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華市婺文化研究會

講座內容： 南宋之後，士人階層漸呈分化與下移趨勢，學術文化的地方性色彩日益增強。在宋元易代的特定時期，眾多文人因家國觀念而不願出仕新朝。他們或隱居鄉邑、高蹈遺世，或寄身庠序，以文化承繼為職志。[ 由於教諭、山長、學錄、學正等地方學官並非品官，因而遺民出掌學事在道德上面臨的壓力似乎比出理民事要小；路、州教授雖入流品，但學官與行政官員畢竟有所區別，因而元代不乏有前代命官任職儒學的實例。揆其具體情狀，追求仕進者畢竟屬於極少數。詳參周祖謨《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收入《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關於元代地方官學相關問題，可參陳高華：《元代的地方官學》，收入《元史研究新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地方文化特色的形成與這些士人的活動密切相關，作為宋元之際的文化中心之一，有「小鄒魯」之稱的婺州，「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忠義、勛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為文章大家。項背相望，皆表表名於一世，他郡莫敢望而擬焉」，[ 章懋：《與張冬官用載》，《楓山集》卷二，四庫本。]尤其具有標本性意義。「烏傷壯縣，自古迄今，為士夫淵藪」，[ 沈文衡：《學官題名記》，《義烏縣誌》卷九，明崇禎刻本。]作為婺學的重要策源地，義烏地方精英積极參与了這一進程。不同於長輩中由宋入元的遺民，也有別於宋濂、王褘等自元入明的鄉域後進，婺州義烏士人黃溍（1277—1357）的成長始終處於元代統治之下，更能反映出蒙漢二元統治下元代文化發展的特點。個人的發展與時代文化氛圍尤為切近，所謂「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 語出《詩眼》，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頁。]從黃溍的師承授受、朋輩交遊中，正可見出地方精英群體對育新人才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黃溍是元代中後期重要士人，《元史》稱其與虞集、揭傒斯、柳貫齊名，號為「儒林四傑」，可見其在元代文壇的地位。黃溍中元代延祐首科進士，歷仕州縣，後入直翰林，任職國子監，出為江浙儒學提舉。至正年間以其文壇耆宿地位被特召入都，後升翰林侍講學士。黃溍詩文兼擅，全祖望稱其文章「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宋元學案》卷八十二，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01頁。]錢基博稱其詩歌「不蘇不黃，超絕町畦」，更以為其五古「卓爾大雅，足以上攀陳子昂，而遠窺陶元亮」。[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第三章第四節，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658、660頁。]其弟子宋濂、王褘則為明初文壇領袖，開明代文章之派。從文化貢獻、時代聲望、歷史影響諸方面而言，黃溍實為研究元代文史難以繞過的文化人物。關於黃溍的交遊形態，許守泯《元代江南士人的社會網路——以金華黃溍為例》有較詳細的論述。[ 見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學生書局2001年版，第655—679頁。]許文從耆老宿學、同鄉同輩、同年與座主、同僚、權貴五方面勾勒出黃溍社交網路，並特別關注其仕宦經歷對交遊的影響。本文考察的重點有所不同，主要考述黃溍進士及第、正式出仕之前的師友圈，試圖結合婺州學術特點與地方精英活動，探討其對黃溍產生的影響，並據此討論元代江南士人在進身逼仄之際的仕宦心態。聯繫到黃溍及第為官後不忮不求、後期更多次主動棄官退居的行動，青年遊學時期的士人交遊與地域風氣，對黃溍的影響似乎更具有決定意義。一、師承授受與思想譜系作為宋元時期學術思想的總結性著述，《宋元學案》將黃溍收入龍川學案及滄州諸儒學案，體現出對黃溍在儒學思想譜系中地位的認可。梁啟超曾高度讚賞《宋元學案》「不定一尊」的特點，「各派各家乃至理學以外之學者，平等看待」；又認為它「注意師友淵源及地方的流別，每案皆先列一表，詳舉其師友弟子，以明思想淵源所自，又對於地方的關係多所說明，以明學術與環境相互的影響」。[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章，《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200頁。]這反映了此書力圖歷史性地反映儒學本身發展面貌的特點，而非以理學建構為目的而忽視學術思想的複雜性。黃溍學術思想的發展與成熟過程正是這樣不主一端、鄉域特色明顯的文化背景的生動體現。「蓋自宋寶慶後，學術紛而陳言是襲。先生成童，稟業山南劉氏（劉應龜），凡十五年。隨取徵於故老。