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蘇東坡的人生也沒有近道可抄

文 | 祝勇

▍七

在如此單純的日子裡，蘇東坡對自己從政的價值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自幼飽讀詩書，一心報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對功業的慾望的渴求，就是像諸葛亮那樣，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蒼生，而那個被他報效的朝廷，卻始終像一塊質地均勻的石頭，拒絕一切改變。到頭來，改變的只有蘇東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獄裡出生入死，36歲上，就已經白髮蒼茫。

在黃州，他給李端書寫信。他說：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那時的他一定會意識到，自己雖與王安石政見相左，骨子裡卻是一路貨色——他們都患上了「聖人病」，覺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動地球的槓桿，但他看到的，卻是一根根的槓桿接連報廢，連他的恩師歐陽修，歷經憂患之後，頭髮已經完全白了，終年牙痛，已經脫落了好幾個，眼睛也幾近失明，自況「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後，以體弱為由，不止一次地自請退休，從此不再在政壇上露面。而自己，自以為才大無邊，最終卻幾乎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蘇格拉底說：「未被反省的生活是無意義的生活。」天高地遠的黃州，使得在政治絞殺中疲於奔命的蘇東坡有了一個喘息和自省的機會。

政治的荒謬，讓那些在儒家經典的教唆下成長起來的書生陷入徹底的尷尬：他們想做天大的事，卻連屁大的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蘇東坡看來，自己一根筋似地為皇帝寫諫書，全是扯淡。他以為話多是一個優點，以為話多就可以改變世界，但他所有的詞語，要麼在人間蒸發了，要麼變成利簇，反射到自己身上，讓自己遍體鱗傷，體無完膚。

於是，黃州，這座山重水遠的小城，意義竟發生了奇特的轉型。對於蘇東坡來說，它不再是一個困苦的流放之地；對黃州來說，蘇東坡也不再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天涯過客。他們相互接納，彼此成全，成為對方歷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一個豐盈的生命與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會演繹出最完美的歷史傳奇。

▍八

在黃州，由奏摺、策論、攻訐、辯解所編織成的語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釋。在去除語言之後，世界顯得格外空曠和透明。留給蘇東坡的語言，只有詩詞尺牘。這段歲月，是蘇東坡文學和藝術創作的黃金期。

詞興起於唐而盛於宋。唐朝的城市保留著古老的坊市制，也就是居民區與商業區用坊牆隔離，街道不準擺攤開店，要做生意，只能到東、西二市。到了宋朝，坊市制瓦解，居民區與商業區混為一體，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商業的繁榮，尤其是茶樓酒肆的興旺，導致添歡湊趣的詞的演唱成為日常行為，並進而升級為都市文娛生活的重要內容。

蘇東坡當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間的輕吟淺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牘中表達過對柳永的傾慕，但他當時還無意於詞的創作，所以，在蘇東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詞的記錄。他的志向，在於那些關乎國家治亂安危的宏文策論，似乎只有它們，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詞小令，都是文人們遣興抒懷的遊戲筆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書》和《再上皇帝書》，才稱得上他那一時期的得意之作。只不過得意之作給他帶來的，只有無盡的失意。

當他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貶黃州後，被壓抑的自我才被喚醒，那份「超曠之襟懷」才得以激發，才發現那些遊戲筆墨，才更貼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慶曆新政失敗的范仲淹那樣，處江湖之遠還不忘其君，他認為那也是一種諂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質，把自己逼得無路可走，而是用一個更大的世界來包容自己，那個世界裡，有清風明月，有白芷秋蘭。葉嘉瑩先生說：蘇東坡在杭州和密州嘗試寫詞，這種「詩化的詞遂進入了一種更純熟的境界，而終於在他貶官黃州之後，達到了他自己之詞作的質量的高峰」。

有一次，蘇東坡問一名客人：「我的詞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說：「這哪裡能夠相比？」蘇東坡吃驚地問：「這怎麼說？」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說：「您的詞作，必須讓關西大漢懷抱銅琵琶、手握大鐵板，高唱『大江東去』！柳永的詞作卻需要一個二八年華的小女子拈著紅牙拍板。細細地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蘇東坡聽後，不禁撫掌大笑。

在黃州的清風竹林間，蘇東坡驟然夢醒。

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遼闊。

▍九

宋代，在理學誕生的前夜，中國已經出現了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分離的現象。於是，在北宋出現了一種對稱的情況：一方面，是皇帝不斷收緊他的政治權力，強化汴京作為政治中心的意義；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標榜的士大夫卻相聚在洛陽，在那裡設壇講學、著書立說、交遊飲酒、高談闊論。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寫了一部《洛陽名園記》，記錄了洛陽當時的17座名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馬光的獨樂園。從朝廷急流勇退的司馬光，就在這裡編寫他的千古名作《資治通鑒》，只不過這部書那裡的名字，還叫《通志》，後來宋英宗把它改作了《資治通鑒》。那是一部浩繁的著作，睏乏時，司馬光有時一個人，有時也喚來三五友人，在園林里游賞消遣。

在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依然可以搜尋出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的一紙草稿，後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給它起名《通鑒稿》。故宮博物院書畫鑒定大師徐邦達先生推斷，這頁手稿，應作於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之後，正是司馬光與王安石鬧彆扭，隱居洛陽的那段時光。不要說在今天，即使在乾隆的時代，這頁紙也被奉為稀世珍寶，被乾隆皇帝莊重地編入了皇家的書畫收藏名錄——《石渠寶笈初編》。司馬光親筆書寫的墨稿，雖只有一頁，卻足以抵禦時代變換給記憶造成的殘缺，讓我們重溫那個年代的血脈精髓和聲音色彩。

