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石頭( 王魯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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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石頭(王魯湘)

2007-02-06 1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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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石頭文/王魯湘

對西泠印社印象最深的，是石頭。準確地說，是文人玩石頭。

其實說起來話長，人類文明就是從玩石頭開始的。毛澤東在他的詩詞里很瀟洒地說過：「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人類揀石頭作武器，鑿石頭作工具，磨石頭作禮器，搬石頭作祭壇，雕石頭作神像……一路玩石頭，一路留下埃及金字塔、帕特農神殿、瑪雅金字塔、英格蘭巨石陣、巴米揚大佛、吳哥窟、復活節島石人像等石文化巨跡。它們都是巨跡，在人類文明史上足以充當醒目的標點符號。我們中國也有這樣的巨跡，如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四川大足石刻，樂山大佛。但是，正如同那些外國的石文化巨跡一樣，它們也都是宗教激情的產物。最近剛剛得到消息，挪威奧斯陸大學的考古學家在非洲波札那西北部尋找石器時代遺迹時，偶然發現了一個極為隱蔽的洞穴，洞內石頭被排列成巨蟒頭部的形狀，巨蟒的眼睛和嘴巴清晰可見。射入洞內的陽光彷佛給這條石頭巨蟒披上了金色的鱗甲。入夜後，這條石頭巨蟒在火光照耀下栩栩如生。這是一處七萬年前的宗教遺迹，它可能是迄今發現的人類最古老的宗教遺迹。

那麼，有沒有宗教激情之外的石文化呢？

有的。西方世界經典的例子有古羅馬貴族的庭院、浴室，那是用石頭營建的世俗生活在排場和氣派上可能達到的極致。因此，兩千多年來，無論在什麼朝代，羅馬柱、羅馬噴泉，永遠是所謂貴族邸宅的符號。這種對石頭的雕琢和喜愛，是非常物質性的，它基本上代表著對財富和權勢的擁有，二者必居其一。所以，它們會不厭其繁地反覆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銀行、議會、法院、市政廳、總統府的建築中，作為非富即貴的象徵，從羅馬輸出到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美利堅、日本和中國。

還有一種同宗教激情無關的石文化，那就是中國的摩崖石刻。早在夏商時期，華夏先民就確定了不用石材建築高等級房屋的「營造法式」。他們更親睞透氣性能好，又更容易加工的木材。石頭在中國有另外的用途——刻字。文字在中國文化中是很神聖的，尤其是重要的文獻，人們總是希望它能與日月同輝，共山河不朽。於是，鑿刻在石頭上就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現在所知最早的石刻文字可能是石鼓文，是秦國的舊物，然後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詔書刻石。再以後重要的就是東漢的石經，把儒家經典全部刻在石頭上，陳列在首都最高學府門前，供全國的讀書人抄寫。再接下來重要的刻石文字就應該是墓誌了。大約從唐代起，在北方的燕地一處偏僻的山溝里，一群和尚開始了為期一千年的鐫刻石經的活動，數以萬計的石經板被藏入山洞和地穴中，等待著佛法末世那個災難性的日子來臨。這就是後來被發現的北京房山石經。

當然，最普遍的個人化的刻石活動，產生於文人雅士的遊山玩水中。大約也是從唐代起，一些宦遊於各地任所的文官們覺得，應該把自己的遊蹤留在大自然之中，記錄自己人生的鴻爪以及同某地的緣分，於是，他們會寫下×××到此一游，同游者×××，×××的墨稿，留下幾兩紋銀，交與某一石工，將其題名游擊或者一首紀游詩擇一石壁鑿上。此風到宋代更熾，而到了明代，幾至於著名的景點已無閑壁，那些自我中心的缺德文人往往倩人將唐宋摩崖鏨去，再刻上自己的文字和姓名。為了防止後人效法，他們會將字刻得又大又深，使得後人無從措手。所以，各地摩崖刻石，總是明人的既大且深，而且佔據顯要位置。經過上千年連續不斷地題刻，許多風景名勝都布滿了行、草、篆、隸，像山東的泰山，福建的鼓山，廣東的七星岩，幾乎已成一片山書。在山中行走，包圍你的是文字。

把文字鑿刻于山石之上，當然是一種了不起的文化想像力。當自然山川遭遇中國文人的詩心，留下的不僅有詩文，還有書法。摩崖刻石把一次很偶然的邂逅永恆化了，同時也把山水私人化了，它就像一枚印章打在山石上，這篇景緻就如此這般地被品題，被定義，被闡釋，被收藏，而且傳承有序。這就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文心雕石。

要看文心雕石，有一處地方不可不去，那就是西湖小孤山上的西泠印社。在那裡，大體可以看出中國文人玩石頭的四種玩法。一是品題形勝，比如將眼前湖光山色之美與懷古幽思結合起來，攢出幾個特有會心的字來，題刻于山石之上；二是將印社同仁對石頭的讚美和喜愛之文刊刻於石頭之上；三是將古人刻於石頭上的文字如《三老碑》珍藏於石室之中以供觀瞻；四是在方寸大小的石頭上治印篆刻，並結社相與切磋。在這裡，前三種玩法都是為了襯托第四種玩法。這第四種玩法本不是文人的玩法，至少在明代以前是屬於工匠的玩法。

