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與憂思（一）:南渡北歸思往事

－－ 《南渡北歸》關於「文革」的敘述與反思作者：岳南 南渡北歸思往事 2011年初,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公司?湖南文藝出版社，相繼出版了我耗時八年寫就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南渡北歸》之《南渡》﹑《北歸》﹑《離別》三部曲，通篇近170萬字。兩年來，大陸已銷售近四十萬套，台灣的繁體字版也銷售近十萬套，隨著讀者面不斷擴大，作品在兩岸三地和國外華人圈引起了巨大反響，2011年《亞洲周刊》評選年度全球華文十大好書(非小說)被推為冠軍，周刊說：二零一一年吸引讀者眼球的中文好書，首推對複雜的現代史進行精心梳理﹑三大卷同時出版的《南渡北歸》。兩岸讀書界對這套大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為「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作者的感嘆深沉而悲愴，也令人驚悚不已：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值得注意的是，洋洋洒洒「史詩」的作者岳南並非見證左禍浩劫﹑飽經滄桑的「過來人」，而是生於一九六二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新一代文化人。岳南等作家寫出這一年的好書，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及不斷「向上的力量」。讀者已經看到，《南渡北歸》第一部之《南渡》，敘述的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平津、上海等地相繼淪陷。為保存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的教授和學子自平津、華北、華東淪陷區南渡西遷。一大批知識分子從此開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活，先搬到長沙，後播遷昆明、蒙自、敘永、貴州，在敵機無休無止的轟炸中，學人們仍然挺起高傲的脊樑艱難辦學、求學。與此同時，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開始向西南之地流亡，而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濟大學等科研教育機構，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最後流亡到川南重鎮李庄落下腳來，開始了新的人生歷程。

八年血與火交織的抗戰，山河雖已破碎如風中飄絮，時局日愈艱難，但戰時中國的教育和科研並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種奇崛的高度，成為歷史的標杆。這個高度和當時國民政府的戰略思想密切相關。抗戰開始後，有黨國大員提出南遷的大學以辦短期培訓班為主，但胡適等有識之士竭力主張「戰時教育須作平常看」，必須按部就班地把大學教育辦下去，且把發展學術、延續文化、推動科學研究當作民族復興、建國大業的宏偉藍圖來實施。歷史向後人昭示的是，在日寇飛機轟炸之下，南渡學人心憂國難，將課堂搬到樹林山溝，以延續文化的薪火。「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正是這種緊毅剛卓的信念，將西南聯大打造成令後人仰之彌高的高等教育奇蹟。而經全國軍民與知識分子的共同奮戰，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為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偉大勝利。凱歌聲中，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開始了歷史上第四次南渡的後的大回歸。此為第二部書名之由來。

遙想當年，跟隨丈夫梁思成領導的中國營造學社流亡到四川南溪李庄鎮的古建築學家林徽因在給美國友人費慰梅的信中曾經說過：「我們是在遠離故土，在一個因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住下來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們曾度過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長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樣。」抗戰勝利後，流亡的知識分子真的又回到了朝思夢想的家國故園。只是，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此時的社會已不是原來的社會，等待這群自由知識分子的，不是歡欣與笑臉，而是內戰陰雲的籠罩與血肉橫飛的戰場硝煙。一個關於中國命運的大戰業已開始，這批自由知識分子也在這個翻雲覆雨的世紀大變局中，開始了新的一輪兇險莫測的人生之旅，其結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錢穆、毛子水等大師，攜家帶口，同時帶著他們的個人理想和主義，越過台灣海峽，進行第二次南渡，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傅斯年語）。而陳寅恪、葉企孫、饒毓泰、曾昭掄、吳宓等一批大師，則在南渡中突然改轍更張，回驀故土，倉皇張望，不知如何適應，終於在大時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後情境凄涼。更有一批北歸後原地不動的知識分子，緊守故土，積極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殺，如向達、汪篯、俞大姻、陳夢家、傅樂煥、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權貴，紅極一時，如馮友蘭、周一良等，最終又陷於世人皆曰殺的尷尬之境，令人慾哭無淚、扼腕浩嘆——這就是《北歸》之後的第三部《離別》的大致脈絡。知識分子群體的哀歌「大師遠去再無大師」，並不是我的發明和嘩眾取寵，實則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寫照。殷鑒不遠，在夏之後，歷史是一面鏡子，書中的人物故事和大師們令人扼腕的人生遭際，打開了一扇被蓄意掩蔽的歷史之門，向這個紛亂繁雜的世界再度唱出了知識分子群體命運的輓歌，刺耳的回聲對後世有著深刻的啟迪和教育意義。與許多讀者交流中，我發現大家為這部書感動和哀傷的並不是抗戰時期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如何艱苦，如何在貧病交加中繼續學術研究事業，恰恰是這批傑出的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中的一連串政治際遇，令人扼腕太息，並為失去的大師和這個民族在文化、學術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