二十而執弟子禮於南岩方氏（方鳳），垂四十年。先生故石氏（石一鰲）甥也，事晉卿（石一鰲）三十五年，接唐卿（王世傑）之緒。總角預南稜（王炎澤）弟子列，五十年續通齋（葉由庚）之宗。蓋通齋、唐卿，得先生而三傳；而先生後得忠文王氏，是亦足比蹤何王金許四氏。抑四氏產金、蘭、東三邑，諸氏併產烏。而先生又因方氏，與吳思齊為忘年交，並溯龍川（陳亮）。」[ 王廷曾：《補訂黃文獻公集序》，《黃文獻公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卷首第13—14頁。王氏所言從理學承傳角度生髮，且頗關注其間師承授受。而就黃溍入學經歷而言，《跋傅氏所受誥命》雲「溍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則當為其蒙師。傅先生名肖說，字商佐，其從孫傅藻後又從學於黃溍。傅氏世代業儒而隱跡不彰。黃溍在為《樓存岑門傅氏宗譜》所作序中還不忘言及「吾師商佐先生啟沃於溍者良多，詎敢忘其所自」，足見其淵源。]從黃溍問學的經歷中，不難看出其轉益多師、和齊斟酌的追求。諸位儒師中對黃溍產生重大影響的當首推劉應龜，而這其實也有黃氏家學的淵源在。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指出黃溍幼時「嘗著《吊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齊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這是黃溍受業於劉氏的開始。[ 根據楊維楨《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志銘》的記載，其時黃溍年十三，則當為1289年。關於劉應龜生平詳見黃溍《山南先生述》。]劉應龜（1244—1307），字元益，以其曾隱居石門山，人稱山南先生，為黃夢炎之外孫。劉應龜咸淳年間游太學，馬丞相奇其才，欲以女妻之，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二「杭州學正劉應龜」條言丞相為馬驥。]宋亡後賣葯自晦，至元二十八年（1291）部使者強起為義烏教諭，後歷月泉書院山長、杭州學正。黃溍「於先生為中表子侄行，自丱歲侍先生杖屨」，[ 《綉川二妙集序》，《黃溍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頁。《黃溍全集》為迄今收錄黃溍詩文最全的版本，為便檢核本文所引黃溍文字，標題皆從此本，文字、標斷略有校改。]以此「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 《山南先生集後記》，《黃溍全集》第282頁。]曾詮次劉應龜所自序的夢稿、痴稿、聽雨留稿為《山南先生集》二十卷，並在劉應龜卒後為作行述。無論在為人、為學、為詩方面，劉應龜都為黃溍提供了很好的示範作用，黃溍曾滿懷感情地表示：「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溍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 《山南先生述》，《黃溍全集》第417—418頁。]在為學方面，劉應龜「潛心義理之學，每以古人自期」；[ 《兩浙名賢錄》卷二「杭州學正劉應龜」條，明天啟刻本。]他「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為文則「雄肆俊拔，飈駛水飛，一出於己，無少貶以追世好」。[ 《山南先生述》，《黃溍全集》第417頁。]在詩歌創作方面尤其擅場，黃溍指出「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而他在幼年即「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嘆」。[ 《綉川二妙集序》，《黃溍全集》第264、265頁。]由於詩作的散佚，《全宋詩》僅錄其詩兩首，今日已很難考究其具體成就。七律《春日田園雜興》在月泉吟社徵集到的兩千餘卷詩作中列名第五，評語謂之「律細韻高」、「夐未易及」，可約略見其風致。黃溍集中錄有《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從兩人唱酬的情況來看，黃溍從劉應龜學詩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在《山南先生輓詩》中，黃溍以「仰驚喬嶽失嶙峋，千載風流可復聞」來表達對劉應龜故去的痛悼，而「淚盡侯芭悲獨立」則顯然是以其衣缽傳人自居了。黃溍幼年又曾經問學於義烏王炎澤（1253—1332），「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 吳寬：《明故中書舍人王君墓表》，《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三，四部叢刊本。]黃溍則「自總角忝預弟子列」。王炎澤，字威仲，學者尊之為南稜先生，其母為通齋葉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齋為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疏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也。」