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2010－2015年的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預測國家安全環境的演變對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是至關重要的。在這裡作者將從判定一些對中國的安全環境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的演變趨勢入手，來試圖對2010-2015年中國將面臨的整體安全環境做一個系統的預測，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大體的戰略框架。

　　在未來的10-15年內，影響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將主要是以下幾個因素。

　　一.技術的影響

　　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不斷發展是影響各國安全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

　　1.戰略威懾是否依然存在

　　冷戰的歷史表明，相互確保摧毀（MAD）儘管聽起來很不人道，卻維持了世界的戰略平衡，以至於在長達50年的美蘇對抗中，世界並沒有經歷核戰爭。

　　但是，在美國國內始終有一些人士想擺脫相互威懾的狀態。而冷戰後美國擁有的空前優勢地位讓這些人士覺得有可能通過建立有效的導彈防禦系統，真正地獲得絕對的戰略優勢。

　　因此，美國以及俄羅斯這兩個核武器大國，特別是美國對如今維持全球戰略穩定的戰略威懾的態度以及技術的進步決定了戰略威懾在未來的10-15年是否還將存在。

　　作為一個集中了全球最優秀的科技人才，而且有著一個龐大的軍工體系的國家，如果美國下決心要發展導彈防禦系統，則其他國家基本上無法阻擋。與此同時，俄羅斯也已經在導彈防禦技術上投入了可觀的資源。因此，可以想像，在未來的10-15年，出現一定意義上的戰略導彈防禦系統是極有可能的。事實上，目前的導彈防禦系統（比如美國的愛國者-3型防空系統和俄羅斯的S-2000系統）已經可以截擊一些戰術彈道導彈，儘管他們的技術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由於導彈攔截技術的難度和反攔截技術的進步，導彈防禦技術似乎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做到高精度的截擊，而戰略核導彈的巨大破壞力也會使國家在使用這些武器時都小心翼翼，因此，儘管戰略威懾的穩定性將逐漸被削弱，但戰略威懾在未來的10-15年內仍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不過，一旦有一定程度有效的戰略導彈防禦系統出現，就有可能改變一些國家的決策者對中國這樣只擁有小規模核武庫的國家的核威懾戰略。也就是說，在未來的10-15年，核大國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使用核武器的門檻會有所降低。[1]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類似於美國最近的《核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這樣的發展。[2]這表明在美國始終存在著一些人士，他們認為核武器不應該僅僅適用於戰略威懾，而且也適用於戰術投放，因此使用核武器的門檻應該降低。美國這樣的心態和它最終會擁有一個一定程度有效的導彈防禦系統疊加在一起，人類離核末日也許不是越來越遠而是越來越近了。

　　2.常規軍力

　　在未來的常規戰爭中，依靠技術手段獲得不對稱的戰場信息（和阻止對手獲得足夠的戰場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能否將戰爭變成利於自己的非對稱性戰爭。而能夠獲得不對稱的戰場信息不僅能夠贏得戰爭，而且有利於阻止衝突的發生。因此，一個國家在有關這方面的產業發展不僅關係到一個國家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的地位，更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生死大計。

　　如果核威懾能夠在未來一定程度上得以維持，則大國之間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幾率並不大。在未來，國家的軍隊更可能是用於對付小規模的突發事件和低烈度衝突（比如打擊恐怖主義和地區分裂主義），這就要求軍隊必須擁有能夠在短的時間裡，使用足夠的力量執行小規模的打擊能力。這一點，從美軍在阿富汗幾次因決策反應系統的遲鈍而散失多次活捉或者擊斃本·拉登的機會中就可以看出這種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主要國家的武裝力量在維持足夠的威懾力量以及打贏局部高技術戰爭的能力的同時，將會繼續朝著靈活機動的打擊力量發展。

　　3.其他技術

　　通信廣播技術的進步使得國際輿論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從美國在9·11後和以色列在巴以衝突中對輿論的運用上可以看出，如果不能獲得國際輿論的支持，一個國家在執行其外交政策時就將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相反，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獲得國際輿論的支持，或者能夠對一個事件塑造一定的先入為主的印象的話，將能夠既有利於實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又能夠通過輿論影響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輿論的影響力可以從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在這次9·11事件後的影響可見一斑。

　　然而，如今的國際輿論基本上是以西方，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輿論，而發展中國家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輿論媒體。因此，未來的國際政治是否能夠縮小南北之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發展中國家能否擁有自己的聲音和傳播渠道。

　　國際資本的流動正在打破國家之間的界限，並將通過影響國家的經濟運行而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夠相對獨立地維持其金融體系的穩定，將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人。

　　二.美國的全球地位和戰略

　　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在未來的10-15年仍將是難以動搖的。因此，美國作為中國重要的資金、技術來源以及重要的出口市場，其安全戰略仍將是影響中國整體安全環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假定美國的經濟維持2%的增長率，而俄羅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國等幾個主要國家經濟均維持6%的增長率，歐洲維持2%，日本維持1%左右的增長率的話，到了2015年，美國在這幾個重要的經濟實體中的相對地位將有所下降，美國的優勢地位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由於其他的政治實體不大可能獲得全方位的能力，加上美國的經濟實力仍然是其他國家不可匹敵的，因此這種相對地位的下降可能並沒有實質性的意義，世界仍將維持一個單極世界的基本格局。[3]不過，到了2015-2020年，單極世界的基本格局可能就已經走到了盡頭而開始逐漸弱化。

