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美國：華府掮客浮沉錄

06-24

早在他負責特朗普競選班子之前幾十年，追逐境外金錢和黑幕交易的馬納福特已經一手為華盛頓的腐敗打下了基礎。

The AtlanticMarch 2018 cover sto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by Franklin Foer

原文於2018年3月首發於大西洋月刊（鏈接：http://theatln.tc/2BymJdp）

Mark Peterson / Redux

作者：富蘭克林·弗爾（Franklin Foer），《大西洋月刊》全國新聞記者，《新共和》雜誌前主編，《無思想的世界》（World Without Mind ）一書作者

翻譯：華思睿，張拓木，張海雲，楊刁刁

校對：李雅坤，Xujun Eberlein

I. 旁觀者清

診療所允許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每天打十分鐘的電話。他每天都會用這段時間給他住在亞利桑那的妻子打電話，他的聲音常常含淚。他女兒安德烈婭，當時29歲，曾經給朋友發簡訊說，「聽說他每天都哭。」在2015年春天，馬納福特陷入了人生的低谷。那之前幾個月，他曾對另一個女兒傑西卡暗示他有可能會自殺。傑西卡給安德烈婭發簡訊說，他也許會「永遠地走了」。

他很珍惜因自己的工作而獲得的地位，但他的工作在那時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近十年里，他把幾乎全部賭注都押在唯一一個客戶身上，當然是一個超級有錢賺的客戶。這個客戶就是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亞努科維奇成為烏克蘭總統後，馬納福特是他的首席政治策略師，並且與他建立了非常私密的關係。馬納福特在他老闆的俄式桑拿房外一起裸泳，在其宮殿里一起打網球（「當然，我會讓他贏」，馬納福特有意讓人知曉這點）；馬納福特基本上就是這個遼闊國家的權力仲裁者。他的副手之一里克·蓋茨（Rick Gates）有一次對一群華盛頓的遊說者吹噓說，「你得明白，我們在烏克蘭做事很久了，保羅在那裡另有一套影子政府體系… 在每個部委都有他的人。」能夠號稱在外國政權里積聚如此龐大影響力的美國人屈指可數，比如石油大亨，冷戰時期的間諜頭子。這種權力讓馬納福特賺得盆滿缽盈；最近對他的起訴書里說，他在塞普勒斯和格林納丁斯這樣的避稅天堂貯藏了數千萬美元的財富。

讓馬納福特從中獲利的這種驕奢淫逸同時也醞釀著革命。在2014年初的幾個月，示威者們在基輔的獨立廣場集結，迫使馬納福特的恩主下台。感覺生命受到威脅的亞努科維奇躲去了俄國。馬納福特小心翼翼與這座怒火衝天的城市保持了距離，沒有受到傷害，但是在他的基輔辦公室，他遺留了一個裝滿文件的保險箱，而這些文件是他絕不想被公開或者落入敵手的。

一直以來，馬納福特的錢都來得非常容易，他花錢更是大手大腳，但這在革命後很快就成了個問題。革命之後，馬納福特從那些不必逃跑求生的被逐總統舊部那裡討來一些業務。但他還是抱怨入不敷出，而且還得在已經66歲的年紀里滿世界（匈牙利、烏干達、肯亞）地搜尋新顧客，四處撲騰卻處處碰壁。安德烈婭給傑西卡的簡訊中提到她父親「財源緊張」，「他突然變得非常摳門」。他在消費習慣上的變化也讓安德烈婭的婚禮計劃降格了。比如她的「婚禮周末啟動」派對，他建議把菜單減成只有熱狗，還取消了冰塊的支出。

他似乎不願意，抑或是沒辦法，動用他的離岸賬戶。亞努科維奇倒台後不久，聯邦調查局就開始調查他在烏克蘭的活動。與此同時，一位名叫奧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的俄羅斯寡頭也在找他，要他解釋一筆1890萬美元的投資的下落，馬納福特原來說自己代德里帕斯卡用這筆錢投資了一家烏克蘭公司。

馬納福特與德里帕斯卡相識多年，他一定了解這位寡頭的歷史。德里帕斯卡的財富來自於1990年代那場所謂鋁業戰爭，那是一場最為暴力的爭奪後蘇聯工業支配權的競爭，多人因此喪生。2006年，美國國務院吊銷了德里帕斯卡的簽證，據報道是由於他與黑社會的關聯（他本人否認）。儘管德里帕斯卡名聲在外，或者是正因為此，馬納福特一直在躲避這位寡頭。2014年德里帕斯卡的律師在試圖追回這筆錢時對法院說，「保羅·馬納福特和里克·蓋茨就像是憑空消失了。」

烏克蘭革命九個月之後，馬納福特的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危機。去年，一個「黑客集體」——很可能由極度不滿馬納福特干預他們國事的烏克蘭人組成——竊取了安德烈婭的手機簡訊記錄並發布到暗網上，因此馬納福特家庭生活的很多細節被公諸於眾。這些簡訊橫跨四年（2012-16），共六百萬詞。馬納福特之前確認過他女兒的手機被黑，也承認過一些被Politico（註：美國一家政治媒體）和《紐約時報》引用過的簡訊的真實性。馬納福特和安德烈婭都拒絕對本文置評，傑西卡則聯繫不上。

從整體來看，這些簡訊顯示了一個時而頗為緊張的家庭關係，其中關愛與控制欲交替出現。馬納福特對他的家庭在經濟上很大方——他給傑西卡的電影項目投資了數百萬美元，給她當時的丈夫的房地產生意也投資了數百萬美元。不過2015年春天他給家裡聲淚俱下打電話或威脅說要自殺的時候，他是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根據被曝光的簡訊，在前一年十一月份，他的女兒發現了他和一位比他年輕三十多歲的女人的婚外戀。這段戀愛關係很昂貴。簡訊中顯示，馬納福特給他的情婦在曼哈頓租了一套月租9000美元的公寓，並在漢普頓離自己家不遠的地方租了一棟房子。他送給她一張美國運通卡，她也毫不客氣地大用特用。她曾經在一位朋友新開的播客節目中宣稱，「我只去豪華餐館」，並且滔滔不絕地講述她在社交媒體上發的各種美食照片：魚子醬、龍蝦、高級法餐。

這樁婚外戀很是出人意料。在他妻子1997年一場差點致命的騎馬事故之後，馬納福特對她百般呵護。他的一個老朋友對我說，「那段時間他對妻子的耐心和奉獻一直讓我驚嘆不已。」但他的不忠曝光之後，他的妻子開始對女兒們吐露婚姻中各種長期引而不發的問題。馬納福特接受了婚姻心理治療，但簡訊顯示他的婚外戀並沒因此停止。因為他在隱藏不忠上很是笨拙，也因為他的情婦在Instagram上發布他們一起旅遊的照片，他的家人在六個月後又抓了正著。根據安德烈婭的簡訊，他隨後就進入了亞利桑那那家診療所。簡訊里寫道，「我爸爸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精神崩潰。」

到2016年初，馬納福特回到了大華盛頓地區，這是他的主要居住地，也是他政治諮詢師和說客職業生涯開始的地方。他繼續努力恢復自己的家庭生活、職業和自我價值感。他開始給不同的人打電話。當美國總統競選意外逆轉之後，他看到了機會，迫切地想參與進去。他給唐納德·特朗普寫了一封簡潔有力的備忘錄，列舉了自己是最理想的競選軍師的所有理由，然後懇求他認識特朗普的朋友們向這位正在崛起的候選人兜售自己的能力。

就在馬納福特出任特朗普競選團隊職位的消息公布之前，他聯絡到原來的同事們，告訴他們自己的復出。他渾身散發著他標誌性的自信，但出乎他的意料，這些前同事卻對他抱以懷疑和擔心。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給許多有權勢的人做過顧問——包括美國參議員、外國的最高指揮官、威風的將軍和終身制下的總統。他早已學會了如何撫慰這些人，如何用勤勉的調查研究和鎮定的表述來影響這些人絕不妥協的意願。但是輪到自己，馬納福特卻不能接受朋友們明智的勸告，那就是一定要避開不必要的公眾注意；而這個勸告正是他自己也會給予任何有像他這種經歷的其他人的。

他的朋友們，和那個年紀的所有共和黨政治操盤手們一樣，都對保羅·馬納福特的傳奇故事了如指掌，既有熱情和妒羨，時而也包含一點輕蔑。當馬納福特在1970年代來到華盛頓的時候，那裡還陶醉在日益式微的榮光之中，尤其是一種自認肩負崇高責任的自我滿足感。財富的標誌是喬治城的豪宅，那種古舊的不完美以及磨損的地毯都在表達權勢的自我肯定，完全用不著顯派。但這種老式寄宿學校文化完全不是馬納福特的風格。當他小有名氣之後，他就開始和K街（註：華盛頓遊說公司雲集的一條街道）上身著布克兄弟服飾的人群區別開來，他的穿著更歐式，比如時髦的彩色休閑西裝和無領衫。如果他偶發奇想要把自家後院的游泳池挪幾英尺，無論要花多少錢都攔不住他。他的同僚們覺得他的特殊著裝口味和大都會生活方式很有趣，把他稱作「基督山伯爵」。