如上面提到的陳寅恪，通曉十幾種外國文字，且有幾種是已死掉的文字，年僅37歲就成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被學術界譽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大師中的大師。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在1957年「反右」之後的第二年就被學校當局點名批判，從些厄運連連，「文革」中更是慘遭荼毒。時陳寅恪已是臏足失明，造反派把其當作「牛鬼蛇神」從床上拖下來，強迫下跪背誦毛主席語錄，倘若不能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一頓辱罵和銅頭皮帶抽打與棍棒敲頭的懲罰。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出康樂園樓房進入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都已困難，偶有親友躲開造反派的監視偷偷前來探視一下，躺在病榻上的陳寅恪說不出話，只是眼角有渾濁的淚水流出。1969年5月5日，陳寅恪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待」，陳氏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語，終至淚盡泣血，造反派又弄來幾個高音喇叭綁在陳氏的床頭對其進行喊話批鬥。雙目失明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當即心臟病複發，昏死過去。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對此作過沉痛的回憶：「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到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元亮虛留命，靈均久失魂。人生終有死，遺恨塞乾坤。」此為陳寅恪死前留給這個世界的內心獨白，也是他向這個扭曲的社會和人心發出的怒吼。

1958年陳寅恪被批判後，他有一個任教北大、名叫汪篯的弟子也受到牽連遭到了來自同一戰壕號稱「革命戰友」的批判與圍毆。「文革」爆發後，因為貼在家門的一張大字報與造反派發生爭執，繼之受到羞辱。當天夜裡，獨居一室的汪氏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藥性發作，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牆壁。鄰居於慌恐中前來施救，當眾人把門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歲，此為北京大學第一個在「文革」中自殺的教授。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任導師的時候有一個弟子叫劉盼遂，學問很好，號稱書痴，「文革」爆發時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住在西單一個不大的獨院。紅衛後抄家時，劉氏親眼目睹自己耗盡大半生心血收藏的數萬冊古籍焚於院中，在跪地懇求紅衛兵滅火併把殘餘送圖書館收藏無效後，滿含悲憤的熱淚撲向火海，欲與典籍同歸於盡，紅衛兵見狀，將劉氏拉出，一頓拳腳加棍棒打得唵唵一息，拖到一個水缸前，頭上腳下強壓進水缸，窒息而死。劉夫人當天外出買菜回來，看到丈夫在火中「涅槃」，悲憤交集，欲與紅衛兵理論，結果被紅衛兵打翻在地，抬起來頭下腳上與劉盼遂按到了同一個水缸窒息而死。令人吃驚的是，參與毆打併將劉氏夫婦倒栽蔥式強行插入水缸的竟有小學生，而劉氏的兒子開始見父母有生命危險，便跑到北師大學校當局請求解圍，卻無一人出面表示同情和前往制止紅衛兵的暴行。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園內發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只見紅衛兵瘋狂地衝到中文系辦公室抓捕黨支部書記程賢策，程聞風而逃，慌忙中竟衝進了女廁所。正在如廁的一位女職員先驚後醒，提著褲腰帶衝到門口企圖阻止，最後程賢策還是被紅衛兵從廁所揪出來反扭胳膊，送到一間小黑屋「化裝打扮」後押上「斗鬼台」批鬥，直斗到面如死灰昏倒台下。這一天，與程賢策一起揍斗的北大教授有60多人，許多人在批鬥中遭到了毒打。第二天，程賢策一手拿著一瓶烈酒，一手拿著一瓶「敵敵畏」毒藥出了北大校門一直西去。下午，有人在香山一棵樹下發現了程的屍體，程雙手摟住小樹底部，滿臉透著死前的痛苦，身邊不遠處倒放著一個「敵敵畏」毒藥瓶。原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是趙蘿蕤，另有俞大絪、胡稼貽和青年教授吳興華三位教師，1952年院系調整後全部進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授。1957年，胡稼貽與吳興華被劃為「右派分子」，俞大絪、趙蘿蕤兩位女教授的丈夫曾昭掄、陳夢家被劃為「右派分子」。 「文革」開始後，吳興華被劃入「勞改隊」並遭到紅衛兵毆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在校內烈日下「勞改」時，口渴難耐，遂向監工的紅衛兵討水喝。幾個監工為懲罰他的要求，對他進行了殘酷的對待，當天夜裡吳興華被妻子拉回家不久即斷了氣。紅衛兵堅持說他是以自殺對抗「文革」，要打成「現行反革命」，且不顧吳妻反對，把屍體拉到醫院破腹驗屍，證明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剖開的屍體尚未縫合，又被強制拉到火化廠火化。吳興華生於1921年，死時年僅45歲。吳的遺孀和兩個小女兒被掃地出門，只得到海淀鎮上覓得一間民房棲身度日。

