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社長、專員？他們更想做詩人

時間:2011年12月01日 10時24分 來源:南方週末 作者:記者 朱又可 王寅字號：『 大字體 中字體 小字體 』我要評論他們有著主流的職業，卻堅持把自己放在邊緣裏寫詩斯洛維尼亞人托馬斯?薩拉蒙當過外交官，巴西人雷寄思?邦維希諾現在是聖保羅市勞工法院的大法官，台灣人羅智成當過台北新聞處長，三個月前剛被任命為中央通訊社社長。雖然身處最主流的美國，但保羅?穆爾頓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愛爾蘭詩人，保持一種邊緣姿態。因為詩歌，他們在香港會面了。他們都是詩人。2011年11月9日到13日舉辦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有來自美國、日本、德國、墨西哥、土耳其、巴西、愛爾蘭等地的詩人來此聚會。除了參與論壇、詩歌朗誦、與中學生交流外，每個詩人還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他們個人出版的一冊詩集，以中文、英文以及他們的詩歌母語對照。

巴西詩人邦維希諾是一個法官，他曾用筆桿子與巴西軍人政權作戰，1985年後，他轉向描繪都市病和貧富不均。「從法律上説，詩人在賦予每個詞應有的權利和應履行的義務。」他説。 （香港國際詩歌節/圖）邦維希諾、薩拉蒙和羅智成都是親歷了東西方冷戰和社會轉型的詩人。巴西是從軍人獨裁政權向民主化轉型，斯洛維尼亞是從蘇東體制向民主化轉型，台灣則是從威權政治向民主化轉型。當然，他們都不是職業詩人。相比來自更穩定環境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往往質地更好，更有深度。詩歌節的組織者、詩人北島也認同這一點，「美國稍微出了一點名的詩人都被大學收編，變成中産階級教授，這從根本對美國詩歌上是很大的威脅。」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外在痛苦和內在痛苦與詩人的寫作都有一定的關係。」一句話也不願意隨便寫11月11日上午，在北島給詩歌節租的賓館房間裏，穆爾頓坐了兩分鐘居然在椅子上睡著了。他在倒時差。穆爾頓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是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獲得過普利策詩歌獎、艾略特詩歌獎等各大詩歌獎。毫無疑問，擁有這些光環之中一個的詩人，就算成績不菲，而保羅幾乎囊括所有詩歌的榮譽。穆爾頓曾做過13年BBC的記者和製片人，他最早製作的影像之一，是關於貝爾法斯特（Belfast北愛爾蘭首府）的華裔社區，居民大多來自香港。新聞和紀錄片製作的工作影響到他寫詩的風格：像一個建築師或工程師一樣精確地對待寫作，一行一行，一步一步，有條不紊。1987年移居美國後，穆爾頓做了多年的《紐約客》詩歌編輯。作為編輯，他選擇詩歌的準則是：一首詩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原來有一種叫《紐約客》的詩歌，但現在沒有。」穆爾頓説。每期發表兩首詩，一年發表一百首詩歌的樣子，那是很小的數目。不論詩作者是否著名。「短詩也好，政治諷刺詩也好，甚至是一些漂亮的警句也好，我看的只是，詩歌是否改變我？」穆爾頓年輕時是一個搖滾歌手，想成為像甲殼蟲樂隊那樣的音樂人，但是沒有做成。就像打高爾夫一樣，是個愛好。這多少是個秘密。「我一直對詩歌與歌曲的關係感興趣。但我不認為我會成為歌手，我不認為我會『長大』。作曲僅僅是個愛好，但還是花掉我一輩子的時間。」穆爾頓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有些作曲家把他的詩歌變成歌。