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義」與責任擔當 守「廉」與正人先正己
對「不義」諫諍進言的好官。不幸的是,他也生個「坑爹」的「小衙內」叫石厚,偏偏與州吁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石厚曾被其父石怒打五十鞭,卻不思悔改。公元前719年,州吁聽計石厚,弒兄奪位,禍國殃民,窮兵黷武。石無奈之下,修血書一封,暗中送達陳國國君,請求除害。然後,用計謀使二人出訪陳國。陳國國君立誅州吁,卻念朋友情義,不忍殺石厚。石便派家臣羊肩趕赴陳國處死石厚。
為了維護正義,石對犯下罪行的兒子不徇私情,他的大義滅親之舉,是對「不義」加以教正,更是對報國為民的一種責任擔當。
中國自古就為禮義之邦。禮是規矩,義是責任擔當,統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要守規矩,敢擔當。管子說,「義有七體」,意為用孝悌慈惠來奉養親屬,用恭敬忠信來侍奉君上,用公正友愛來推行禮節,用端正克制來避免犯罪,用節約省用來防備饑荒,用敦厚樸實來戒備禍亂,用和睦協調來防止敵寇。這七個方面,都是義的實體。人民必須知義然後才能中正,中正然後和睦團結,和睦團結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辦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使戰爭勝利而防務鞏固。可以說,義是不可不行的。
管子還說,「義不自進」,即正義不會自發產生,要靠人主動去身體力行,而不是靠外部的強力去讓你怎麼做。同時也可理解為不妄自求進,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官位和財富。
「管鮑之交」的典故里就看點頗多: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兩人合夥做生意,在涉及到利潤分配問題時,管仲與鮑叔牙均不重「利」, 而是突顯「誰更需要」的因素。管仲家貧一些,就多拿了一點,鮑叔牙並不介意,鮑叔牙的手下很不高興,罵管仲貪婪,而鮑叔牙解釋說:「哪裡是念這幾個錢呢?他家生活困難,是我自願給他。」鮑叔牙的情義,管仲銘記心間,念念感恩,後人方知鮑叔牙之義,這是朋友之義的擔當。另一個事情是薦相。鮑叔牙從大義著眼,認為治理天下非管仲莫屬,便讓賢舉薦管仲為齊桓公之相,而管仲「病榻薦相」時,從大義出發,認為鮑叔牙性格不宜為相,就推薦了他人,而鮑叔牙無怨言,表現出義薄雲天的美德。
到了孔孟時代,義發生了新的變化。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為君子立世,無所謂厚薄親疏,只是按照義去做。而孟子時期,義被經院哲學式的「利義之爭」筆墨官司打磨出極端和形式化的色彩,孟子因此作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判斷,發出「捨生取義」的吶喊。
漢代以後,「蘇武牧羊」式義士形象和「桃園結義」式結交模式的出現,使義呈現出「廟堂」和「江湖」的分野。「蘇武牧羊」式的義,其正確內核是教導人們,面對民族危難,敢於見義勇為,甚至捨生取義;而「桃園結義」式的義,是江湖哥們義氣,《三國演義》的劉備,始終在事業大義和江湖情義之間犯糾結,結果哥們義氣害了江山社稷,蜀漢基業被劉皇叔一番蠻幹和瞎指揮輸了個精光。
「義」本身的涵義,是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人們總是站在所處時代的立場上,對「義」進行取捨,從而在行動上作出符合當時時代發展的選擇,但其主流思想從未偏離責任擔當。
從管子的「義不自進」,到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再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趨避之」,孫中山的「以浩氣赴事功,置生死於度外」,等等,無不生動詮釋中華民族敢於擔當的內在稟賦。而從中國共產黨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到大慶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再到今天的「忠誠、乾淨、擔當」,賦予了責任擔當更為深刻的內涵。
一條「義」的紅線,將古聖今賢,歷史和現實,緊緊維繫在一起。《素書》中說:「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崗位,都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論職務大小、權責輕重,人在其位,必謀其政。倘若在其位不謀其政,缺少擔當、不在狀態、庸官懶政,只會讓組織失望、讓群眾寒心。
相關閱讀:翻開史冊,王朝興衰更替,如走馬燈飛旋,令人眼花繚亂。誠如黃炎培當年與毛澤東論王朝周期律時所提到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透過現象看本質,無非是失於「廉」,敗於「腐」,滅於「亂」,然後改朝換代,周而復始。
商紂王本來是個文武兼備的人才,因有恃無恐不能正己而失廉。他專橫跋扈,沉迷酒池肉林,大興奢靡之風,荒淫無度搞腐敗,剛愎自用害賢良。最後在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戰敗,自焚於鹿台,商朝遂告覆亡。
