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器玩——文人的精神家園

中國古代文人好文擅藝，然其審美情趣，當以宋代為勃發源頭。彼時的士大夫在公務之暇，多寄情於琴、棋、書、畫，其場所即為之特辟的書房。趙希鵠著《洞天清祿集》有云：「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可謂描寫了理想化的書房環境。

文房，讀書寫字賞藝之地也。古代文人書房中除了賞玩擺放的大器物，最為實用的是筆墨紙硯，所謂「文房四寶」。

筆，古有「退筆三千」之說。舊時，尤其是唐宋元時期，毛筆非一次性消耗品，筆頭是可拆卸的，頹萎而換之，筆桿作為可長期保留使用之物，就生出了很多講究。從材質的奢華上看，有翡翠、白玉、象牙、雕漆等。宋元時流行木胎筆桿，其上以髹漆彩繪、剔犀、雕漆、嵌螺鈿等手法裝飾，筆桿相對較輕，更宜把握使用。

墨，在古代除了日常使用，還會被用來製作禮品，或用以臣子對帝王的進呈，或作為文人相贈的風雅伴手禮。清吳大徵以自己收藏的楚錯金銘文龍節為模版，製作了同款龍節墨恭送同好，可以說將自己的珍愛、得意之情表現得恰到好處，「雅賄」而不浮誇。

紙，在文房四寶當中，是最具生命力的。從歷史上講，人類的書寫記事材料經歷了甲骨、金石、竹木、縑帛等，最後確定為紙。從考古發掘和歷史資料來看，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紙，東漢蔡倫總結前人的經驗，改進了造紙工藝，拓寬了造紙原料，提高了紙的質量，從而使紙更適合於書寫，逐漸代替了竹木、縑帛；到了魏晉時期紙完全取代了其他材料，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

硯，不易損壞，是流傳下來最多的文房，但也是俗物最多的遺存。然而出人頭地的文人對硯台的追求樂此不疲，往往擇良石佳材，再聘名工大匠精雕細琢。選上等好木材，或紫檀、或花梨、或烏木，整挖拼嵌以為匣，上嵌珠玉金石，以顯文心玲瓏；再於硯、盒之上題跋以抒懷明志，行、楷、章、草、篆、隸各具風騷，無論繁複抑或簡潔，皆各有樂趣。清大西洞包袱硯，原配紅木匣，為常熟沈石友舊藏，上有近代金石巨匠吳昌碩題跋，入載《沈氏硯林》。後流落東瀛近百年，為現藏家多年尋覓終購回。

然倘使言及文房以為即是四寶，那就以偏概全、知一忘百了。屠隆《考槃餘事》中記載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種文房器玩：筆格、硯山、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覘、水中丞、水注、硯匣、墨匣、印章、書匣、印色池、糊斗、蠟斗、鎮紙、壓尺、秘閣、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書燈、香櫞盤、布泉、鉤、簫、麈、如意、禪燈、詩筒葵箋、韻牌、五嶽圖、花尊、鍾、磬、數珠、缽、番經、鏡、軒轅鏡、劍。其實，文具之數，又何止這些。

譬如硯屏，置桌案之上於硯端以障風塵之屏。也有說法是因為油燈、燭光令墨水產生折射光耀眼，故用硯屏以避之。傳硯屏始於宋代蘇東坡、黃庭堅二人。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古無硯屏……自東坡、山谷始作。」近代微雕大師於碩（嘯軒）製作的硯屏，於三寸象牙板上刻嚴子陵富春垂釣圖和釣魚台賦，刀刀傳神，不但貴在小，且貴在精妙，其字微如蟻足，放大觀之卻結體紮實，具有蘇東坡書法的韻味，可謂鬼斧神工，讓人嘆為觀止。

再有如意。脊背瘙癢，搔之不及，用此器撓癢，可如人意，因而得名。自戰漢時期引入中華，在魏晉時廣為流傳並逐漸發展成了文人所持風雅談具，至明清時更是轉化成附有吉祥含義的陳設器。玉石、翡翠、竹木、漆器各種材質皆有，其上飾以吉祥紋飾。古人云：器必有文，文必有意，意必吉祥。如意，早已擺脫原本的意義，從器型、材質到裝飾，無不表現吉祥的主題。

還有范制匏器，也是文人之愛。從小就給葫蘆套上磨具，古代用瓦，近代用石膏，在葫蘆長大的過程中，讓模具的反紋印在葫蘆表面，稱之為坐范。范制匏器起源於明代，至清代頗受皇家重視。康熙帝曾於瀛台豐澤園內廣種葫蘆，並設專人管理督造，生產出諸多清朗典雅的模製匏器，其製作工藝之精巧，產品種類之紛繁，領導標新，風神別具。在彼時，是遠精貴於官宦器的奇品。

中國文房之道，當以實用性與儀式感並重的自娛為最高境界。其意趣深邃，涉及藝事層面廣袤，範圍可廣至園林室廬的營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車衣飾的乘服。用賞類則以文房用品筆、墨、紙、硯等四器為主體，進而遊藝於鼓琴、焚香、弈棋、試茶、臨帖、觀畫、刻竹、飼鶴等文人熱衷的生活雅趣。文人崇尚自然，是由文房中的百般精緻雅逸的陳設，追逐模擬創造著理想中的自然。而在自然生態中，瘦梅病柳、石之皺瘦漏透、冬日養蟲啼鳴，園中飼鶴相嬉，同樣是文人之愛，情懷之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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