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哲學之綱常倫理說

06-24

宋代哲學之綱常倫理說-

綱常倫理說宋代理學家在論述理氣觀、人性論、格物致知學說時，往往在基本概念中貫注社會倫理原則，使這些哲理的論述以宣揚封建綱常倫理為歸宿，即以封建綱常倫理來解釋自然，既使白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三綱五常是中國古代儒學的傳統理論，先秦孔、孟發其端男側

西漢經學家董仲舒依據「陽尊陰卑」之說，建立起較為系統的「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論證封建等級制度的合理性，但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影響仍然有限。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封建倫常綱紀受到嚴重破壞，人們思想混亂。韓愈一度力圖復興極衰的儒學，以推翻聲勢極盛的佛、道二教，同時重振倫常。此後，又經歷了五代十國時期的混亂局面。宋代社會階級結構的重新組合，重建封建綱常倫理學說，便成為維護官僚地主階級統治的實際需要，所以宋代的理學家們無不著力闡發自己的綱常倫理主張。周敦頤把「理」引申為「禮」，又把，" tL , ，視為封建秩序，對封建的綱常倫理進行哲學的論證。如前所述，他在《通書．禮樂》闡釋「禮」與「理」的關係，指出「陰陽理而後和」，各階級或各等級「各得其理，然後和」① 。封建秩序鞏固，便達到了「和」的境界。他又說：「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② 進一步由建立封建秩序，聯繫到實行「三綱」；然後再由建立封建秩序和實行「三綱」，回復到萬物、各階級「各得其理」上。他還從「太極」的動靜產生「五行」, 推演為「五行之性」，人的「五性感動」，就「善惡分，萬事出矣」③ 。提出了人性的形成和分類問題。「五性」是仁、義、禮智、信等「五常」。「德：愛日仁，宜日義，理日禮，通日智，守日信。」④ 這就為人們規定了道德行為的標準。張載也把作為意識的「理」和作為封建秩序的「禮」等同起來，使封建秩序自然化（神化）。他說：「禮者，理也。須是學

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① 「窮理」、「知理」就能「制禮」。所謂「禮」，對於人是順從「尊卑、大小之象」。這種，" tL , ，出於「天之自然」，不假人手，人只能順從而已。② 他主張「窮理」，是以學習「禮」為根本，因為』『禮」能夠「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⑧ 所以，學習「禮」是士大夫的「捷徑」④ 。他還把「理」升格為「天理」，使「天理」與「人慾」兩個概念對立，指出：「今之人滅天理而窮人慾，今復反歸其夭理。」⑤ 也就是要用「理義」來「戰退私己」⑥ 。他從「氣」論，推斷人和物因所得氣的清、濁而具有不同的性：「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O 按照他的話說，物得濁氣，人得清氣，而聖人得最清的氣，惡人得最濁的氣。由此，他提出了「氣質」之說，把人性分為「氣質之性」和「天地之性」兩種。後者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是善的；前者是因各人所察氣的差異而產生的具體的人性，是惡的。所以，他勸諭人們學習封建道德規範，以便「變化氣質」。⑧ 他晚年的作品《西銘》（載《正蒙》第十七《乾稱篇）) ) , 綜述義理和綱常倫理，把敬天、忠君、愛民、事親和仁、義、孝涕等觀念融為一體，要求人們順應現實，服從天地君親的統治王安石在《洪範傳》中一開始就從物質性的「五行」，聯繫到人的感覺和思維的「五事」（貌、言、視、聽、思），認為「五事」是「人君」修心、治身、為政於天下的途徑，也是「人君」「修其性」和「成性」的方法。他把「道」分為「人道」和「天道」。所謂人道，就是封建道德規範。他說：「道之在我者，德也。」① 「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則至於天道矣。」⑧ 說明封建道德規範與「天道」的關係。由此，他進一步使道德、性命、人心三者貫串起來，說：「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乏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③ 實際上使認識論、人性論、封建倫理道德聯為一體。他最重視封建秩序的「禮」。他提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禮」的作用是定君臣、上下之「位」；如果「下借禮」，就要「上失位」, 「人所以亂也」④ 。古代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禮」喪失，「夷狄」就會「橫而窺中國」⑥ 。所以，』他提倡學習「禮」，以便「盡禮」，誘導人們遵守和維護封建秩序。二程不愧為把哲理與封建綱常倫理密切結合的能手。他們從理、性和格物致知等方面來論證和宣揚封建綱常倫理。他們認為，「天理」、「道」是永恆存在、不以人的食志為轉移的絕對真理。「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地安排得如此合「理」，所以各階級只是「盡分飛而已⑥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

