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和反思

20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思想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和變化，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處於從研究觀念到研究方法的轉型期。概括起來可劃為四個階段：漸變期、突變期 、一元發展期、多元開放期。

一

20世紀初至五四（1900－1918）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轉型的漸變期。 也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新時代的發軔期。

20世紀以前的中國學術界，瀰漫著濃厚的信古、崇古之風。幾千年來的學術思路基本上是沿著「注經」和「解經」路子，遵循著「注不破傳」和「疏不破注」的尊經信古的原則，沒有大的發展。雖說十三經的註疏洋洋幾百萬言，但都是闡述「聖人」的思 想，作者本人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見解。即使是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打著對經書 注釋的方式，來販賣自己的「私貨」——來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的。如北宋的王安石，清代的戴震（註：王安石著《三經新義》借訓釋《詩經》《尚書》《周禮》來闡述他的變法思想。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借訓釋字義，批判程朱理學的唯心主義，堅持「理在氣中」的唯物主義哲學。）等人，他們的新思想和新見解都淹沒在對「聖人」思想的註疏中。在文學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對詩歌、散文、戲曲和小說的研究，大都體現在學者對詩文集和戲曲小說的注釋和評點中，既沒有系統的理論體系，也 沒有科學的說明，只能是科學研究的資料，而不是學術研究的最終成果。清代乾嘉學派的考證，算是比較接近歷史學研究的科學方法了，但也只是「准科學」，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於受到維新變法思潮的影響和西學東漸的沾溉，才有個別先知先覺的思想家和學者打破了舊的治學框子，嘗試著用新的治學觀念和方法，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做了新的試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啟超和王國維 。

梁啟超在20世紀初為推行其政治維新的學說而提倡「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他論詩能以西方詩歌與中國詩歌對比，主張中國詩歌革命以「舊瓶裝新酒」，「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註：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頁 。），並首先將「理想派」和「寫實派」的西方文學流派的概念用於中國的小說批評中（註：參見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1號（1902年11 月）。）。在五四以後，他寫專文以人格和文格來論述屈原和陶淵明（註：參見梁啟超《屈原研究》，《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1月9－15日；《陶淵明》，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從情感的角度來分析杜甫的詩歌，以「情聖」的稱號以取代「詩聖」的稱號來推戴杜 甫（註：梁啟超《情聖杜甫》，《晨報副刊》1922年5月28日。）。 梁啟超雖不以古典文學研究為主業，但他能以西方文學觀念來觀照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以其當時的地位和影響來說，實為開風氣的人物。王國維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是一個首開風氣的人物 。他第一個運用西方美學的觀念研究《紅樓夢》，寫出了《紅樓夢評論》這樣具有近代 美學意義上的論文，並首先將戲曲做為中國正宗文學來研究，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宋元 戲曲史》。他的《人間詞話》在中國古代美學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開拓，是中國新美學 的奠基之作，其中提出中國詩歌「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註：《蕙風詞話·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頁。）， 書中引入西方「理想派」與「寫實派」的文學觀念，來解說本國詩歌的不同流派和創作方法，並在借鑒西方美學觀念的基礎上，根據中國抒情文學傳統，提出「境界」之說，開闢了中國美學新概念，是一部中西結合研究中國詩歌美學的傑作。梁啟超和王國維首先給古老的中國吹進一股新鮮空氣，其時雖未能蔚然成風，影響的範圍還不大，但卻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

二

五四運動至解放初（1919－1949）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轉型的突變期。

五四運動如一陣狂飆，將西方文化的新思潮，吹進了當時依然是閉關鎖國的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它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對中國的封建文化進行了猛烈而強有力的批判。西方文化的新觀點、新視角、新思路和新方法，像潮水一樣衝擊著中國固有的學術觀念，打破了中國慣有的學術套路，運用大膽懷疑的理性精神和邏輯實證的科學方法，對中國的傳統學術和文化進行反思，從整體上重新審視、清理和重建了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中國的科學研究，只是在五四運動以後，才逐漸地建立起來。

在學術方面，出現了疑古思潮，主張重新審視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傳說中的上古史提出懷疑（註：五四時的疑古派以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為代表，他們的主張都集中體現在他們所編的《古史辨》中。）。對先秦的經書、諸子的真偽和出現的年代進行重新審視，對幾千年來的崇古信古之風針鋒相對地進行大膽批判。