[ 《南稜先生墓志銘》，《黃溍全集》第483、482頁。關於王炎澤生平，可參此文及王褘《南稜先生行述》。王褘為王炎澤孫，後復從黃溍問學，以文學節義名世。]葉由庚為徐僑弟子，而徐僑既曾受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邽，又復登朱子之門，故而王炎澤在儒學思想實際上帶有呂氏與朱學的雙重影響。黃溍亦求學於石一鰲，《蔣君墓志銘》指出「溍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志銘》言「予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所述即為這一經歷。石一鰲（1230—1311）字晉卿，義烏人，「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緒，淹貫經史，舉鄉貢進士。下筆為文章，如波濤洶湧，變化不可窺測。常典教邑庠，遠近學者爭趨至門執弟子禮，以求講明聖賢性理之說、修己治人之要。及其門者皆歷華躋顯，故一鰲之名愈振。晚年覃思於《易》，著《（五）〔互〕言總論》十卷，甥黃溍銘其墓。」[ 《義烏縣誌》卷十四，明崇禎刻本。石一鰲生平詳見黃溍《石先生墓表》。]不過石一鰲知名於時，其最為時人所推重的卻是舉業經驗，「然自秘丞君（王世傑）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知之也」。而黃溍入門較晚，感慨自己「於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 《石先生墓表》，《黃溍全集》第721頁。]其間不免有謙抑的成分，但對石氏學術掩遏不揚的憂慮，卻充分顯現了對學術承傳的關注。除此之外，黃溍在《題脫靴返棹二圖》中尚對牟應龍以門生自稱，不過這應該是由於牟應龍曾應聘預考江浙鄉試，而黃溍此年「以非才忝與薦送」，[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黃溍全集》第230頁。]與講道問學的師弟關係並不相同。而在黃溍弱冠之後所師事的士人之中，影響最大的則非方鳳莫屬。方鳳（1240—1321）字韶父，婺州浦江人，為宋代有名遺民。方鳳並不僅僅以風義自高，他尤精於《詩》，「通毛、鄭二家言」。[ 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文學」之方鳳傳，知不足齋叢書本。]黃溍為方鳳入室弟子，「元貞丙申（1296），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於仙華山之下」。方鳳對其期望甚殷，敦敦告誡他要砥德礪行，同時要培養根本。方鳳原本就「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 胡翰：《謝翱傳》，《胡仲子集》卷九，四庫本。]於黃溍又屬同鄉前輩，所指授當尤為切近藹然。黃溍集中所存多首兩人贈答之作即是這一情誼的最好說明。就師承授受而言，黃溍經歷了轉益多師的過程，其間所得自然有多少之別，而從而悟入的領域也各有側重。像方鳳、劉應龜以詩名世，黃溍從其所得詩學，就為他家所少。其諸多師執之間的共同之處尤其值得關注。一方面他們皆屬於婺州地方士人，其居處環境、學系脈絡都頗為相近；另一方面他們都經歷了易代之變，其氣節操守皆有可觀。方鳳堅定的遺民立場自不必說，其他人入元也多只是出任教職。這實際反映了婺州文人在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依違態度。在呂、朱等大儒相繼淪謝之後，儒學的發展不得不面對大家缺失的境地，正是他們立足於鄉域的學術活動，使得儒學的空間向中下層士人拓展，雖然高峰頓失，但不乏眾聲和鳴。婺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發展，而黃溍的受學經歷恰好表明在學術承傳的意義上，地方精英的價值所在。而他們各自師承的複雜性，又使得黃溍本人的思想具有婺學的融合特徵。《宋元學案》將方鳳歸入「龍川學案」，黃溍作為「方氏門人」，當然可以看作是龍川學術譜系的延續。王炎澤得其外祖葉由庚之傳。葉由庚曾與何基、王柏辨析理學，因而作為「北山學侶」被列入「北山四先生學案」；又執經於徐僑，得傳朱子之學；而徐僑又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多重學緣的影響，在王炎澤身上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就石一鰲的學術源流來看，也表現出多重性因素。石一鰲師事王世傑，「初，徐文清公（徐僑）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於監榷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而他晚年論《易》則復出己見，「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吳澄曾評石一鰲《易說》，以為「其說理之當、說象之工，蓋於象學、理學，俱嘗究心」，而其主旨與吳澄亦有不同，「予補朱義者也，石廣程傳者也。