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憶范文瀾先生

卞孝萱：憶范文瀾先生來源: 《文史知識》 2004年12期 摘要:范文瀾，字仲沄，清光緒十九年(1893)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的一個書香門第。范文瀾先生,字仲沄,清光緒十九年(1893)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十五歲前在私塾和山陰縣學堂讀書。紹興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光輝的歷史人物,這對范文瀾的學術和人生道路,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范文瀾的前半生是大學教授和漢學家,後半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目前評價他後半生者多,而談論他前半生者少。毛主席有過教導:「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我這篇小文,專談范文瀾的前半生,說明他與紹興血肉般的聯繫,以填補目前史學界之闕漏。 (一) 浙東之學,源遠流長。南宋以來,名家輩出。明末清初,黃宗羲創立浙東學派。梁啟超曾說:「浙東學風,從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起,以至於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八、清初史學之建設》)章學誠是浙東學派的殿軍。他在《文史通義》中寫了一篇《浙東學術》,論述浙東史學的源流,闡明浙東史學的特點,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話:「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準確而深刻地總結了浙東史學「經世致用」的精神。 黃宗羲是紹興府餘姚縣人,章學誠是紹興府會稽縣人,都是范文瀾的同鄉前輩,萬斯同、全祖望都是寧波府鄞縣人,與范文瀾的故鄉鄰近。浙東學派對范文瀾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無論是范文瀾前半生的著作,還是後半生的著作中,都洋溢著對黃宗羲的崇敬之情。如尊稱黃宗羲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做學問是學、思結合,為救亡而讀書;如讚揚黃宗羲覺悟到政治的基本原理,所作《明夷待訪錄》,主張去君主的尊嚴,發平等之公理,頗具民主思想;等等。 1929年,范文瀾的《水經注寫景文鈔》出版。表面看,這是一部山水文學的資料選編;深層上,作者藉此表達一種崇高的政治理想。如自序所說:要剷除那些玷污山川的東西,「按照科學及藝術的指示,一縣一省一國乃至世界規律地普遍地美化了,人在這樣優良空氣中生活著,有作工讀書娛樂的一定時候,衣食無慮,貧富不爭,機詐消滅,浩浩蕩蕩努力向著文明路上直奔前進。那樣,無地不表現藝術,無人不享受藝術,真所謂山水有靈,當感知已於無窮了」。 1936年,范文瀾的《大丈夫》出版。作者在「凡例」中說:「每當外力侵入中國的時候,總有許多忠臣義士,用各種方式參加民族間悲壯的鬥爭。有的事迹流傳下來,有的連姓名都湮沒了。他們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證民族的生存,是永遠應該崇敬的。本書所舉二十五人,只是取其聲名最著,做個代表的意思,讀者千萬不要忘了其餘無數的忠義人。」此書作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前夕,作者用通俗讀物的形式,宣傳愛國思想,提倡民族精神,「希望每個讀者也都學做大丈夫」。 以上二書,是范文瀾繼承並發揚浙東學派「經世致用」學風的產物。此外,范文瀾對浙東學派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的史學成就,也分別作了恰當的評述。他所提出的「必需改變經學為史學」的主張,顯然受了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啟迪。 (二) 清初,浙東是漢人進行反清復明鬥爭的重要根據地之一,許多仁人志士壯烈犧牲。黃宗羲就是一位因反清復明活動而「瀕於十死」的遺民。范文瀾歌頌黃宗羲起兵救國,或走日本乞師,或入海據舟山,或駐四明山寨號召義兵,並認為章炳麟參加辛亥革命,主要是受黃宗羲反滿思想的影響。 清末,浙東又是光復會推翻清政府的大本營。光緒三十年(1904),蔡元培等組織光復會。三十一年(1905),光復會員徐錫麟等創辦大通師範學堂。清政府規定,民間不得興辦武備學校,徐錫麟等遂以師範學堂為清政府培訓「團練」骨幹之名義,設立「體操專修課」,取得合法地位。大通學堂實質上是光復會為推翻清政府、積聚武裝力量的軍事學校。三十三年(1907),光復會員秋瑾接任大通學堂督辦,組織光復軍。徐錫麟時任安慶巡警學堂會辦。徐、秋約定好時間,在皖、浙同時起義。這個計劃被清政府覺察,徐錫麟決定趁巡警學堂畢業典禮之際,提前發難,失敗後被殺。接著秋瑾被捕,不屈就義。 徐錫麟、秋瑾都是紹興府山陰縣人。大通學堂離范家不到半里路,操場在范家對面,中間僅隔丈把寬的小河。范文瀾兄範文濟,是大通學堂的學生。十四歲的范文瀾,喜歡看大通學堂學生上操,有幾次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眼鏡的人在操場里看操,聽人說:「這是徐錫麟」。范文瀾所看到的秋瑾,總是男子裝束,穿長衫、皮鞋,常常騎著馬。光緒三十三年陰曆六月初四日午後,范文瀾聽到有槍聲,看到滿操場都是兵,秋瑾穿著白汗衫,雙手反縛,被一個兵推著走,前面有幾個兵開路,又有幾個兵緊跟在後面,他們都端著上刺刀的槍,衝鋒似的奔過范家門旁的錦鱗橋,向紹興知府衙門的路上奔去。「秋瑾嚴肅鎮靜的神情和那群狗子們瘋狂兇惡的可憎相」,范文瀾「看得很分明」。到六十三歲撰寫《女革命家秋瑾》時,他說:「幼年經歷過的事情差不多都忘光了,只有秋瑾被捕的景象,到今天還能夠清楚地寫出來」,可見印象之深刻。 范文瀾尊稱秋瑾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她生長在地主官僚家庭,生活是比較優裕的,她鄙棄這種生活……決心拼一死來挽救中國」。「她得到徐錫麟舉事失敗的消息,暫時走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她拒絕走避……成為千古不朽的偉人」。范文瀾進行總結:「這裡可以得出一個寶貴的教訓:誰的行動能夠符合於當時社會的發展規律,誰就能夠成為人民敬愛的英雄豪傑。」 從浙東學派黃宗羲,到光復會徐錫麟、秋瑾的英雄事迹,對范文瀾的人生道路,有不容忽視的巨大影響。1937年,范文瀾在河南大學任教。