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後美國文學發生了什麼——中國文學網

　自21世紀以來，人類面臨的挑戰與災難絲毫不亞於上個世紀初。人們在歡呼科技文明和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便利時依然感到心悸、焦慮與不安。世界範圍內的金融危機、領土爭端和區域性政局動蕩是當下世界歷史的真實面貌。民族矛盾、種族衝突和宗教信仰問題不斷演繹人類的悲劇，多方位地印證亨廷頓的所謂「文明衝突論」。局部戰爭頻繁爆發，伊拉克和阿富汗硝煙不散，「9·11」恐怖事件不斷引發人類創傷記憶，病毒和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仍頻頻威脅和嚙噬著人類的生命。也許人類就是這樣不斷地重複著自己的歷史，朝著禍福難測的未來悲壯地前行。世界文壇的作家們正以各自的方式打量這個世界，努力以筆作劍，刺痛人們逐漸麻木於種種不幸的心。可見，文學始終用藝術方式追尋與審視歷史進程，進而表達思想，其中美學和政治爭論的中心常常又是語言跟世界的關係。新世紀作家們在熱切地感悟人類文明智慧的同時，或加以擁抱，或加以拒斥。他們積極回應，或參與全球化進程，並在繼承中開掘自我，正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樣，能在追求故鄉憂鬱的靈魂時發現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徵。

　　美國「9·11」事件之後，全球性的反恐和後冷戰思維逐步催生了一種具有反思生命意義、深度觀照歷史、並使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文學文本，或稱之為後「9·11」文學。當代作家將「9·11」事件從一場悲劇轉化為景觀，在創作中巧妙地處理文學創作與民族文化心理建構、文學創作與歷史敘事、文學創作與意識形態等諸多關係。美國後「9·11」文學集想像與反思於一體，具有寬廣的全球化意識，揭示了遭受恐怖襲擊後普通美國人的創傷記憶、心理承受和救贖軌跡。作為生命意識表現形式的人之生存境遇也是作家們樂於書寫的題材。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唐·德里羅(Don DeLillo)、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及其他新興作家如喬納森·薩弗蘭·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約瑟夫·奧尼爾(Joseph O』Neill)、科倫·麥凱恩(Colum McCann)等都適時做出了回應。在他們的創作中，人們再次親歷人類的悲哀，並深切感悟濃郁的人文思想以及族裔差異和政治立場差異。他們在面向未來的同時不無希望地書寫全球化、文明衝突、歷史記憶以及民族身份建構等時代性命題。

　　美國後「9·11」文學創作以寬闊的視野想像和審視恐怖襲擊事件，並注入了歷史反思和倫理拷問的內涵：或書寫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災難體驗；或對全球化時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隱秘和邏輯進行批判，具有鮮明的後現代敘事美學特徵，即融見證創傷、創傷記憶與敘事、以及文學虛構創傷於一體，在後現代語境下思考創傷、書寫創傷、詮釋創傷並超越創傷，使之演繹成新的歷史敘事和創傷書寫，並從人性角度探索創傷救贖和人文關懷等命題。

　　約翰·厄普代克創作的《恐怖分子》屬於直接關注恐怖分子的後「9·11」小說。該作品迎合讀者對恐怖分子既畏懼又好奇的心理，以一個普通少年如何被卷進恐怖組織的行動計劃，如何心甘情願地去充當自殺和殺人的人肉炸彈為故事線索，深刻反思美國社會，揭示了當代美國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信仰問題。

　　唐·德里羅小說《墜落的人》講述了「9·11」後美國一個普通家庭情感離合以及心理和精神創傷的經歷，展示了歷史性事件對於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作者將看似混亂的不同人物的記憶碎片記錄下來，再加以彙集，呈現出多重敘事聲音。故事主人公基斯，現年39歲，從事律師職業。「9·11」後，他僥倖從世貿中心辦公室逃生，重新回到已經和他分居的妻子麗昂和兒子的生活中。該作品以文學方式揭示日常生活圖景，凸顯家庭和親情的意義，並在見證歷史、表徵創傷中表達倫理關懷和對社會問題的冷峻思考。

　　約瑟夫·奧尼爾的《地之國》講述一名居住在紐約的荷蘭裔證券分析師一家在「9·11」恐怖襲擊後所受到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創傷。故事敘事者漢斯自由生活在荷蘭，大學畢業後在倫敦工作，結婚生子，隨妻子雷切爾到紐約工作，做銀行證券分析師。「9·11」後雷切爾執意帶著孩子回倫敦，二人婚姻瀕臨崩潰。小說發人深省：漢斯自嘲自己是「政治和道義的白痴」。整部作品通過文化視野再現歷史並表達對人類生存的思考，彰顯作家的使命，即關注現實和良知，用心靈去感悟世界，並表達深切的憂患意識和人文價值觀。