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如對上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黃帝、堯、舜、禹是歷史或是神話傳說的爭論，對孔子是否刪《詩》的爭論，對屈原其人之有無的爭論，對李白是漢人或是胡人的爭論，對《水滸》成書過程的爭論，對《紅樓夢》是影射或是自傳的爭論等，及對舊的經典進行重新認識，都是受了五四懷疑和批判的民主精神的影響。

五四的科學精神則表現於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大量引進了西方科學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觀念。如對學科的區分和界定，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文史哲是不分的，文學研究一向是經史的附庸。西學東漸以後，文學研究才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新的科學方法的引進，也增加了研究的新視角，擴大了研究的視野，改變了研究的方式。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過去一直是注釋式、評點式、詩話式或詩文選式的方法。新的研究方式則採用現代的論文和專著的形式，以全局審視來代替零散的、局部的、對具體作的個別的品味，以理性的把握來代替直覺的、感性的體悟。運用歸納、演繹和推理的科學方法，極大地開闊了研究的視野和研究的力度，超越了對具體作品的依附，增強了思維的邏輯性，使思想和認識進行條理化、系統化和科學化。新方法引進了西方的邏輯學、美學、文藝心理學、民俗學、人類文化學、文本學、 接受美學等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尤其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的引進，以歷史的、審美的、文化的各種視角來觀照文學現象，以辯證的觀點來研究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以發展的觀點來觀察事物的動態變化，有益於揭示文學發展的規律性。

五四運動以後的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中期，是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這是一個名家輩出的時期。如前所說，梁啟超和王國維是在五四前開20世紀學術新風氣的人物，但他們在五四以後的學術活動也很活躍。同時又出了一批像胡適、魯迅、陳寅恪、聞一多、鄭振鐸等大師級的人物。

胡適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他不但倡導了中國的白話新文學，對中國歷代的白話文學也有深刻地研究。他受進化論的啟發，用「歷史的演進法」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考證出這些小說故事是在歷史流傳中逐漸豐富起來並經過多次加工成書的。他用自傳說來解釋《紅樓夢》，考證曹雪芹的家世，對索隱派的舊紅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從而建立了新紅學，直開俞平、伯等人的《紅樓夢》研究的先河。胡適自稱自己是一個有「考據癖」的學者，他的考證既繼承了清儒家法，同時也受了西方實證主義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影響了五四之後的整整一代學人。

魯迅在「取英美之新說，探其本原」（註：魯迅《題記一篇》，《魯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遺補編》第332頁）思想的指導下， 在收集中國古代小說的基礎上（他集輯有《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等書），寫出的中國第一部小說史《中國小說史略》，至今仍是中國史上的圭臬。他的《漢文學史綱要》觀點和見解之犀利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關係》對文學與世態關係研究之深刻，其通識卓見，至今仍是少有可及。

陳寅恪是一個能掌握和運用八種文字的中西貫通的淵博學者，是他首先發現，南北朝時對中國語言的四聲之研究是受梵文唱唄影響的結果（註：見陳寅恪《四聲三問》，《清華學報》九卷二期）。他的這個獨特發現，對中國音韻學的研究，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他的中外古今的「通識」，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別有會心。他的《元白詩箋論稿》（成於40年代而出版於解放初），以詩證史，以史解詩達到圓融無礙的地步。他的博識和會通功夫，只有後來的錢鍾書才能步其後。

聞一多運用考古學、語言學、民俗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方法來綜合考察與研究中國上古神話、《詩經》和《楚辭》，破譯了許多難解之謎。聞一多對唐詩研究有一種高屋建瓴的眼光，他用審美的眼光從文學史的高度來評價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認為它是宮體詩的自贖，是「詩中之詩」、是「頂峰上的頂峰」。他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來研究陳子昂，通過對陳子昂與張若虛、阮籍、莊子、李白、杜甫等人做比較，又將陳子昂詩與建安詩相比較，從而對陳子昂詩的特點與歷史地位做出了恰當的評價。他善於運用中西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他將中國的詩經與印度的《梨俱吠陀》、希伯來的《舊約》及希臘的荷馬史詩相比較，以說明《詩經》在世界文化史的獨特地位及與世界文化的關係。聞一多宏闊的理論眼光和堅實的考證功夫，使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創穫甚多。