　　縱觀歷史，畢竟還沒有任何一個大國能夠始終維持其霸主地位。也許美國穩定的政治制度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國有可能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長盛不衰的大國，不過，美國能否走出歷史的怪圈仍是無法預知的。

　　9·11事件並沒有削弱，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強化了美國的全球地位。因此，美國也許正在進入其外交政策中「擴張-收縮」循環周期的一個新的擴張階段。不過，在反恐的旗幟下，美國很有可能又會犯胳膊伸得太長的錯誤（比如美國決定推翻薩達姆，而長期捲入伊拉克），在一些地區陷入困境。

　　從長遠來說，美國的總體戰略不外乎四者之一。「進取性的領導戰略」、[4]謹慎的領導戰略、建設性的多邊戰略、退縮性的維持戰略。[5]由於退縮性的維持戰略基本上是一種「孤立主義」思想的戰略，因此在美國以推動全球化為己任的時代，美國採取這樣的戰略的可能性極小。即便美國在如今的擴張期因為胳膊伸得太長而受到挫折後也只會進行短暫的收縮，不會陷入「孤立主義」中去。

　　因此，美國的長期戰略將會是「進取性的領導戰略」、謹慎的領導戰略、建設性的多邊戰略三者中選擇。由於美國不同的政策傾向輪流執政，在一定情況下會是兩者或三者的混合體，只是不同領導人側重有所不同。

　　如果美國在今後的10-15年繼續類似於目前布希政府的「進取性的領導戰略」，即便是美國的盟友也會發現和美國共處越來越艱難，而對於中國這樣美國始終會持有戒備心理的國家就會更加困難。中美關係將最多維持在不至於完全破裂的狀態，而不會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其他局面。[6]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戰略將有可能導致美國採取更多的先發制人的策略，使得美國變成一個蔑視其他國家最核心的主權權利的「流氓國家」。[7]

　　如果美國採取一種謹慎的領導戰略，中美關係將會有相對較大的發展空間，在一些問題上能夠達成合作或者理解。但是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有日本）都沒有從根本上接受台灣是中國生死攸關的利益，卻不是美國和日本的生死攸關的利益，甚至不是他們的重要利益的事實。因此，美日和中國在這一點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是現實存在的。這樣一來，在台灣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中美日三國能夠達成的任何戰略理解都將是脆弱的，至少是難以達成在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理解：中美在1997-98年間達成的和解被證明是短暫和不牢固的。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美國採取一種建設性的多邊戰略。這種戰略意味著美國在維持它目前優勢地位時將採取的策略是一種相對「開明」的戰略。即儘管美國仍將努力維持其目前的優勢地位，但美國不會對其他國家地位的上升感到恐懼，而是會利用美國的優勢地位和其他重要國家來「共同塑造」一個能夠維持世界的長治久安的大國多邊合作框架。這樣的戰略將要求美國給與其他重要國家以合法合理的國際地位和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8]在這裡，「共同塑造」和那種要求其他國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強制性融入是有重大區別的。[9]

　　如果美國採取一種謹慎的領導戰略或建設性的多邊戰略，而中國繼續目前謹慎的防禦性現實主義政策，中美之間通過共同努力將能夠達成一定的相互戰略保證，因而可以避免關係的惡化，為未來達成更加堅實的戰略理解打下一定的基礎。

　　從美國的歷史心態和國民精神上判斷，美國採取介於「進取性的領導」和「謹慎的領導」之間的戰略可能性最大，而採取「建設性多邊主義」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在未來的20年後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實力優勢有所下降，因而不能維持絕對的優勢，加上美國的精英更清醒地意識到「建設性多邊主義」的好處的話，也不能排除美國會採取「建設性多邊主義」的策略。不過，我們離這一天似乎還很遙遠。

　　關於美國的未來地位，我們也許可以斷言，如果美國的地位出現衰退，將不會是因為其他國家發動對美國的戰爭打擊，而會是因為其他國家對美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失去信心，從而不再願意通過大量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以維持美國的高額赤字。這樣一來，美國的許多行為都將受到限制，地位也有所削弱，儘管這並不意味著能有其它的大國能夠取代它的地位。[10]

　　三.俄羅斯的再生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經過了一個長達10年的收縮期，一直到普京的上台才開始穩定下來。從2000及2001年，俄羅斯經濟已經明顯走出了低谷，開始有了相當穩定的增長。

　　普京總統和俄羅斯的精英清醒地意識到俄羅斯至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地區事務上有決定性的聲音。因此，普京和未來的俄羅斯基本上將執行一種「韜光養晦」的戰略：即只要美國不威脅到俄羅斯的生死攸關的核心利益，俄羅斯將儘可能避免和美國的直接對抗，儘可能地和美國達成妥協，以求儘可能地傾注更多的資源在經濟建設而不是和美國抗衡上。俄羅斯不會投入太多的資源和美國在俄羅斯的近鄰進行激烈的勢力爭奪。這一點在俄羅斯政界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於是我們看到，在9·11後美國的勢力滲入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普京力排眾議，默許或至少容忍美國的介入。這些政策儘管有許多（主要是軍界）的反對聲音，但並沒有遇到太大的民意壓力。當然，從俄羅斯的歷史心態和國民精神上看，俄羅斯採取完全的退縮政策的可能性極小。