他的叛逆行為並不僅僅停留在審美觀上。他改寫了他的第二故鄉的規則。在八十年代早期，他創立了一家諮詢公司，完全無視多年來遊說行業的慣例。在獲取新客戶方面，他完全不受道德的約束。在2016年時，他的朋友們或許還並不知道他的塞普勒斯帳號的細節，那些沒入賬的給他的付款據稱記錄在基輔某處的西里爾文帳本上。但依據對馬納福特的了解，他們都認為，在這個調查政治對手和媒體咄咄逼人的年代，如果參與總統競選，他絕對承受不了自己的秘密被曝光。「這些風險再明顯不過了，」一位試圖勸他放棄這個職位的朋友告訴我。但在他當時那種受損的精神狀態下，這些警告完全不起作用。

當保羅·馬納福特在2016年3月28日正式加入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時候，不僅對於他自己，而且對於這個他最終運營的政治組織，他都代表著危險。他一輩子的海外冒險不僅僅醜聞連連，也揭示了這個人極有可能利用競選自肥、全然不會考慮連帶損害的品格。

數十年來，馬納福特為境外金錢和影響進入華盛頓開闢了一條小道，然後又把這條小道拓寬成一條超級高速公路。在服務世界上的獨裁者這方面，他是一個了不起的革新者。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去年十月份對他的起訴書包括洗錢、虛假陳述、以及其它個人腐敗問題。（他對所有指控都不認罪。）目前馬納福特在穆勒調查的這盤大棋中的角色仍然是被小心守護，不為公眾所知的。說到底，他的個人腐敗比起他侵蝕美國制度的終身角色來幾乎不值一提。而被指控幫助外國政權顛覆美國民主，是他人生故事很合適的尾聲。

II. 青年弄權者 1977年春日，時年28歲的保羅·馬納福特坐在孟菲斯某酒店套間的摺疊桌前。從當時的照片看，他唇上掛著湯姆·賽立克（Tom Selleck）式的小鬍子，臉上留著大鬢角，身邊擺滿了他為這個周末特地安裝的電話。桌上放著的是他稱為「尚方寶卷」的龐大的文件夾。八百名代表齊聚一堂要選出青年共和黨的新主席；馬納福特作為一個初露頭角的掮客已經搜集好了每一位的資料。這些「寶卷」是他弄權交易的基礎。要投准各位代表之所好，弄清換取他們的支持需要什麼代價沒壞處。青年共和黨是一個18到40歲職業人士的政治和社交團體；那時候能控制青年共和黨還非常值錢。做著總統夢的政治家都想法設法將這個組織納入麾下。這還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靠談判推舉總統候選人的時代；青年共和黨靠人數足以控制各州黨代會的州代表選舉。1964年可以說是他們為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拿下共和黨提名；到70年代每一個有野心的共和黨人都了解了他們的實力。黨內老人的關注成就了新一輩青年共和黨領導者的機會。贊助者爭先恐後的向他們湧來。如果把這個組織收入囊中，就如同擁有了一個小型的坦慕尼協會。在孟菲斯，馬納福特在為他的朋友羅傑·斯通（Roger Stone）效力，後者以挖對手黑材料、散布陰謀論揚名立萬。馬納福特管理斯通競選青年共和黨主席的活動。時年24歲的斯通津津樂道他的政治教育來自尼克松1972年的連任競選，甚至承認下陰招來幫自己的偶像當選。斯通和馬納福特通過大學共和黨（College Republicans）結識，既是老鄉，又共同擁有對高級西裝和權力的無限熱愛。他們帶著一種沾沾自喜的殘忍一塊競選。在政治生涯早期，馬納福特已經顯示出管理大型集會的特殊才能。他知道如何指揮一干鐵杆死忠，個個拿著對講機聽他調遣。他更知道如何導演一場好戲。在孟菲斯那年，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租下一條遊船擺酒設宴，讓他的黨鞭們在漂浮的封閉環境里遊說動搖不定的代表。對青年共和黨精英層來說，馬納福德控制的、被稱為「團隊」的幫派彰顯了他對成員始終不渝的忠誠的要求。面對「團隊」的實力，斯通的對手最終在黨代會一半退出，抱怨稱，「全部都是後台早就編好的劇本。」馬納福特從政有其家庭淵源。在他還是一個高中生的時候，他的父親老保羅·馬納福特當選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顛市的市長；小馬納福特就這樣被吸引了——他參加了一個模擬市議會，又參與了州長候選人托馬斯·梅斯基爾（Thomas Meskill）競選活動的少年拉票團。本科和法學院他都選擇了喬治城大學，打個車就能到權力中心的國會山。 70年代權力中心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艾迪生·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他們這一代最工於心計的共和黨人。在著名的1976年共和黨黨代會上，馬納福特和貝克一起窩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肯伯體育場外的房車裡。面對里根充滿活力的打擂，他們要守住傑爾拉德·福特的再提名；馬納福特幫著貝克與代表們爭論。他從貝克身上學到了如何藝術地炫耀自己的謙遜，如何先把人奉承得飄飄然，然後從背後給人一刀。里根的一位競選助手傑夫·貝爾（ Jeff Bell）回憶說：「他當時師從高手門下。」到七十年代末，馬納福特和斯通已經預見到里根的崛起，並都想要加入他的1980年競選活動。對於馬納福特，把效忠對象從福特換成里根是一場180度大轉彎。許多保守派因此懷疑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機分子。毋庸置疑的是，青年共和黨成了他實現野心的理想工具。

他的野心留下一路禍害，受害者包括一位叫做尼爾·阿克（Neal Acker）的阿拉巴馬律師。在孟菲斯黨代會上，阿克是「團隊」一個忠實走卒，為斯通效力組織南方各州代表。作為回報，馬納福特和斯通曾經承諾1979年會用「團隊」來支持阿克競選，代替斯通成為青年共和黨主席；並且馬納福特會親自管理競選團隊。但當阿克競選在即的時候，馬納福特突然給他的方案加了一個條件。如果阿克想當主席，必須先對里根效忠。阿克在猶豫之後最終選擇保持中立。馬納福特對他一陣暴怒，美聯社的報導稱之為：「前所未有的釜底抽薪」。在1979年青年共和黨黨代會前的一周內，馬納福特和斯通下手摧毀了阿克的勝算。在馬納福特的影響下，支持阿克的代表紛紛反轉；馬納福特甚至直接接手了阿克對手的競選活動。如同在向里根團隊炫耀實力，馬納福特將票數扭轉到阿克以180對465票慘敗。「這是一個完美的『操你媽』。」一個馬納福特手下的黨鞭對我說。不久之後，斯通和馬納福特就搞到了心儀已久的里根團隊里的核心位置。斯通指導東北地區的競選活動，馬納福特指導南部。這場競選有不少內鬥；兩位都從黨爭和清洗中活了下來。「他們被稱為『青年共和黨的機靈鬼』，」傑夫·貝爾對我說。他們的優秀表現使他們得以進入里根政府的核心圈，但他們還有更大的計劃。

III. 遊說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月里，華盛頓最有效的說客們超越了這個行業的交易屬性。阿貝·福塔斯（Abe Fortas）、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布賴斯·哈洛（Bryce Harlow）、托馬斯·科科倫（Thomas Corcoran）這些人，不是作為骯髒的僱傭軍而知名，而是作為權勢集團的優雅代表，被奉為「智者」（「wise men」）。遊說基本上沒有壞名聲，因為它太稀有了。1967年傳奇律師湯米·博格斯（Tommy Boggs）註冊為說客的時候，他僅是仍活躍名單里的第64位。遊說對工商業來說並非必需。1963年三位知名政治學家研究了這個職業之後做出總結：「我們對一個典型遊說公司的觀察是，它的業務機會極為有限，職員平庸，它的典型問題不是如何影響國會的投票，而是尋找客戶和資助人以維持生存。」

里根時代來臨之際，共和黨說客更為孱弱。國會裡連續幾代的民主黨多數對遊說生意來說糟糕透了。僅存無幾仍在暗地裡工作的共和黨說客們有很多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干過；水門事件的恥辱是籠罩在他們頭上的陰影，使他們失去雄心壯志。

這就是馬納福特和斯通這樣狂妄自大的新人能很快主宰局面的歷史環境。里根政府打破了老共和黨權勢集團的傳統。經過國家管制的長期擴張，工商界終於有了一個急於取消管制的政治夥伴——這創造了對說客的前所未有的需求。馬納福特號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新政府，也是令人信服的，因為在這屆政府的過渡期，是他在管聯邦人事局，這意味著新政府里到處是他的人。馬納福特、斯通和另一位青年共和黨老兵查理·布萊克（Charlie Black）一起開了一家遊說公司，名為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事務所。很快，他們就找到了一系列顯要的大客戶：伯利恆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 ）、美國煙草協會（the Tobacco Institute）、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環球航空（Trans World Airlines）。