鄭振鐸對中國的通俗文學情有獨鍾。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採用進化論的觀點寫的，將中國文學史分為古代、中世、近代三期，著重從文體的進化來分期，其中對外來文化如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做為重點研究，對民間通俗文學也極為重視，認為這是促進中國文學發展的兩大重要因素。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對中國俗文學的研究有篳路藍縷之功。鄭振鐸還寫有一部《文學大綱》，將中國文學置於世界文學之林來比較，有一種開闊的世界眼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這部《文學大綱》就是一部世界文學比較史。

在這個時期編撰出版的，還有一些古典文學研究大家的代表作，文學史著作如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綱》、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分體史、斷代史和專題史如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游國恩的《楚辭概論》、蕭滌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等，還有錢鍾書以中西詩學比較研究著稱的《談藝錄》。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第一個豐收期。

三

建國到文革結束（1949—1978）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轉型的一元發展期。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和其它文化事業一樣得到一時的復甦。這個時期思想和學術研究統一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著重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角度來開掘文學的階級屬性、經濟基礎、意識形態，對唯心史觀進行批判。應該說這對文學研究的正本清源是有必要的，對進一步理解文學在意識形態中的恰當位置是有益的。強調古典文學研究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傾向，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過去文學研究輕政治思想、重藝術，忽視經濟基礎的研究上的不足，使文學研究置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但是卻片面地強調外部的社會條件對文學的影響，而對文學自身的藝術規律研究卻被相對地忽視了。再則是由過去的私家著述和教學，統一為集體的著述，統一思想，統一教材，統一教學，統一模式，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著述質量和教學的統一，但卻制約學者思維自由度和視角的多樣化。五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學研究展開了幾次討論，如開展了對俞平伯「舊紅學」的批判和討論，古典文學的「人民性」的討論，開展了唐詩「盛唐氣象」的爭論等，一些老學者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重新審視和評價過去的古典文學研究，對過去的著作進行了重新修訂和改寫。但由於片面地強調古典文學研究的「古為今用」和「為政治服務」，片面地拔高古人，把古人現代化，如對屈原、杜甫等人，都冠以「人民詩人」的桂冠，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美其名為「現實主義」詩歌運動，作為古典詩歌「為政治服務」的典範。1957年之後，學術討論越來越政治化，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少了。1960—1963年思想稍有寬鬆，學術研究又活躍了一陣子，在這個時期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古典文學研究的著作，如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和全國高校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等。但是由於政治的過度干預，跟政治越來越緊，唯階級鬥爭論，簡單地以「人民性與反人民性」和「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劃線（文革中又以儒法鬥爭劃線），使文學史研究變成了階級鬥爭史、思想發展史。使人們的學術思維越來越單一化，學術問題越來越政治化，以庸俗的社會學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使研究的多視角變成了單視角，多方法變成了單方法。研究的格局由五四以後的多元化又變成了一元化。這個時期雖然在研究方面沒有多大進展（比起前一個階段反而有明顯的退步），但在古籍的收集整理方面卻做出了一些成績。如出版和再版了一批文學的總集，這些總集大部分都是前人整理的，部分是近人整理的。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詩》《全宋詞》《元曲選》《元曲選外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十種曲》以及歷代詩話等。也整理出了一批新的研究資料集，如陶淵明、白居易、柳宗元、陸遊、楊萬里和《紅樓夢》等研究的資料集。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出版的章士釗的《柳文指要》和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二書。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聲浪中，它們是惟一帶有學術研究色彩的，其研究也算是一家之言，但已頗受「左」的思潮影響，頗為學者疵議。

四

第四個階段，即從改革開放至目前（1978—1999）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轉型的多元開放期。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新思潮的湧起，給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又一次帶來生機。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空前繁榮期。從1978—1984年，這是撥亂反正期，對文革中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扭曲和變形，進行了全面地撥正。從1984—1989年，是古典文學的理論轉換期。在1984年掀起的新方法論討論的熱潮中，現當代文學首當其衝，引進了西方的各種人文學術思潮。如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形式主義、符號學、審美心理學、現代闡釋學、人類文化學、人類神話學、接受美學等。此外還橫向移植了自然科學的理論「老三論」、「新三論」等。這些五花八門的理論，確實使中國學者大開眼界。對古典文學研究也有一定的啟迪和借鑒作用。許多學者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學者，在這些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和啟發下，結合中國的傳統治學方法，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的新理論。在對新方法的學習和運用中，和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相比，古代文學研究者看起來起步較晚，但卻相對說來比較紮實。

