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遠東沿海的自組織秩序：上海與香港的不同命運（四）

我們如果做橫向比較，同樣是二十年代，香港和上海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英國在上海的駐軍比在香港的駐軍要多得多，皇家海軍的主力艦是經常出入黃浦江的；但在香港頂多是過路，香港的正規的英軍也就是幾百人，而且是屬於那種老弱病殘性質的，基本上是治安維持隊那種性質的。在這期間，香港的治安基本上是由華人漢奸人士組織的自衛隊和治理團來維持。正因為有這些治理團存在，蔣介石在粵東搞出來的革命組織才沒有越界。這個沒有越界也是差一點點，國民黨有兩次差點把香港和澳門拿下：一次是北伐戰爭前夜，廣東革命根據地剛剛建立的時候；另一次是抗戰剛剛勝利的時候。當時那些比較激進的將領，像張發奎這種人，都已經做好了軍事準備，認為英國人和葡萄牙人駐軍就駐了這麼點兒，我們完全可以一鼓作氣把這兩個殖民城市拿下來，完成反帝的任務，這跟收回上海租界和漢口租界是一回事兒。如果我們自己過去不方便的話，還有共產國際教我們的方法，我們可以有革命群眾過去。

周恩來同志在沙面租界就是這麼幹的。他的辦法是這樣的：他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委員，黃埔軍校的軍官也可以算是學生，所以他讓他們脫下軍服穿上平民的服裝，組織遊行隊伍，衝擊沙面的英租界。如果他們衝擊進去了，這個英租界就是國民政府的了；如果衝擊不進去的話，我們是學生呀，我們是平民呀。這事兒很好辦，你們萬惡的帝國主義者難道敢槍殺學生和平民，在進步的國際輿論面前當壞人嗎？量你們也不敢吧。但是這一次他們算錯了，英國人居然真的敢了。他們衝進去以後，英國人居然真的開槍，對著我們敬愛的周恩來同志開槍，子彈從他身邊穿過，把他左面和右面的兩個軍官都給打死了，他及時的逃了回來，沒有在這個階段送命。所以我有點懷疑，他後來對香港的統戰政策，一直主張保住香港，但對上海就不一樣，是不是因為受了這次刺激的影響。

但是無論結果是怎樣的，基本模式是一樣的：如果化了妝的革命群眾衝進租界的時候沒有遇到強有力的抵抗，那就會像是上海和九江英租界一樣，以後條約就作廢了，這塊土地我們收回，你們滾蛋吧；如果遇到了強有力的抵抗，比如說是吃了子彈，那他們就不進去了，這個問題留到革命下一階段再解決。總而言之，香港的自衛隊在這個時期組織起來，實際上是起了這個作用：如果化妝的革命群眾闖進香港的話，他們實際上首先就要跟地方紳士組織的治理團打一仗才行，打這一仗在政治上應該是相當不正確的，所以他們最終沒有進去。從這一點上可以說是，香港的漢奸傳統比我們大家的想像要更早一些，他們積極的維護了大英帝國，在二十世紀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統治開始動搖的時候，至少在香港那個碼頭把大英帝國留下來了。其實大英帝國當時對香港的重視是遠遠不如上海的。五卅慘案發生的經過我就不詳細介紹了，總之大家要明白，它跟周恩來同志在沙面製造的那個程序是一模一樣的，就是說是，搞一幫化妝群眾進去，你打不打，打了你是萬惡的帝國主義暴徒，不打我們就進去了。英國人當時也是決定打了，所以才會有五卅慘案。

以後，英國人一直到1926年，還是一連幾次派出巨艦駛向黃埔江頭，保衛上海。但是我們要注意，哪怕是孫中山和陳炯明打得最慘的時候，哪怕是在沙面慘案已經發生，革命軍隨時可以衝進香港的時候，哪怕是在省港大罷工的時候，皇家海軍從來沒有把它的主力部隊派到香港。加強香港防衛，一向是英國總督和香港地方紳士合作的產物。而香港的中文教育起步也跟這點有關係，因為地方紳士既然給英國殖民統治立下了這樣大的功勞，那麼香港當局自然也要給點回報，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重新建立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書院。在這以前，在一九二零年代以前，香港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用英文進行的，華文很少有人用；以後，香港的中文教育就順利的展開了。其實這種事情可以看成是一種不成文的交易，英國人感激廣大漢奸對大英帝國秩序的維護，同時在文化上給予漢語文化以充分的回報。

