的從政經驗。而這種經驗又恰恰是在官僚體制內進行變革所必備的。例如，他們甚至提出把西藏賣掉，換錢來搞變法，他們要求全國老百姓穿西裝，以示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皇帝就在他們的鼓動下，在短短一百天里，發布了三百多項(中學歷史書說的是184道，請核實啊)變法詔令，其中絕大多數是不切實際，甚至無法操作的。在改革沒有得到社會廣泛支持，他們深感獨立無援時，又聽信社會上毫無根據的謠言，誤認為慈禧即將於九月閱兵政變，於是先下手為強，在毫無勝算的情況下，策動袁世凱去圍攻頤和園，戊戌變法人士的書生誤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也是中國官僚體制變革的大悲劇所在。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怪罪變法人士無能，還要看到變法失敗與中國「求定息爭」傳統文明的弱點有關。在這樣的文明中，壓抑個體的自主性與創新性，使體制內官僚階層中難以產生應對國際局勢的人才。這與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從幕府與民間浪人中湧現大量適應環境挑戰的新型人才，恰形成鮮明對比。

戊戌變法失敗後滿清權貴保守派進入政治中心，形成一種反向運動，對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嚴加取締。這種反向運動幾乎走到了極端，頑冥不化的保守派甚至挑動義和團去攻打外國使館，從而引起八國聯軍入侵的庚子事變。中國再次屈辱地簽訂了辛丑條約。

在這種危機下，清末統治者才意識到非進行大改革不可，慈禧太后也想迎合人們的改革願望，用大幅度的，範圍廣、高難度的改革，來克服危機，挽回統治者的威望。但這樣做的結果又形成了惡性循環，飲鴆止渴。可以說，中國陷入了「急診室效應」：當危症病人送到急診室來的時候，醫生中就會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派醫生認為，病太重了必須動大手術。這就是激進派的意見；另一派醫生認為，病實在太重了，身體支持不了動大手術，要動大手術，病人死得更快，還不如採取保守療法。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種「急診室效應」的出現，是帝國文明適應西方挑戰失敗的明證。是對僵化的大一統體制的因果報應，是對以平爭泯亂為本位的「分」的專制文明的一種歷史懲罰。

嚴復與其翻譯的赫胥黎著作《天演論》書影

清王朝在庚子事變後進行的新的改革運動，歷史上稱為清末新政運動，統治者下決心要通過大幅度改革，來挽救中國的命運。這場清末新政持續時間長達11年之久，禁鴉片，引進實業，獎派留學，發展新式教育，進行法制改革，建立巡警部，開設福利院，軍事、國防、外交改革也齊頭並進，其幅度之大，範圍之廣，遠遠超越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但統治者已經陷入了權威危機，排滿民族主義思潮已經崛起。清王朝氣數已盡。排滿革命壓倒了改革。清王朝也因近代化的失敗而走向了崩潰。

嚴復早在《原強》與《論世變之亟》中，就揭示了中國文明的「運會」的悲劇性，他說，「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只有理解了傳統中國文明以「分」為基礎的「城磚結構」，才能理解中國的近代化為什麼失敗。

至於這種「城磚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我們可以在以後的討論中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