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所走過的道路是源於宗教

印度所走過的道路是源於宗教

　　所有的論者都承認，無論是爭取獨立、對外關係、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產業創新、教育發展、改革開放、環境保護，印度所走過的道路，無一不獨出心裁、特色鮮明，無一不令人神秘莫測：

　　1、爭取獨立。印度人創造了「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道路；

　　2、對外關係。印度人既能在冷戰雙方之間，開闢一條和平、中立、不結盟的新道路，又能借力打力，實現在南亞稱王稱霸；

　　3、經濟建設。無論是仿效蘇式計劃經濟還是仿效美式市場經濟，都脫離不了獨具一格的印度官僚主義特色；

　　4、政治建設。印度人居然能讓源於英美的民主法治，同印度傳統的種姓制度長期並存，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產業創新。印度人創造了綠色革命、白色革命、藍色革命，又創造了舉世瞠目的IT產業，最近又宣布了新綠色革命。在製造業成就平平，基礎設施極度落後的條件下，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成為世界上唯一有可能，以服務業引領工業化的國家；

　　6、教育發展。印度人在不知道知識經濟為何物的年代，超前半個世紀發展大學教育，長年累月地製造一批又一批畢業就端盤子的知識精英，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才迎來知識經濟；

　　7、改革開放。印度人竟然後來居上，在一大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中脫穎而出，成為與中國並列的「金磚四國」，在應對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又成為僅次於美中的復甦動力；

　　8、環境保護。印度改革開放時，雖然難免污染，但極少發生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人為事件，在發展中國家中堪稱獨一無二。

　　在上述所有方面，印度都獨辟溪徑。人人都說印度是個神秘的國度，但究竟神秘在哪裡，卻很少有人說得清？一直到讀了吳永年教授的《變化中的印度——21世紀印度國家新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我才幡然省悟，印度特色無一不來自其獨特的宗教。

　　 印度是一個宗教國家，11億人口幾乎人人篤信宗教，擁有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教派。吳永年說：「若要了解印度，首先應該研究印度宗教，印度宗教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教育、醫學、天文及地理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宗教已深入到印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的靈魂。印度人一生的各個方面都烙上宗教的印記。否則，我們就難以認識印度，了解印度，也無法看到一個完整的印度、真實的印度、真正的印度。」

　　 粗線條的宗教史，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婆羅門教的創立及衰亡和佛教的興起與社會進步。

婆羅門教源自信仰自然神的吠陀教，主張善惡有因果，人生有輪迴，人分四等種姓：婆羅門為最高，從事文化教育和精神祭祀；剎帝利次之，從事國家管理和對外戰爭；三等叫吠舍，普通平民百姓；四等叫首陀羅，賤民。種姓世襲，不可更改。佛教針對婆羅門教教義，提出消滅種姓，主張人人平等，因而一度成為印度次大陸上最強大的教派，佛教徒統一了北印度，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強盛的千年大帝國——孔雀王朝，其經濟文化繁榮在阿育王時期達到鼎盛。

二是佛教的衰亡和印度教的興起及社會的發展。

佛教的衰亡讓聖雄甘地和尼赫魯痛心疾首，為了提高佛教地位，印度獨立時決定採用阿育王的敕柱——四面獅頭柱作為國徽圖案。佛教衰微原因有三，其一為自身衰敗，教規鬆弛、巫術迷信；農民要種地，佛教不事勞作只求施捨；獵人要捕獵，佛教又非暴力護生靈，樣樣都礙手礙腳；其二為吠陀、婆羅門先入為主，深入人心，特別是高種姓者對之念念不忘。新興的印度教把此二者與佛教教義融為一爐，便輕而易舉地取而代之；其三為印度教在一切宗教中最富寬容性，能將各派教義精華兼容並包，使佛教反而無立足之地。

　　三是伊斯蘭教的傳播與印度社會伊斯蘭文化的興盛。

伊斯蘭教雖為外來宗教，武力征服印度，莫卧兒王朝的阿克巴大帝破例奉行寬容政策，主張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和平相處。西來的伊斯蘭文明與印度教文明相得益彰，共建繁榮，創造出土生土長的印度伊斯蘭燦爛文明。

四是基督教與印度教的改革運動。

1498年葡萄牙人登上了印度次大陸，後來英國又成為殖民統治者，開辦學校醫院，吸引低種姓階層入教，並通過立法使之享受基督教徒的繼承權，迫使印度教徒進行宗教改革，把西方理性主義、平等、博愛精神引進印度教的神學體系，成立了梵社和聖社等宗教改革組織，革除陋習，引入種姓平等、性別平等，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創造了思想條件。

　　這四個時期，都可以在現代印度政治生活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通過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獲得獨立，需要無數人自覺自愿的英勇獻身，卻居然在印度取得成功，使人民免受刀兵之苦。

　　和平、中立、不結盟運動，在冷戰時代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指明了一條自立於兩大陣營之間的道路，不僅吸引了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最後連新中國也加入其中，至今深刻影響著中國外交。但印度自認為是英國在南亞全部權益（甚至包括我國西藏）的繼承者，又導致了它的霸權主義，和中印邊界衝突。

　　印度官僚主義的起源，要以追溯到婆門教時代的剎帝利階層，綿延數千年，可謂根深蒂固。

印度教的兼容並包，使之能夠與英美式民主共存共榮，為東亞儒家文化所不及。儘管這是早產的、時至今日也不成熟不純粹的民主，但居然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戴，投票率居高不下。民主政治沒有使印度實現最好的，因而錯過了許多發展機遇；卻避免了最壞的。　　

產業創新，使印度在條件極其落後的情況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從英迪拉·甘地的綠色革命，到拉吉夫·甘地的IT軟體革命，尤其令全球刮目相看。二者都源自西方理性主義的普及。

　　而成就產業創新的教育超前發展，則應追溯到婆羅門教——頭等人是知識精英，二等人才是行政管理者。中國儒生要做官才能成為上等人，印度婆羅門本來就高於權貴，可謂「天爵勝人爵」。

　　改革開放的後來居上，仍然是婆羅門教「崇尚知識、敬重人才」的產物——出奇制勝，IT產業先行。

　　環境保護，又同佛教和印度教順應大自然的堅定信念有關。

所以印度宗教的功能不僅是麻醉劑，還更多地是智慧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