但上海的故事不是這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皇家海軍的主力一次又一次的開進上海，從五卅慘案到北伐時期，皇家海軍每一次都來到上海，有好幾次都差一點決定開打了。蔣介石的部隊在南京製造南京慘案的時候，英國政府實際上是已經決定開打了但是他要跟列強協商一下。美國人第一個跳出來表示，為了維護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最好是和平解決；而日本的田中義一也跳出來說是，蔣介石不是這樣的人，一定是他周圍混進了壞人，我們應該給蔣介石一個機會。但是後來這種做法沒有得到蔣介石絲毫的善意回報。因為現在我們能夠看到內部的記錄，雙方的記錄都拿到我們眼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故事：就是一方面田中義一在英國人面前苦苦哀求，請求他不要幹掉蔣介石，我們跟國民黨的老前輩畢竟是一起幹過革命的，階級感情還在那裡，而且蔣介石不是這種人，一定是周圍有人使壞；另一方面，蔣介石在他跟周圍的自己人談話的時候，一點兒都不相信田中義一，他說日本人無論幹了什麼，我們都相信他絕對不會容許中國革命成功，他幹的這些事情一定是緩兵之計，我們應該利用他搞緩兵之計的時期，趕緊大幹特幹。這就是雙方對同一場革命的看法。我想如果田中知道蔣介石是怎麼看待他的話，可能一轉眼慘案就要在南京發生了。而如果日本人當時配合一下英國人，英日聯軍進了南京城，1928年的國民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後來的抗日戰爭和後來的毛澤東、周恩來永遠不會有機會登上舞台的。

這個時候的上海就只有一件事情跟香港不一樣，就是上海的資產階級。這件事情就是1869年的致命傷所造成的。上海的資本家在上海發財，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比起二十世紀初葉的香港市民在香港發財，那絕對是要大得多得多。遠東的經濟中心不在香港，而在上海：上海住的大資本家比起香港住的大資本家要多得多；上海的生活水平比巴黎更高，比全世界絕大多數地方更高；英國只要出了倫敦，絕大部分英國鄉村的生活水平是趕不上上海的；全世界房價比一九三零年代的上海更高的地方，數來數去也數不出幾個，如果數的出來的話，也肯定就是倫敦、巴黎、柏林這些大城市；哪怕是歐洲一般的二線城市，論繁華、論發財的機會的話，都絕對不能跟上海相比。上海的華人資本家在這方面得到的利益遠遠超過香港的華人市民。

但是他們跟工部局不是一條心。我們注意，工部局是一個完整的自治政府，但是香港的立法會不是自治政府。上海的工部局是由納稅人選舉出來的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自治政府，而且經過二十世紀初葉的幾次改革以後，它已經不像是開始的時候那樣，局限於由英國地主和商人選舉，而是把所有人，只要是有錢人，能夠納稅的人都包括進去了。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工部局的日董華董問題：日本人只要有了錢，他照樣要選舉上海自治市的市政府；華人商人有了錢，當然也要選舉上海自治市的市政府。上海市的華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產生，而且以後是日益增加的。你只要順著這個趨勢搞下去的話，自治權肯定會不斷擴大，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於1869年那個協定，大多數租界的華人居民不向工部局納直接稅。

