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流動規模令人震驚，勞動力遷徙趨勢分析

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日益枯竭，中國正面臨經濟學家所說的「劉易斯拐點」。當「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赤字」，中國經濟的格局將發生深遠改變：持續30多年的「中國奇蹟」或將變換步調；而當下經濟結構中的種種扭曲，卻有望重新實現再平衡。

中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為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引發了一年一度或許是地球上規模最大的哺乳動物遷徙運動。

上述地圖顯示了基於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得出的城鎮級別的人口變遷情況。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登記人口數量與人口普查員2010年實際查到人口數量的差值。

我們從這幅地圖中了解到三條事實：

一、人口流動規模令人震驚

河南省的人口流出規模最大（-1025萬），凈流出人口數量超過瑞典的總人口（976萬）。而在人口流入最多的廣東省（+2050萬），凈流入人口數量超過羅馬尼亞的總人口（1994萬）。

二、並非所有人都湧向沿海城市

中國更邊遠的地區，比如黑龍江、西藏和內蒙古，人口實際上出現了凈流入。

三、正如洛杉磯、倫敦或巴黎一樣，中國的大城市會向四周延伸

到2010年人口普查前，人口向北京、上海和廣東的流動已持續許多年。地圖清晰地顯示出，流入的人口也外溢到了附近城鎮和衛星城，比如上海附近的丹陽、湖州和杭州。

但這類趨勢的形成需要時間。2010年，僱傭大量工人的電子設備製造商剛剛開始向內地轉移，轉入重慶（人口2880萬）等成本更低的地區。

比如，富士康的重慶工廠那年5月18日才剛剛生產出第一台筆記本電腦。所以，地圖上顯示的重慶人口凈流入看上去遠不那麼明顯，其周邊郊縣在地圖上也仍是一片紅色海洋。

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年的諸多特徵——快速增長、不平等程度不斷上升、儲蓄和投資偏高以及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從鄉鎮和鄉村湧向工廠和建築工地的農民工洪流。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估計，去年外出打工6個月以上的人數達到2.78億。如果這些人是一個國家，那將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

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2016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計將從1995年至2009年的9.8%放緩至6.1%。勞動力人口不斷縮減是主要因素。

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了拐點理論，用以解釋在經歷快速工業化的農業經濟體中，工資是如何保持低位的。自那以來，該理論被普遍用來解釋日本、韓國和台灣等「亞洲小虎」的發展軌跡。

據劉易斯解釋，工業化啟動之初，勞動力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村向城市工業部門的重新分配有助於推動快速增長。但這種發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業所有者，因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深潭」確保了薪資保持低位。

這種格局解釋了中國經濟的特徵：儲蓄率和投資率高得異常。知道自己可以輕易找到新工人的工廠老闆和房地產開發商，大膽地擴張業務。不斷增長的利潤助推進一步投資，形成一個正向反饋循環。廉價勞動力和高儲蓄率導致了貿易順差、巨額外匯儲備和貨幣升值。資產泡沫也可能出現，就像中國房地產市場那樣。

然而，最終農村的工資開始趨近工業部門。在那個環節就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城市僱主必須提供更高的工資，才能吸引工人離開農村的家鄉。企業利潤、出口競爭力和資產價格下降。

另一項按行業分類的就業數據顯示，只有大約3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社科院的蔡昉表示，在修正各種統計偏差之後，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際勞動力人口比例只有20%。

蔡昉表示：「如果你去到農村，我敢肯定干農活的沒有30歲以下的。他們根本不在那裡。」

不過，達到劉易斯拐點也有積極的一面。多年來，經濟學家們警告稱，中國儲蓄和投資比例過高導致國內扭曲，也造成中國與世界貿易關係失衡。

這種高投資引發了建設浪費、資本配置不當和產能過剩。空蕩蕩的公路和公寓樓無人居住的「鬼城」是中國各地常見的景象。工業部門過於膨脹，鋼廠、船廠和太陽能電池板廠的產量高於國內需求，導致了中國與貿易夥伴國之間關係緊張，後者抱怨中國「傾銷」過剩產出。

劉易斯的理論解釋了勞動力市場的格局變化將如何幫助糾正這些問題，推動政府政策迄今未能實現的那種經濟再平衡。

工資上漲會逐漸侵蝕利潤和投資，所以「再平衡自然而然地發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家、與黃益平同為有關中國處於劉易斯拐點的論文集的編者郜若素(Ross Garnaut)表示。「這個拐點將迫使再平衡發生。」

任何再平衡都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經濟及其與世界的貿易關係。在拐點前時代，房地產、基礎設施和煙囪工業在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在新時代，醫療保健、媒體、金融服務和旅遊等服務行業將蓬勃發展。進口將不再集中於原油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中國將購買更多的食品和其他消費者產品。

鄧小平的改革在中國開啟的種種變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存在一系列條件，而這些條件正在快速消失。中國如果要繼續向前邁進，躋身富裕國家行列，就需要藉助提高城市生產率實現增長，而不是僅僅依靠把農民從農田轉移到低端的工業崗位。

「不必害怕潛在增長率的放緩，」蔡昉說。「然而，新的發展階段要求中國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轉型，從僅僅依靠資本與勞動力的投入過渡到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政府政策（尤其是中國的戶籍登記制度）加劇了應對勞動力減少這一挑戰的複雜性。現行戶口制度不鼓勵潛在的進城務工者離開農村，因為他們在離開戶口所在地以後，在遷入地享受不到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社會福利。對許多人來說，那意味著讓家人留在家鄉，自己到城裡工作。

「如果你不讓人們住上好房子、得到好的醫療服務，不讓他們的孩子就讀質量好的學校，他們就不會呆在城市裡太久，也不會把家人帶到城裡安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郜若素表示，「這意味著，有相當多的農民工到了一定階段就會離開城市，而那時他們往往已經具備了技能，本來能夠真正發揮生產力。」2013年11月，中共領導人批准了一項逐漸廢止戶口制度的方案。但該方案的執行很複雜，尤其是因為負責提供福利的地方政府往往沒有財力向數百萬農民工提供福利。

經濟學家們表示，若沒有全面的財政改革，就不可能完全廢止戶口制度。不過，對年長的農民工而言，戶口制度改革可能來得太晚了；他們離開家鄉大半輩子，卻從未完全融入自己幫助建設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