「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守廉拒腐,此後備受重視,卻屢敗屢戰,充分說明「廉」的「知易行難」。
《周禮》上說:「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這「六計」,分別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考核官吏政績有六項標準,即清廉且善於辦事,清廉且推行政令,清廉且謹慎勤勞,清廉且公正,清廉且守法,清廉且明辨是非。六項標準內容不同,但均冠以廉、以廉為本,體現出清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此後,管子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率先把「廉」作為國家興亡成敗的四個關鍵詞之一,提升到「國之四維」的高度來加以強調。管子的廉政思想極其豐富,最有代表性的是「廉不蔽惡」,意為不掩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主持公道、揭露邪惡,為人行事方為圓滿。而管子廉政思想中尤為可貴的新意還在於提出「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管子在此對人君提出忠告:人君自身不廉,引起突發事件而變亂,就無法制止邪亂,就要出現政治危機。從現在的角度看,就是正人先正己,也就是說,要求別人守廉,自己首先要做到節儉、權不謀私,成為「肅官廉士」。當今時代,封建君臣思想已不符合我們治國理政的思路,但守廉思想中「正己」這一要求不會過時,其深刻內涵是先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節儉,是廉的基本內涵。春秋戰國時期,奴隸主貴族生活腐朽,奢侈之風盛行,比管仲晚約一百年的晏嬰,身處濁世,但剛正不阿,心向清廉,穿粗衣,吃粗糧,居陋室,騎劣馬,始終過著清貧生活。景公給他新房,他拒絕搬遷,給他金銀裘皮、好車好馬,他堅辭不受,景公見他的妻子又老又丑,把女兒賜給他,晏嬰更是婉言謝絕。晏嬰提出,公正能剋制自身慾望,節儉能抵制外來誘惑,這些都是廉政的應有之義。
由此聯想到,當今社會一些領導幹部的腐化墮落,往往就是從生活作風上打開了小的缺口,這個缺口一旦打開,奢侈就極易成習,進而使人成為金錢的俘虜。從先賢的廉政思想中,我們不難領悟到,恪守節儉對行廉正己的意義。
權不謀私,是守廉之要。管仲當年從魯國乘檻車被押解回齊國時,路過邊境,有封人(邊境小官)得知管子將成為齊國重臣,便恭敬地獻上酒食,討好管子索要官位。管仲問:「你有什麼本事和特長嗎?」封人說:「沒有。」管仲呵斥道:「我將來做官,是為國求才,像你這投機鑽營之人,我才不會用你!」這個典故告訴我們,為官要公正清廉,選人用人要出於公心。
在當前我們的治國理政中,權不謀私除體現在幹部選拔任用時的不任人唯親,還包括主動接受監督的勇氣,如將「三公」經費公開,如實申報收入和家庭財產,等等,這亦是「吾道不寡」,古已有之。
管仲就曾主動向齊桓公申報公用經費開支的情況:「管仲會國用,三分之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齊桓公聽後,非常欽佩並大加讚揚。由於管仲打鐵做到自身硬,所以他辦過一個著名的鐵案,剝奪了一個作姦犯科的老貴族伯氏「三百邑」供養地特權,讓伯氏過著一天吃兩頓飯的生活,伯氏卻「沒齒無怨言」。
官肅士廉,則民順天下安。管子說「廉不避惡,則行自全」,這就要求,守廉必先立廉,為公方可立廉。由此,管子進一步提出「士廉」的要求,其深意在於:既然「學而優則仕」,將來上輔國君,下牧萬民,士就不能「任性」,而是要非廉不可。士廉是官廉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廉士守廉,他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我國歷史上湧現出了官居宰相身居陋室的魏徵、笑比黃河清的包拯、剛直不阿的海瑞、「古今第一廉吏」于成龍等一批為政清廉的典範。當今時代,也正是焦裕祿、楊善洲、王瑛等戰鬥在各條戰線默默奉獻的無數黨員幹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
反之,不廉之士,做官就難以守廉而終成貪官奸臣,如亦官亦盜、驕奢淫逸的石崇,招權納賄、肆行貪污的嚴嵩,絕世大貪、富可敵國的和等,以及近年來落馬的一批貪腐分子,他們背離宗旨,瘋狂斂財,寡廉鮮恥,成為民族之害,家國之恥。
古人云: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貪者,政之腐也,民之賊也。為國不廉,如長夜不明;為人不廉,如朽木不材;為官不廉,如高山塌方;為士不廉,如大廈斷脊。「廉」乃立國立民之大節,其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塑造著中華民族的品格,守「廉」則是一種高尚的價值取向和從政操守。只有自覺抵禦各種邪惡和私慾誘惑的侵蝕,做到正人先正己,才能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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