君釋象，予亦釋象，則皆程朱之所未言者。雖有不同，而言固各有當也」。[ 吳澄：《石晉卿易說序》，《吳文正集》卷十七，四庫本。《易說》與前及《互言總論》，或當為同一書。]作為石氏弟子，黃溍被列入「滄州諸儒學案」也具有學理上的充足理由。從學術譜系來看，黃溍已處於諸派交匯的文化大背景之中，陳亮、呂祖謙、朱熹等本來頗有歧見的學術見解，在這一交互影響與吸納之下，已漸趨混同。實際上婺學初創時期就缺乏一統的力量，黃溍對此有透徹的認識，他「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嘆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賢達凋零之後，士人更是「第以世之所共傳為信，遂使散者不可複合，不傳者日就泯墜」。黃溍所秉受的各家學說，正具備了這一特定儒學發展階段的特徵。不過眾說紛紜當中，並非就沒有共通的義理存在，「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 《送曹順甫序》，《黃溍全集》第237頁。]師承各家自然有廣取眾長的好處，但也會增加多歧亡羊的困惑，只有能夠在紛歧的學說當中直探本源，把握根本義理進而形成自家體會，才能說是學有所成。從黃溍的學術思想來看，對「混然大同者」的追求，不失為把握其特點的重要方面。至於他在根本經術的同時，重文獻、崇史學，則較多體現出呂學特點而多屬個人的領悟了。二、交遊耆舊與文採風義黃溍始生而宋社遂屋，前賢故老多有落拓不偶而晦跡林野之間者，因而在問學之餘得以交遊耆舊。雖然與執經問業所得略殊，但是老輩儀刑尚在，即使是旬月之間，得以親承謦欬，也自能在風義與文章方面受其濡染。黃溍同郡好友柳貫即曾指出：「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耉老間，乃在其後。於時陵陽牟公居霅，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筍之相望。人固知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豈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捨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兵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為利達計也。」[ 柳貫：《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柳待制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本。]牟巘、方回、仇遠皆與黃溍作忘年交好，這其中除了方鳳、劉應龜的引薦之外，更多的應是所謂聲氣相近；自然也包含了耆舊諸人對黃溍的欣賞與期待。黃溍與這些文壇宿老的交遊與其求學過程是相互交錯勾連的，早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就得以結識盤峰先生孫潼發，「溍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辨，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亹亹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溍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孫潼發（1244—1310）字帝錫，一字君文，桐廬人，咸淳四年（1268）進士，曾任衢州軍事判官，「蜀名卿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宋亡後堅守不仕，以古人風節自期。《宋元學案》將其收入「北山四先生學案」。孫潼發在程鉅夫求賢、留夢炎舉薦的情況之下，能夠秉持氣節、自放于山水間，這一遺民精神給黃溍留下了深刻印象，「說者以為，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是用因其跡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 《盤峰先生墓表》，《黃溍全集》第719、720頁。黃溍另有七律《送孫君文判官丈歸桐廬》。]這一人格力量，對於身處異族入主中原朝代的黃溍來說，無法不對其出處觀念產生影響。而黃溍交遊的耆舊當中，宋代遺民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月泉吟社諸賢即是顯例。除了方鳳之外，當年曾預評詩的吳思齊也成為黃溍的莫逆之交，「元貞丙申（1296）秋，予遊仙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皋父。今皋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為予上下古今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 《書吳善父哀辭後》，《黃溍全集》第174頁。]