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阮籍、嵇康的仕隱之心

論阮籍、嵇康的仕隱之心前言　　阮籍、嵇康作為竹林七賢的兩大領袖，是正始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文人，他們對當時及後世的思想界都有極大的影響，其生平活動和思想傾向都為歷代學者所關注。他們在對待出仕和歸隱的問題上都呈現出一種矛盾的心態。阮、嵇這種心態的產生與他們深受儒道兩家思想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從他們身上能夠看到明顯的中國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痕迹。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　　在前人著述中，很多人都認為阮籍、嵇康身上的儒家思想痕迹不是很明顯。但是作為從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阮、嵇二人，在他們的言行和著作中其實都透露著儒家那種積極入世和順從儒家秩序的思想。雖說在魏晉之際儒家文化那種大一統的格局被打破，但是根植於當時文人心中的儒家思想並沒有真正被推翻，阮、嵇當然也沒有例外。　　先看阮籍，他出身於儒學之家，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受學於蔡邕。有著這樣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無形中對他後來的思想有很深的影響。阮籍就曾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⑴ 可見他早年是十分愛好儒家經典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孔子弟子中的以德行見稱的顏回和閔子騫。在《樂論》中，阮籍就稱讚禮樂有著教化作用，強調要維護儒家封建等級制度和道德規範，認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禮逾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從這可以看出阮籍把禮樂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平天下的高度，具有一種濃烈的順從儒家秩序的情懷。　　阮籍是一個懷有濟世之志的文人。據《晉書?阮籍傳》：「（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由此可以看出，阮籍不僅有濟世之志，而且眼界很高，抱負甚大，我們來看其《詠懷詩? 三十八》、《 詠懷詩?三十九》 ： 　　炎光延萬里，洪川盪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在前一首詩中，感情基調慷慨昂揚，表述極其明快樸實，表達了阮籍自視甚高，「志氣宏放」⑵ 的一面。方東樹雲:「此以高明遠大自許，……言己本欲建功業，非無意於世者。」⑶ 這說明阮籍儒家的政治理想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消失，它一直沉澱在其心靈深處，一有機會就會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　　在後一首詩中，阮籍塑造了一個「臨難不顧生」的壯士形象，他所稱頌是儒家忠義氣節。他嚮往建功立業的政治熱情也於此流露無遺。即便是身處易代亂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⑷ 但其內心的政治熱情亦未完全泯滅。還是蘇軾說的好：「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為酒。」⑸ 看來蘇軾是看到了阮籍內心中被壓抑著濟世理想所帶來的痛苦。　　「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是嵇康著名的反儒家思想的言論，不少學者以此來判定嵇康思想屬於儒家的對立面。的確，嵇康是非常推崇老莊，曾明言「老子、莊周，吾之師也」，⑹ 其詩文著作中也有頗多引用道家典籍之處。於是有很多學者就從儒道對立的思維角度出發，得出了嵇康崇道反儒的思想觀點。但是在嵇康的一些詩文中我們能夠看出他其實和阮籍一樣，他的思想中同樣有著儒家思想的成分：　　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釋私論》）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以濟之。禹不迫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惟上古堯舜：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慈順，寧濟四海蒸民。（《六言詩十首?一》）　　唐虞世道治：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而時可熹。（《六言詩十首?二》）　　上面的詩文都能夠看出嵇康不僅沒有肆意詆毀儒家聖人，而且是懷有極高的崇敬之心的。因此不能單憑「非湯武而薄周孔」這一句話來判定嵇康就是一個堅決的反儒者。　　且嵇康的詩文中常常會引述一個「君子」的概念，眾所周知，「君子」是儒家思想在現實當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等都對「君子」作過精要論述。而被認為道家經典的《莊子》一書中，也曾有「君子」這個概念，如：「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敖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⑺ 可見莊子本人對「君子」並不認可。且《莊子》一書對「君子」是傾向於否定的。這也可視為儒道兩家的差別之一。「君子」在嵇康思想中也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現存詩文中多次提到「君子」，如《琴賦》、《釋私論》、《養生論》、《答難養生論》、《家誡》等，在這些文章中，嵇康不僅以「君子」來作為心目中的完美人格，而且許多「君子」的概念直接來自於儒家經典。