別的公司都只經營某一專項，比如，遊說，諮詢，或公關，但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事務所把這所有服務都包攬了。這個舉措看似簡單，但最終促成了華盛頓的轉變。時代雜誌把這個做法稱作「兜售影響力的終極超市」。改善政府管理運動的倡導者弗雷德·沃特海默（Fred Wertheimer）把這個擴張描述為「機構化的利益衝突」。

將遊說和政治諮詢相連接，也就是現在被稱作「雙排扣操作」（double-breasted operation）的做法，是其中真正的突破。馬納福特的遊說公司開創了僱傭政治諮詢師的先河。(法律意義上來說，這兩種業務歸屬於不同的公司，但這些公司的創始合伙人是同一群人，在同一個地點辦公。）這邊幫助政客競選，那邊則轉過來遊說自己同事幫助競選上任的官員。諮詢方面的僱員包括鋒芒畢露的李·阿特沃特，他因為代表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首創「種族誘餌」手段而臭名昭著。阿特沃特對朋友說：「我們在進入售後服務。」如所預期，公司的政治客戶，比如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菲爾·格拉姆（Phil Gramm），阿倫·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在公司需要他們幫忙推進大企業客戶的議程時，就成為了可靠的戰馬。這種職業演化使得遊說的有效性和影響力同步增長。

1984年，公司擴張到國會走廊的另一邊。彼得·凱利（Peter Kelly）被聘為合伙人。凱利曾經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財務主席；他為議員們籌集了數百萬競選資金，因此贏得了他們的忠誠。公司的一些僱員為民主黨在路易斯安那、弗蒙特和佛羅里達的參議員候選人服務，即便辦公大廳另一頭的同事們在為這些候選人的共和黨對手工作。凱利對我說，「有人說，『這不符合美國精神,』?『他們怎麼都不會輸，因為他們兩邊都有人。』我總是說, 『能贏怎麼就不符合美國精神了？』」這種常勝不敗感也充斥在遊說活動中。1986年國會通過稅改法案的時候，公司成功地在法案中塞進一條特別規定，給克萊斯勒-三菱公司節省了5800萬美元；另一個條款給強生公司節省了3800萬美元。新聞周刊宣布馬納福特的公司為「華盛頓最火的店」。

對該公司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於1988年共和党進行總統初選時，公司策劃並基本鎖定了勝利者。阿特沃特是喬治·H·W·布希的首席策略師；布萊克為鮑勃·多爾（Bob Dole）工作；斯通是傑克·肯普（Jack Kemp）的顧問。國會一位工作人員曾對時代雜誌記者開玩笑說，「我們為什麼還要搞提名競選？為什麼不就讓這些候選人到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事務所去辯個輸贏就行了？」馬納福特也有意造成這種感覺。在一次華盛頓郵報的問卷中，他宣稱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是他最想會面的人。

儘管年輕，馬納福特顯示出一種能鼓舞他人的自信，一種類似於新聞主播的風度。他的一位長期副手菲利普·格里芬（Philip Griffin）對我說，「他很有權威性，他的盔甲上從來看不到裂縫。」馬納福特擅長寫作，尤其是為潛在客戶寫提案；他精通戰略性思考。要幫助客戶，拉大旗做虎皮絕不能代替具體實在的步驟。他曾經聲稱，「如果政治起到了什麼作用的話，就是它教會我們要把任何事情都當作競選活動來做。」他為客戶不辭辛勞，工作強度從不減弱。依據被曝光的簡訊，他的妻子曾經開玩笑說，安德烈婭是在電話會議的間隙懷上的。安德烈婭對她當時的未婚夫說，馬納福特「掛了電話，看看手錶，然後說，『OK，離下個會還有二十分鐘。』」

馬納福特的遊說公司散發著80年代的奢侈頹廢氣息。每年，它都會主辦一個高爾夫活動，以杜松子酒品牌布多思（Boodles）命名。馬納福特的一位同事老友約翰·唐納森（John Donaldson）說，「這個活動幾乎每年都必須換地方，因為會場不會再邀請我們回去。公司里兩位女士抱怨說他們從來沒有收到過邀請。我告訴她們，你們不會願意去那種場合的。」作為公司「社交委員會」的負責人，馬納福特會給每次年會設計一個主題。他的代表作是一個三年遞進：「過度」，然後是「超過度」，最後是「過度即最好」。

1986年，公司的合伙人放風讓華盛頓郵報知道他們每人打算拿回家45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一百萬美元略多一點）。凱利說，「突然一下子他們開始賺這麼多錢，我不認為他們中任何人以前賺到過我們現在這麼多。」公司還給高級合伙人提供豪華轎車以及負擔他們自選的鄉村俱樂部會員費。馬納福特乘坐超音速協和式客機（Concorde）來往歐洲，就像是乘坐阿西樂特快（Acela）列車去紐約一樣。「我得承認，」阿特沃特激動地告訴華盛頓郵報，「在政府幹了四年之後，我對我的新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愉悅。」

公司從大學裡僱傭剛畢業的年輕人來給合伙人做司機，內部戲稱「車手」。當羅傑·斯通的昔日偶像理查德·尼克松訪問華盛頓的時候，就是這些「車手」接送的。

這些年輕初級僱員中不少人最終會爬上公司高層；他們常常被派去代表公司經營客戶的競選活動。不過，想要爬這個階梯，大多數情況下都需要通過所謂的馬納福特「忠誠測試」，這是些很有挑戰性的任務，超出了通常的職業標準，體現了馬納福特所預期的對這些初級僱員的控制。有時候在最後一分鐘，他會要求員工招待他來訪的法學院好友，而不顧這位員工從來沒見過這些人。有一次聖帕特里克節（Saint Patrick』s Day）派對，他要兩位初級職員在24小時內找到合適的人來模仿比利·巴蒂（Billy Barty），就是那位身高3英尺9英寸、與米基·魯尼（Mickey Rooney）和切維·切斯（Chevy Chase）合作過的演員。他們居然找到了。「這可是在互聯網之前的年代」，他們中的一位告訴我說，「你能想像那有多難嗎？」