　　不過，俄羅斯的「韜光養晦」在一定程度也需要美國能夠給俄羅斯一定的面子和實際利益。而照顧別人的利益似乎從來不是美國人的長處，俄國內的民族主義有相當程度上的反美情緒，因此「韜光養晦」的政策在俄國內會遇到持續的反對意見。但從總的態勢看，「韜光養晦」將成為俄羅斯在未來相當時間的國策。由此推斷，俄羅斯在未來的10-15年將會滿足於做一個地區重要大國，但不會謀求成為一個地區性的決定力量。

　　如果俄羅斯能夠休養生息，保持過去兩年的經濟發展態勢，進入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期，俄羅斯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總體上將不會再進一步下降。這樣一來，俄羅斯對獨聯體大多數國家（除了一些太邊緣的國家）的影響力將基本保持穩定，甚至會因為俄羅斯經濟實力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不過，由於獨聯體國家中確實也存在著對俄羅斯恢復帝國時代的擔心，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獨聯體的種種牽制，獨聯體作為一個多邊組織的影響力也不會有太大的提高。

　　如果俄羅斯對獨聯體的影響能夠維持在目前的穩定水平甚至有所提升，俄羅斯對上海合作組織就將沒有太大的熱情。獨聯體和上海合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功能和範圍都有所重疊，但又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合為一體。不過，隨著形勢的發展，兩者中的一個功能極大弱化以至於基本上喪失而自動消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四.中國成為地區性的決定力量：潛力和瓶頸

　　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有關「中國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中國威脅論」的討論已經是司空見慣。但是，中國面臨的挑戰仍是艱巨的，而這些挑戰也許更多的是來自國內。

　　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解決了中國能夠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剩下來的問題都是棘手的問題和一些改革開放造成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如社會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不同階層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腐敗等等，構成了如今中國發展需要突破的瓶頸。

　　中國的現代化還需要突破的另一個瓶頸是中國作為一個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國度，在中國積極和其他國家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同時，中國國內的經濟一體化卻相當滯後。而要想利用中國這個大市場培育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就必須允許不同地區的企業在一個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環境下相互競爭。因此，中國要想充分獲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帶來的利益，就必須加大力度首先完成中國國內市場的一體化。

　　這些問題將需要中國的領導人花費巨大的精力來面對，因此，中國不大可能在外交和安全事務上花費太多的資源：中國的外交安全戰略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內仍將是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和平的國際環境。總體說來，由於中國的發展需要和中國人文哲學思想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中國目前執行的以防禦性現實主義為核心，加上一些新自由主義的外交安全政策將會繼續。[11]

　　當然，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中國對自己安全環境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這時候中國必須面對如何處理崛起帶來的問題，特別是平衡責任和地位，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樣一個問題。這就要求中國必須能夠既積極進取，又不盲目冒進（比如犯六十年代的錯誤），在進取和謹慎之間尋找平衡。

　　在國力迅速上升的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可能走向自高自大，也有可能因為中國領導人對民族主義的引導而走向更加成熟和包容。從中國的國民和精英的心態判斷，中國可能更容易犯冒進的錯誤，而不是完全退縮的錯誤。

　　五.印度的崛起和走向

　　從某種意義上說，印度面臨許多和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相同，或者至少是類似的問題，只不過印度的發展要比中國晚上10年左右。這些問題包括地方分離主義、政治穩定、維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完善基礎設施以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從前工業化跨越式地發展到信息化），以及如何處理崛起帶來的問題（民族主義、責任和地位、周邊國家的關係問題）等等。和中國一樣，印度面臨的挑戰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裡將主要是來自國內的挑戰。

　　印度還面臨一個突出的教派和族群關係問題。儘管印度獨立後建國的基石之一是世俗主義，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來，印度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越來越強。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的發展已經開始威脅到印度的立國之本，而從最近發生的教派衝突來看，印度國內的宗教衝突問題還遠沒有解決。[12]

　　儘管有學者認為民主政體是最能夠包容，因而也是最能夠解決不同種族和宗教之間衝突問題的政體，但是從美國花了近200年才初步控制了種族歧視，而英國到現在為止仍未解決北愛爾蘭問題來看，即便是民主政體也需要相當的時間才能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因此，教派和種族衝突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還將困擾印度。我們也許最多能說的是作為一個民主政體，印度不大可能走向崩潰。

　　在經濟方面，改革在印度已經獲得了社會的共識。因此，印度不大可能再回到過去的經濟停滯不前。不過，因為印度的社會問題，短期內印度對外資的吸引將是滯後的。在印度的外交戰略中，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仍將是印度外交安全戰略中追趕的目標。印度也將致力於脫掉一個次地區強國的帽子，而向一個地區大國和全球力量的目標邁進。不過，印度要想成為一個超越南亞次大陸限制的地區性大國至少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制約。第一個方面是印度和中國一樣，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二是區內的國家和區外的國家對印度的制約和平衡。三是印度要想成為一個超越南亞次大陸限制的地區性大國，必須解決長期困擾南亞次大陸的印巴衝突，而這一點在未來的10-15年期間困難很大。這主要是因為印度作為一個相對強大的國家，似乎並不習慣對巴基斯坦作出一些具體的讓步從而讓巴基斯坦能夠接受妥協。