如《釋私論》：「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 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特別在《家戒》中有云：「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心與口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我們都知道是否有「志」和能否堅守「志」是儒家「君子」的重要標準之一。《論語》里就有許多關於「志」的討論，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且儒家中「志」是常常與濟世聯繫在一起的，嵇康在《家戒》中以這樣的語氣來告誡自己的兒子，這說明了嵇康也是有一顆濟世之心的。後來嵇康兒子嵇紹在山濤的引導下進入仕途正說明了這一點。　　由此可知，嵇康思想中的「君子」主要繼承自儒家，不僅是一個正面的範疇，而且還是嵇康在現實中用以要求自己的人格標準。　　這都說明阮、嵇二人有著儒家思想的痕迹，這種痕迹當然會影響到他們的一言一行。也因此可以判定，二人其實都有著一顆儒家士人的濟世之心的，他們都有中國封建文人身上那種積極出仕的心態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但是由於在當時惡劣政治環境下，他們找不到理想中的出仕之路，在痛苦的掙扎中他們走向了道家思想。　　　　阮籍、嵇康的道家思想　　說起阮籍、嵇康，我們就不能不說他們所崇尚的老莊道家哲學。他們在竹林下暢遊時，大談玄學，沉浸於玄思之中。阮籍與王戎，每天都要談到太陽下山才罷手，而嵇康和向秀反覆談論養生問題。玄思妙解，給了竹林之士無限的快樂，他們從中領悟人生的樂趣，這也是我們後人所羨慕他們的地方。這些都是來源於老莊的道家哲學。　　魏晉之際，由於儒家大一統的格局被打破和政治上的極其黑暗，阮、嵇二人就運用老莊道家思想來批判黑暗政治的代表—司馬氏集團。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是指包括政治關係在內的整個人倫秩序，其中君臣關係和父子兩倫被看著是全部秩序的基礎。⑻ 自然，指老莊崇尚人性自然之旨。他直接把矛頭指向司馬氏提出的「名教」思想。司馬氏集團打著名教的幌子，羅織罪名,以名教為工具進行權力的爭奪。曹爽之禍，有許多名士被殺，著名的玄學代表何晏就在其中。「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⑼ 社會政治環境充滿了令人憤慨的荒謬、狡詐和殘酷。嵇康將自然與名教看作是對立的，要求擺脫名教的束縛而崇尚自然。畢竟司馬氏集團所提倡的「名教」與儒家「名教」有著質的區別。　　嵇康追求一種自由自在、閑適愉悅、與自然相親的理想人生，這種人生是為了擺脫世俗的繫纍和司馬氏的禮教束縛。他把自己的理想絕對化，也可以說是把莊子的思想詩意化。他追求返歸自然、心與道冥，在詩文中，他建構了一個能夠從容優遊、了無掛阻的人間境界。它不僅僅是一個精神的自由天地，同時又是具有生活情趣的人間境界。這方面的內容多表現在他的詩里：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四》）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　　樂哉苑中游，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台邈高峙。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鱗鮪。坐中發美贊，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會詩》）　　這些詩所反映的是對生活的一種嚮往，是閑適的，任情所之的，詩意的。在他詩中所描繪的世界裡，是與現實世界迥然不同的，在這裡面，沒有爭鬥、沒有世俗的羈絆、沒有功名利祿，它是嵇康心中理想的「逍遙遊」。這些詩中，嵇康把莊子的哲理世界詩意化和人間化了，因此更具強烈的現實批判力度。　　阮籍與嵇康一樣反對司馬氏的「名教」思想，只不過他沒有「於世事未能忘情」的嵇康那樣剛腸疾惡。他在險惡的政局中善於明哲保身；他為了能夠生存下來，卻也付出很大的代價；他終生苦悶，矛盾不已。為此他也就把目光投向了老莊，並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蔑視世俗禮教，喝酒放誕。他嚮往一個精神自由，翱翔於無何有之鄉、追求與道為一體的境界。在他作品裡，常常出現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逍遙遊」世界，這與嵇康的「逍遙遊」世界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其詩中出現的大鵬、玄鶴，但在嵇康詩文中就沒有這類意象的出現。這也說明阮籍要比嵇康更傾向於老莊。我們就來看看其詩文中的道家思想：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土，攜手共言誓。（《詠懷?四十三》）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游，聯翩戲中庭。（《詠懷?二十一》）　　上面寫到的大鵬、玄鶴，都是來自於《莊子》，他把莊子的純哲理的人生境界搬到文學創作中來，以滿足其「逍遙遊」。阮籍為了逃避世俗險惡的世界，經常藉助寫文章來進行神遊式的「逍遙遊」，如其文《大人先生傳》：　　……紛泱莽，軌湯洋，流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逌覽焉。則有逍遙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飆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為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覆乎大道之所存。……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太始之和風。漂逍遙以遠遊，遵大路之無窮。……超濛鴻而遠跡，左盪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　　 　　 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中心是對老莊理論的宣揚。大人先生的原型就是阮籍自己，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阮籍塑造了一個生於遠古,長生不老,四海為家,天地同壽,追求大道的人物。這也是阮籍理想中的人生狀態——逍遙遊，他十分醉心於這樣的一個神遊狀態。這樣的神遊，滿足了他內心深處對於莊子式的逍遙遊的人生境界的深深嚮往。