IV. 放眼全球到九十年代，註冊遊說師已經從湯米·博格斯（Tommy Boggs）在1967年加入時的寥寥幾十人擴展到了一萬多人。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一變化，並以有利位置接住了大量湧入國會山的企業現金。但到那個時候，國內政治對保羅·馬納福特（查理·布萊克（Charlie Black）對我描述其為自詡的「冒險家」）來說，空間已然太小，意思不大了。馬納福特一直和野心勃勃的年輕外交官們交好，其中包括當時的沙特駐華盛頓大使，班達爾·本·蘇爾坦·阿勒沙特王子（Prince Bandar bin Sultan Al Saud）。班達爾參加198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馬納福特專門派了一隊高級成員為他打點。馬納福特安排班達爾從總統入口進門，又一路送進副總統的包廂。海外遊說在80年代之前並非不存在，但是規模有限，還長期籠罩在不信任中。二戰前夕，一位受雇給德國染料信託（German Dye Trust ）做公關的美國公民艾維·李主導了一系列洗白納粹的活動，直接導致國會通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國會沒有完全立法禁止海外利益輻射影響，不過當時那些活動只發生在華盛頓K街（譯者註：智庫、遊說機構等聚集的一條街）的邊緣。保羅·馬納福特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件事。里根政府已經擴大了冷戰的格局——通過給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組織和阿富汗的聖戰軍等游擊隊與右翼軍事勢力撥款支持和提供培訓，加緊了國際反共鬥爭的步伐。所謂「里根原則」——也就是這種「外包戰爭」的策略——寄希望於通過大量衝突讓蘇聯應接不暇。國會投在反共代理人上的錢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世界各地鐵拳的獨裁者和暴躁的軍閥都想分一杯羹。首先他們需要人幫忙包裝自己，這樣國會可以對他們不是那麼「自由民主」的政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多說客都在找獨裁者客戶，但是沒有比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更集中努力的。公司會安排客戶上美國電視台做採訪洗白,會在國會內部結盟來搞到錢。在那些獨裁者國內，這些能夠讓他們的政權沾上一點民主合法性的氣息，幫助他們在華盛頓提高聲望。公司能拿下客戶是因為它善於營銷與里根政府和之後的老布希政府的關係。1988年《紐約時報》上報道的一個提案中，公司宣傳了與官員的「私人關係」，還公開承諾能夠在「經濟和外交政策領域」提供後門渠道的「升級」。毫無疑問，能做出這種承諾，與他們有詹姆斯·貝克這個朋友關係很大，特別是在貝克出任布希政府的國務卿之後。「貝克會直接把客戶介紹給公司，」凱利回憶說。「他希望我們幫助他們朝好的方向發展。」但是馬納福特並不在乎所謂的道德水平。「一般來說，我會著重於如何讓客戶與歐美價值觀同步，」凱利告訴我，「保羅卻完全相反。」（凱利和馬納福特近年來一直沒有聯繫；前者在最近的總統競選中支持希拉里·柯林頓）。1985年至1995年任該公司董事總經理的里瓦·萊文森（Riva Levinson）在回憶錄里寫道，當她向她的老闆提意見，說她需要工作信念時，馬納福特告訴她，這樣做「我生意就完了」。該公司的客戶基本群擴展到包括奈及利亞、肯亞、扎伊爾、赤道幾內亞、沙烏地阿拉伯和索馬利亞等一波獨裁政府。馬納福特的公司在1992年由公共廉正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發布的一份題為「暴君的說客」的報告里是被譏諷的主要對象。 1985年菲律賓成為客戶之後，該公司的國際業務迎來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迫切需要尋求某種合法性：在1983年主要反對派領導人貝尼尼奧·阿基諾（Benigno Aquino Jr.）被刺之後，美國國會對他的政權的支持一路下滑。馬科斯僱傭馬納福特提升他的形象；他妻子伊梅爾達（Imelda）造訪美國時親手向公司支付了60,000美元的初始款項。當馬科斯提出1986年舉行快速選舉以證明他對民主的誠意時，馬納福特告訴時代周刊，「我們試圖做的是讓它更像是芝加哥式的選舉，而不是墨西哥式的選舉。」雖然可能不是有意為之，但這絕對是一句實話。在美國的政治辭彙中，芝加哥式的選舉通常是大規模選舉舞弊的代名詞。已故民意測驗專家沃倫·米托夫斯基（Warren Mitofsky）曾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前往菲律賓，為那次選舉設置並進行了出口民調。回國之後，他對政治學家山姆·波普金（Sam Popkin）講起馬納福特公司的代表問他的問題：「馬科斯贏多少才能讓這個選舉看起來合法？」波普金告訴我，這句話的意思非常明白：「我們怎麼搞才能讓美國人看著覺得靠譜？「該公司最成功的右翼大改造是安哥拉游擊隊領導人若納斯·薩文比（Jonas Savimbi），他是一名從毛派變成反共分子的叛亂者。他的軍隊對兒童無惡不作，將婦女充為軍妓。在這位將軍1986年訪問紐約和華盛頓期間，馬納福特和他的同事們把他包裝到有雜誌稱之為「薩文比時尚」。他穿著尼赫魯西裝，乘坐豪華轎車，出入華爾道夫酒店和格蘭大酒店，力圖投射出講究、精緻的形象。為了這次行動，公司幫他精心準備，每月向他彙報華盛頓的政治氣候。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從如何回應他的批評者，到如何讚美他的贊助人，他都受到了精心細緻的指導。」薩文比從此行中脫穎而出，成為備受稱道的「自由戰士」。當新保守主義標杆人物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美國企業研究所介紹薩文比時，她宣稱他是一位「語言學家、哲學家、詩人、政治家、戰士......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真正英雄之一。」這是個騙局——薩文比僅在1985年就支付了600,000美元。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絞盡腦汁讓這筆黑心錢不斷流。公司自己的業務已經和薩文比持續對抗安哥拉左派政權的叛亂拴在一塊。到80年代末，安哥拉經歷近15年的血腥內戰之後終於臨近和平談判的邊緣；這家公司卻不斷為客戶爭取新一批武器，支持薩文比繼續打下去。前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戈爾巴喬夫停止對安哥拉政府的援助後，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堅持幫助薩文比。但是到那時他聘請了一個非常厲害的華盛頓遊說公司。」這場戰爭又拖了十多年，數十萬安哥拉人死於非命。

V. 家族生意「保羅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很強的人，」最近他的一位搭檔查理·布萊克（Charlie Black）對我說。馬納福特在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的同事大都宣稱他們信奉保守主義的教義，「自由」、「自主」這些詞都時時刻刻被掛在嘴邊。但馬納福特幾乎從不提原則或者政治理想。他來自完全不同的政治門派；從他成長的經歷可以看出他世界觀形成的過程。 60年代時，馬納福特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新不列顛市被稱為「硬體城」。作為斯坦利工具廠的所在，它是一個許多少數族裔雜居的城市——波蘭人，義大利人、愛爾蘭人，還有烏克蘭人。曾經在國會代表新不列顛市的南希·約翰遜（Nancy Johnson）對我說，她在那個年代初次來到這裡時，簡直無法相信這個城市和外面交流多麼少。「這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小城市。我孩子上高中的時候，同學中沒有去過哈特福德（Hartford）的多得驚人。」康州的州府，哈特福德，離新不列顛開車只有15分鐘。馬納福特一家從那不勒斯（Naples）搬來不久後，就於1919年創辦了新不列顛拆房公司；後來這家公司又演變成了當地建造業內很有影響力的馬納福特兄弟公司。當馬納福特的父親老保羅·馬納福特1965年競選市長的時候，還是孤零零一個共和黨人在藍倉戰鬥。但是他有著話術天分和毋庸置疑的決心。前新不列顛市議會議員保羅·卡弗（Paul Carver）曾是他的門生；卡弗對我說：「就像你和親爺爺一起去酒吧一樣。他會伸出手來給所有人買酒喝。他認識這城裡上上下下所有人。」小保羅——朋友口中的P·J——非常崇拜他父親，並一頭扎進了他日後稱為「成功奇蹟」的競選活動里。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是一個孝順的兒子。他公司里所有的合伙人都認識他父親，在他弗吉尼亞弗農山家裡的各種聚會上和他父親打過照面。「他對父親非常盡心，」南希·約翰遜告訴我。一般情況下老馬納福特這樣的魅力會讓公眾對他的缺點集體失憶。但在1981年，他由於在市政腐敗調查中提供的證詞被指控作偽證。新不列顛警方一直被譴責對該市的非法賭博視而不見，並且篡改證據以保護迪卡夫肯特（DeCavalcante）犯罪家庭成員約瑟夫·「皮皮」·古爾瑞羅（Joseph「Pippi」Guerriero）。針對纂改證據的幾場調查扯開了腐敗的新不列顛市政府的遮羞布。最具破壞性的報告來自該市請來濾清渾水的哈特福德律師，帕爾默·麥吉（Kalmer McGee）。在他的調查結果中，他直接指控老馬納福特為「問題最大的人」。根據舉報人的證詞，老馬納福特公開說他想僱用一個「靈活」的人來管理他的「並不百分之百按規矩辦事」的人事辦公室。舉報人還作證說，他曾經向馬納福特家中送過一個信封，信封里是當警察必考試題的答案——而老馬納福特通過親戚把它交給了兩位申請者。老馬納福特從未否認接收過這個信封，但堅持說他要的只是「預習材料」。時效規定讓檢察官無法直接指控老馬納福特泄題；最終他也沒有被判做偽證。但是他的被捕促使《哈特福德時報》（Hartford Courant）編寫了一份對他名聲很不利的交易清單：「在他二十多年的公共生活中，他一直是爭議的焦點，身負多條指控。」這個長長的單子里提到了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對他的指控——他在市長任期內，在仍持有馬納福特兄弟公司股份的情況下，將合同包給這家公司。此前，當佛羅里達州的投資者用國際駕駛員工會（Teamsters）退休基金在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投建回力球場時，馬納福特用「不正當的」欺騙手段為其搞到了環境許可證。隨後，他的家族公司虛報了球場施工費，以覆蓋給國際駕駛員工會的回扣。（該公司承認虛報費用，但大陪審團沒有對其起訴）。甚至在這起醜聞爆出來之前，一位前新不列顛市長已經抨擊過老馬納福特的行為「違反了最基本的道德」。老話說，華盛頓特區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大染缸，會腐蝕所有來這裡定居的理想主義者和天真純凈的人。但是這句話是否倒因為果了呢？如果是外來者在腐蝕首都、並創造所謂的權利沼澤呢？當小保羅·馬納福特打破了規則，當他在道德規範之外運作時，他其實遵循了他最熟悉的例子。正如他後來在接受康州當地一家報紙採訪時談到他與父親一起工作時所說，「我在那裡學到的一些技巧我今天仍然在使用......這就是我的起點。」

VI. 阿爾·阿西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馬納福特從國外交到了一個新朋友，一個來自黎巴嫩，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西爾(Abdul Rahman Al Assir)的軍火商。他向他的合伙人提到這位新朋友的次數超過提到其他任何人。「他的名字老是冒出來，」彼得·凱利回憶道。儘管阿爾·阿西爾從未得到美國媒體太多的關注，但他家族中的一個成員在美國很有名。他曾經是沙特軍火商阿德南·卡舒吉 (Adnan Khashoggi)的姐夫, 而此人是後來演變成伊朗門醜聞的武器換人質計劃的掮客。80年代初，卡舒吉身價40億美元；他的傳記《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於1986年出版。在他的財富最如日中天的時候，卡舒吉奢華的生活方式每天需要花費25萬美元來維持 —— 據報道包括十幾棟房屋，1000套西裝，價值7000萬美元的遊艇和一架被稱為「空中拉斯維加斯式迪斯科舞廳」的定製飛機。

