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雨往事

孫大雨往事

當年，老舍先生的家是年輕作家聚會的地方，一次，幾位年輕詩人向老舍先生請教寫詩的奧義，先生自謙地說，自己不會作詩，只會「瞎湊」，併當場詩興大發，按先生自己的說法，當場「瞎湊」了一首，且是以當時著名的詩人、作家的姓名入詩，可謂形象別緻，意境開闊，趣味高雅。全詩如下：「大雨冼星海，長虹萬籟天；冰瑩成舍我，碧野林風眠。」詩中開篇人物大雨，即指現代詩人、文學翻譯家孫大雨先生，浙江諸暨人。其餘幾位也都是當時的文藝名流。可見當時孫大雨詩名不小。孫大雨先生是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詩歌流派「新月派」的主要成員，與這個詩派的其他詩人一樣，孫大雨特別講究新詩的格律，以為「理性節制情感」。孫大雨早年留學美國，研習英國文學，受過很深的西洋文化的漬染，對格律要求特別嚴格的商籟詩（即十四行詩）造詣頗深。陳夢家在論及商籟詩並孫大雨時說：「十四行詩是格律最謹嚴的詩體，在節奏上，它需求韻節，在鍵鎖的關聯中，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義上也必須遵守合律的進展。孫大雨的商籟體，給我們對於試寫商籟，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為他從運用外國的格律上得著操縱裕如的證明。」蘇雪林也很喜歡孫大雨的商籟詩，評價很高，曾在一篇名為「新月派的詩人」的文字里，專門寫到孫大雨。「商籟體是最不易作的，孫大雨帶著腳鐐跳舞，能夠跳到這樣自由自在，真教人吃驚。我又愛他吊徐志摩的一首名為《招魂》的小詩。」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後，孫大雨寫詩憑弔徐志摩並為其「招魂」。是蘇雪林喜歡的那首「招魂」詩，情深真切，並融入到了漫漫的宇宙和綿延無窮的時間詩境之中，蘇雪林稱：「讀之令人起栗。」全詩如下：「你去了，你去了，志摩，一天的濃霧，掩護著你向那邊，月明和星子中間，一去不再來的莽莽的長途。沒有，沒有去，我見你，在風前水裡，披著淡淡的朝陽，跨著浮雲的車輛，倏然的顯現，又倏然的隱避。快回來，百萬顆燦爛，點著那深藍，那去處暗得可怕，那兒的冷風太大。一片沉死的靜默，你過得慣？……」孫大雨與徐志摩交誼不淺並可追溯到久遠的學生時代。早年孫大雨在清華就學時，與朱湘同住在西單的一條梯子衚衕里，徐志摩、聞一多是常客。詩歌是他們共同的女神，共同的詩觀使四位學子走到了一起，後來有人研究「新月派」的起源時，便是說到了梯子衚衕的那間小屋，說：「中國新詩格律的雛形正這一片煙霧和南腔北調中誕生了。」後來徐志摩出任「新月派」詩刊《新月》主編，孫大雨是《新月》的重要作者之一。後來，徐志摩在寫給陸小曼的信中也多次寫到了孫大雨，可見兩人私交不薄。《愛眉小札》中編號為061的信中是這樣寫的孫大雨：「大雨（即孫大雨）的事弄得極糟。他到後，師大無薪可發，他就發脾氣，不上課，退還聘書。他可不知道這並非虧待他一人，除了北大基金教授每月領薪，此外人人都得耐心等。今天我勸了他半天，他才答應去上一星期的課；因為他如其完全不上課，那他最初領的一二百元都得還，那不是更糟。你來個信勸勸他，好不好？」可見陸小曼對孫大雨也是相當熟悉的，而信中卻是更多真實地反映了孫大雨耿直、倔強的脾性。溫源寧教授是孫大雨的朋友，溫在《不夠知己》一書中，專列「孫大雨」一節，其中也寫到了孫大雨的脾性：「由於敏感而甚至導致他和最要好的朋友吵起架來，也不是不常見的事情，但是在他的思想感情深處，他是個好脾氣的人——有時候，甚至能夠容忍過錯，人們也許會說，那是他的本質弱點，因為在這強盜和政客充斥的社會裡，他的好脾氣會被利用而成為別人的工具。」因為翻譯莎士比亞觀念不同，孫大雨與梁實秋髮生了矛盾，從中也可看出相當典型的孫大雨脾性或諸暨人個性。是從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孫大雨轉向翻譯莎士比亞戲劇，用的是詩人特有的格律韻文體，孫大雨以為韻文詩體翻譯的莎劇較為符合莎劇原作的神韻。於是國內出現了與散文體莎劇迥然的韻文詩體莎劇，孫大雨翻譯的莎劇《罕秣萊德》《奧賽羅》《黎琊王》《麥克白斯》《冬日故事》《暴風雨》《蘿密歐與琚麗曄》和《威尼斯商人》等奠定了翻譯家的孫大雨。因為對莎士比亞的翻譯觀的分岐，孫大雨還與同為「新月派」詩人的梁實秋產生了尖銳的矛盾。當時二人同在山東大學任教，為此，孫、梁不歡而散，孫大雨離開了青島。孫大雨之脾性倔強可見一斑。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梁實秋以為中文沒有無韻詩的體裁，應以散文體翻譯，孫大雨則認為，莎劇即是詩劇，應以詩譯詩，並可以結合我國的詩壇實際，創建無韻體的格律詩。孫大雨堅持認為：「要認真介紹莎劇給我們的讀者與上我們的舞台，應當首先需求精良的譯本，要排除一般的散文譯本……。不應當使莎劇名存而部分地實亡，抹殺掉它作為戲劇詩的原來性質。」卞之琳、林同濟也傾向於孫大雨的觀點，另一位譯家方平更是直白：「理想的莎劇全集應該是詩體譯本。」或許年輕氣盛，孫便在課堂上直接批評梁的觀點，使梁難以接受。孫大雨在晚年回憶起在青島任教時與梁的這樁「學案」，顯得從容而有氣度，在「我與梁實秋」一文中是這樣寫的：「當時都是因為年輕，涉世不深，我要課堂上隨意批語了梁先生所認為的中文無法移植莎劇五音步素體韻文的觀點，遂引起了梁先生的不快，於是有了學期結束後不再發給我聘書的結果。