　　在總體的國際格局下，只要中國持續地走在印度的前面，美國和俄羅斯對印度的戒備就會相對較小，而努力爭取印度的合作以平衡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但是，印度相對獨立的外交安全傳統（或者文化）以及它對一個獨立大國地位的追求決定了印度最終不會甘於始終是美國或俄羅斯的小夥伴。同時，印度也清醒地意識到如果中國日益強大，採取和中國完全敵對的戰略也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未來的安全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將是：尋找在維持美國或俄羅斯若即若離地平衡中國以及和中國維持一個不太壞的關係之間的平衡。這樣一來，印度就既能從美國和俄羅斯獲得一些切實的利益，又不至於太得罪中國。當然，印度多少會更傾向美國。[13]

　　隨著中國和印度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印度間的經貿關係將日趨密切，這樣的發展趨勢將有助於在兩國之間構築更多的共同利益，有利於維持雙邊關係的大體穩定。但是，印度將中國視為它最現實的趕超對手這樣的態度在短期內不大可能改變。而且，隨著其經濟的增長，印度將會更加強烈地要求中國平等地對待印度（印度許多人士認為中國一直瞧不起印度）。

　　在中印關係方面，邊界問題的存在意味著中印關係暫時難以有大的進步。只有當印度有了足夠的政治決心，並且能夠控制其國內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能在一些領土爭端問題上作出必要的妥協，中印關係才有可能進入一個相對良好的狀態。而印度離這樣的心態仍有相當的距離。

　　六.日本：真正的大國衰落？

　　在中國所周邊的國家，日本的未來恐怕是最不確定的。毫無疑問，日本仍然是一個具有極大現實的和潛在能力的國家，其擁有的科技水平和全球領先企業賦予了日本一旦能夠解決目前的結構性問題，就能夠重新奪回「失去的十年」的潛力。

　　但是日本確實面臨著一些緊迫的問題：體制的改革和整個人口的老齡化。人口的老齡化意味著日本基本上永久性地失去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同時在高科技領域中的競爭中也有可能因為人才匱乏而缺乏持久力。在未來的5-10年里，如果日本仍然不能解決困擾其過去十年的改革問題的話，我們將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衰落已經是歷史事實（這並不意味著日本變成窮國）。[14]而且，類似於日本這樣的島國一旦失去它的優勢地位，就不大可能再重新回到其原有的地位（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能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本身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蹟）。

　　日本最終將根據其經濟的發展趨勢來重新定位他的外交策略。如果日本的衰落和英國的衰落一樣是永久的話，日本的選擇將是極其有限的。日本也許將更加緊密的和美國聯繫在一起，就像英國和美國一樣。更何況，英國面臨的是一個相對友好的歐洲大陸，而日本也許在相當長時間將對中國會持一種懷疑的態度。這樣一來，日本將不大可能維持一個獨立的大國戰略，其戰略將會像英國的戰略一樣，基本上只是美國戰略的延伸。由此，日本將不得不思考其一些精英們追求的大國戰略是否現實可取，其國民精神是否需要重新塑造這樣涉及日本未來的根本問題。如果日本在未來的5-10年里能夠解決困擾其過去十年的改革問題的話，日本才能夠有能力思考和執行它所追求一個獨立大國戰略的目標。

　　處於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日本的選擇大概有三：繼續維持和美國結盟的現狀，和中國接近而疏遠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共同構築一個東亞共同體而又不排斥美國的存在。

　　和中國接近而疏遠美國這樣的選擇可能性最小。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對中國是否仍會有復仇的心理還很不確定，也同樣是因為日本在近代始終是走在中國前面的國家，而只有美國始終是領先於日本的。因此，日本在心理上很難接受需要和中國接近，而疏遠美國。

　　在這三種選擇之中，最後一種選擇最符合日本和東亞（包括中國）的長遠利益。但是日本似乎處在一個「戰略的貧困」狀態，[15]最有可能是選擇維持現狀。因此，如果日本不能超越對中國的複雜心態的話，隨著中國力量的日益增長，日本有可能會更加害怕中國而更加緊密地和美國捆在一起。

　　七.朝鮮半島的演變和大國關係

　　東北亞地區的未來安全態勢主要取決於朝鮮半島的演變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國關係重構。也就是說，朝鮮半島雙方如何尋求統一，以及統一後朝鮮半島的走向，以及大國之間在這一過程中是合作還是競爭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東北亞未來的安全框架。

　　不言而喻，在國際關係中，大多數時候，國家之間的合作要比競爭困難得多。因此，如果朝鮮半島雙方不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歷史命運，東北亞重新陷入大國爭奪的輪迴的機會是很大的。