吳興華罹難三個星期後的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白天挨斗後於旁晚被放回家獨自躺在床上呻吟，未久，另一夥紅衛兵又衝進房來揪著俞的頭髮拖於床下，繼之將頭往牆上亂撞，讓其交待罪行。俞氏據理力爭，紅衛兵索性把這位年過關百的女教授按倒在地，披光上身，用銅頭皮帶抽打，直打得俞大絪滿地亂滾，哀號不絕，昏死過去，紅衛兵才將其家中東西查抄，裝上卡車拉走。當晚，從昏死中醒來的俞大絪再也無法忍受如此的污辱，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此為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掄乃曾國藩重孫、著名化學家，曾任北大教務長、高教部副部長等要職，1957年因「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並遭革職，翌年轉入武漢大學化學系「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夫人俞大絪的死訊傳到武漢，已患癌症的曾昭掄當場昏倒。「文革」開始後，曾昭掄受到學校造反派批鬥與數次皮帶抽打，1967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而死後的曾昭掄無人收屍，學校當局任其在單身宿舍床上變質腐爛。多虧曾氏一侄子從外地趕來探望叔父，看到如此悲慘一幕，從校外找了一輛平板車，含淚將曾昭掄的屍體運到火葬場火化，爾後將骨灰拋於長江。在曾昭掄死前的1964年12月22日，他的妹妹、中國第一位留學英國的女考古學家、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因不堪政治重壓於南京郊外靈谷塔一躍而下，結束了年僅55歲的生命。

當然，抗戰中流亡西南，勝利後回歸故園，「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高校教授絕不是這幾個，大家所知的吳晗因一出《海瑞罷官》的京劇成為十年「文革」開刀祭旗的第一人，吳晗死的時候，頭髮被批鬥者拔光了，牙齒打掉了，屎拉在褲子里死一間小黑屋。而他的妻子袁震早於半年前被折磨批鬥致死，他的女兒小彥在被捕入獄後跳樓自殺。與吳晗並稱為一代才子的詩人、古文字與青銅器專家陳夢家，由清華大學調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後被打成右派，「文革」爆發，因不堪造反派的批鬥與污辱，決心「不能再讓人當猴耍了！」，於1966年8月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後，又於9月3日在僅供容身的一間小黑屋裡自縊身亡。這一年，陳夢家55歲。