現在客觀地來看這件事，只能歸結於當時雙方都是年少氣盛的緣故。」在歲月逝去了四十餘年後的1976年，晚年梁實秋也在反思與孫大雨的那樁學術論爭，並以《略談「新月」與新詩》為題，刊在這一年8月10日的台北《聯合報》副刊上，對詩體譯莎劇給予了明確的說法，文中是這樣說的：孫大雨「寫詩氣魄很大，態度也不苟且，他給《詩刊》寫詩，好像還寫過一首很長很長的詩，這該是第一次長詩的出現。孫大雨還譯過莎士比亞的《黎邪王》，用詩體譯的，很見功力。」梁實秋在文中提到的「很長很長的詩」，即是孫大雨抒情長詩《自己的寫照》，按照孫大雨的說法：「這首長詩原計劃寫一千行，得這際上只寫了三百七十多行……」是分兩次先後發表在1931年10月的新月《詩刊》第三期，和1935年11月8日的天津《大公報》副刊「文藝」上的。寫得很別緻，除了大氣，突出的是格律的氣韻，運用的是每行四個音組的無韻體。被陳子善先生視為：「《自己的寫照》在中國新詩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對於梁實秋的讚譽，孫大雨也是頗感慰藉，在看了梁先生的文章後，說過以下一段話：「多謝他（梁實秋）對寫的新詩的莎譯的讚譽，可見梁先生早已忘懷了當年我對他的批評的不恭，表現出了學者風度。當然，我對他的解聘，也從未耿耿於懷。現在來談這件近六十年前的往事，無非聊作軼事的談資而已。可惜幾十年來我與他再沒有機會謀面。」脾性使然，1949年以後，孫大雨不可能不出事。吳中傑的《復旦往事》一書中專門記錄了孫大雨被打成右派的一些情狀：「鳴放活動一開始，孫大雨倒不需怎麼動員，就帶頭鳴放起來，結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於一直不肯屈服，還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孫大雨竟成了被毛澤東多次點名的大右派。毛澤東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進攻》（此文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文中有三處點到孫大雨的大名：「現在共產黨整風重點不是整路線問題，是整作風問題。而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是其次，主要是哪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麼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是工人、是農民裡頭的半無產階級。什麼孫大雨那一套，他們一看就知道不對，你看誰人知識高呀？」「也許有一些人是不願意過來的，像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願意改，也就算了，我們現在有許多事要辦，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麼得了。有那麼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裡頭去見閻王。」孫大雨自然是最早被戴上右派帽子，且是最晚被平反的。直到1984年，孫大雨的所謂右派問題才得到改正，據說還是在中央領導，包括孫大雨當年的學生，時為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過問下才得以解決，這在全國不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的。1984年7月3日復旦大學黨委終於通過《孫大雨錯劃右派的改正結論》。結論中寫道：「孫大雨，男，1905年生，浙江諸暨人，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7年參加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原為復旦大學外文系二級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受降級降薪處分，現在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經複查，孫大雨教授的右派問題屬於錯劃，決定予以改正，恢復教授職稱和高教二級的工資待遇。」即使到了晚年，孫大雨依然耿介如初。余世存在《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中有一則關於孫大雨的「掌故」：「孫大雨年老時參加朋友婚宴，酒席將散，服務員遞上一張紙，請客人對其服務提點意見，大家對此事沒有興趣，唯有孫大雨先生十分重視，抽出鋼筆在《意見表》上寫下這麼一段話：『如果中國的政治也像你們的服務態度這麼好的話，四化早就實現了。』下面署上他的大名：孫大雨。滿座賓客為之愕然。」還得說說孫大雨與胡喬木。他們在彼此的一生中都留下了無法揮去的記憶。孫大雨是胡喬木在浙江大學外文系就讀時的老師。孫大雨受聘於浙江大學文學院外文系教授，是在1934年初，上年底，孫大雨離開了任教不到一年的國立青島大學外文系。