穆爾頓同時持愛爾蘭、英國和美國三個護照，只是方便在機場排最短的隊，穆爾頓認為，人能夠同時有幾個身份。人不要成為一個東西（即一個民族身份），人可以成為幾個東西。不管我們的民族身份，我都是很多「東西」，比方説我們是兄弟、父親、兒子等等。穆爾頓身上也有一部分東亞人血統，他的一個祖先是東亞人。因此他對「人只能有一個身份」這種想法並不感興趣，「我們都不是『一個身份』，我們來自廣大的一系列的東西（即身份），而且我應該尊重這個（多元性）。」他在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家庭長大。「我與國家的關係跟別人不太一樣。我説英國的語言，但我不是英國人。我的母語是愛爾蘭的英語，叫hyberno-English，是英語的方言。但我也在美國住，因此我也説美式英語和用美式英語寫作。其實，我不確定哪種語言算是我的母語。我從來沒有在語言中有舒服感。這是我寫作的原因之一。」保羅用很長時間寫一個句子。他寫作的速度很慢，一句話也不隨意寫。他也並不著急。「我認為，你在寫詩這個行業常常會很短，你可以花不少時間抓住最好的表達方式；目的就是讓讀者以為你沒花多少時間。」謝默斯?希尼是穆爾頓的老師。「葉芝也是我的老師，我從青少年以來看他的詩歌。還有喬伊斯、貝克特、斯威夫特、奧斯卡?王爾德、馬克?吐溫……」穆爾頓為自己找到的範本是同胞愛爾蘭作家詹姆士?喬伊斯，有時候，喬伊斯一天只寫一句話。穆爾頓對詩歌的主題不感興趣。因為在他看來任何一個東西可以當成詩歌的話題，比如説，可以寫一首關於這個瓶子的詩，或者這個花朵，等等。儘管如此，他認為，詩人要寫有意義的事。什麼是有意義的事？穆爾頓説他在詩歌中尋找一個東西，「讀一首詩歌，進入時你是一個人，離開時你是另一個人」。當然這是在理想的情況下，不是每首詩都能實現，「但一首詩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他受意象主義者影響很大，有點像龐德這些人，他們同時對中國傳統的詩歌和日本的詩歌很感興趣。保羅對禪宗佛教感興趣，他也寫很多英語版本的俳句。他的詩歌都很短，「我的詩歌不超過它應有的長度」。

詩人邦維希諾有點笨拙地抱著他一歲多的女兒。不寫詩的時候，他是一個父親，一個丈夫，一個工作穩定的法官。 （朱又可/圖）「像法官一樣，詩歌追求詞語的公正」雷寄思?邦維希諾是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市勞工法院的大法官，派頭也像。他的詩歌記錄聖保羅貧民窟、乞丐甚至地下排水管道裏老鼠的生活。他有點笨拙地抱著他一歲多的女兒。他和前後兩任妻子一共生了四個小孩。1989年當了法官，説是「告別了年輕時的瘋狂」，得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養家。之前，他在報社和企業都幹過。儘管在巴西社會裏，人們對詩人抱有偏見，常常帶有貶義地把詩人當成瘋子或不切實際的幻想家，邦維希諾説他還是願意當個詩人。1962年，他才7歲就開始寫詩。年輕時受到巴西具體主義和熱帶主義詩歌的影響，跟前輩坎波斯、卡布拉爾、內托等詩人打得火熱，後來逐漸知道要走自己的道路。在法學院讀書的時候，他曾加入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左翼團體，反對當時的軍人獨裁政權。「那時我是一個戰士。」邦維希諾頗為自豪。當然不是用槍桿子作戰，戰鬥形式是寫文章、寫詩歌、參加集會和遊行，「非常瘋狂的時期」。獨裁政權使巴西社會變得令人窒息，沒有民主空氣。拉丁美洲被冷戰弄得四分五裂，有的國家依附蘇聯，有的依附德國社會民主黨，有的依附美國，有的依附中國。巴西獨裁政權親美，算是美國的拉丁美洲後院，蘇聯要在古巴設導彈基地，美國感到危機，把拉美後院控制得更加嚴格。1985年，巴西軍人政權倒臺。接下來的改革、柏林墻倒塌等一系列事件，使巴西進入民主化時期。作為法官，邦維希諾每天都接觸到一些人權事件，法制仍然不完善，但他感到社會方向是正確的。