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憲法意義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就可以看到拿破崙是收鹽稅的，但英國不收。專制國家一般是依靠間接稅的，因為間接稅跟納稅人好像沒有直接關係，納稅人產生不出政治責任感；而自由國家一般是收直接稅的，錢是直接問你要的，你很清楚政府拿了你多少錢，你自然會想到拿了這些錢以後應該給你辦多少事情。其實別的國家也是照樣要交稅，只是交了稅他自己不知道。我買鹽的時候已經給拿破崙交了鹽稅，但我自己不知道，因為這筆錢不是由我交的，而是由鹽商交的，我還認為拿破崙只拿了鹽商的錢沒有拿我的錢，其實鹽商還不是從我身上找補回來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就不會去關心拿破崙他老人家幹了什麼了。而英國人不納鹽稅，他納土地稅，他很清楚威斯敏斯特拿了他的錢，他非要追問一下這些錢幹了什麼用途不可。這兩件事情憲法意義就不一樣了。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在詭辯說是，我們也是納稅人，因為我們納了消費稅，我們去超市買東西就納了多少多少稅。這完全是扯淡。你通過消費交的那些稅，那頂多叫做貢賦，不能叫做稅。

稅收是什麼意思？稅，就其本意來說，是自治團體一個湊份子形式的協商，它就像工部局建立前的那個道路碼頭公司一樣，它是什麼？我們一人出一點錢，把路修好，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我們自願出錢，誰也強迫不了誰。這個不能強迫的性質是由司法機構制定的，因為開始的時候就是有一些英國商人，他說你們在乎路修得好不好，我不在乎，你們喜歡有好路的人，你們自己去湊錢修路，我就是不給錢，你拿我怎麼樣？於是工部局不得不去打官司，官司一直打到英國樞密院去，連續打了幾十年。我不知道這個官司最後打成什麼結果，但是一般來說這種官司打的結果，基本上相當於是不了了之。最後打官司的費用比打官司目的所在那筆錢都還要多，就像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上搞的那樣，我們本來只打算讓你湊二百英鎊出來，大家一起修路，你死活不交，結果害的我們打了幾十年的官司，這幾十年中間，律師費都有上萬英鎊了。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工部局當時最初的性質是什麼？它就是英國那種自治團體，稅收是自治團體的成員自願湊出來的。但是貢賦不一樣，貢賦是征服者強加了，也就是說，什麼是貢賦呢？就是你的買命錢。蒙古人征服了你，本來你應該去死的，但是我們蒙古人寬大為懷，准許你交一筆錢，留下你的老命。你要麼交錢，要麼交命，就是貢賦。貢賦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不交，不交錢就交命。你要是既不肯交錢又不肯死的話，這不是讓我們為難麼？

貢賦是來自於被征服者的交納；而稅收呢，則是來自於征服者和自治團體的協商。我們大家都是封建騎士，你約翰王也是騎士，我也是騎士，你哥哥理查德和你爺爺威廉雖然英勇善戰，但是你約翰卻談不上英勇善戰，我服你哥哥，服你爺爺，但是不服你，我給你爺爺交了錢，給你哥哥交了錢，我就是不給你交錢，你如果不服的話，跟我打一架啊，你還打不過我。這就是騎士交的稅。騎士交的稅是同儕跟同儕湊的錢，所以他是自願的，商人跟騎士交的稅是各等級間的協商。你要注意稅收，直截了當地說，從憲法的意義上來講，它是統治者內部的協商。我們大家都是自己人，誰也強制不了誰，所以才會有「沒有代表權我們就不給你納稅」，意思就是說，我不給你納稅你也拿我沒辦法，我才能說出這句話。如果我不給你納稅我就應該死的話，我自然就說不出這句話來。這兩種人的差別在哪裡呢？就是因為英國人是征服者的後代，他們根本就不存在你可以讓我死的問題，我跟你談判稅收，是我們這個征服者團體內部之間考慮誰該多出一點，誰該少出一點，你打了仗就少出一點，我沒有打仗就多出一點，是內部協商的問題。