吳思齊（1238—1301）字子善，以任子入官，曾任嘉興縣丞；入元不仕，自號全歸子。其祖吳深為陳亮婿，思齊能傳家學，故《宋元學案》將其收入《龍川學案》。吳思齊能詩，黃溍集中有《和吳贊府齋居十詠》，所詠為焦桐、蠹簡、殘畫等，類皆殘缺不全，正可以見其遺民心態。《書吳善父哀辭後》稱他「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郁之思」，著眼的也正是其志節。與方鳳一樣，詩歌其實只是陶寫胸懷之具而已。龔開對方鳳的詩歌有高度評價，「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 《方先生詩集序》，《黃溍全集》第228頁。]這未嘗不可用來評價吳思齊的精神追求。正像四庫館臣所言，「蓋鳳澤畔行吟，往往睠念宗邦、不忘忠愛；開亦以遺民終老，故揚詡未免過情。然幽憂悲思、纏綿悱惻，雖亡國之音，固猶不失風人之義也」。[ 《存雅堂遺稿》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四庫本。]在後人的心目中，方鳳、吳思齊、謝翱等宋遺民，「蓋氣節不群之士雲」。[ 《浙江通志》卷四十二吳思齊傳，嘉靖四十年刻本。]在獲交於鄉域諸賢之後，考慮到婺州地域的限制，再加上向學的決心，同時又有方鳳諸人的薦引，黃溍開始漫遊杭州，以求開拓心胸、增廣學識。多年之後他回憶起這一求學經歷：「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塘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籝糧笥書，逾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 《送汪生序》，《黃溍全集》第244頁。]雖然這與鎮日執經問學、盤旋坐隅的入門受業有所不同，但是老輩尚存、典型未遠，其間教益也是頗值稱道的，而這也成為此後黃溍向門生屢屢提及的話題。宋濂就提到，自己「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游，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岩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楧、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 宋濂：《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宋學士全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19頁。]可見一時交遊之盛。從時間而言，遊學錢塘當在仙華問學之後，黃溍稱「溍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 《跋翠岩畫》，《黃溍全集》第193頁。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言黃溍「弱冠西遊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鹹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則遊學錢塘在結識方鳳之前，與其行跡似不合。]所言為1298年謁見龔開事，而與錢塘耆舊交遊當即此期。龔開（1222—1304）字聖予，號翠岩，「淮陰人，少負才氣，博學好古，尤邃經術。宋季與陸秀夫同居李庭芝幕府。宋亡來居吳下，節愈孤峻。嘗作文天祥及秀夫傳，吳萊稱其不減遷、固」。[ （正德）《姑蘇志》卷五十七，四庫本。]龔開以志節稱，亦善丹青，宋亡之後以畫自給，「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 《跋翠岩畫》，《黃溍全集》第193頁。]所作兩傳尤負盛名，也正是其節義精神勃鬱於中的體現，古人對其有高度評價：「此等文字當與天地古今同為不朽。百世之下一展卷之際，尚能使人酸楚悲憤不能已已者，何邪？亦以秉彝好德之心，千載一時，不容泯滅故也。」[ 孫志道：《書龔聖予所撰文宋瑞陸秀夫二傳後》，《宋遺民錄》卷十，嘉靖程威刻本。]黃溍有詩云：「淮陰權奇士，髀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頩顏尚紅潮。朋游三數公，於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正是對龔開意氣慷慨、寄情於詩的欣賞與追憶。遊學錢塘時所結識的耆舊與黃溍多有酬酢，如牟巘（1227—1311），「溍生也後，猶及拜於床下，而辱贈以言」。[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黃溍全集》第230頁。]在其卒後，黃溍又有詩追挽，感慨「後生無復望儀刑，青史徒煩列姓名」。[ 《大卿牟公輓詩》其二，《黃溍全集》第65頁。]在多年之後，重展牟巘、方回贈詩，昔時的游從情形還不免形諸夢寐，「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須」，可惜的是老成零落，「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焰埋丘墟」。