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和毛澤東交惡始末

回望王明：與毛澤東交惡始末王明在中共歷史上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是黨的歷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在以毛澤東為主線的歷史敘述中，王明一直被作為對立面看待。他和毛澤東是怎麼交惡的？兩人的恩怨糾葛到底如何？本策劃內容摘自《王明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資料圖

王明、周恩來、林伯渠、博古在漢口（1938年）。本組圖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王明年譜》獨家提供。更多關於王明的了解，請參閱該書。

>12345>01張國燾脫黨叛逃 因王明反托派所逼？1938年4月初，張國燾借清明節祭黃帝陵之機叛逃。有的文章認為，除了他不思改悔，反而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產生怨恨，對共產主義理想產生動搖，萌生了脫離中共的念頭外，王明對他說原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李特、黃超已被當作「托派」殺害，使他非常驚慌，也是他叛逃的一個重要原因。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說：「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有一次我和王明的單獨談話中，他問我毛兒蓋會議爭論的癥結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評黨中央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軍事領導權。』他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4月11日，王明與周恩來、羅炳輝、李克農、錢之光等到漢口大智門車站迎接坐國民黨軍用列車準備叛逃的張國燾，勸他回黨工作。當日晚，又與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趕到旅館和張國燾見面，批評他來漢口不報告中央是錯誤的，希望他搬到辦事處去住，便於商量問題，還做了很多教育和爭取工作，希望他回心轉意繼續為黨工作。4月17日，王明與周恩來、秦邦憲從大華旅館找到準備叛逃的張國燾並勸他搬到八路軍辦事處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向他提出了三點辦法：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當時張國燾說可從第二、三條考慮，並請求允許他閉門兩日考慮答覆，但談話後一小時，他竟跑到太平洋飯店見了國民黨特務機關負責人，寫信給王明、周恩來、博古說：「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要派人找，至要」，聲明自己最後脫黨。張國燾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在漢口的時候，周恩來、王明、秦邦憲等曾對我的脫黨行動加以阻難，但我意已決，無法挽回，因而他們發表指責我的文件。」[詳細]02斯大林肅反整倒王明保護傘 共產國際對其失去信任據任弼時後來說，他在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工作時，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關王明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問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意見的傾向?第二是問王明是否總是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第三是問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季米特洛夫聽了介紹之後明確講，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說「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說根據共產國際幹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共領袖。楊奎松認為：季米特洛夫等人這時對王明表現得如此反感，還有一個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那個扶植王明上台的俄國人米夫，在斯大林發起的肅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反革命，這時已遭到整肅。米夫的倒台和被懷疑有敵對背景，不僅使王明失去了一張強有力的保護傘，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幹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到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幾次談到王明的問題，除了對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別提出過王明與米夫之間的關係值得懷疑的問題。王稼祥在《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還說：「臨動身時，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時同志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主要內容是：『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爭領導人了。』我當時很高興，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信服了。」[詳細]03王明託大「目無中央」 激怒毛澤東王稼祥在《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說：「毛澤東同志指定我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並且打電報叫王明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王明不服從，竟然蠻不講理，反而要毛主席、黨中央到他那兒——漢口或西安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一個狂妄的陰謀，他是要以國民黨統治地區作為開會的地點，而不以我黨自己的根據地延安為黨的開會地點。不難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妄想把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隨時隨地奉送給蔣介石，連我黨中央的重要會議也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開。不僅如此，王明還妄想拉攏我個人，要我去武漢向他單獨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經過，和傳達文件內容，以及在莫斯科談話的情況。我及時看穿了他的詭計，沒有上他這一圈套。我打了電報，告訴他速來延安，聽取傳達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見，應服從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否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王明只好回延安。對於武漢時期王明的錯誤及其與毛澤東的矛盾，楊奎松是這樣分析的：從1937年12月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赴武漢(以後又增加凱豐)工作，與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之間屢次發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第一，這個時候由王明引起來的矛盾，並不僅僅是與毛澤東個人之間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現為武漢與延安，即王明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矛盾；第二，武漢與延安之間的這種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僅僅在於雙方對統一戰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看法不同。既然如此，這種矛盾主要是什麼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來、博古後來所說的：王明「目無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這突出地表現在：第一，不經過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各種宣言、聲明，及擅自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談話。第二，直接或間接地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竟至發展到公然否認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權威性的地步。早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就已經對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中設一個「書記」的職務感到疑惑。王明此後的種種作為，或者打著「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或者強調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讓毛澤東和在延安的書記處的其他領導人深感不滿了。毛澤東後來乾脆說：「十二月會議後中央已名存實亡。」他認為：「王明的所作所為，確實與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風有相當關係。但不可否認，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這位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在政治上未必沒有某種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請在武漢的蘇聯人把他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批評意見轉達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說明他內心其實並不真心尊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詳細]04毛澤東設計搞王明，還是共產國際壓王明？關於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講的這段話，前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季托夫對它的真實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一文中聲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謀詭計」。季托夫說：「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託，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提出什麼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袁溥之回憶說：「陳郁回延安後，在黨校學習。當時，王明還是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經常口若懸河、嘩眾取寵作報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當時，魯迅藝術學院就常有一些學生，從橋兒溝跑很遠的路到女大去聽王明的報告，聽完報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個別人甚至還叫出『王明萬歲』來。陳郁從自己的革命實踐和切身體會中，深知王明的那套理論是完全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的。」據師哲回憶：「1939年末，周恩來到了莫斯科，有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中，季米特洛夫問周恩來：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如何？同毛澤東的關係如何？周恩來回答說：不夠好，甚至有一個時期，王明跑到武漢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圖組織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嚴肅地說：『王明回國前，我們再三告誡他：不要以為自己是國際執委會成員，又是書記之一，就可以翹尾巴，不聽黨領導的話，把自己凌駕於黨中央、毛澤東之上。須知，他（指毛澤東）才是在人民群眾中，在實際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他才是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黨的真正領袖，而絕不是別人。希望王明回國後放下架子，尊重毛澤東，服從黨的統一領導。我和斯大林都這樣告誡過他，可是他竟然不聽我們的勸告，這使人很失望。』」[詳細][>>點擊返回讀書頻道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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