阿爾·阿西爾是卡舒吉王國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也是向非洲軍隊出售大型武器的軍火商。他混跡於在瑞士的格斯塔德滑雪、在法國南部消夏的那一群富人和名人中。總部設於倫敦的阿拉伯語雜誌Sourakia寫道：「阿爾·阿西爾的神奇就在於他可以與西班牙國王唐·卡洛斯（Don Juan Carlos）共進午餐，和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共進晚餐，第二天又與費利佩·岡薩雷斯（ Felipe González ）[西班牙總理]共進早餐。」

馬納福特向他的合伙人建議說，阿爾·阿西爾可能有助於他們的事務所與世界各地的客戶建立聯繫。他想增加事務所的全球影響力。馬納福特之前對於遊說行業道德邊界的探底，已經讓他接觸到了各種竊國大盜，暴徒和其他可疑的人物。但是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像他與阿爾·阿西爾的友誼和創業合夥關係一樣給他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到了九十年代，兩人已經開始搞大宗交易。其中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幫助協調的法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軍火交易；這宗交易靠著涉及兩國高級官員的各種賄賂以及回扣而成交，卻最終走向了謀殺的指控。

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從1993年馬納福特在他弗吉尼亞的家中做東晚餐開始的，出席的客人中包括時任巴基斯坦總理的貝娜齊爾·布托。當時，布托領導反對黨在野三年後剛剛重新執政，而馬納福特急需她的生意。她了解馬納福特是一個熟練的公眾輿論操縱者，而在整個晚餐過程中，馬納福特也展現了他最具戰略眼光，最有個人魅力的一面。一位出席了當天晚餐的巴基斯坦前官員告訴我，布托在晚餐後決意要用馬納福特提供的服務。她建議馬納福特與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合作。伊斯蘭堡的情報人員們已經發現了國際上搶著僱用華盛頓說客的風潮，也一直吵著要給巴基斯坦找一個。

也就是那段時間裡，巴基斯坦正計劃升級其潛艇艦隊，而歐洲的軍火商競相兜售他們的貨物。最終法國的國有製造商贏得了這份合同 —— 而阿爾·阿西爾在合同簽訂前最後一刻被列為了交易中間人。二十年多後，此事引起的醜聞的細節還在不斷浮出水面，把阿爾·阿西爾和馬納福特都捲入其中。這樁醜聞涉及到1995年巴基斯坦總統愛德華·巴拉迪爾競選中的回扣指控, 看起來顯然是法國國防部長安排的，而阿爾·阿西爾似乎是回扣流通的關鍵渠道。多年以後的2002年，卡拉奇發生了一起汽車炸彈爆炸襲擊，11名法國海軍工程師連同3名巴基斯坦人在去組裝潛艇的造船廠的路上被炸死。一些死者家屬深信不疑的一種說法是這次爆炸是由巴基斯坦官員策劃的，因為他們對沒拿到這個買賣里承諾給他們的賄賂感到不滿。

馬納福特不是這個醜聞的核心人物，也從來沒有被法庭指控。但是前文提到的前巴基斯坦官員告訴我，「他是這樁買賣的介紹人 —— 也收到了介紹費」。有關文件顯示，馬納福特作為巴拉迪爾競選的顧問至少掙了二十七萬兩千美元，不過馬納福特後來向法國調查人員承認，付錢給他的其實是阿爾·阿西爾。（巴拉迪爾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也不記得馬納福特為他工作。作者未能聯繫到阿爾·阿西爾為本文置評。）

馬納福特和阿爾·阿西爾不僅僅是商業夥伴。「他們親如兄弟，」一位認識他倆的人告訴我。阿爾·阿西爾作為馬納福特的客人參加了1989年喬治·H·W·布希的就職典禮。阿爾·阿西爾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的孩子出生後，馬納福特成為了這個孩子的教父。他們兩家在戛納附近一起度假。阿爾·阿西爾將馬納福特引入了一個他之前從未見識過的貴族世界。「有錢，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錢，」馬納福特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保羅意識到掙3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之間的差別。他發現了法國南部。阿爾·阿西爾在他面前展示了如何過那種生活。「

馬納福特在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的同事們注意到了隨著這兩人友誼之花盛開之後他身上發生的變化。馬納福特的服裝風格開始效仿阿爾·阿西爾，染上了歐派的花哨。突然間他開始穿別出心裁的襯衫，下邊光腳穿著麂皮樂福鞋。在事務所成立初期，馬納福特一直駐紮在辦公室，如同在總部的統領將軍。但現在他經常飛往法國或西班牙，與阿爾·阿西爾合作一些項目，而這些項目對於他的下屬，甚至是他的合伙人來說仍然是個謎。彼得·凱利告訴我說：「保羅當時跑到國外去搞的各種事情，我們誰都不知道。」

馬納福特的生活方式以其奢華的格調在華盛頓相對老舊的風格中十分醒目。當安德烈婭表現出對騎馬的興趣時，馬納福特在棕櫚灘附近買了一個農場，配備一批專職人員，飼養從愛爾蘭進口的純種馬。馬納福特的朋友約翰·唐納森回憶說：「他正在與世界上那些阿爾·阿西爾們較勁 ——他想像他們一樣生活。」

馬納福特在事務所里的同事一直懷疑他在為自己賺錢時毫不顧及他的合伙人。阿爾·阿西爾偶爾在國際媒體上的露臉加強了這些猜疑的可信度。阿爾·阿西爾經紀的一筆交易幫助整垮了里斯本一個私營銀行。2002年，他和馬納福特說服該銀行向一家波多黎各生物識別技術公司投資5700萬歐元。據葡萄牙《觀察報》報道，馬納福特是該公司的首席美國投資者；儘管有證據表明這家公司產品質量不達標並且會計制度混亂，馬納福特的投資促使這家銀行認為其投資是合理的。據稱阿爾·阿西爾從交易中提取了超額的傭金，甚至把銀行的一部分貸款放入自己腰包。還有報道稱，馬納福特在那家生物識別技術公司最終倒塌之前出售了自己的股份，賺了150萬美元。

馬納福特的狡猾幾乎成了傳奇。2016年夏天，《政治》雜誌的肯尼思·沃格爾（Kenneth Vogel） (如今就職於《紐約時報》）撰文對一個長期傳言進行了充分的考據：據說馬納福特已經從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那裡拿了一千萬美元的現金卻沒有辦事，而這筆錢他本來答應會轉給羅納德·里根連任競選組織的（這件事本身就不合法）。沃格爾的文章部分基於共和黨顧問、里根連任競選主任埃里·羅林斯（Ed Rollins）1996年出版的回憶錄。羅林斯在回憶錄中講述了自己在一次晚餐聚會上與一位菲律賓國會議員的對話，那人聲稱親手給了一位參與馬科斯競選活動的「華盛頓著名說客」一行李箱現金。雖然羅林斯既不去肯定也不否認那個說客就是馬納福特，但他的描述並沒有留下很多不確定性，而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也承認「這個猜測挺靠譜」。羅林斯在他的書中承認被自己聽到的內容「驚呆」了——「但也不是徹底不信，因為我很了解那個說客，我毫不懷疑這筆錢現在正存在某個離岸銀行。」這讓羅林斯十分忿忿不平：「我作為[里根]競選的總負責人一年才收七萬五千美元，而這個傢伙就這麼拿到了一千萬美元的現金。「

馬納福特一直對羅林斯的含沙射影加以否認—— 他告訴沃格爾這是「無稽之談」。從一個實際的角度來看，很難想像任何人能把一千萬美元裝進一個行李箱里。儘管如此，沃格爾還是發現了大量的間接證據，說明這個故事的可信性。當我向馬納福特的前同事問到這段「野史」時，他們雖然無法證實這個故事，但對很多人來說，這事也並非不可想像。儘管約翰·唐納森懷疑這個故事細節的準確性，但他告訴我說這個傳言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反映了馬納福特的道德。「我知道保羅會如何看待這件事。保羅會坐在那裡說：『這些人自己沒法跟里根搭上話。我可以幫他們跟里根搭上話。他們想給里根一千萬美元。里根沒法拿這一千萬美元。我來拿這一千萬美元，而他們相信自己會對里根的決策產生影響。皆大歡喜。』」