[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黃溍全集》第33頁。]與仇遠的交遊似尤密切，黃溍曾陪其赴金陵並登石頭城，有「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的懷古與勸慰詩句。[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黃溍全集》第44頁。]在《寄仇仁父先生》中則致慨於其入元之後生活的寥落，「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從黃溍青年時期的遊學經歷而言，詩文唱酬所帶來的文字方面的進益當屬一面；而接聞緒論、獲睹故國文獻風流當屬更為深隱、影響也更深遠的一面。特別是耆舊諸人的氣節與人格精神，直接影響到這一時期黃溍的政治態度。他曾不無憂慮地表示：「溍生於宋亡之後，猶及見昔之故家人物。其處而不出者，類皆以時異事殊，而有依隱玩世之心。後生小子，習而不察，謹厚之風，日益以衰。」[ 《山齋喻君墓志銘》，《黃溍全集》第526頁。]顯然耆舊典刑遺則未遠，他們的政治立場，成為黃溍走上仕途之際首先要應對的最直接參照。三、師友影響與出處選擇宋元朝代更迭，由異族征服王朝取代漢族王朝，不可避免對士人出處選擇帶來衝擊。陳得芝先生曾對宋末理宗、度宗朝三百二十八名進士在宋元交替之際的事迹進行考察，發現其中殉國者佔21.65%，入元不仕者佔53.05%，而歸降與仕元者僅佔25.3%，其中還有部分人只是出任不入流品的低級教職，還有一些人則入仕未久即回歸退隱。[ 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收入《蒙元史研究叢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95頁。]從中可以看到這一特定時段士人的政治選擇，其間凸顯的遺民精神是頗值關注的現象。黃溍的師友中，方鳳、吳思齊、孫潼發、龔開等都是甚有影響的遺民，因而黃溍表示：「載念某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 《葉審言墓志銘》，《黃溍全集》第484頁。]考慮到身教的因素，實在是比較自然的。雖然儒戶的戶計出身讓黃溍在元代頗有儒冠誤身的感慨，[ 《洞門黃氏宗譜》卷二《文獻公曆授散官始末》對黃溍出身、仕履有明晰記載，為史料價值極高之履歷性質文件，文中明言黃溍「儒戶出身」。黃溍自敘屢屢言及，如「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送應教諭詩序》）、「予故婺之諸生也」（《送李子貞序》）、「忝繇諸生，蒙恩錫第」（《謁先聖祝文》）、「溍忝繇諸生，與聞有政」（《諸曁州謁廟祝文·先聖》）、「始公佐憲府，溍因公行部，以諸生禮見」（《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志銘》），不一而足，皆可證黃溍當以儒戶身份而入邑庠就學。]但是「遺世豈予敢，匡時非我任」，[ 《寄方子踐子發》，《黃溍全集》第6頁。方樗子發、方梓子踐，俱方鳳子，為黃溍友人。]這一對同人的表白，明白昭示了黃溍對政權的刻意疏離。另一方面，元代儒士的地位相對於宋代士人的優渥處境而言，顯然有霄壤之別。雖然不至於像「九儒十丐」那樣極端，而且儒戶還享有豁免科差雜役的權利，但是元初科舉廢止、重吏輕儒的現實，都極大限制了士人的出路。[ 關於元代士人地位問題，詳參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入《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71—414頁。]揭傒斯所說的「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 揭傒斯：《富州重修學記》，《揭文安公全集》卷十，四部叢刊本。]一定程度上正不失為元初的社會寫照。在進身之途大為逼仄之際，以往被蔑視的皂隸，則成為士人的不得已選擇，「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屬」，[ 《送宣公書院陳山長序》，《黃溍全集》第237頁。]其間取捨對於世代業儒的黃溍而言，未始不構成心理上的障礙。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與元朝政經局面的逐漸平穩，士人的心態也在不經意間發生遞遷。社稷鼎革所造成的哀思愁怨之音漸漸淡去，「考察元初江南士人思想態度的變化，大體可以看出，世祖、成宗之交是一個轉折時期。到這時，故宋士人思想上所謂『節義』的堤防已漸崩潰，『同人』、『隨時』之說盛行，有不少多年退隱不仕者出而勉就元朝官職」。[ 前揭陳得芝文，第592頁。]宋元易代更多地被解釋為天道興廢，這顯然並非個人所能左右，還是順應天時，正像趙孟頫所說的那樣，「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趙孟頫列傳。]不失為直面現實的方式。不過這些對於黃溍而言，尚不足以構成出仕的羈絆。早在他出生的時候，江南就已納入蒙元版圖，他無需背負上前輩遺民那樣的沉重心理包袱。