　　顯然，中美兩國將在朝鮮半島演變的過程中的大國關係重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而南朝鮮已經切實感受到了中美兩國關係如果更多的是競爭而不是合作給朝鮮半島事務帶來的張力。[16]如何在中美之間對朝鮮半島未來走向的不同安排中尋找妥協點，從而有利於半島實現和解，穩步邁向和平統一是半島雙方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

　　我們有理由相信半島的雙方都最終將意識到他們必須真正把握朝鮮民族的未來，開啟相對獨立的和解進程，因此他們將在未來的10-15年里達成一個和平統一的框架性協議，從而使統一進入程序化的新階段。

　　隨之而來的將是四個大國圍繞半島和平統一進程後的東北亞安全框架安排的角力。這其中大體上存在三種可能性：統一後的半島繼續維持和美國的軍事聯盟（也許可以有些弱化）、統一後的半島脫離美國的軌道但也不進入其他國家的軌道（比如中國）、統一後的半島成為四個大國協作機制的合作起點。

　　在這三種可能性中，第一種儘管長遠來說不符合地區各國的利益，但可能性最大。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將竭力維持其在半島上的軍事存在從而能夠對中俄（還有日本）形成牽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韓國的精英們更多的是親美派（儘管民眾可能是更加靠近中國）。[17]第二種可能性最小，而且從長遠來說也不見得好。這是因為這樣的安排充滿的不確定性太多，不利於營造一個穩定的安全框架。第三種可能性，特別是通過追求一個中立的統一朝鮮半島而促成四個大國協作機制是最符合地區國家的長遠利益的。[18]但是，大國之間，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相互猜疑，以及半島雙方能否有這樣的遠見都意味著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是需要艱巨的努力。這其中，半島雙方的遠見卓識是至關重要的。

　　八.10+3和東亞共同體的未來

　　在未來的10-15年內，東亞共同體能夠有一個雛形主要取決於東盟能否促成中日之間更加緊密的合作。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和日本能夠達成合作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和日本目前相互競爭在東盟國家之間的支持並不可怕。只要中日能夠逐漸地意識到合作對各自的好處，東亞共同體仍將是有前途的。

　　不過，如果我們前面對日本的未來趨勢判斷是正確的話，中日之間能夠達成戰略水平的和解和合作將是困難的。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確實值得及早推動，因為中日能夠攜手共建東亞共同體的日子也許經過漫長的等待都仍將不會到來。

　　可以預想的是，在短期內促成「東亞共同體」有相當的困難，但是整個地區的貿易自由化恐怕是不可阻擋的。

　　如果在「10+3」的基礎上，「東亞共同體」能夠逐漸成形的話，那麼如今的一些多邊組織都會在功能上發生質的變化。比如ARF（東盟地區論壇）可能從一個東盟和其他國家展開安全對話的平台變成一個東亞和其他國家展開安全對話的平台，而ARF的任務是首先在區內的國家達成共識。APEC（亞太經合組織）則應該成為亞太地區其他地區國家參與東亞經濟發展的平台。而ASEM（亞歐會議）則有可能成為一個已經相當一體化的歐洲和一個正在努力實現一定程度的一體化的東亞的對話平台，這將有助於東亞向歐洲學習。

　　博鰲亞洲論壇的成功舉辦為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來討論亞洲的區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等問題，但要獲得一個對亞洲未來的共同理念還需時日。

　　九.總體態勢評估

　　1.力量格局

　　如果我們對上述不同因素的發展趨勢的判斷是相對準確的話，在未來的亞太地區，最可能的局面是出現四個相當強大的經濟實體：日本、中國、印度和俄羅斯。這樣的前景對於未來整個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在這裡我們著重討論這一格局的含義。

　　首先，美國在未來亞洲的地位將有所削弱，這主要是因為其他國家相對於美國的差距將會縮小。而隨著其他國家經濟總量的擴大，這些國家（這裡面除了亞洲的經濟實體外，還包括歐盟、巴西等經濟實體）必將吸引一部分資金。但世界的可流動資金在任何一個時間都是有限的，因此，儘管一些國家，特別是那些依賴美國安全保護上的國家，將竭力維持美國的地位而將它們大部分的剩餘資金用於支撐美國，但這些國家恐怕還不足以支撐美國的行為方式。這樣一來，儲蓄率一直低下的美國也許就會缺乏足夠的資金來維持其生活方式和國際行為。同時，隨著其他能夠實現內需拉動增長的經濟實體的壯大，美國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將逐步下降，而將導致美國相對地位的下降：這種下降並不是美國經濟總量的下降，而是其許多行為的成本將上升。當然，美國的相對地位下降並不意味著美國的軍事力量優勢在未來的10-15年會喪失，美國仍將是一個全方位的超級大國，只是它的干預能力將受到約束。

　　因此，2010-2015年的亞洲將是一個力量更加均衡的格局。

　　2.大國關係

　　在一個力量更趨平衡的亞太格局中，除了儘力擴大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優勢之外，美國將繼續基於兩點維持其影響力。首先，竭力維持美國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帝國」的形象，以要求地區各國都承認美國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從而要求這些國家繼續承擔美國維持其地區存在的開支。其次，美國將試圖維持一個支離破碎的亞洲，使亞洲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不能夠相互協商，而始終需要美國的調解。從這一點上來說，亞洲的區域合作將對美國的影響力造成一定的影響，儘管這不是亞洲區域合作的初衷。