馬納福特事務所的另一位前員工用一個軼事回答了我有關這筆與馬科斯瓜葛的錢的問題。老布希當選後，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同意幫助組織就職典禮。該事務所雇了羅得島的一家公司在遊行路線上出售紀念品 ——T恤，紀念扣之類的。在工作人員撤下觀禮台並清理完垃圾之後，這個前員工回憶說，一名銷售商拿了一個裝滿現金的袋子到辦公室。讓同事們跌破眼鏡的是，這是馬納福特給自己安排好的回扣。「這就是所謂保羅稅，」這位前員工告訴我。「我猜他家需要新修一個陽台吧。但是這事情太典型了：別人出力，他撈到大袋現金。「

馬納福特的同事對他產生極大懷疑是源於他對於累積財產日益狂熱的追求，因為他們看到他是如何置下第二，第三和第四份房地產的。他的一位前同事告訴我說：「他能在看都沒去看一棟房子之前就出錢買下。」他在漢普頓的莊園有一個果嶺，一個籃球場，一個游泳池和花園。「他篤信「獃子才不欠債呢」，同事告訴我。他毫不節制的支出和堆積如山的債務使他不停尋找更高額的收入和更投機的項目。

1991年，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凱利事務所被世界第二大巨型公關事務所伯森-馬斯特勒爾（Burson-Marsteller）收購。這是行業整合的一個時刻，那些最大的玩家開始意識到馬納福特創造的模式是多麼賺錢。但是，在事務所被伯森收購之後，其華盛頓辦事處負責人湯姆·貝爾幾乎立刻開始注意到馬納福特各種明目張胆不遵守規則的行為方式。馬納福特一直就像一名自由職業者一樣，經手項目的盈利都不入事務所賬上。1995年，馬納福特離開了伯森。帶著幾個同事，他創立了一個新的事務所 —— 戴維斯-馬納福特-弗里德曼（Davis, Manafort and Freedman） ——也開始了一個與克林姆林宮相交的新篇章。

VII. 基輔的主子

20世紀80和90年代，全球財富的頂峰為一個軍火商所佔據。在這個新世紀，後蘇聯時代的寡頭們逼近了這個頂峰。馬納福特野心的目標也隨之轉變。在一位豪門財富繼承人幫助下，他的新事務所找到了新的一群巨頭顧客。

2003年，馬納福特新事務所的合伙人里克·戴維斯（Rick Davis）應邀去到曼哈頓中城的一家對沖基金公司。邀請函沒有透露請邀請人的名字。戴維斯到達後，才發現與之握手的人是納撒尼爾·菲利普·維克多·詹姆斯·羅斯柴爾德（Nathaniel Philip Victor James Rothschild），人稱納特（Nat)，一位在英國出生的金融家。在他年輕的職業生涯中，納特卻讓倫敦的媒體為之著迷：他四處留情，擁有眾多豪宅，投資眼光精準。為了慶祝自己40歲生日，他在巴爾幹半島的黑山共和國開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派對——一個為期三天的窮奢極侈的狂歡，連棕櫚樹都是從烏拉圭進口的——據說一共耗資100多萬美元。

羅斯柴爾德對俄羅斯寡頭們很有吸引力，因為他的名字意味著權力 —— 而這些寡頭們對羅斯柴爾德也有同樣的吸引力。「他喜歡他們那個狂野的世界，」羅斯柴爾德的朋友安德斯·埃斯隆德（Anders ?slund）告訴我。羅斯柴爾德在後共產主義經濟體中投入巨資，並成為了俄羅斯年輕億萬富翁奧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的首席顧問（和朋友）。

羅斯柴爾德和德里帕斯卡二人的野心相因相生。他們就像一對老牌帝國主義者，想像著有一天，新成立的友好政府會席捲東歐，會容納和保護他們的投資。馬納福特多年磨練的手藝正是他們的項目所需要的。羅斯柴爾德在2004年僱傭了馬納福特的新事務所來幫助恢復一位被流放的喬治亞政客的影響力；此人當時居於莫斯科，是一位前克格勃特工，也是德里帕斯卡的朋友。這件事很棘手，因為此前這個特工剛剛在法庭上被指控為暗殺該國總統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的主要謀劃者（他本人否認參與）。雖然這個政客的名聲並沒有按照計劃那樣成功恢復，但幾年之後，里克·戴維斯成功地組織了一場公投，促成了黑山的獨立——德里帕斯卡是這場運動的資助人，目的是藉此控制該國的鋁工業。

德里帕斯卡不僅僅是對金錢感興趣。他也一直在尋求討好俄國的機會。2007年8月，斯特拉福全球情報公司（Stratfor）的分析師勞倫·古德里奇（Lauren Goodrich）發送的一封隨後被維基解密披露的電子郵件中，描述了德里帕斯卡向她吹噓他如何讓自己「成為普京和克里姆林宮不可或缺的人物」。這對生意來說是一著好棋，因為德里帕斯卡見證了克里姆林宮是如何對付諸如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那些敢於挑戰普京的寡頭，沒收他們的傾國財產的。事實上，克里姆林宮也把德里帕斯卡看作是他們的一個重要代理人。當美國拒絕發給德里帕斯卡赴美簽證時，俄國給了他一張外交護照，使他可以前往華盛頓和紐約。

馬納福特了解德里帕斯卡是多麼重視自己與克里姆林宮的這種共生關係。據美聯社報道，他在2005年向德里帕斯卡推銷一份合同提案，建議他投資一些項目來「影響美國，歐洲和前蘇聯共和國內部的政治，商業交易和新聞報道，以幫助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的政府。」（德里帕斯卡說他從來沒有接受馬納福特的這個提案。）

21世紀初期，克里姆林宮對舊蘇聯影響圈的掌控尤其不穩定。在喬治·W·布希總統的民主議程里，美國幾乎被奉為救世主，會引領世界進入一個全新的自由時代。這些高大上的美式論調對於親俄地區的那些靠搜刮國家資源發財的、根基牢固的統治者的存在造成了威脅。突然之間，民主革命的威脅不再是紙上談兵了。

在2004年的最後幾個月，羅斯柴爾德和德里帕斯卡認為人民起義的風險非常大，於是他們交給馬納福特一項具體任務。當時烏克蘭陷入政治危機，危及到他們在該國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利益（羅斯柴爾德有各種私募股權投資，德里帕斯卡有一個鋁冶煉廠）。他們派馬納福特去基輔，了解如何儘可能減少風險。

在保羅·馬納福特所有的外國行動中，烏克蘭最受關注，最終擠掉了他別的生意。烏克蘭的政治絕不像通常描繪的那麼簡單；腐敗的觸鬚伸到了所有政界的參與者那裡。儘管如此，馬納福特在烏克蘭的故事說起來並不複雜。他代表烏克蘭東部地區一個前黑社會團伙的利益，給那些在語言與文化上都親俄，並想在政治上控制整個國家的寡頭效力。馬納福特到那裡的時候，這個團伙推出的候選人維克托·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正在面臨企圖用欺詐和恐嚇手段操縱2004年總統選舉的指控，甚至可能包括用二惡英毒死對手。儘管從莫斯科進口了一堆助選顧問，他仍然落選。在這次屈辱的失敗之後，亞努科維奇和支持他的寡頭們正渴求一位新的大師。

在馬納福特開始考慮與亞努科維奇合作時，這位落敗的候選人剛剛結束在一個捷克度假勝地短暫的自我放逐，回到了基輔。他們在亞努科維奇的政治組織 —— 「地區黨」的總部見面。這個總部所在的建築是由一個老電影宮改造的，十分宏偉。當馬納福特走進去的時候，那個總部就像一座陵廟，而亞努科維奇就是社會的棄兒。「人們都唯恐避之不及，」菲利普·格里芬說。「他就像有放射毒性一樣。」

馬納福特精心調教亞努科維奇去模仿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曾經為烏克蘭政府做經濟政策諮詢的埃斯隆德告訴我：「亞努科維奇和馬納福特體型幾乎完全一樣，都是高大的男人。他讓亞努科維奇穿他一樣的西裝，並像他一樣把頭髮往後梳。「亞努科維奇在公開場合和私人場合都是木木的，但是「馬納福特教會了他如何微笑以及如何寒暄」。而這些都是馬納福特悄悄地做的，「都在幕後。他做得非常優雅。「

他還指導亞努科維奇的政黨每周都專註一個議題，比如靠退休金生活之人的不幸現狀。這些算是雕蟲小技，但從未有人在烏克蘭使用過。亞努科維奇為自己美國式的華麗轉身感到自豪。在聘請馬納福特之後，他邀請了美國大使約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到他的辦公室，把一個裝有馬式戰略的活頁夾放在他面前，並宣布：「我和華盛頓是一夥的。」

馬納福特經常用來為他在烏克蘭的所作所為辯護的理由是，他希望引導烏克蘭轉向歐洲和西方。但是他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亞努科維奇應該強調這個國家的文化割裂，利用烏克蘭東部講俄語民眾的受害者身份認同。果然，他的客戶們鬧騰著反對北約的擴張。當一位美國外交官在「地區黨」網站上發現有狂熱的反美言論時，馬納福特對他說：「但英文版上沒有啊。」

