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的廟堂與江湖

柳士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標誌，至今90周年了。90年來，"五四"一直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學人們各抒己見，歌頌讚美的有，反思批判的亦不乏其人。不同的思考和議論，的確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五四"，更好地繼承"五四"留下的寶貴遺產--由"五四"先賢們開啟的新文化傳統。去年，劉再復先生在《書屋》2008年第8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五四"理念變動的重新評說》的文章，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深入的再認識，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文章最後論及的"一個假設性的思路"，筆者卻不敢完全苟同。劉先生的假設性思路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是不把孔夫子作為打擊對象，而是把《三國演義》、《水滸傳》作為主要批判對象就好了"。這個假設竊以為有失偏頗，因為所謂"新文化運動"是相對於傳統文化而言的，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歷來就分為"廟堂"和"江湖"兩個方面，這兩方面既不能混為一談，又不能截然分開。二者應該說是既有為主的又有為輔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時常衝突又互相滲透，從而構成我們日常所津津樂道的傳統文化（若以李慎之先生的高見，稱其為"文化傳統"更為確切）。劉再復先生對《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批判應該說是十分中肯的，這兩部"古典名著"，在價值觀上的確"問題極大"，"它導致權術、暴力的瘋狂遊戲和智慧的變質，其對中國的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壞，完全是致命性的和粉碎性的"。如此評判絲毫也不過分，更談不上危言聳聽，因為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張揚這種"權術"和"暴力"的價值觀，還把這兩部"古典名著"當作"經典"，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種"講壇"上大肆宣講，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任其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和滲透。一種弱肉強食"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流氓政治，卻能一統江湖，並在民間廣泛流傳了千百年，怎麼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呢？這種流氓政治實際上與廟堂的主流意識並無多大區別，二者有著直接的血緣關係。"三國"也好，"水滸"也好，所極力彰顯的不正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忠"和"義"么？廟堂之上的皇帝宣稱要以"忠孝仁義"治天下，江湖之中的草寇也是以"忠義"二字來招兵買馬取悅民眾，就其價值觀念而言，廟堂和江湖實在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這樣，若如劉先生所言，不批孔子而專批《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則未必能使新文化運動一帆風順，不出現失誤和偏差。統治中國人思想的主流意識形態，正是以"忠孝仁義"為內核的孔孟之道。從廟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響之大，可以說是遍及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滲透到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之中。別說"三國"中的那些"英雄"，劉、關、張也好諸葛亮也好，即使是"水滸"中的眾首領，哪一個沒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與熏陶，哪一個不是從儒家文化中汲取思想資源的？只不過身在廟堂者更加虛偽，身處江湖者更加無賴一些罷了。因此，對新文化運動只批"三國""水滸"而不批孔孟之道的設想，是很不現實也根本行不通的。曹操、孫權和劉備廝殺多年，不惜生靈塗炭，為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自己一家獨霸天下么？梁山"好漢"為什麼打家劫舍，與朝廷作對？不就是為了獲得與朝廷大臣相應的待遇么？這些，實際上都可以從孔子那兒找到資源。這些軍閥和草莽，大多都是以儒家思想為圭臬的--這一點在諸葛亮和宋江的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諸葛亮本人就是一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大儒--對此，讀讀杜甫那些讚譽孔明的詩篇即可明了。在魏晉以後的文人心目中，諸葛亮已經成為他們崇拜的偶像。歷代儒生一個個都巴不得今生今世，能遇到一個劉備那樣的"明主"，而自己則成為諸葛亮那樣的"忠臣"，用滿腹的詩書去"鞠躬盡瘁"，以報答主子的"知遇之恩"。同時，孔子畢其一生所崇尚的等級制度，更為各路不得志的"英雄"，提供了從"人下人"轉換成"人上人"的合"禮"價值規範。這大概也正是在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社會裡，歷經數不清的朝代和帝王，其中真正出身貴族的並不多，而那些遊民乃至流氓一旦稱帝，就那麼容易實現身份轉換的原因吧？劉備雖說號稱"皇室之胄"，其實不過是一介遊走江湖的小販。他的從起事到稱帝，上承"本家"老祖宗劉邦，下接千年之後的朱元璋，一脈相承，同屬一個由江湖嬗變到廟堂的文化譜系。至於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還沒等"殺到東京""奪了鳥位"呢，就已經排好"座次"了。既然《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思想資源，大部分是來自孔子，那麼"五四"先賢們怎麼可能不把"孔家店"當作批判的主要目標呢？尤其是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康有為的保皇、袁世凱的稱帝以及張勳的復辟，無不是打著孔子的旗號，無不是在竭盡全力地欲將儒學定為"孔教"，並以此來控制和統治人們的思想，來取得皇權專制的合法性。在如此形勢之下，"打倒孔家店"的提出，用句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髦官話來說，實在是非常"及時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正因為如此，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宋教仁先生，早在1913年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或曰"文化傳統"）做出了理性的判斷，將其分別界定為"君師合一"的廟堂文化，和"流氓政治"的江湖文化；並鮮明地提出"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的正確主張。