　　在日本確實始終存在著一定的「亞洲主義」思想，但是日本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深刻疑慮恐怕將決定日本仍將會保持和美國的聯盟關係，而這樣的聯盟關係被中日之間的聯合或者是一個多邊的大國合作框架所取代的可能性不大。

　　中俄之間因為解決了邊境問題，消除了最容易引發爭端的潛在因素，即便俄羅斯重新恢復，也不大可能和中國再起嚴重爭端。而且如果俄羅斯對獨聯體（包括中亞國家）的影響力穩定乃至有所恢復的話，俄羅斯將滿足於維持一個相對溫和的環境。

　　另一方面，如果印度和中國都繼續他們的經濟增長的話，印度和中國的競爭會更有可能是日趨激烈，但也給兩國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在未來，中印之間的競爭將不再是在具體的領土爭奪上，而更多的是在一些軟力量意義上的競爭（比如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這也給處理中印關係留下了更多的彈性。

　　由於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裡中印俄三個國家都需要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維持穩定的關係，因此，儘管中印俄三國都有一定的和西方抗衡的心態，但不大可能成為一個緊密的「軸心」。更重要的是，如果俄羅斯能夠完成其經濟復甦，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而西方國家能夠給與俄羅斯一個平等的地位的話，俄羅斯的最終選擇將更有可能是融入西方，而不是融入東方。[19]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將要和中國或者印度為敵。不過，如果三個國家都能夠完成他們的經濟增長目標，他們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依賴將有所下降。這樣一來，三國在未來採取一些更加協調同時又相對獨立於西方的聲音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趣的是，對於亞洲來說，美國的聯盟系統基本上是一個以海洋國家（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韓國、菲律賓）為基地的系統，而中印俄則是一個以大陸國家（或海洋大陸複合型國家）為基礎的系統。因此，如果中印俄之間能夠形成一定的共同聲音，將有可能為亞太地區提供一個建立海洋和大陸之間的大體戰略平衡的基礎。總結而言，在亞太地區的大國關係問題上，總體的格局很有可能將基本維持目前的狀態：各國互存戒心，美日聯盟繼續維持甚至有進一步加強，中俄關係繼續維持，印度和各國的關係仍將是若即若離的，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主要取決於兩國對東亞未來是否存在共同的理解。

　　3.地區熱點問題

　　朝鮮半島是亞太地區的熱點問題中最有可能出現戲劇性發展的地方（這並不意味著立即統一）。在這方面，周邊大國的思想準備可能還不足。

　　南海問題將主要隨著中國和東盟關係的演變而演變，儘管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也將對這些問題產生影響。總體說來，如果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經濟地位距離越來越大，這些國家可能會更加在意南海問題上的相對得失。相反，如果這些國家能夠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取足夠的利益的話，共同協商的空間就會大一些。不過，由於一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有相當的是針對中國，在短期內解決這些問題可能性不大。只有當這些國家能夠意識到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其國家並沒有益處時（比如如今中國去不同東南亞國家的旅遊人數已經有了極大的差別），這些國家才會願意和中國達成妥協。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糾紛只能是試圖控制衝突規模的大小，不大可能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國內情緒都不大可能給兩國以太多的妥協餘地。

　　中印之間的邊界爭端將基本維持現狀，爆發新的衝突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果中印之間的共同利益進一步擴大，而印度能夠更加冷靜地看待中國的話，兩國達成部分妥協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台灣問題在短期內不大可能有突破性的進展，兩岸維持現狀的可能性最大。兩岸經貿關係的日益密切、台灣政體的日益成熟，以及大陸的威懾力量將會逐漸削弱台獨的吸引力。總體說來，兩岸開啟實質性談判的時機還需要台灣內部的民意對未來台灣的可能性有更清晰的判斷。

　　十.中國的對策

　　將上述不同因素的各種可能性作排列，可以得出綜合態勢的多種可能性。在這裡，作者將只探討各種因素均出現最大可能性、次大可能性以及最小可能性的組合（見表2），以期為討論其他可能性下的局勢和對策提供一個初步的參照。

　　總體說來，在第一種態勢下，中國應該繼續現行謹慎的外交安全戰略，但要拓展其內涵。在第二種態勢下，中國需要執行收縮戰略。這符合中國的古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第三種態勢下，中國基本上不存在戰略。不過這種可能性極小，儘管有一些人士一廂情願地希望中國崩潰。處於前兩種狀態，中國的國民和一些精英都會有相當的不滿：他們會認為中國的戰略應該更加有進取心或是希望通過有進取心的外交安全戰略來改善國內的局勢。因此，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最重要的任務乃是如何塑造一個理性的民族主義以獲得執行戰略的民意基礎。

　　在這三種可能性中，最可能的局勢儘管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並不是中國不能應對的局面。在這一個格局中，主要國家至少保證了各自的內部穩定，因而不會產生讓其他國家措手不及的大動亂。這樣一來，各國都能夠在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習和其他國家共處。