但作為阮籍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卻是一個遺世獨立，超然絕群，獨游於天地四極的神人。這與嵇康所嚮往的「逍遙遊」有著很大的區別，嵇康的「逍遙遊」是具有詩意化和人間化的，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而阮籍的「逍遙遊」卻是一個冰冷的絕對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這種「逍遙遊」絕無實現的可能，也許它只能起著安慰心靈的作用。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說明，阮籍對周圍激烈的政治矛盾衝突，採取逃離的態度。因為，他對於自己所厭惡的現實社會，終究是無能為力的，他只能在老莊哲學的幻想中追求絕對的自由，來彌補現實所對他造成的傷害和不公，滿足了他那可憐的心靈對於現實自由的渴望。　　道家老莊思想是阮、嵇二人思想中的另一脈，這種思想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儒家理想在惡劣的政局環境中得不到實現和滿足時，不得不轉向，以求一種精神上解脫的表現。道家思想對於阮、嵇康的仕隱態度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儒道兩家思想在他們心靈中進行著拉鋸式戰爭，使他們備受煎熬。　　　　阮籍、嵇康的心靈之苦　　我們都知道阮、嵇二人所處的魏晉時期，是一個政治極其黑暗的時代，曹魏與司馬氏集團爭權奪勢處於一個白熱化的階段。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曹魏和司馬氏爭權奪勢的鬥爭進入了異常激烈的狀態。在高平陵事件中，司馬懿誅殺曹爽，並開始了血腥大屠殺。這就是所謂「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開始。司馬懿為了消滅政治上的異己力量，掀起了一次次大規模的政治性屠殺，大批名士在政治清洗中喪生。　　正是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中，阮籍、嵇康在出仕和歸隱的問題上，呈現出了一種矛盾的心態。嵇康是在不仕不隱的狀態中，而阮籍則是既仕既隱，但他們身上的儒家思想讓他們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的歸隱，他們畢竟是受過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熏陶，心底中還存在儒家思想的道德規範和秩序。可現實的世界讓他們這種入世理想不能夠實現，而曹魏政權的腐敗無能和司馬氏集團的血腥屠殺讓他們對仕途徹底失去信心，為此他們走向老莊來尋求慰藉。　　魯迅先生在其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中說：「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人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⑽ 先生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從阮、嵇的詩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於世事未能忘情」。既然不能夠真正做到忘情，使得阮、嵇二人的心靈就處於一種極度矛盾之中。我們能夠從他們詩文中感受到那種矛盾的痛苦所發出的心靈呼喊。　　在阮籍的世界中，現實是醜惡的，禮法是虛偽的，名士是少有全者的，人生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痛苦的，生命沒有屬於個體的自由。阮籍心中的矛盾巨大無比，在沒有別的選擇的情況下，所以他遊戲人間，但其中卻孕育著真情。在他曠達的外表下，其實內心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也才會「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⑾ 他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不知道生命的價值。這種苦悶的心情在他的詩中是常常能夠看到的。所以鍾嶸在《詩品》中說「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有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⑿ 方東樹也曾說「其文之宏放高邁，沉痛幽深，則於《騷》《雅》皆近之。」 ⒀ 下面這兩首詩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野外，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詠懷?一》）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詠懷?三十三》）　　前一首詩是《詠懷詩》的發端之作，它最能代表阮籍詩歌的「 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的總體風格，在詩中阮籍用「孤鴻」和「翔鳥」這兩個充滿象徵意味的意象，把我們的視覺引向了聽覺，形象地展示了詩人身遭亂世、進退維谷的彷徨憂懼的內心世界：像失群的孤鴻哀號於茫茫曠野，像迷途的倦鳥在莽莽林海悲鳴。這兩個意象的象徵性很明確，那就是表現詩人感受到的孤獨和彷徨。　　後一首詩採用與前一首不同的手法，前一首是採用象徵的手法，而這首則是直抒胸臆，從面容改變、精神頹喪說起，進而抒發了世事難憑、災禍將臨的驚恐擔憂之情。「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兩句，把阮籍內心的苦悶和憂懼之情表露無遺。　　 從表面看，嵇康似乎對隱居更感興趣，但「家世儒學」的背景，決定了他不可能脫盡儒家入世思想的影響。其兄嵇喜入伍，嵇康作《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18首。這組詩很大程度上透露出嵇康對仕與隱的看法。同時也體現了嵇康思想中仕與隱的矛盾。我們來看其中兩首：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嘆。（《四言贈兄秀才入軍?十五》）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四言贈兄秀才入軍?