理。」① 遵循現行秩序，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他們把現存的政治關係、家族血緣關係以至各種社會關係，全部歸於「理」的名下。「天下之定理」一語成為他們解釋整個封建制度的口訣。對於物質性的「氣」，他們除將它分成清濁、偏正以外，還按時間、人的生理等分為日氣、夜氣（良知良能之所存）、惡氣、怒氣、魂氣（人死後存在）、血氣等，使這些「氣，加上了道德屬性。他們又認為，理體現在人的品質，叫做「性」, 「性即理也」，所以人性是善的。至於「氣」，也與「性」密切關聯。他們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② 「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③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④ 人們由於「氣察」的差異而具有不同的「氣質之性」, 這是各人的人性不同的原因。他們舉例說，連蜂、蟻都知道保衛其君，豺、獺知道祭禮，說明他們具有「自得天理」的「五常之性」，那末人類就更應如此了。他們主張父子之間也要形成象君臣之間的統治關係，而男尊女卑也跟君臣、父子的尊卑一樣，是永恆的「常理」。君臣、父子、夫婦便是所謂三綱。在「格物致知」問題上，程頤認為「格物」的目的在於使人們懂得「守〔義」, 喚醒內心的天理，使「物、我一理」⑤ 。所謂內心的天理，主要是指「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⑥ ，這就把「格物致知」的對象規定為社會倫理道德修養。朱熹在北宋理學家的基礎上，使哲理與封建倫理道德完全融為一體。他的「理」的範疇，既是表示精神而與「氣」相對的「理」，又是表示倫理道德和天理人慾的「理」。他認為，「天理」的流行，「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都跟季節之有春、夏、秋、冬一樣，系「天理使之如此。」他的「氣」的範疇，既是表示物質而與「理」相對的劣氣」，又是表示神秘莫測的「氣數」、「氣運」、「精氣」、「浩然之氣」等的「氣」。他認為人性的本質是善的，性是理的總名，但由於帶有偶然性的「氣察之殊，其類不一」① ，人們的「氣質之性」便出現了區別，因而有壽夭、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的「參差不齊」。他又認為，性中的理即仁義禮智等「五常」，人天生有此。只是因為「氣質之有偏，物慾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② 。因此，人們需要「知性盡心」, 「知性」即「格物窮理」, 「盡心」即「致知」③ 。「知性」的任務是「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循其理」④ ，從自己身上去體會仁、義、禮、智、信等「五常」。這樣，他把「理」、「氣」、「性」等從自然界運用到社會上來，有意無意地在這些哲學的範疇中添入了封建的倫理道德的內容，使這些哲理的論述落實到封建倫理綱常，即以封建倫理綱常來解釋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還論證「三綱」、「五常」具有永恆性，認為三綱五常是「天理」在人間的具體體現，天理與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 「千萬年磨滅不得」⑥ 。還撰《小學集注》，收集《禮記》、《曲禮》、《論語》、《孟子》等古代文獻中有關綱常的說教，編成《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等四卷《內篇》，收集古人和當代人的「嘉言」、「善行」編成《外篇》兩卷。在注釋中，予以解說發揮，誘導少年遵照綱常倫理，確定自己的言行。傳統的綱常倫理學說，經過他的理論化和具體化、通俗化，從而在社會上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成為後世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宋代各派理學家在哲學上常常有所分歧，但在封建綱常倫理上，又並無多少差異，他們的教人之法也各有不同，但根本目的都是勸諭人們消除物慾，自覺地遵循封建倫常，服從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