　　在這裡，我們著重討論第一種可能性下中國的總體外交安全政策的演變。

　　在具體的戰略思路上，如今的中國安全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由兩個支柱所支撐著。這兩個支柱是：以中美關係為核心的大國外交、以睦鄰友好為目的的周邊外交。[20]隨著中國本身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該從過去的由兩大支柱支撐的體系逐漸過渡到由三個支柱支撐的體系（事實上，這種過渡已經在進行）。這三個支柱是：以推動地區性大國協作為目標的大國外交、雙邊合作和多邊機制並重的周邊外交、地區性和全球性多邊組織和機制的參與及規則的制定。

　　1.從「美國中心主義」到更平衡的大國協作

　　在大國外交問題上，儘管國際社會的角色多元化使得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左右能力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認，世界的穩定和安全仍將依賴於大國主導下的權力政治。如果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的關係緊張，國際社會的和平就難以維持;而如果各主要大國之間能達成一定的戰略默契甚至協議，尊重彼此的利益，將會有利於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中國所處的亞太地區是多個大國利益共存的地區。許多時候，僅僅依靠兩個大國之間的合作很難解決問題。這就需要大國共同探討治理地區局勢的機制。因此，在未來，中國應該更加註重推動大國在全球，特別是在地區事務上的協作。這當然不意味著能夠讓所有的大國在一個問題上都持同一立場，而是意味著儘可能地推動超過兩個以上的大國之間的合作。

　　環顧中國周邊的四個主要大國（俄羅斯、日本、美國、印度），我們會發現中國除了因為台灣問題與美國（也許也包括日本）有極其現實的衝突可能性而一時難以達成戰略理解外，和俄羅斯、日本、印度儘管不可避免的有不同利益，但在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地區（一般是勢力範圍的交叉地區）建立妥協機制以預防和解決衝突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可以將爆發武裝衝突的可能性降低到極低。

　　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對於亞太地區來說，中美日三邊關係，而不是中美關係，才是更為確切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將中美關係置於中美日三邊關係這一系統，乃至整個亞太地區之下來考慮會更有助於中國制定合理的中美關係政策。[21]而將中美關係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不利於中國以一個系統的眼光來考察自己的安全環境和政策，因此中國必須拋棄美國是中國外交安全政策的中心這樣一個心態。儘管台灣問題的懸而未決要求中國必須特別關注美國的一舉一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美關係的好壞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的總體安全外交政策。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判斷是有一定道理的話，美國在中國的總體安全外交政策的地位應該有所下調。

　　2.從雙邊周邊外交到雙邊和多邊並重的周邊外交

　　過去二十年里，中國通過雙邊安全合作，不僅為中國本身確立了一個相當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也為其他周邊國家的總體安全環境改善作出了貢獻。今後，雙邊安全合作仍將是中國安全政策中的支柱之一。但是，隨著中國參與多邊組織的日益深入，多邊組織和機制對於中國的安全和外交日益重要。

　　這其中「10+3」和上海合作組織是兩個最重要的組織和機制。「10+3」的作用在於它也許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能夠超越歷史，達成更加廣泛的共識的一個最佳平台。中日之間如今對東亞未來的設想既有分歧，又有共同點。如何使這兩個對東亞的未來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國家能夠和東亞的其他國家共同建立一個更加團結的東亞，對於中國本身以及東亞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中國和東盟關於自由貿易區的啟動顯然有助於推進10+3框架下的合作。這主要是因為東盟國家開始逐漸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日益強大並不意味著東盟的失敗，而是機會。[22]但是我們顯然也應該看到日本對中國與東盟關係的日益密切仍然存在著相當的擔心，而且中日對於東亞的未來的設想是有一定距離的。加上美國一些強硬派人士的推波助瀾，日本更有可能拒絕和中國的合作的可能性。[23]因此，要想建設一個更加穩定和繁榮的東亞，必須推進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

　　10+3框架為中日提供了在一個多變機制下發展合作的最佳平台。[24]正如一些日本的觀察家所指出的，如果中日兩國能夠達成更加廣泛的合作的話，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對日本將不僅僅是挑戰，而更多的是機會。上海合作組織基本上覆蓋了中國北方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如果未來蒙古乃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穩定後的阿富汗）都加入這一組織的話，上海合作組織將覆蓋歐亞大陸東段和中亞的所有地區，乃至一部分南亞國家。這樣一來，上海合作組織對中國未來的西北和北方的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會日益凸現。不過，上海合作組織面臨許多的不確定性，這其中包括和存在於這一地區的其他地區組織的關係問題，尤其是和獨聯體組織的關係問題。由於上海合作組織中目前的成員國除了中國之外全都是獨聯體的成員，因此如果獨聯體的經濟合作在未來的5-10年取得想當成功的話，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對於發展緊密經濟聯繫的需求就會降低，儘管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會更加密切。上海合作組織的生命力主要取決於該組織能否發展成為一個能給成員國帶來具體經濟利益的經濟合作平台。

　　與此同時，ARF、APEC、博鰲亞洲論壇等多邊平台也將在中國的多邊外交中佔據重要的地位。

　　3.追求對國際規則和國際輿論的影響力

　　最後，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意味著中國的影響力將逐漸增強，這就要求中國必須花更多的精力將中國的這種影響力機制化，以減少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焦慮心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必須尋求一定的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但是，在這一點上，中國也不能操之過急。