而你這邊的貢賦呢就是，你本來應該死的，讓你活著就是我們的恩典，你連點錢都不肯交，這太讓我們為難了。第一，大清帝國的所有臣民，本來就是早就應該在揚州十日那時候就死了，你們居然能夠活到現在，都是大清賜予你們的恩惠，你們當然是應該交貢賦的；第二就是，上海這些居民，你們本來在太平軍打過來的時候，你們早就該死了，按說的話，你們根本沒有資格進租界的，我們擋在門口，不准你進來，那是自然而然的。這個道理就好像說是，我租了這間房子，如果說流浪漢跑來說：「你不讓我進來我就要凍餓而死」，我會面不改色的讓他，你就到大街上去凍死，除非你給我交錢，你不分享房租，我就是不能讓你進來，你凍餓而死那是你自己沒出息，我反正不理你。這一點，如果有人來罵我心腸冷，那是沒有依據的。當時工部局那種人就處在我這種狀態，我完全可以把你擋在我修好的那條溝渠外面，用火槍把你擋在外面，太平軍殺了你，那是太平軍的錯誤，不是我的錯誤，你TMD打不過太平軍，找我搞什麼麻煩？就像現在敘利亞難民一樣，波蘭人是這麼說的，阿薩德把你趕出來，你去找阿薩德算賬啊，你如果槍不夠的話，我們給你點槍不就行了麼，你帶著槍回去打阿薩德啊，你找我的麻煩幹什麼，難道是我把你趕出來的麼？當時就處在這種情況。租界的華人居民都是這種人的後代，原則上講，他們是沒有資格談納稅不納稅的問題的，他們交的錢是貢賦性質的，他們沒有進入這個共同體。

本來他們在1869年有這樣一個機會進入共同體，但這個機會由於大清方面的錯，由於租界納稅人方面的錯，由於外交官方面的錯，沒有搞成，以後就漸漸形成路徑依賴了。他們變成了一種當代愛國華僑的典型：我一方面在美國紅脖子的保護之下，住在美國，享受美國法律的保護，在美國發財；一方面我當愛國青年，在美國高舉五星紅旗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我可以一面做愛國者，到中國領事館去撈點好處，一面繼續享受美國法律的保護，這樣就能夠很雞賊的兩面佔便宜。我們可以注意到，吳越人特別喜歡搞這種雞賊兩頭佔便宜的事情，他們跟比較野蠻而老實的南粵人在這方面的德性上有一點不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1869年到1927年這段時間內，上海租界產生了強大的華人資產階級愛國者團體，上海之所以毀滅，主要就是由於這個華人資產階級愛國者團體的緣故；而香港之所以沒有毀滅，主要就是因為當地的漢奸團體的緣故。雖然有很多細節上的問題需要考證，但是總體上講，從政治上講和從憲法上講，故事就是這樣發生的。二、三十年代的華人社會的主力，包括那些最重要的，從資本主義社會中間得利最多的資本家，包括那些從帝國主義殖民秩序中得利最多的資本家，堅定不移的首先支持了蔣介石的北伐，其次支持了反帝的收回地權的運動。這些運動的結果是分三個階段波動性的結束了普通法對上海的統治，最終使上海市議會遭到了撤銷。

故事的第一波我剛才已經提到一點了，就是蔣介石和宋子文的政府用剛才我描繪的那種流氓手段去給租界的華人居民收稅，嚴重的削弱了公共租界的財政基礎和政治基礎。第二波是由偉大的愛國者汪精衛和偉大的泛亞主義者大日本皇軍進行的。他們認為他們進行的大東亞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革命。他們絕對不會說日本也是帝國主義者的一部分，不是這樣的，西方人，英美才是帝國主義者，日本人是打倒帝國主義者的亞洲解放者。他們哪怕行為是相同的，但是由於立場的不同，一方是革命者，一方是反革命者，絕對不能相提並論的。照他們的歷史解釋，蔣介石是一個不徹底的革命者，辜負了孫中山先生中日提攜、共同反對白種帝國主義、實現亞洲人民共榮大團結的偉大理想，這個理想現在只能由汪精衛同志來實現了。所以汪精衛的做法就是成立上海特別市政府，公共租界，無論華人還是洋人的居民，在租界以外都擁有物業，對這些物業徵收重稅。這些做法表面上是經濟的，但是它的動機是政治的，效果是憲法的。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租界只有這麼大一塊地方，而且是開發最早、建設最早的地方，因此租界的地皮比華界要貴得多。地價的昂貴與否主要是取決於秩序的好壞，而不是取決於土地本身，這一點是大家都知道的。美國的房價能夠值錢的話是因為美國的法律秩序能夠貫徹，大馬士革的房價如果不值錢的話那是因為當地的法律和秩序已經喪失了作用。租界的富人一般來說，要在租界本身買房建房，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跑到地價廉價的華界來建房那是很容易的。所以不僅租界的富豪在華界擁有大批的房產，而且就連租界本地的中產階級，有了急需以後，不在租界本地買房，而是在華界買房，是一個很適當的做法。比如說我可以在香港工作，但是住在深圳，因為深圳的房租比較便宜，我同樣的錢在香港只能住小房子，在深圳就可以住大房子。當時上海租界的許多居民，甚至大多數中產階級，就在打這種主意。到租界裡面去掙高工資，就相當於到香港去掙高工資，然後回華界來買房或者是成家，就好像是回深圳來，住深圳的房子，在深圳安家，這對他們的經濟生活還是極端必要的。