「民主肯定是個好東西。」邦維希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隨著民主轉型，巴西成為全球最有潛力的國家之一，聖保羅也成為全球最大都市之一。邦維希諾的詩歌轉向描繪都市病以及貧富不均等社會不公，用張力十足的語言，「對聖保羅進行了反烏托邦式的刻畫」。「我寫每天的生活，我寫工作裏、回家路上、窗外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具體場景。虛幻、抽象的東西，我不寫。」邦維希諾説。每天處理民事和商業案件，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讓他感到人類生存的艱難，看到人性殘酷的一面。他説自己選擇了世界上最艱難的兩個事業，做個好詩人和好法官都帶不來財富。2億人口的巴西有1.7萬名法官，人數不多，當法官可以活得有尊嚴，但不會發大財。「法官追求社會公正，詩歌追求詞語的公正、精確，每個詞都應該是完美的。從法律上説，詩人在賦予每個詞應有的權利和應履行的義務。」由於巴西的複雜性，執行法律也挺難，受各種矛盾的制約，比如「走後門」。來香港的路上，邦維希諾在倫敦停留，看到那裏人們上街遊行抗議大財團，「富者更富，窮者更窮，這世界肯定會崩潰」。相比法官，他更想做一個詩人。

斯洛維尼亞詩人薩拉蒙曾在1964年因詩被捕，但他不認為自己是「異見分子」：「詩歌是從心而生的，不是某種政治言論。」「我趕上了史達林主義的尾巴」托馬斯?薩拉蒙在斯洛維尼亞駐紐約領館當過兩年文化專員，後來在紐約大學做富布萊特學者。他的超現實主義風格詩歌被翻譯成英語，受到美國年青一代詩人的推崇。薩拉蒙1941年出生於薩格勒布。他的國家先是受到墨索裏尼的法西斯殖民統治，後來是南斯拉伕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一部分，「南聯邦」解體後獲得獨立，開始了民主化進程。經歷了這一切，薩拉蒙現在感到更加自由，但他不認為自己的寫作受到太多政治的影響，「我從小就是個自由主義的作家」。他沒有想到會成為一個詩人。他從5歲開始學鋼琴，一直到12歲。在巴黎學醫的父親認為對心臟不好而禁止他練習皮划艇，他便從此拒絕練琴以示抗議。在大學裡，有一天他聽到有人朗誦斯洛維尼亞著名詩人丹納?扎伊茨的詩歌，受到觸動，從此一發不可收，一年之內寫了60首詩歌。1964年，在盧布爾雅那的一本油印文化政治刊物《觀點》上，薩拉蒙首次發表了自己的詩歌《杜馬1964》。因為抨擊了「馴化的知識分子」、「官老爺」、「理論家」、「失聲的詩人」，這首20行詩受到黨報《事業報》的批判，幾天后薩拉蒙和另一位作家被逮捕。「詩裏有一句『路易十四式的社會主義』。路易十四是法國國王，他曾説：『我就是國家！』」薩拉蒙説自己並不是真正的「異見分子」，只不過觀念不同於當局信條。年輕人因言獲罪引發南斯拉伕作家集體抗議，也在西方報紙上一時成了熱點。內外輿論壓力下，關押5天後薩拉蒙獲釋，但隨後《事業報》社論仍然批判他是「對社會秩序的肆意攻擊」。「我只是趕上了史達林主義的尾巴。」薩拉蒙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斯洛維尼亞在獨立前，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有了自由市場。但薩拉蒙也説在「南聯邦」時期，沒有感到多少民族壓迫，這類內容也不曾出現在他的作品裡。薩拉蒙第一次訪問美國是在1970年，以藝術家而不是詩人的身份。他認為現在資本主義面臨一個艱難的時刻，需要更嚴格的政策來管理市場。他參加過中國大陸舉辦的帕爾米詩歌節。「1990年的時候美國舊金山有幾個很富有的詩人把世界各地的詩人都請過來跟他們交流，現在中國更有這樣的能力，中國現在文化、經濟方面越來越強大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我的詩沒有什麼影響，詩歌是從心而生的，不是某種政治言論。」 