　　在未來的20-30年內，中國不大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全方位的大國。中國對全球性規則的影響力將首先會體現在中國作為一個大的經濟實體對國際，特別是本地區的經濟動態以及金融體系的影響力上。就短期來說（5-10年），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恐怕會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東亞貨幣基金組織」的機制化上，這將使得東亞國家能夠對國際資本流動有一定的綜合影響力，從而使得本地區能夠有效地應對總是會時不時出現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而在10-15年之後，如果中國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能夠真正實現的話，特別是中日能夠共同合作，推動整個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東亞國家和中國本身就將自動獲得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綜合影響力。

　　對國際輿論的影響力事實上是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的一部分。中國應該支持一個民營控股，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首先對外，因此能夠在國際上建立一個享有言論自由，同時又能夠傳播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的，在世界輿論中佔有一席之地的輿論集團。

　　這不僅是出於逐漸降低中國政策的執行成本，推行更加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國需要在一個日益巨大的國際傳媒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需要。一個不具有對國際媒體的影響力的中國將不可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

　　注釋：

　　[1]朱鋒，《美國可能對中國發動核攻擊？》，《聯合早報》，2002-03-12。

　　[2]Michael R. Gordon， 「Has U.S. lowered the nuclear threshold﹖」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2.

　　[3]Wohlforth 的討論並沒有涉及到單極世界能夠維持多久的討論。見：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 5-41.

　　[4]這是美國保守派的「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為了一個新的美國世紀項目)一份報告中的提法。見：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defensenationalsecurity.htm。

　　[5]前三種戰略基本上對應為：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關於美國的大戰略問題的討論，見：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Winter 1996/97）， p. 5-54.

　　[6]因此，僅僅在布希訪華後的一個多月，中美關係似乎又回到了9·11之前的狀態。見：《一再為台灣開綠燈，美國要把中美關係引向何方》，新華網，2002年3月19日。

　　[7]「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2002.

　　[8]關於這一點，最精闢的闡述仍是：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Americana： 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No. 3 （Fall 1998），p. 40-79.

　　[9]有關這一點的論述，見Schweller對Ikenberry的新著[G. 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的評論。Randall Schweller，「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6，No. 1 （Summer 2001），p. 161-186.

　　[10]一些人士顯然也意識到了美國經濟本身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儘管他們的判斷也許太過悲觀了些。Lim Say Boon，「Illusion of US economic recovery，」 Strait Times，March 2，2002.

　　[11]對中國現行安全政策的解讀，見：唐世平，《理解中國的安全政策》，《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三期;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Present，and Future （Santa Monica，C.A： Rand，2000）。

　　[12]Nirma Ghosh，「India at crossroads after Gujarat riots，」 Strait Times，March 5，2002 Celia W. Dugger，「Gandhi＇s Dream and India＇s Latest Nightmare，」New York Times，March 12，2002.

　　[13]一位印度駐中國使館的中國問題專家（Venu Rajamony)的觀點大體也是如此，見：http：//www.csis.org/saprog/venu.pdf

　　[14]Youchi Fubanbashi，「Japan＇s Moment of Truth，」 Survival，Vol. 42，No. 4 （Winter 2000/01），p. 73-84.

　　[15]馮昭奎，《日本：戰略的貧困》，《世界知識》2001年第7期，第8-11頁。

　　[16]關於這一點，請見鄭正浩(Jae Ho Chung)的討論。Jae Ho Chung，「South Korea between Eagle and Dragon： Perceptual Ambivalence and Strategic Dilemma，」Asian Survey，Vol. 41，No. 5，p. 777-796.

　　[17]鄭正浩(Jae Ho Chung)，上引文。

　　[18]這方面的論述，見：Shiping Tang，「A Neutral Reunified Korea： a Chinese view，」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eoul），Vol. XIII，No. 2 （Fall/Winter 1999），p. 464-483.

　　[19]最近美國和俄羅斯簽署的戰略核武器削減條約也許意味著俄羅斯新時期融入歐洲的開始。見：David S. Singer，「Bush and Putin to Sign Treaty to Cut Nuclear Warheads，」 New York Times，May 14，2002. Patrick E. Tyler，「Pulling Russia Closer，」 ibid.

　　[20]這顯然不意味著中國不重視比如聯合國外交、多邊外交等等。

　　[21]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見：唐世平、曹筱陽，《尋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點》，《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1期，第99-109頁。

　　[22]Lee Siew Hua，「Shocking proposition： How an uncertain ASEAN came to accept China＇s free-trade idea，」 Strait Times，March 15，2002.

　　[23]日本著名的評論家船橋洋一報道，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士對日本未能在中國之前提出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感到十分失望，並且要求日本減少對華的開發援助。見：Yoichi Funabashi，「New geopolitics rages over various parts of Asia，」 Asahi Shimbun （English edition），January 15，2002.

　　[24]詳細的討論，見：唐世平、周小兵，《東盟-中國-日本和東亞的未來》，《國際經濟評論》2001年第6期，第19-24頁。

本文鏈接：唐世平：2010－2015年的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文章來源：《戰略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