但是汪精衛和他的政府要打擊的就是這種現象。只要切斷了租界和華界之間的經濟流動，就把租界內的大多數居民放在一種人質的地位上了。因為租界的大多數居民可以像工部局申訴，工部局無法忽視他們的申訴；而南京政府，無論是蔣介石政府還是汪精衛政府，對於那些倒了霉的居民都可以面不改色，讓他們去愛怎麼死就怎麼死。因此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所羅門效應。我們都知道所羅門的故事，兩個婦女爭一個孩子，都說是她親生的，然後所羅門讓她們搶，於是親生的母親害怕傷了孩子，一拉就放手了，不是親生的母親不怕傷了孩子，就使勁兒的搶，結果把孩子搶到手了。近代的反帝運動者就是這樣的。他是建立在這種前提上的：儘管我打不倒帝國主義，但是我比帝國主義更心狠手辣，我可以把租界的華人居民統統坑死，坑到一定程度，帝國主義就覺得文明人幹不出這些事情，心就軟了，而我是心狠手辣到底的，你就是全都餓死了我也不在乎，我們為了驅除帝國主義革命，已經有無數革命烈士在北伐的戰場上犧牲了，你們出點錢還有什麼要緊的，就算你們全都因此而餓死了，那也無非是跟我們北伐軍的革命烈士一樣犧牲了，未來的革命史會隆重的記你們一筆，承認你們作為愛國者的貢獻的，所以你們好好去死去吧。運用這種人肉盾牌的政策，如果帝國主義狠不下心讓你們去死的話，那麼他就只有非滾蛋不可了。

四十年代的工部局進入了苟延殘喘的階段，主要就是由於這些財政措施。工部局能夠把租界治理得比其他地方好，就是因為它的自治政府，資本家自己出錢來修橋補路，錢是他自己出的錢，他當然要管好；而縣官用皇帝給他的錢去辦事的話，那他當然要首先考慮貪污三分之二再說，然後再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到重要的職位上諸如此類的。租界能夠治理得好，就像歐洲人能夠比亞洲人治理得好是一個道理。但是錢是要自己出的，稅源問題是財政問題的關鍵，而財政問題又是憲法問題的關鍵。租界遭到這樣的封鎖以後，就發現它處在一個很狼狽的狀態：它必須承擔租界幾百萬華洋人口的一切社會責任，但是經過這麼一搞以後，它只能向為數不過幾萬人的歐洲人居民徵稅，用幾萬人身上徵來的稅款去養活幾百萬人，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先不要考慮公平不公平的問題，技術上就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他能夠狠下心把租界的華人居民統統趕出去，我們幾萬歐洲人自己掙錢養活自己這還可以，但這一點實際上又做不到。你如果去查看二十世紀初葉租界的納稅記錄，就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當時的上海租界像八十年代的香港一樣，儘管英國人還很有錢，但是絕大多數百萬富翁都是依靠英國人保護而發了財的華人百萬富翁；但是徵稅的話就不一樣了，絕大部分稅收，至少土地稅這一塊，歐洲人和華人居民交納土地稅的比例是150:1，就是說是，歐洲的業主和地主交納150兩銀子，大清臣民的後代只交納1兩銀子。