薩拉蒙説，「文學中痛苦是一個主題。」在東歐國家，詩人的痛苦有時不是社會性的，倒更多地與歷史和地緣有關。他的父親曾問他，歐洲的名人中，有哪個是斯洛維尼亞人？他無法回答。他從小就有一個夢想，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他最大的焦慮是：「我的國家非常小，語言也小，沒有詩歌，我們的語言就會喪失活力，斯洛維尼亞就會成為文化孤兒。」薩拉蒙認為即便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詩人和詩歌仍是不可取代的。詩不像畫可以作為商品買賣，但人類的感覺需要表現出來，詩歌是最好的媒介。

台灣詩人羅智成認為1960、1970年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蓬勃發展與當時台灣政治威權有關。「現在找不到一個夠巨大的可以對抗的東西了。」「作品的偉大程度跟它反抗的對象有關」在羅智成身上，你很難把詩人和中央通訊社社長這兩個身份聯繫起來。他探討起詩歌問題來，絕不含糊，不像那種「準詩人」官員。他是對台灣兩代詩人都有影響的真正的詩人。羅智成1955年生於台灣，留學美國讀哲學博士，1980年代從事新聞。他當過台北市新聞處長，三個月前，他被任命為中央通訊社社長。羅智成當社長時，這個有著87年曆史的通訊社早已經歷改組，從國民黨的黨營新聞機構變成了公共媒體。台灣過去的廣電、出版等新聞法令也已廢除，新聞出版行業只受一般法律管轄。羅智成目擊了這個變遷的第一現場。國際新聞是中央通訊社的強項，派駐記者到世界各地，是台灣其他市場媒體無法比肩的。羅智成説中央社的新聞美學屬於「礦泉水新聞」，對政黨新聞也持平報道，不加「輔料」和「調味劑」。作為這家法人機構的經營管理者，他幾乎不介入采編業務。詩歌節期間某天晚餐時，詩人們跟他開玩笑才得知，羅智成居然不是國民黨黨員。1975年，羅智成20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收錄了他高中時期的作品。1960、1970年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蓬勃發展，羅智成認為與政治威權有關，「那時文學的主流是反政治、反世俗和反資産階級的刻板生活方式的，現代主義文學明擺著是『嚇死』資産階級的樣子」。1980年代以後，台灣的現代主義在詩、散文和小説方面都達到成熟。到了1990年代，後現代不僅僅是主張，而且成了社會現象。「以前環境不允許你關心政治，現在是你的主觀意見、書寫包括生活，都沒有了太強烈的政治訴求。台灣快速進入了後現代議題：環保、女性文學、弱勢族群、去中心化等等。」「有時候，作品的厚度、深度甚至偉大程度，跟你對抗的、想反抗的對像是有關係的。現在找不到一個夠巨大的可以對抗的東西了。」寫詩40年的羅智成感到，即使在威權時代，台灣個人和政治的關係也不像別的地方「你不理政治，政治來理你」，台灣是「兩邊互相迴避」。和北島的看法相似，羅智成也認為，這些年歐美社會産生偉大的作品很難，「台灣可能也是這樣」。就任現職前，羅智成在香港工作過一年，比起來「台灣在價值上跑得快，不像香港在工具理性上那麼熟練」。香港因為殖民歷史，所以中國文化處於二線。而1950年代，台灣是全世界華人中第一線面對現代化、國際化、本土化挑戰，唯一用中國文化來思考事情的文化主體，在台灣，好詩歌甚至被印在公共汽車車身上。令羅智成懷念的是，在19、20世紀西方橫行天下、亞洲積弱之時，反而充滿魯迅等精彩人物。「只有精彩的人才能創造精彩的文化。」他説，「他們人格不向內縮，不放棄求知和關心世界的熱忱。」（感謝姚風、羅智成、顧曉倩的現場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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