元代「內北人而外南人」的政權特點對南方士人確有很大歧視，但隨著文化政策的逐漸寬鬆，政府採取極具象徵意義的延納南方有名士人的舉措，以及師友中人的入仕行為，都不免使得學優則仕的意識悄然滋長。黃溍的臨岐彷徨最終因其好友葉審言的舉薦而打破，起初他「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1301），舉教官」。[ 宋濂：《行狀》，《宋學士全集》第913頁。此說當本於黃溍《葉審言墓志銘》「審言力挽之出」。據危素《大元故文獻黃公神道碑》，舉教官為此年春。]雖然他頗有晦跡漁樵的初衷，但並無絕然遁世的意圖，因而在葉審言的推動之下，黃溍略顯被動地開始了登仕的嘗試。葉審言（1272—1346）字謹翁，金華人。曾祖葉邽，受業於呂祖謙。葉審言幼承家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互為師友。《宋元學案》將其一門列入「麗澤諸儒學案」，且專揭「葉氏家學」一目，足見其學術具有根本。葉審言弱冠舉教官，歷浦江、義烏教諭，升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借授處州縉雲縣官政鄉巡檢，調晉江縣主簿，遷吉水州學教授，後改調婺州路司獄，以瑞安同知致仕。葉審言早年頗有壯志，曾北走大都以求有遇，「葉君披短褐，志力何雄哉！北走叫閶闔，紅塵指崔嵬」，[ 《贈葉審言別》，《黃溍全集》第7頁。詩中有「尚念窮賤者，衡門守蒿萊」之句，當作於大德五年之前。據黃溍《明正書院田記》，皇慶初年（1312）葉審言為明正書院山長，則葉審言北上似在義烏教諭任滿之後。詩中又言「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蒼苔。豈無琅玕樹，鳳飛故低徊」，可見是暫棄教職而去。吳師道《寄葉審言並簡晉卿》雲「燕塵越水舊衿裾，何事今年賦遂初」，亦與其北上行跡相合，並知其曾退隱。]結果失意而歸。教官向來被稱為「冷官」，在元代其遷轉尤為困難，葉審言即多年困頓於此。所交遊者則多為名賢，「許謙、柳貫、張樞、黃溍咸樂與為友」。[ 《兩浙名賢錄》卷二「瑞安州同知葉審言謹翁」，明天啟刻本。]黃溍集中今存多篇與其酬酢文字，並為之撰有墓銘。至於他力薦黃溍出任教職，則與元代教官的選任制度有關。路、州教授為品官，其選任較為嚴格，元初往往要經由「學校公眾」從「前進士人員」中推舉，或者雖無出身，卻「學問該博、年高德劭、為眾所推、堪充教授」者，方可入選。[ 《廟學典禮》卷二《學官格例》，四庫本。同書卷三《正錄任滿給由》記載，至元二十七年（1290）後「江淮迤南教官，從本路儒學公眾推舉保申」，也強調了舉薦者的身份。]一般所能獲得保舉的，多為直學、教諭之類低級教職。由於葉審言的教官身份，他力薦黃溍才學優長、堪任學職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不過教官的難以升遷也是出名的，「自直學至教授，中間待試、聽除、守缺、給由，所歷月日，前後三十餘年，比至入流，已及致仕，情有可憫」；[ 《元典章》卷九，吏部卷三「正錄教諭直學」，元刻本。]黃溍本人也承認：「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閫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 《送鄭生序》，《黃溍全集》第243頁。]和黃溍同時舉為教官的曹順甫二十餘年之後方才升轉為溫州路學正，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黃溍經過試察中選，也必然要經歷這樣一個漫長的淹滯歲月，正像他所說的那樣，出任學官之後「予訖不調」。[ 《送曹順甫序》，《黃溍全集》第237頁。]在經過內心的艱難抉擇之後，他終於決定由儒充吏了。在元代儒士有限的入仕選擇之中，吏職雖然或許難有「清流」之譽，但是比起教職來其升遷要容易得多，「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 方孝孺：《林君墓表》，《遜志齋集》卷二十二，四部叢刊本。]根據《行狀》記載，大德七年（1303）黃溍「舉憲吏」。[ 危素《神道碑》、楊維楨《墓志銘》皆作「舉憲史」，文字雖略異而所指則相同。]這應該是指黃溍應舉為肅政廉訪司書吏。元代儒人入吏有所謂「歲貢」制度，廉訪司俗稱憲司，按察司即其前身，至元二十八年（1291）詔令更名。憲吏職責頗重，而且兩台監察院書吏需由各道憲司書吏選補，因而不失為從仕的捷徑，其選用標準也較為嚴格。婺州為浙東海右道廉訪司轄內，且為憲司治所。黃溍以應試之故到司，並作《上憲使書》以陳情。文中反覆以風俗淳美為言，慨然於選舉未能得人、反而造成覬幸趨兢之風，希望「居大人之位」者能夠經由選拔人才一端而化風俗、抑奔兢。並明確表示一己之得非所縈懷，而當以「人才風俗為念」。 文章理義充沛，氣盛言宜，能自大處著眼，故雖屬求進文字而不陷苶然。這一上書應該起到了作用，宋濂《行狀》即稱「就試皆中其選」。在入吏之初，黃溍還頗想有所作為，他在《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中表示：「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遁志，未渝白圭言。」這顯然是鑒於「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表明自己雖然違背初衷出仕，但不會棄置進道與為人的原則。