隨後，亞努科維奇的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了超乎預料的成功，這使背後出資的寡頭們對馬納福特刮目相看，報以極大的尊敬。結果，馬納福特每次在烏克蘭待的時間就越來越長。他作為一個商人的最大的天賦之一是他的膽量，而他的烏克蘭金主們兜里有海量的財富。馬納福特所收取的金額總和遠遠超過了他以前收到的數額，但他似乎覺得這完全正常。馬納福特的一個助手如此描述這個套路：「保羅會要一大筆錢」，亞努科維奇會批准，然後他的幕僚長「會去找其他寡頭，並要求他們攤份子。『嘿，你需要付一百萬』，那些人可能會抱怨，但他們對亞努科維奇有求必應。」

當亞努科維奇在2010年贏得總統職位時，他給馬納福特「出入」特權，允許他隨時可以走入總統府內的「聖地」。亞努科維奇本有些牛脾氣，他的總統做得越長，他更是越來越不愛搭理顧問們。然而，馬納福特知道如何改變亞努科維奇的想法，那就是用民意調查和政治論點來說服他。前外交部發言人奧列格·沃羅辛（Oleg Voloshyn）告訴我，外交部長，他的頂頭上司，最後居然托馬納福特為他傳遞訊息，代他勸說總統接受他對於重要外交政策的意見。「亞努科維奇只聽他的話，」沃羅欣告訴我，「就算他不理會我們所有別人的意見。」

VIII. 運勢逆轉

在烏克蘭局勢崩潰前，馬納福特將此國視為自己的福地，覺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但他顧問的身份，儘管擁有巨大權勢，並不能滿足他極度的自我膨脹與野心。在花了大半時間與與俄國和烏克蘭的寡頭們結識並交往後，他開始計劃讓自己也躋身於寡頭之列。在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2008年出版的《領頭狗：把政治粉飾做成全球生意的美國人》（Alpha Dogs: The Americans Who Turned Political Spin Into a Global Business）一書中，里克·戴維斯稱他們的公司主要是「做買賣搞交易的」。戴維斯說：「全世界除了美國，其他國家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都一個樣，我很喜歡這點。」民選官員和操縱選舉的人都是「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擁有一切資源」。

2006年，在馬納福特原先事務所從當「車手」干起的里克·蓋茨來到基輔。（蓋茨沒有回應對此文置評的多次請求。）馬納福特把一家他新創立的叫做伯里克利（Pericles）的私募股權公司交給蓋茨掌管。他打算籌集2億美元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投資提供資金。菲利普·格里芬告訴我：「當時幾乎任何市場都是一片處女地，任由投資人挑選。」

馬納福特本來一直計劃靠奧列格·德里帕斯卡來給伯里克利注資。2007年，馬納福特說服他在該項目上投入1億美元，不過對這位寡頭來說這點錢只是九牛一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德里帕斯卡的身價為280億美元。

出於對保羅·馬納福特的信任，德里帕斯卡願意給他出錢。馬納福特經常前往這位寡頭在莫斯科的辦公室，與德里帕斯卡長談數小時，並一同縱觀前蘇東陣營的經濟與政治形勢。德里帕斯卡在三十多歲時成為了億萬富翁，身上一股新富的招搖與假模假式。他表示他想成為俄國在全球的代言人。但想要如此，他必須要擺脫那些如影隨形的不好的名聲，而馬納福特在這點上能幫到他。在馬納福特和德里帕斯卡認識前，2001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收回了對德里帕斯卡的邀請，因為法庭正在調查對他在建立商業帝國過程中存在不當行為的指控。（該案最終被駁回。）在被達沃斯拒之門外五年後，里克·戴維斯引領德里帕斯卡在精英圈私下的會談中露臉，還帶他去了一個滿是美國參議員的聚會，出席者包括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

伯里克利的第一筆交易中，馬納福特用德里帕斯卡的錢購買了奧德薩一家名為Chorne More（烏克蘭語中「黑海」的意思）的電信公司，耗資1890萬美元。他還以主管這樁生意為名收取了高達735萬美元的管理費。

但在購買Chorne More後數月，2008年經濟危機來襲，德里帕斯卡身價一落千丈，導致他甚至得靠著俄羅斯國家銀行45億美元的救助資金才得以渡過難關。這筆貸款的利息包括極端的屈辱：普京前往德里帕斯卡的一家工廠並在電視上斥責他。

當德里帕斯卡瀕臨絕境時，他的代表要求馬納福特對伯里克利進行破產清算並把屬於德里帕斯卡的那份給他。馬納福特別無選擇，只能同意。但這一承諾並最終並未兌現。里克·蓋茨所說的對Chorne More的審計也同樣從未付諸實現。到了2011年，馬納福特乾脆停止對德里帕斯卡的投資團隊進行任何回應。

德里帕斯卡對馬納福特欠他錢這事耿耿於懷。2015年，他的律師在弗吉尼亞法庭遞交了書面陳述。他們希望美國當局能夠找到關於這筆交易的更多信息，儘管這筆交易的起始文件在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備案。律師們已經設法掌握了一些和此交易相關的文件，他們從蓋茨口中得到一個對於實際發生的事情的遲來的解釋。德里帕斯卡的女發言人表示，蓋茨說Chorne More拖欠了一筆100萬美元用於購置固定資產的的貸款，並聲稱Chorne More因此放棄了在這個合夥企業的全部投資。這個解釋讓德里帕斯卡的律師們感到難以置信。德里帕斯卡開始公開質疑馬納福特最開始到底有沒有購買這家電信公司。他們的律師稱：「目前看來他的合夥公司（Pericles）從未收購過Chorne More的任何實體。」

最初交易的所有文件上都有里克·戴維斯的名字。他們說他作為馬納福特的合伙人，股權由兩人平分。但戴維斯對Chorne More的交易毫不知情。在馬納福特組建伯里克利時，戴維斯從戴維斯-馬納福特-弗里德曼暫時離職，負責約翰·麥凱恩2008年的總統競選。由於戴維斯和馬納福特和德里帕斯卡的聯繫在競選一開始就給他製造了公關麻煩，他後來和這兩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當德里帕斯卡的律師問及他欠他們客戶的那筆錢時，戴維斯目瞪口呆。隨後他很快發現了馬納福特又註冊了一家新公司——戴維斯-馬納福特國際（Davis Manafort International）——這家公司繼續用原公司的名義交易，卻沒有給戴維斯他那份諮詢費。等他從競選活動中回來並目睹了馬納福特是如何辜負了他的信任後，戴維斯離開了他們共同創建的公司。

德里帕斯卡的律師們對馬納福特提出了嚴重的指控——與他的一貫行事風格一致，馬納福特從未遞交任何回應。認識馬納福特最久的人們說這樣的做法反映了他逃避個人危機的傾向：「他會坐上飛機飛去夏威夷，等一切塵埃落定後再回來」，他的一位前同事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馬納福特如何應對一樁醜聞時對我如是說。但是，躲避記者是一回事，逃避奧列格·德里帕斯卡又是另一回事。儘管德里帕斯卡已經不是世界第九大富豪，但他依然擁有巨大權勢。

實際上，當時馬納福特的選擇非常有限：儘管他在烏克蘭獲取了大量財富，但是他不太可能償還德里帕斯卡的錢。對他的起訴書里提到，馬納福特多年來用很聰明的方式將藏在海外的錢轉移回美國。他用這些錢購買房地產、古董地毯、豪華西裝——所有這些都是不需要交稅或者海關申報就可以把現金髮回美國的相對安全的途徑。

但到了2014年夏天，推翻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的革命剛剛結束，FBI就開始仔細調查這位強人的財務狀況。亞努科維奇在總統任內對他的政治對手展開刑事調查，讓自己的親信隨意出入政府金庫，並帶領烏克蘭疏遠歐洲轉向俄羅斯，而馬納福特在此期間一直在其左右。一直到最後那可怕的結局，在民間動亂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馬納福特還是對亞努科維奇不離不棄——即使政府軍隊在獨立廣場上屠殺了一百多名抗議者。當這名政治強人樹倒猢猻散之際，馬納福特依然忠於他。這可能是因為長期生活在道德灰色地帶侵蝕了他對亞努科維奇是什麼樣的統治者的認知，也可能是因為他曾經越過這些道德底線。（目前亞努科維奇在烏克蘭對他的缺席審判中被控叛國罪，儘管他從俄國否認了所有罪責。）之前那年12月，當抗議者們聚集在獨立廣場上時，馬納福特給他的女兒安德烈婭發簡訊說：「奧巴馬的支持率比亞努科維奇還要低，但也沒見他被趕下台。」