治印古已有之，考其源流可溯至周秦之符節封檢。不過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古玉璽，形體碩大，文字茫然不可識，據說是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遺物，那就相當遙遠了。最早的印掌，材質都是玉和銅，還有金和犀角，堅硬難攻，故篆與刻，分為二途。到了宋代，著名的文人錢舜舉和趙孟頫善治朱文印，其篆字圓勁停勻，多施刻於象牙和犀角這類骨質材料。還有米芾和王銑的自用印章，據說也是自篆，但他們都是文人，自己不刻，交於工匠。文人自己親自捉刀刻印，大概是在元明易代之際，山陰人王冕，也就是小時候牛角掛書，長大了畫墨梅，只留清氣滿乾坤的那個書生，率先用一種產自浙江青田的花乳石刻成印章。他發現這種花乳石的硬度比金玉銅犀差多了，只要稍微用點腕力和指力，就可以走刀，而且截切琢畫，可以控制，可以按照自己的設計來操作，實現自己的藝術意圖。王冕這個小小的遊戲，給中國文人帶來了無限的快樂。從此，範金琢玉這種很艱難的事就專屬工匠，而文人學士則以石章寄興，中國文人又多了一方遊戲的小天地，多了一種高雅的玩法，開啟出中國文化玩石的最高境界，詩書畫三絕遂變成詩書畫印「四全」。一個中國文人，如果一生中能玩轉這「四全」，就會被稱讚為一個難得的全才。這樣的人其實很多，齊白石是大家最熟悉的，他老人家總結自己一生成就，說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與世人評價的順序相反，但對自己詩書畫印「四全」的自矜自得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要說把這「四全」玩到極致以至於不可超越的一個人，還是清末民初的吳昌碩。所以，當杭州城裡一班雅士在一百年前商議著成立一個印社時，還得借重他的名氣。

由於吳昌碩擔任過西泠印社的社長，使得這個位子人人欽羨又人人不敢坐。在中國藝術界，西泠印社的社長同中國作協的主席一樣難產。中央美院的院長，中國美協的主席，中國書協的主席都好安排，唯獨西泠印社社長，中國的文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為祭酒，即令是官和政府，也不敢造次安排，故往往出現空缺，而西泠印社的原則是：社長寧缺勿濫。現在西泠印社社長一職還是空缺。

吳昌碩擔任西泠印社的社長，當然是實至名歸。吳昌碩晚年以書畫名重海上，較少治印，但他最早是以篆刻名動天下的。這個人好像生來就要玩石頭的，名字中就有一塊大石頭：昌碩，又號倉石、蒼石，就是離不開石頭，橫豎叫人呼其名號時記住他生來與石頭有緣。他是十四歲上開始學治印，獲一石不易，故而屢加磨刻，一生治印無數。他以金石起家，篆刻印章遠邁前輩，不可一世。他的印風開一代風氣，大朴不雕，粗頭亂服，殘破斑斕，流動中有堅凝，秀麗中多蒼勁，有一種天然放曠的風韻，蓋深味於石之精神肌理。他的書法啟蒙也是在石頭上完成的，吳昌碩早年家貧，無資購紙筆，晨起或耕余總是在檐前石板上用禿筆蘸水練字，從無間斷。及長，得石鼓文，於是日日臨摹，數十載從事於此，一日有一之境界。他自己寫詩云：「曾讀百漢碑，曾抱十石鼓。」他的書法有一種百折不撓的昂揚鬱勃之氣，風雲龍虎，排山倒海，還是多多獲益於石鼓文與諸多漢碑。吳昌碩的畫以渾厚豪放為宗，以金石氣入畫，如寫如拓，高古凝重，曠逸沉雄，蒼茫古樸，既是金石畫派的傳人，又是金石畫派的鼎足，開創出一個新的審美世界。吳昌碩是畫大寫意花鳥的，偶爾也畫幾幅山水和幾個人物，但他畫得最多的還是石頭。吳昌碩畫石，古今獨步。他的畫上每有奇石兀立，頑石橫卧。他有這樣的題畫句：「梅花、水仙、石頭，吾謂三友。靜中相對，無勢力心，無機械心，形跡兩忘，超然塵垢之外，世有此嘉賓，焉得不揖之上坐？」他還說：「畫牡丹易俗，水仙易瑣碎，惟佐以石可免二病。石不在玲瓏在奇古，人笑曰：此倉石居士自寫照也。」這位以石頭自寫照的藝術家，在四十九歲過世時曾隨筆摘記生平交友傳略，約二十餘篇，定名為《石交錄》。以石交友，以石定友，玩石至此，蔑以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