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內心的失落也與日俱增。吏事繁劇、難以得志行道、不被同人理解，都讓他心生悔意。這年的年底他就感慨自己出處不慎，「如何山中人，歲莫塵埃客」。[ 《曉望》，《黃溍全集》第7頁。]在《逸山過姚紫芝別業》中他慨然於昔是而今非，「念昔去岩壑，輟耕白雲中。白雲故無恙，我乃羞樊籠」。在與好友方子踐的贈答中，更因有違夙約而多次表示愧疚，「相逢感疇昔，出處愧匆匆」，「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八詠樓遇方子踐》、《杭州寄子踐》，《黃溍全集》第46頁。]從《次韻子踐秋社歸岩南》中「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紛耳欲聾」、「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的沉吟，亦可看出黃溍在物議沸騰的輿論壓力之下的痛苦與彷徨。最後他終於覺察仕非其時，「希世乖近務，慕隱餘衷誠。願言良時晚，庶保幽人貞」，[ 《述懷》，《黃溍全集》第5頁。]決定重歸園田。導致他「復退隱於家」[ 宋濂：《行狀》，《宋學士全集》第913頁。按黃溍舉憲吏之年八月二十四日，其祖母童氏卒，黃溍當丁憂；次年五月二十四日，其祖父卒，亦當持服。黃溍或即因此棄職而去。]的原因，按照楊維楨《墓志銘》的說法，是「多忤上官去」。或以為「金華黃溍晉卿早年為湖州長興吏，因簿書被棰。乃棄吏發憤讀書，登乙卯進士第，為世名儒，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農田餘話》卷上，明寶顏堂秘笈本。]這一說法近於小說家言，並不一定可信。實際上黃溍在《答客問》中，對這一問題有所回應。寫作此文的目的正是因為「仆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仆方退居田裡。或譏其苞苴不修，以為迂闊。乃仿昔賢，述其問答之辭」。可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行止與官場習氣不合，而且違背了其秉性與追求。在文中他對「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睹攆橇之利用，而將乘之階戺」這樣的官場追逐勢力行為痛加貶斥，直言在出仕時機不合適之際，惟須「共己俟命」；但同時自己歸隱鄉里並非是沽名釣譽，「潔名以為高，矜己以自熹」。在仕與隱的選擇上，黃溍通過自身的經歷，逐漸形成了清晰的認識：「時盈時虛，天理之常。乃仁乃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可以說，在元初科舉未復、士人進身之階逼仄的情況下，黃溍舉教官、任憲吏，都是儒士的通常選擇。從最初的被動入仕、到最後的決意退隱，可以看出黃溍在師友影響之下對仕途的疏離之感，也能發現他對出處選擇並不陷於偏執，而是相時而動，當仕則仕、當隱則隱。不消說遊宦未遂的經歷對黃溍而言是一次打擊，特別是奔走紅塵、供役吏職對於世代業儒的文士而言更帶有心理上的折磨，但是這一嘗試促使黃溍對仕進道路有了清醒的認識，也影響到此後他的宦海選擇。多年以後他還不忘指出：「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在對待出處的態度上，過猶不及，故而君子執兩用中，「進不徇人、退不絕物」，[ 《秋江黃君墓志銘》，《黃溍全集》第564頁。]這一理解和黃溍早年的遊學遊宦經歷自應不無關聯。四、小結宋元易代對南方士人產生了重大衝擊，由於蒙元貴族重根腳、崇世襲，「任官惟尚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於南產，尤疏賤之，一官半職鮮有得者」。[ 瞿佑：《歸田詩話》下卷《年老還鄉》，知不足齋叢書本。]社會各階層重趨封閉，流動性較宋代大為減弱。即使仁宗時詔行科舉，由於舉額限制與對南人的歧視性規定，科舉對於吸納精英群體的意義也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精英階層與其居住區域的生活聯繫更為密切，精英作用得以擴散。[ 參牟復禮撰稿《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第九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黃溍青年遊學時期，廣泛與婺州精英群體接觸，其交遊網路以婺州地方為主，並逐步展拓至江浙行省。砥礪向學、激蕩風義的群體活動，使黃溍形成了不名一師、和齊斟酌的思想特色，體現出婺學的包容和會特徵。婺州作為南宋遺民群體的重要活動區域，地方精英的政治意識對黃溍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嘗試適應現有政治秩序的遊宦經歷中，黃溍初步形成了隨意任運、出處無累的觀念，既表現出對政權的認可，又顯示出一定的疏離樣態。這既與南宋遺民的激越情緒有異，又與眾多明初士人因政治高壓而刻意避俗不同，反映出元代江南士人在政治活動中的特定心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