七七事變後,四十四歲的他,毅然脫下教授的長袍,穿起軍裝,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三)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兩位偉人——蔡元培和魯迅,都是紹興人,范文瀾的師、友。 1913年,范文瀾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學預科,被錄取。秋季來北大學習。校長是蔡元培。1914年,范文瀾升入本科,在文科中文門(後改稱國文門)學習。1917年秋畢業,繼續在文科研究所國文門(後改稱國學門)進修。范文瀾受知於蔡元培,一度被聘為蔡之秘書。1926年至1927年間,范文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講授《諸子略義》,講《偽列子楊朱篇》時,採用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清談家之人生觀全篇。以上說明範文瀾與蔡元培之學術關係。1933年1月,蔡元培等創建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范文瀾當選為候補執行委員。1934年8月,范文瀾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期間,以共產黨嫌疑被逮捕,押解到南京,囚禁了幾個月,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和北平各大學教授二十餘人,聯名保釋,1935年1月范文瀾出獄。以上說明範文瀾與蔡元培之政治關係。 1912年,魯迅任教育部僉事,住在北京南半截衚衕山會邑館(紹興會館)的藤花館。次年,范文瀾進北京大學學習,暑假中,每天晚飯後,與表弟同至魯迅寓所,天快黑了,才告辭回去。對照《魯迅日記》1913年6月14日記:「晚許詩荃來,又偕一范姓者,未問其字。」這條記載,證實了范文瀾與魯迅初次見面的時間。12月14日記:「晚銘伯、季市招飲於寓所,赴之,席中有俞月湖、查姓忘其字、范雲台、張協和及許詩荃,九時歸。」1914年8月13日記:「夜范雲台、許詩荃來。」1915年10月31日記:「午許銘伯先生邀飯,赴之,季市、詩荃、世英、范伯昂、雲台同坐,午後歸。」12月26日記:「晚范雲台、許詩荃來,各遺以《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1917年1月23日記:「晚范雲台、許詩荃來。」4月1日記:「晚范雲台、許詩荃來。」9月9日記:「遂至銘伯先生家,見范雲台正從汴來,見贈安陽寶山石刻拓本一份,計魏至隋刻十九種、唐刻三十三種、宋刻一種,共八十二枚。」1918年1月1日記:「上午范雲台、許詩荃、詩英來。」7月14日記:「夜范雲台、許詩荃來談。」(范文瀾原字雲台,改字仲沄,在《魯迅日記》中得到證實。) 1925年,范文瀾在南開大學任教,魯迅在北京,10月17日記:「訪季市,遇范文瀾君,見贈《文心雕龍講疏》一本。」1926年後,魯迅出北京,先到廈門,後到廣州,最後到上海。1929年,范文瀾在北平幾所大學任教,魯迅於5月由上海北上探親。28日記:「晚訪幼漁,在其寓夜飯,同坐為范文瀾君及幼漁之四子女。」6月1日記:「范文瀾來。」魯迅返滬後,9月10日記:「得柳垂、陳夢庚、李少仙、范文瀾信各一封,夜復訖。」1932年,范文瀾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11月,魯迅因母病來北平,18日記:「霽野、靜農來,晚維鈞來,即同往同和居夜飯,兼士及仲沄已先在。」19日記:「下午訪幼漁,見留夜飯,同席兼士、靜農、建功、仲沄、幼漁及其幼子,共七人。」24日記:「下午范仲沄來,即同往女子文理學院講演,約四十分鐘。同出,至其寓晚飯,同席共八人。」魯迅未記這八人的姓名,其中有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的代表。《魯迅日記》反映出范文瀾與他日益密切的關係。1936年,魯迅去世。次年,范文瀾撰寫《憶魯迅先生》一文,尊稱魯迅「始終是個道德高尚的學者」。「從我認識他起,一直到現在,沒有一件事,或目見,或耳聞,可以引起我的懷疑的」。「他並沒有加入那一黨那一派,想獲得什麼地位或權利,更沒有做任何缺德不能告人的事情」。「魯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怪不得他有資格奮筆教訓人」。 一師一友對范文瀾有直接的影響。舉一個例子:范文瀾一貫強調歷史研究中有四個問題,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三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言行一致的問題。他認為:言行不一致,是在史學工作上做馬克思主義的八股。聯繫到范文瀾對魯迅言行一致的敬佩,更能理解他提出這個問題之語重心長。 范文瀾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並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民族特點結合起來,恰如周總理所說,他的「腦子通了」,「運用自如」(《學習毛澤東》),造就了自己的學術個性,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所以,我們不應把他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割裂開來。那麼,研究他的前半生,包括論證紹興的文化底蘊和歷史人物對他的影響,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事了。 －－社科院范文瀾介紹：范文瀾(1893-1969.7.29)歷史學家。　　浙江紹興人。1917年北京大學畢業。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後失掉組織關係，1939年重新入黨。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校長、華北大學副校長，併兼這兩所大學的歷史研究室主任。建國後，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九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人大常委，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歷史考略》、《群經概論》、《水滸注寫景文鈔》、《文心雕龍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范文瀾史學論文集》等。　　1969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6歲。請您支持獨立網站發展，轉載請註明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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