十三》）　　從上面的詩可以看出，其實在嵇康內心深處，他是孤獨的、苦悶的，他和阮籍一樣的在徘徊，一樣的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因為嵇康早年對政治是很有抱負的，這一點首先可從他的婚姻選擇可以看出，《世說新語?德行篇》劉孝標註引《文章敘錄》云：「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裴注引《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沛王曹林是曹操之子，據此知長樂亭主是曹操之曾孫女。但這樁婚姻並沒有給嵇康在仕途上帶來一帆風順，反而給他帶了無限的痛苦。出仕的理想被打破後，嵇康開始進行了長期的心靈煎熬，我們可以從他的《幽憤詩》中看出來：　　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朴，養素全真。……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理弊患結，卒致囹圄。……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雲能補。嗈嗈鳴鴈，奮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儔。……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祗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　　此詩中，嵇康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對於自己的悲劇，嵇康著重地強調了悲劇的外在因素，對自己則多是肯定：他用「義直」來概括自己為呂安作證一事，「顯明臧否」來表明自己對善惡界限的不可妥協；用「欲寡其過」來表達對立身的追求；用「志在守朴，養素全真」來闡述自己的養生願望，「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來概括自己的志向；「托好老莊」界定自己的思想傾向。全詩隱而不顯的潛台詞是：世路的艱險，人心的險惡，才是造成我悲劇結局的根本原因。從嵇康的這首詩的記述來看，他是因為世路險惡，而處於不仕不隱的。他的一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矛盾中度過的，一直在尋找出路，但卻一直沒有找到。　　在這種痛苦的心靈呼喊中，阮、嵇走向了老莊哲學，以求一個真正的解脫，他們嚮往孫登的真正隱士生活，可那只是一種嚮往、理想而已。阮、嵇二人畢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文人，他們不可能像道士孫登一樣真正做一個隱士。他們內心也不允許他們真正做一個隱士。於是他們就一直在各自的矛盾中徘徊，在痛苦中掙扎。　　他們最終沒有走出矛盾的困境，嵇康由於得罪了司馬氏集團，最終獲罪被殺。嵇康之死，讓當時文人們認識到了政治力量的強大和殘酷。阮籍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選擇了出仕。而他的出仕並沒有真心選擇依附司馬氏。他試圖在做出違心的選擇之後，尋找另一種方式來安慰自己痛苦的心靈，可還是在嵇康被殺後的第二年（公元265年）抑鬱而終，宣告了這種安慰方式的失敗。所以阮、嵇二人都是在仕隱之間徘徊的悲劇性人物。在仕隱之間徘徊並不是他們所要走的一條正確的道路，但這也是他們唯一的道路。　　結論　　 阮、嵇二人作為竹林七賢的傑出代表，其實兩人的悲劇早已是必然性的結果。中國封建文人可以全身心的出仕但卻永遠不能全身心的歸隱。嵇康被殺，正是由這種封建文人本身矛盾所決定的，所以他是逃避不了這個千古文人的宿命。也許被殺，對嵇康來說是一種真正的解脫，畢竟，死，結束了嵇康心靈的痛苦。　　阮籍出仕，更是一個悲劇，因為「仕」的真正責任他沒有履行。就這樣，本有濟世之志的阮籍，按理應積極從政，但生不逢時，一開始即堅決辭官，不得已就任，再辭官。但他在看透不能以硬相抗時，軟弱的性格使他不得不借官為隱，終身敷衍了事。要做的不許做，不願為者卻強其為之，這便是被政治扭曲了的人生悲劇。　　阮籍、嵇康是中國封建文人的整體性悲劇的代表。不管是既仕既隱，還是不仕不隱，在黑暗的政局中，文人都無法真正擺脫政治，都無法真正把握個體命運。這就是千古文人之悲！　　　　注釋：　　⑴ 《詠懷?十五》，見羅仲鼎《阮籍詠懷詩譯解》，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⑵ 《晉書?阮籍傳》，中華書局，1987年版　　⑶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⑷ 同⑵　　⑸ 《東坡志林》卷一，華東師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頁　　⑹ 《與山巨源絕交書》，見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黃山書社，1986版　　⑺ 《大宗師》，見《莊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頁　　⑻ 余時英，《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⑼ 同⑵　　⑽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⑾ 同⑵　　⑿ 鍾嶸《詩品》，見周振甫譯註《詩品譯註》，中華書局，1998年版 第41頁　　⒀ 同⑶　　　　參考書目：　　1，《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羅宗強 著 中華書局 1996年版　　2，《阮籍集校注》 陳伯君 著 中華書局 2004版　　3，《阮籍詠懷詩譯解》 羅仲鼎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4，《嵇康集注》 殷翔、郭全芝 著 黃山書社 1986年版　　5，《漢魏文學與政治》 孫明君 著 商務印書館 2003年版　　6，《魏晉思想論》 劉大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7，《東晉玄言詩派研究》 陳順智 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　　8，《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料述略》穆克宏 著 中華書局 1997年版　　9，《世說新語箋疏》 余嘉錫 著 中華書局 1983年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