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妒忌不爭鬥 早期在華東正教與天主教關係

（圖：民國期間在中國的白俄。 IC 供圖）1054年，東正教和天主教正式分裂，這兩大基督教教派在歐洲長期對立。但是在18-19世紀，由於當時天主教在宗教上的主要敵人反而是新教，所以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相互敵意已經大大緩解，這也導致在北京的東正教教團和自明朝以來一直在中國發展經營的天主教（耶穌會）勢力沒有發生太激烈的衝突。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雙方總是處於友好合作的態勢。在清王朝的世界裡，皇帝才是主宰一切的根本，無論東正教還是天主教都是外來者，都必須小心翼翼才能生存發展。在異鄉，他們並不缺少合作。在東正教教堂建好之前，北京的俄國人曾前往一個天主教教堂做禮拜，據1675年來北京的俄國使節斯帕法里稱，天主教傳教士向他索要了一幅東正教聖像置於堂中，以便來自祈禱的俄國人注目膜拜。東正教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不可能不接近。除了一般的興趣外，生活的現實也讓他們建立密切關係。東正教教士請天主教教士協助配置教堂附屬設施，如聖像壁，向其匠人訂購聖像，學習天主教教士的各種技藝，如種植葡萄等。甚至從那裡借用漢譯基督教書籍，如《聖經》和宗教道德內容典籍的片段。另外，耶穌會會士要離開中國返回歐洲，只能走澳門或者廣州，如果沒有俄國沙皇的許可，他們不能過境俄國。所以還曾有耶穌會會士、威尼斯人皮洛蒂請求俄國教團成員幫助致信俄國大臣，希望受到照顧。有時候東正教教士也請前往澳門的耶穌會會士轉交他們往歐洲的信件。儘管有合作的一面，心理上的對立還是經常存在。19世紀末的第十六、十七屆傳教團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頗為得意地認為，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多次遭遇被驅逐的命運，俄國教會代表者們儘管處於北京的監督之下，但在與當地民眾的相處中幾乎從未受到過限制。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傳教團向理藩院尋求保護和主持公道，幾乎總能得到滿足。而且，與中國老百姓相比，他們有時甚至還會得到偏袒。北京的東正教教團對康熙駕崩以後雍正帝對天主教勢力的打擊多少感到幸災樂禍。他們指責，耶穌會在傳播福音的同時，暴露出其追求商業利益以及其他目的的自私本質。他們擁有很多作坊店鋪、承接各種生意，獲得官爵和地位，極力控制教眾，使後者腐化墮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還認為耶穌會的被打擊是和其介入康熙的諸皇子的鬥爭有關，耶穌會支持九阿哥。俄方還有另外記載，1719年，彼得大帝派遣禁衛軍大尉列夫·伊茲馬伊諾夫作為特使訪華，受到清政府高規格接待。康熙在其會談時，專門問到俄國人是否會對自己通過耶穌會會士與他們交談感到反感？從俄方記載看，康熙還強調，自己並非把耶穌會會士當做官員聘用，但是樂於從他們那裡學習知識。然而在另一方面，東正教在中國的影響力卻長期落後於天主教，不但在民間缺乏信徒，東正教教士的影響力也比不上天主教教士。他們不得不帶著情緒地抱怨天主教的「接地氣」。阿多拉茨基寫道：耶穌會迎合中國人的性情，不用聖像和十字架裝飾祭壇，甚至在做禮拜時不著法衣，而穿上中國儒者的普通外衣。為了吸引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羅耀拉的弟子們教導說，孔子與基督耶穌沒有差別，借口給予暫時的寬容而允許新入教者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維持多神教習俗等。他們允許皈依基督教的漢人莊重地拜祭孔子，在祖先墳前祭祀，對於入教的滿人，則允許其舉行自己的洗禮及多神教許願儀式。東正教教士斯莫爾熱夫斯基寫道，（耶穌會會士）在北京的裝束都是中國式的：蓄有鬍鬚，梳著辮子，剃光了頭，參加公開葬禮時與其他中國人的舉止一樣。在家裡穿中國短款暗色（藍色或黑色）花紋布大褂。出門時像其他中國人那樣穿上貴重的好衣服。那些在各省居住的穿中國粗布衣服、好似名副其實的莊稼漢，只是比庄稼人整潔些。東正教教團的不自信還從一個小插曲中有所反映，18世紀初，從北京回來的費力蒙輔祭散布了一個不實的傳聞，就是康熙皇帝似乎要接受洗禮，而這是受到其身邊的天主教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等的影響。這自然不是事實，不過受到這個刺激，俄國加深了對中國派遣教團的努力。不過，第五屆傳教團時，大司祭阿姆夫羅西本人也都穿滿人或漢人的服飾，這樣出門就不會被中國人視為怪物。北京東正教教團還曾向本國請示，因為中國北方太冷，能否在洗禮時加入溫水。這說明東正教也在學習天主教的入鄉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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