這是很有見地的，因為無論中國的廟堂文化還是江湖文化，都很難衍生出現代的民主與科學來。陳獨秀等"五四"先賢，正是沿著宋先生的這一思路，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響亮口號，迎來為國人所陌生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他們的"打倒"並非如今人想像的那麼"激烈"，更非如當今某些學者所危言的"全盤性的反傳統"（筆者對此的一些看法，可參閱拙作《重溫打倒孔家店》，載《書屋》2009年第3期）。當今的某些新儒家，為了替儒學招魂，大談什麼自漢代以降的儒學並非真正的儒學，而應該回到儒家"原典"的研究上去。意思是孔子的學說原本乃是至理的經典，只是到了漢代"獨尊儒術"之後，歷代的大儒們有意把儒家思想給曲解和篡改了。這種說法很難令人信服，因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作為一統天下的儒家學說，一代又一代皓首窮經的大儒們研究的難道都不是儒學的"原典"？他們一個個都讀不懂孔子，讀不懂四書五經，抑或讀懂了也非要（或者說不得不）曲解和篡改不成？孔子原本就是"述而不作"，究竟能留下多少"原典"呢？《論語》乃是他老人家的再傳弟子所錄，而孔子的其它言論則散見於《五經》（《樂經》已失傳），均不過是一些片言隻語，且又沒有標點。這實在是給我們今天的新儒家提供了足夠的想像空間，研究過來解釋過去無非就是在句讀上和一字多義上大做文章，更有甚者牽強附會，硬是將一些西方的現代觀念往孔子的頭上套。倘若孔老夫子地下有知，豈不也將哭笑不得？兩千多年來，儒家學說早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早已成為中國皇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它的崇尚和維護等級制度、它為每一個在位統治者所用的功利主義，從來就沒改變過。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們所遊說的對象是誰？是各國的君王。他們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這些國君身上。國君們是否領情是一回事，而他們矢志不移地為國君服務卻是無疑的。就拿我們許多學者所津津樂道的"民本主義"來說吧，難道不是孟子替國君作想才提出來的嗎？在古代，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講，最重要的莫過於人（或者說"民"更為恰當）。正如他老人家所言："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所有的"勞心者"也就是"君子""大人"，全得靠"勞力者"也就是"小人""野人"來供養啊！不僅得有人種地，還得有人打仗，所謂"耕戰"這兩件大事，全得指望黎民百姓去做。在古代社會，擁有大量的人口，乃是保證國家統治的前提，所以孔子才告誡諸侯大夫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也正是"本"的實質所在，"民為貴"的實質所在！因此，在那個"春秋無義戰"的時代，掠奪人口往往比掠奪土地更為重要，即使土地被敵國侵佔了，也要想方設法把成群結隊的難民帶走。勾踐"十年生聚"，不就是把復仇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繁殖人口上嗎？沒有人替他去衝鋒陷陣，他如何能雪"會稽之恥"？所謂"民本主義"與現代社會倡導的"人文主義"絕不是一碼事，不可同日而語。近年來某些學者乃至某位著名作家一再高調聲言"國家是至高無上的"，此話貌似義正詞嚴，實則荒謬之極，因為國家之上還有人民。愛因斯坦就曾說過，"國家是為人而建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人才是至高無上的。在現代公民社會，人不僅僅是"本"更重要的是"的"--既是我們思想的出發點，又是我們行為的目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為了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以及人的尊嚴。這些價值觀念，從儒家學說中很難找到資源，能找到的恐怕都是些與其相悖的東西。胡適先生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歐洲的文藝復興，可謂深得人文主義的真髓。儘管"五四"先賢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嘔心瀝血，可擬古與復古的浪潮卻一波緊接一波，從未間斷。百年來去歐美留學的學人數不勝數，但為什麼竟有那麼多的"海歸"熱心儒學，而拒絕西方文明呢？究其原因，恐怕還是等級觀念和"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他們的骨子裡作怪。學成了不當官那學豈不白上了？既被稱為"精英"，那理所當然地就應該高人一等，"勞心者"不"治人"難道還"治於人"？如果像西方國家那樣，沒有等級，沒有尊卑，沒有特權，好不容易有了點兒權力，還要處處受到制約和監督，那麼這官當得還有意思么？不僅如錦衣夜行，鬧不好還讓人把那身錦衣給扒了！在這方面，辜鴻銘其人其事頗值玩味。這位10歲即踏上英倫，遊學西歐，精通9種語言，獲得13個博士學位的老先生，竟然那樣地痴迷皇權社會，對於西方的現代文明，乾脆給它來個視而不見；以致滿清王朝覆滅多年，至死也不剪掉他腦後的豬尾巴辮子。為什麼會這樣呢？用他本人那個"茶壺"與"茶杯"的著名比喻，就不難看出端倪。想想看，西方雖有情人之說，但那情人之間相互都是獨立和自由的，誰也不能把誰據為己有。這怎麼能比得上中國人"納妾"呢？一把"茶壺"（男人）想配上幾個"茶杯"（妾）就弄幾個"茶杯"，而且所有的"茶杯"永遠都是圍著"茶壺"擺在同一個"茶盤"上，西方文化能提供如此享受的特權和尊榮么？批孔夫子還是批《三國演義》《水滸傳》，並非是個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傳統中的廟堂文化與江湖文化，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再說，"五四"先賢們也不是沒有批判過《三國》和《水滸》，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有關論述，話雖不多卻句句中的。真正激賞《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其實是後來那些崇尚"權術"和"暴力"的人，與"五四"並無多大幹系。儘管"孔子及儒家文化有正有反"，但那"反"的方面畢竟是主要的，是涉及到制度層面上的。它足足危害了我們兩千多年，致使社會停滯不前，致使國人從來也沒爭取到"人的價格"（魯迅）。而所謂"正"的方面無非是些倫理與道德的說教，而且這些說教不少仍限定在"三綱五常"的框架之內，談不上什麼"深層內涵"，更難以"推導出人際的溫馨和家庭的溫馨"。倘有學者立志去尋求其中的微言大義，那是他們的學術自由；但若藉此來否定"五四"先賢對孔子的批判，並想以儒學來一統中國的現代文化，那未免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欲使國人百年的夢想破滅於一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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