胡喬木考入浙江大學外文系，是在1933年秋季。時，胡喬木名胡鼎新。胡鼎新勤學好問，愛鑽研，見解獨到，課間還喜歡向老師提出問題，有一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勁頭，便很快引起了孫大雨的注意。課餘師生間也有了交往。胡當年浙大同學王作民在晚年有追憶，在《懷念喬木：零星紀事》一文中，是這樣寫的：「一次，教授孫大雨邀我們三人去他家茶敘。孫教授是老清華留美前輩，茶敘大約是洋規矩。閑談中……。孫教授也只是一笑而已。」黃健等著的《孫大雨評傳》中寫到：胡鼎新「不恥下問，課餘時間常常向孫大雨請教，孫大雨對他也頗有好感。那時，孫大雨的書房藏書較多，胡鼎新是他的書房的常客。」孫大雨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對此有述，可見印象之深：「可以說，我從未碰到過如此勤學好問的學子。在課堂上他會不斷提問，對課文定要達到徹底弄懂為止，而我最賞識這樣的同學，我也樂於答疑，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許，因為胡鼎新等學生提出問題的深刻，竟成就了孫大雨作英文寫作的《論現代英文詩》專篇問世。對此，孫大雨後來在寫朋友的信中有及：「我在浙江大學外文系任教授職時所作的《論現代英文詩》的講演稿一篇，用英文寫，二十頁，系應學生代表胡鼎新、徐彭麟等之請所作。」因與校方合作的不愉快，第二年，即1935年孫大雨便離開了浙江大學，遠赴北京就職。胡鼎新也因為宣傳共產主義，開展地下活動，被校方以考試不及格為由除名。胡鼎新離開浙大後，先是在上海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後，很快去了延安，成為了職業革命家，並更名胡喬木。雖，孫大雨與胡喬木相處時間不長，浙大師生一場，還是在雙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孫大雨對胡喬木這個學生，也是頗為讚賞。孫大雨女兒孫佳始後來曾經問過父親，如果胡喬木不去參加革命，他在學術上會有建樹嗎？孫大雨的回答很直接，他一定會成為一名學者。胡喬木十分膺服孫大雨教授的學識功夫，以致終身敬重有加，也就有了後來綿延數十年的傳奇交往。1953年，斯大林逝世，孫大雨寫了一首悼念詩，寄給了《人民文學》雜誌社。當時該雜誌，主要發表左翼作家和解放區主旋律作家的作品。孫大雨是上世紀30年代的「新月派」詩人，又非左翼作家，是否發表孫大雨的詩作，該雜誌編委會舉棋不定，為此，專門請示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新聞出版署署長的胡喬木。胡喬木沒有忘記這位老師，態度很明確，贊成發表此詩。這一段，胡平的《禪機：一九五七苦難祭壇》中有記述。1955年初，孫大雨赴北京參加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在京期間，胡喬木在家中款待老師孫大雨。對此，孫大雨女兒孫佳始在《孫介清正：孫大雨紀傳》中有追述：「一九五五年初，父親去北京參加全國翻譯工作會議，會議期間，胡喬木在家中接待了老師，暢敘了師生情誼，父親向他反映了上海高教界的一些問題……」反右以及文革期間，孫大雨首當其衝受到衝擊與迫害。文革中，胡喬木也受到了政治迫害。師生因此中斷了三十餘年的聯繫。師生再次相聚，則要等到1986年11月1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到上海視察工作，依然不忘師恩，派秘書把老師接到其下榻的賓館。劫後餘生，師生不免感慨萬端，自然互訴衷腸。孫大雨女兒在《孫介清正：孫大雨紀傳》中有對這次師生相聚有記述：「父親介紹了他近年來從事《楚辭》、唐詩英譯以及莎劇中譯等的工作情況。胡喬木對他的工作表示讚賞，並認真聽取了他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等問題的意見和看法。難能可貴的是，胡喬木歉意地向老師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他『自顧不暇』，因而無力關心照顧到老師……」胡平在《禪機：1957苦難祭壇》一書中，對孫大雨與胡喬木這次上海相會，也有類似記述：「胡喬木來上海視察，派了個秘書將孫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賓館，執弟子禮，他說：十年『浩劫』，學生也自顧不暇，沒有照顧到老師，讓老師吃苦了……」其實，胡喬木在繁忙的政務工作之餘，一直在關心老師以及老師著作的出版等事宜。孫大雨的右派摘帽問題，也是在胡喬木的親自過問下，才得以解決。就在上一年，即1985年，胡喬木就致函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印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孫大雨所譯的《黎琊王》等集注本。後來，孫大雨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來信，才知其中緣故，使桀驁不遜的孫大雨深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