90年代以後，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成熟期。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思想醞釀，開始結出豐碩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20年間所出版發表的著作和論文的總量，是從五四到文革近六十年間所出版發表的2倍多。 其中有一批頗有份量的學術成果。在古代文論研究方面，其成績尤為顯著，最能體現新觀念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啟迪和運用。王運熙主編的八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羅宗強主編的八卷本《中國文學思想史》、蔡仲翔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敏澤的上下卷本《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袁行霈等人的《中國詩學通論》等，都是以國外新觀念、新方法為參照，融會中西文藝理論來研究中國文論和古典文學的力作，顯然古典文學研究在這方面取得的成績更大些。在文學史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和《中華文學通史》，眼界更為宏闊，更具有宏觀意識，無論是從識見或是從規模上來看，都比以往的同類著作更勝一籌，而後者還包括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對研究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交流，相互融會，作了初步的探討，起了一定的示範作用。北京大學袁行霈、褚斌傑等人編寫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綱要》、復旦大學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陳伯海主編《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等也各具特色，富有新意。這說明，在綜合研究方面，已顯示了在宏觀把握方面的理論深度和駕馭能力。

在分體研究和斷代史研究方面，有馬積高的《賦史》、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王鍾陵的《中國中古詩歌史》、葛曉音的《八代詩史》、李從軍的《唐代文學演變史》、許總的《唐詩史》、程千帆、吳新蕾的《兩宋文學史》、謝桃坊的《中國詞史》、楊海明的《唐宋詞史》、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嚴迪昌的《清詞史》、蔡鎮楚的《中國詩話史》、王文寶的《中國俗文學發展史》、馬學良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史》等著作，不但開拓了新的領域，而且比以前的同類著作更有深度。

在古典文獻整理方面，國務院和國家教委都設立了古籍整理委員會。確定的國家重點項目有中國十五大作家集和各朝詩文總集的整理。十五大作家集中，詹鍈主編的八卷本《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屈守元主編的五卷本《韓愈全集校注》、陳鐵民編著的四卷本《王維全集校注》等已經出版，蕭滌非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也已完成即將出版。各朝詩文總集中，周勛初、傅璇琮等人主編的《全唐詩五代詩》也即將完成。此外還有「五全一海」的大工程：北京大學主編的《全宋詩》、四川大學主編的《全宋文》、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的《全元文》、復旦大學主編的《全明詩》、南京大學主編的《全清詞》、南開大學主持編選的《清文海》都在進行中。這些都是功在後人的大項目、大工程。此外還有薛瑞志、郭明志主編的《全金詩》、王季思主編的《全元戲曲》等。同時還陸續新出版了一批研究資料集，如關於《楚辭》、李白、杜甫、李賀、歐陽修、蘇軾、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彙編等。在文獻整理方面，主要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收集資料，輯佚辨偽，對古籍進行大規模地全面的清理和研究，顯示了深厚的基本功和古典文學研究隊伍的整體實力。至於運用新觀點、新角度、新方法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著作比比皆是，有專門研究文學史新方法論、文學史總建構體系的著作，有從美學角度研究詩歌美學、小說美學、戲曲美學等方面的著作，有從佛教、道教及原始宗教研究古典文學的著作，有從文化學等角度來闡釋經典作品的著作。還有的著作和論文從審美心理學、神話學、人類文化學、闡釋學、符號學、接受美學等方面，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了多視角、多方位的研究。這些研究著作和論文，有的開闊了新的研究思路，有的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

在中外文化的綜合研究方面，這個階段也取得了豐碩的成績。錢鍾書的五卷《管錐編》，以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以中國詩文詞曲與小說打通，以中國詩文與其它社會科學打通，尋求中外文學發展的總規律，實為中外文學比較研究之巨擘。

五

回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20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走了一個之字形的路。簡單地說來就是從一元化格局到多元化格局，從多元化格局又走向一元化格局，又從一元格局走向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說，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由舊學到新學，由興盛到衰微又重新繁榮昌盛的漫長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訓。

經過一度磨難和考驗，我們民族思維已經越來越趨成熟，思想也較五四時期更加深化。因此，當我們滿懷激情跨入21世紀時，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古典文學研究將和整個學術研究一樣，愈加繁榮昌盛，碩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