就在陳夢家第一次自殺未遂的第二天，一群紅衛兵再度抄了陳氏的家，並在院內用銅頭皮帶打他的妻子趙蘿蕤，同時把趙的頭髮剃去半邊，成為所謂的「陰陽頭」後，又被造反派拉往北京大學校園，遭到更加酷烈的批鬥和毆打，而動手打趙蘿蕤的人中，最威猛兇狠，反覆掌趙氏耳光的一人，竟是趙蘿蕤親自教過並讓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輕女性。經過這一場身心折磨和人格污辱，趙的心靈受到重大打擊，精神分裂症加劇。與陳夢家並列為「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達，「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太平庄勞動，晚上寢室門被從外鎖死，夜間如廁一概不準。向達患嚴重腎病，全身浮腫，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滿地打滾兒。但監工的紅衛兵仍不準送醫院救治，只押回校內「勞改」，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向達在極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終年66歲。此時的北京大學被關押和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達五百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園內十幾個審訊室同時挑燈夜戰，開始「審訊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組，陸續進駐北大的造反派們組成一個個聯合審訊班子，將提審對象拉進審訊室先是一頓耳光加拳腳伺候，而後開始審問，此為「敬酒」。幾句話之後，開始動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著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細的銅棍，據說這種東西遠比皮鞭打下去紮實，傷其筋骨而又不傷皮膚。打的時候，常常是剝光衣服，不論男女，此為「罰酒」。如此反覆折磨、蹂躪，許多「反動學術權威」決定以自殺的方式早日解脫，這種想法像傳染病一樣在燕園流行開來，跳樓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多，有幾幢教學樓成為鬼氣迷濛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學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幾個月內，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殺，而自殺的方式各不相同，據北大教授季羨林晚年回憶說：「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卧軌，身首異處而死。……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裡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鬍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據研究者統計，當年知識分子自殺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殘手段外，跳湖、跳河成為一大頗具時髦的特色，其慘烈之狀尤以風暴中心北京大學為甚。1968年8月，北大圖書館系講師、中共黨員許世華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殺；10月16日晚，北京大學教務長崔雄昆從校內28樓出走，次日晨，被發現死在校內紅湖游泳池內。校工宣隊對外公布說：「經法醫檢查，是投水炸肺自殺。」1966年10月，早就由二級教授降為六級的胡稼貽，在校園「勞改」時突然癱瘓。妻子把他送到北醫三院,醫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系中給醫院的公函上寫的是：「該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請給予一般治療。」醫院見函深知肚明，給了幾個藥片便打發走人，胡氏病情越來越重，在1968年1月撒手人寰。這段瘋狂歲月所醞成的人性喪失和人類悲劇，正如鄧小平女兒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學，這所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竟然變成了法西斯的集中營，變成了血腥暴徒們施虐的場所。在這裡，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鬥、批鬥、刑訊中致殘、致死。一位教師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覺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樓、服藥、割腕、卧軌、觸電什麼方法都用過了，反覆自殺。一位反對聶元梓的學生，被用釘子釘穿膝蓋骨、用竹籤刺進十指指甲縫、用鉗子鉗斷手的指骨，還把人裝進麻袋中從樓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黨委書記、校長陸平被用鋼絲纏捆著兩隻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訊，讓其承認是『假黨員』、『叛徒』。著名哲學家馮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殺。以上這些，僅是例舉。『文革』期間，在北大，武鬥中打死三人，教職員工和學生被迫害致死六十餘人，其中包括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等諸多享有盛譽的一級教授。」毛毛所說的饒毓泰，就是與葉企孫並稱「雙雄」，或「雙子星座」的中國物理學奠基人、開山老祖、恐龍級學術權威饒樹人，他於1968年10月16日在北大燕南園41號家中自縊身亡。而與其並列的葉企孫自1949年始成為清華大學的一把手，後被降職調往北大任物理教師。1968年因他的學生熊大縝參與C.C.特務的離奇冤案被捕入獄，1969年年底，在中央軍委專案組審查無果的情況下，葉企孫被放出監獄，由北大紅衛兵組織對其實行「隔離審查」。葉企孫出了監獄又步入地獄，從此落入紅衛兵手中，經受更嚴酷的煎熬。經過一陣亂拳加亂棍的摔打錘鍊，葉企孫病情再度加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兩腿腫脹難以站立。偶爾走動，腰彎成九十度，似一根彎曲的枯木在風雨中搖晃。再後來，葉的神經徹底崩潰，成了一個胡言亂語的瘋子。

此時，葉企孫每月只能領50元工資，吃飯穿衣皆不能足，生活凄慘。當看管的紅衛兵稍微放鬆一點，葉本能地溜出來在中關村一帶的小攤上討吃討喝兒，嘴裡不住地咕囔著別人很難聽懂的話語。當時中科院有幾個研究所已遷往北大校園所在的中關村一帶，不少與葉熟悉的朋友見到了下列一幕慘不忍睹的情景：葉企孫頭髮花白，弓著背，整個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狀，穿著一雙破棉鞋，躑躅街頭，間或踽踽前行。有時來到一家店鋪小攤，或買或向攤主伸手索要一二個明顯帶有蟲咬疤痕的小蘋果，過走邊津津津有味地啃著，碰到教授模樣或學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隻枯乾的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一二角而已！望者無不為之潸然。延至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凄慘地離開了人世。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大會，隆重表彰研製「兩彈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學家獲得「兩彈一星功勛勳章」。分別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錢三強、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郭永懷。其中葉企孫在清華大學物理系、理學院主政和任教期間培養的學生如下：王淦昌，1929屆。趙九章，1933屆。彭桓武，1935屆。錢三強、王大珩，1936屆。陳芳允，1938屆。屠守鍔，1940屆清華航空系。鄧稼先、朱光亞，1945屆。葉企孫學生之學生：周光召、程開甲；錢驥；于敏。另有兩位院士級著名物理學家：張宗燧，1934屆、胡寧1938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308af0102eam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