FBI對亞努科維奇財務狀況的調查也涉及到了馬納福特自己的交易。在聯邦調查局開始關注他的問題並在2014年7月對他進行問話後，很快這些資金迴流就終止了。與此同時，馬納福特在努力向亞努科維奇的親信們要回欠他的錢時也遇到了困難。為了支撐他昂貴的生活方式，他開始用他的房產進行抵押貸款——他的起訴書上說他兩年大約貸款1500萬美元。這種策略在洗錢者中並不罕見——銀行貸款可以讓洗錢者從髒錢購買的房產中獲取乾淨的現金。但根據起訴書，馬納福特的部分貸款通過他給銀行提供的誇大他所有資金的虛假信息所獲得，這反映了他嚴峻的現金流金問題。當然所有這些貸款最終都需要償還。並且無論如何，他都需要還德里帕斯卡的那筆債。

IX. 回報

2016年年初，馬納福特對他的老朋友、地產大亨湯姆·巴拉克（Tom Barrack）說，「我非常需要接觸到」特朗普。巴拉克是特朗普四十多年的好友，但認識馬納福特的時間甚至更久。當馬納福特請巴拉克幫忙聯繫特朗普時，巴拉克很爽快地幫了這個忙。

馬納福特已經從亞利桑那州的診療所出院了。待在醫院裡的時光很難熬。他在給安德烈婭的簡訊里說，儘管購置了那麼多地產，他還不得不跟另一個病人同住一個病房。儘管他一直對自己的私生活保持低調，卻還不得不花很多時間進行集體治療——他說這改變了他。他給她發簡訊：「我現在真的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崩潰了。」

但是，導致他崩潰的大部分直接誘因還在原處等著他。曾經不可或缺，現在卻被圈裡人遺忘。他沒有任何大客戶，還背負著沉重的債務。他試圖證明自己的創業能力，卻慘遭失敗並且代價高昂。因為他最大的冤大頭德里帕斯卡還在到處找他。「他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安德烈婭給在馬納福特住院後不久給她的姐姐寫信，說他在烏克蘭做的事很可能不合法。「別騙自己了，」她幾個月前給傑西卡發簡訊。「我們家的錢上帶著血。」

安德烈婭也沒有原諒他出軌的事。她向自己的表親抱怨她父親是怎樣對待她母親的。她寫到：「我們還是到點了就坐在一起，吃龍蝦或者享受別的什麼，一切如常。」但馬納福特一直以來，無論遭遇怎樣的失敗都會為家人慷慨解囊的能力，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他給傑西卡的電影投資的幾百萬美元打了水漂；他給她前夫房地產生意里投的幾百萬也化為泡影。

唐納德·特朗普的出現，讓馬納福特嗅到了一個可以彌補自己損失並讓自己重新為人所重視的機會。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機會很完美：這一場充滿即興發揮的混亂傑作，需要一劑專業知識和建制派的信譽。

巴拉克給特朗普團隊轉發了一封馬納福特所寫的備忘錄，他在信中陳述了為什麼他才是這位新崛起的候選人的理想人選。馬納福特的前同事們描述他是一位推銷大師，擁有讀懂聽眾心理的超常能力。他對特朗普說，他「從2005年開始就避開了華盛頓的政治建制派」，還把自己描繪成密謀摧毀特朗普黨內提名的共和黨老派領袖們的代表人物的卡爾·羅夫（Karl Rove）的宿敵。換句話說，為了能重回圈內，馬納福特將自己打造成了終極「圈外人」——一個也只有特朗普會覺得可信的勉強說辭。

馬納福特之所以能寫出如此精準的推銷詞，是因為他已經觀察了特朗普幾十年。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位地產大亨想讓飛過他在棕櫚灘的度假村馬拉阿歌莊園（Mar-a-Lago）的航班改線，馬納福特的公司就曾代理過這一案件。2006年開始，馬納福特一直在特朗普大廈里有個落腳處，這樣他就有機會偶遇特朗普並閑聊幾句。這些機會或許給他帶來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洞察：特朗普的吝嗇。當馬納福特向特朗普提供服務時，他忍住沒有給他們開出天價；他說，他會給他們提供諮詢，免費。馬納福特對自己的家人說，這麼做是一種策略：如果特朗普以為他很有錢，他就會與他基本平視，而不是把他看作競選活動中的寄生蟲。

但馬納福特肯定也相信錢就跟之前一樣遲早會來，因為他在競選中可以施加的影響力，萬一特朗普獲勝了，這種影響力還能指數級增加。其他的好處和特權也是如此。很可能就是這樣的想法讓他在鎖定競選中的職位後幾乎第一時間就聯繫了他躲避數年的奧列格·德里帕斯卡。他通過之前的副手、烏克蘭人康斯坦丁·克里尼克（Konstantin Kilimnik）發出了強調他新工作的媒體剪報。「我們如何才能把虧空補上？」馬納福特給克里尼克寫郵件，「OVD團隊看到了嗎？」馬納福特的發言人承認，這個縮寫指的是奧列格·弗拉基米羅維奇·德里帕斯卡。在兩人的交流中，克里尼克對他們能和這位寡頭」重歸於好「表達了樂觀的態度。

當然，馬納福特所有的希望最終都被證明是純粹的白日夢。他並沒有成為特朗普主導的華盛頓里最重要的玩家，卻成了華盛頓頭號醜聞中的首犯。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表明，特朗普競選團隊與俄國人勾結，讓2016年大選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鑒於馬納福特和包括亞努科維奇和德里帕斯卡等親俄盟友之間長期的關係，尤其是他欠德里帕斯卡債這點——儘管德里帕斯卡否認對任何馬納福特試圖和他重修舊好的計劃有所知曉——很難令人相信他在俄國的這個陰謀中只是個天真或者被動的角色。當俄國律師和說客在2016年夏天來到特朗普大廈，承諾提供希拉里·柯林頓的罪證時，馬納福特和小唐納德·特朗普都在場。

同年夏天，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在馬納福特擔任競選經理時成功改變了共和黨的政治綱領，降低了對烏克蘭亞努科維奇倒台後的親西方政府的支持，這個改變之前曾為共和黨人所詛咒，而現在受到俄國的歡迎。司法部在10月因沒有註冊為外國政府代理人、隱藏海外資產向馬納福特提起訴訟，指控將馬納福特描繪成了一個貪婪絕望、把見不得光的錢還有見不得光的事情引進美國的人。回頭看來，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當然會將馬納福特在烏克蘭時期的資金處理作為第一個公共檢查的對象，這是他調查最好不過的起點。一個可悲的現實是，如果馬納福特最初能抵擋住誘惑，不在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中尋求職位，穆勒在起訴中所提到的這些罪證都不會浮出水面。即便是他的這些前科已為人所知，也不會讓人覺得不尋常：按現如今的標準，馬納福特的劣跡並沒有和世界運行的規則不合拍。

無論是」巴拿馬文件「還是」天堂文件「，大量信息都披露了世界各地的權貴們此前不為人知的海外賬戶，我們可以看到在何種程度上腐敗已經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導敘事。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充滿了用暴力攫取財富、通過政治聯繫積累財富以及赤裸裸的偷竊。保羅·馬納福特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都成功將腐敗正常化。他在上世紀80年代創立的事務所完全摧毀了傳統意義上人們上對利益衝突的擔憂。它將「永續競選」的風氣帶進了掮客圈，這股風氣也因此流入了公共政策制定中。

雖然馬納福特被控為自己的私利而洗錢，他洗錢名聲的悠久歷史是真正讓他與眾不同之處。他協力說服了不少美國的政治精英無視竊國大盜和暴徒們的搶掠和暴行。他幫助那些根本不應有機會在華盛頓施加影響力的人物，軟化他們的惡劣形象以便他們能夠越過道德的藩籬進入華盛頓政壇。他削弱了首都的道德免疫系統。

幫助唐納德·特朗普勝選從很多方面都代表著保羅·馬納福特職業生涯的頂點。這位總統和馬納福特長期服務的寡頭們有不少相似之處：一位有著一系列不光彩交易的商人，通過與政府的親密關係而獲益；他迫切想要掌控一切並給自己賺錢，這一慾望壓過了一切崇高的理想。就在不久前，特朗普還是個會被公共服務領域斷然拒絕的外來入侵者。導致特朗普崛起的對政府不屑的心態的產生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華盛頓特區慢慢變得更像保羅·馬納福特小時候生活的康涅狄格州的新不列顛城。

去年，由一位老共和黨人比爾·格林（Bill Green）帶領的一群馬納福特的老朋友們，試圖組織一群代表幫馬納福特為他受到的一系列指控進行辯護，包括最嚴重的那條：他與敵對外國勢力勾結，破壞美國民主程序。馬納福特的前合伙人查理·貝拉克甚至還在一場會議上露面，雖然他倆之前已經基本上失去了聯繫。馬納福特之前事務所的一些「車手」也想幫忙。然而，當需要有人志願作為品行見證者上電視時，沒人舉手。「沒什麼能做的，」被該組織聯繫的一個人對我說。「而且沒人能肯定保羅沒幹這些事。」實際上，關於他的一切和他所選擇的人生都說明，他的確幹了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