之所以會這樣，就是由於我剛才介紹的那個1869年的致命妥協造成的，這個妥協使上海市議會沒有辦法對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可以說是農民工後代徵稅。我們要明白，目前的所有上海人，無論他多麼歧視蘇北人，你記住一件事情，你們全都是農民工的後代，上海的主人就是絕大部分英國人和歐洲人，你們都是，要麼是以農民工的身份進來給他們打工，拿著暫住證進來的，要麼呢就是像敘利亞難民一樣，是被太平軍殺得走投無路，人家可憐你們，放了你們一條生路，你們不是難民的後代就是農民工的後代，不要以為蘇北人是農民工，你們自己才是。要弄清楚上海的本質，這一點就是最重要的。洋人大慈大悲的救了你們先祖的命，而且還特許你們，給了你們發財致富的機會，但是你們連稅都不用交。工部局怎麼能解決這個問題呢？直接稅徵不上，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各種各樣的消費稅，你要辦洗腳城辦一個執照，開妓院也要辦一個執照，賣鴉片葉也要辦一個執照，諸如此類的。反正憑執照費消費稅這種方法，好歹能把財政收入拉平。但是國民黨一搞，在租界內徵稅這種把戲，消費稅就很難重復徵收了。因為國民黨可以不講道理，而普通法的法庭卻不能不講道理。如果一個納稅人說是，我已經交過稅了，這個稅已經通過蔣介石的法庭交給蔣介石的政府了，我不應該重復徵稅，那麼工部局很難對他重復徵稅的。汪精衛政府斷絕了租界和華界之間的經濟聯繫以後，進一步的徵收消費稅變得不可能了。

因此在太平洋戰爭的幾年之內，上海租界不斷的爆發財政危機，納稅人會議重新開啓了。我們要明白，納稅人會議就是選舉人會議，它是只有在非常時期才開始的。比如說美國從古至今，它只開過一次制憲會議，但是國會是每年都要開的。納稅人會議選舉產生上海市議會，又名工部局，在管理體系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工部局或者上海市議會就把所有事情都辦完了，納稅人只在選舉時管這些事，平時不用管的。上海不得不再次召開納稅人會議，這就是相當於發生了憲法危機。上海市的議員，也就是工部局的董事，作為代理人，已經不敢管這件事情了，這些事情關係極為重大，我這個當管家的已經不敢替你做決定了，我必須把主人本人請出來，讓主人自己拿主意。拿主意的結果就是加錢。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納稅人會議四次提高了稅率，以涸澤而漁的方式，耗盡了自由港的潛力。這件事情的意義，只有丘吉爾政府徵95%的遺產稅，在幾年之內把大英帝國的海外資產全部賣光才能相比。大英帝國就是在這個時期毀掉的，上海自由市也是在這個時期毀掉的。

日本人一投降，蔣介石派兵進駐租界沒有受到絲毫阻力。其實在這個時候，大多數租界居民已經不想做任何抵抗了。戰爭一旦爆發，大多數歐洲居民，能回國的都已經回國了，回不了國多半都是混不下去才留下來的。納稅人也很有限，經過四次大加稅，幾倍幾倍的加稅以後，剩下的人已經不再是富裕階級了。1945年戰爭結束時的上海，最富裕的人當中，已經很少有英國人和歐洲人了。那些人如果還存在的話，已經早已回家了，留下來的一般是一些浪人、冒險家、文人諸如此類的人。這時候的上海，最富有的人已經全都是華人資產階級了，而這些華人資產階級，已經在最近二十年內長期被愛國者的組織把持，不能做任何抵抗。而且由於長期沒有參加上海自治市的自治工作，他們的自治能力比起江蘇、蘇州和揚州的居民沒有明顯的差別，他們沒有能力像香港的居民那樣組織自衛團體。因此這座城市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樣落入了蔣介石的手裡面，然後又像腐爛的果子一樣，從蔣介石的手裡面落進了陳毅的手裡面。

這就是上海自治市產生和滅亡的歷史。它給人類提供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一個憲法性的教訓。有很多人，我想，會把上海倒霉的日期放在1966年，也許是1953年三反五反的時候，最明智的人頂多也就是放在北伐戰爭反帝的時候。但是，這些因素都是從外部考慮的。從上海自治市和一個可能存在的上海共同體角度考慮，真正的轉折點就是在1869年那個致命的選擇上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