　　科倫·麥凱恩的《轉吧，這偉大的世界》拼貼了十多個不同人物的故事，這些人物背景不同，靠著可能的姻緣際遇相互聯繫，都在曼哈頓附近見證了佩蒂特高空行走的「神跡」。人群中有牧師、妓女、因越戰失去兒子的母親和父親、地鐵車站的流浪少年、電腦黑客等，這些人的命運與佩蒂特高空行走聯繫在一起。世貿中心的奇觀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小說再現了一個大都市和一個逝去的時代，從中讀者依然可以感受到信仰與慾望、愛與迷失、罪與拯救、母子情感以及家庭人倫等。

　　事實上，「9·11」文學的內涵十分豐富，既可看作是文學內容，又可看作是文學形式，在一個悲劇時代重新思考人類命運、自由和生命的意義。因此，在表現手法和觀照事物方面，「9·11」文學具有獨特性，其主題也是多變的。最突出的一點是，作家們將「9·11」事件與其他災難性事件聯繫起來，構成某種歷史的隧道，如弗蘭岑的小說《自由》就別具一格，刻畫的是對人類自由的踐踏行徑和遭受挫折的美國中年人生活景象。

　　「9·11」事件作為背景，影射陰影下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焦慮心態。敘事格調是審訊式的、質疑的，但也頗具個性化。作家在思考人們親眼目睹的一切是否真實，這些歷史現象在多大程度上屬於個人體驗，哪些體驗是可以分享的，哪些優勢是亘古不變的，適合每個時代；哪些東西是暫時的，易變的。許多故事的敘事者扮演了評論員的角色，總在不聽地品評、分析和解釋，多少還帶有些說教成分。

　　由於後「9·11」文學針對的是恐怖事件，所以這一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種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意識又讓人特別懷念平安的生活，留戀人情、友愛。關注生命便成了這一文學刻意表現的思想主題，從中可以感悟到作家們豐富的人文精神。

　　觀照後「9·11」文學首先應從現象入手思考其內涵。除了創傷主題外，這一文學類型還有許多不同的主題特徵。它已對當前文學史研究提出了挑戰——歷史主題的考量，作家的創作意識形態及其文化反思，藝術實驗、審美題材的介入，包括媒介藝術。福厄的小說《劇響，特近》就是典型的例子。作品以博物館呈現的方式刻畫受害者創傷群像，用文字、圖片、錄音等多種媒介將幾代人的創傷體驗融入作品，打破了人物的年齡、性別、種族、國籍等界限，以更廣闊的視野探討恐怖主義對人類的衝擊，包括對全球化進程中災難的思考，融創傷人物、創傷書寫和承載創傷記憶圖片於一體。這也是今後文學史寫作必須思考的課題。

　　總之，「9·11」文學的主題很鮮明，始終圍繞或影射「9·11」恐怖襲擊事件，並將其視為反人性的罪惡淵藪。後「9·11」文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批判了美國的恐伊斯蘭症，還是依然參與了反恐，或仇視伊斯蘭民族主義？與新聞媒體報道一樣，這一文學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渲染恐怖與可怕，並在國際政治範圍內消費它，使其成為世界普通民眾關注的焦點。我們不禁要問：表面批判伊斯蘭狹隘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的「9·11」文學是否同樣陷入誤區，成為宣講另一種狹隘民族主義的同謀？

　　在全球化、跨國界研究語境下考量包括後殖民文學在內的文學敘事及其對「9·11」的回應，不能僅把視域局限在美國，而應該放眼世界，了解其他國家文學又是怎樣反觀「9·11」事件及其文學表現的。如今，「9·11」事件成了敘事策略或媒介，不斷被書寫、被強化。而後「9·11」作家對恐怖災難的反應也是因人而異的，不同作家在表達文本意義時所採取的文化立場也不盡相同。美國作家同其他國家作家在反思和再現「9·11」歷史現實方面明顯存在差異。值得關注的是，後「9·11」文學在思考人類命運、參與公共記憶、醫治精神創傷、表達人文關懷和重塑倫理價值等方面均有啟示性，其對家庭倫理、族裔差異和全球化問題等所做的思考無疑給當代中國文學創作提供借鑒意義。

原載：《文藝報》201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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