▲ 《通鑒稿》

於是，11世紀的洛陽，這座牡丹之城，大腕雲集，書冊琳琅，琴音裊裊，白衣飄飄，實為一座風雅之城，儼然帝國文化上的首都。

知識分子一心要做「帝師」， 讓文化的力量影響政治操作，甚至上升為國家倫理，而皇帝則一心要化「師」為「吏」，把知識分子訓練成聽命於己的技術官僚。這樣的暗中角力，餘波卻傳遞不到山高水遠的黃州。

此時的蘇東坡，內心一片澄碧。他意識到，在那些虛無高蹈的文章策論之外，這世界上還絕然存在著另外一種文字，它不是為朝廷、為帝王寫的，而是為心、為一個人最真實的存在而寫的。這是一種拒絕了格式化、遠離了宮殿的裝飾效果，因而更樸素、更誠實，也更乾淨的文字，它也因這份透明，而不為時空所阻，在千人萬人的心頭迴旋。

一個人只有敢於面對自己，才能真正面對眾人。蘇東坡在孤獨中與世界對話，他的思念與感傷，他的快樂與凄涼，他生命中所有能夠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輕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塵土、雨睛雲夢，月明風裊，留在他的詞與字里，遠隔千載，依舊脈絡清晰。

蘇東坡所寫的每一個字，都與文化權力無關。他是一位純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清影」的舞者，一招一式都聽從內心的意志。

而宋詞，儘管早已由流行樂壇轉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蘇東坡之前，已有歐陽修、柳永、晏幾道這些名家墊底，但從《花間》至柳永，始終不脫「詞為艷科」的範圍，被視為「小道」、「小技」，與詩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作參知政事時，也對詞持以鄙薄態度。柳永也以詞而落第。到了蘇東坡手裡，詞才真正衝破了「艷科」的藩籬，與詩一樣，成為言志與載道的文學形式。北宋胡寅《酒邊詞序》說他「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元好問《新軒樂府引》云：「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葉嘉瑩先生說：「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

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質，帶動了宋代藝術風氣的，不是那些身處華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卻是置身燈青孤館、野店雞號中的蘇東坡。

他的詩詞、散文、書法，皆可雄視千年，為宋朝代言。

這，或許是命運給他的一種別樣的補償。

不理解蘇東坡，我們就無法真正地理解宋代。

蘇東坡後來成了北宋文壇三大領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壇，第一任領袖是蘇惟演，第二任領袖是蘇惟演的學生歐陽修，第三任領袖就是歐陽修的學生蘇東坡。但前兩個文人集團同時也是政治集團，唯有蘇東坡領導的團隊是一個最具文藝范兒的團體，蘇東坡也因此成為那個時代真正的文壇盟主。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但無論怎樣，我們應當對那些陷害蘇東坡的小人們心存感激，因為沒有他們，蘇東坡就會像他們一樣，隱沒在朝堂的陰影里，正因有了他們，文學史上的那個蘇東坡才能被後人看見。

▍十

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蘇東坡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農民生活——雞鳴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幾乎都在複製著前一天。他臣服於大自然的鐘錶，而不必再遵從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現象，在他的心裡，很多微妙的變化在時間中發生著，就像酒，在時間中一點點地發酵、演變。

他白天在田間勞作，身邊總帶著一隻酒壺，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暈暈乎乎地進入夢鄉。日暮時分，他收拾好農具，穿過田野，走回城裡的住處臨皋亭，過城門時，守城士卒都知道這位滿面塵土的老農是一個大詩人、大學問家，只是對他為何淪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時還會拿他開幾句玩笑，蘇東坡也不解釋，只是跟著他們開玩笑。後來，他寫下一首《日日出東門》。這詩，後來收進了他的詩集，守城士卒們想必未曾讀過：

懸知百年後，

父老說故侯。

古來賢達人，

此路誰不由。

意思是說，他走的這條路，古來聖賢都走過。

沒有人可以抄近道。

那時的他，已經從憂怨與激憤中走出來，走進一個更加寬廣、溫暖、親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個人的高貴，不是體現為驚世駭俗，而是體現為寵辱不驚、安然自立。他熱愛生命，不是愛它的絢麗、耀眼，而是愛它的平靜、微渺、坦蕩、綿長。

蘇東坡詩詞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邁，別人是學不來的。誰想學，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黃州種地。

十個世紀以後，一位名叫顧城的詩人寫了一句詩，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文化人格的回應。他說：

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

但種地這事，也不太靠譜，因為城外那片東坡，雖然一直無人耕種，但畢竟是官地，不知什麼時候，官府就要收回。為了一家人的溫飽，蘇東坡決定購買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蘇東坡在友人們的陪伴下，腳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黃州東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據說在那裡，有著大片的肥田沃土。

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們驚呼著躲避，只有蘇東坡定在原處，絲毫也沒有閃躲。在他看來，這荒郊野外，根本沒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乾脆讓大雨澆個痛快。在這鎮定與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顯得那麼滑稽可笑。

沒過多久，雨停了，陽光把那些濕透的枝葉照亮，在上面鍍上一層桐油似的光，也一點點地晒乾他身上的袍子，讓他渾身癢滋滋的。就在這急劇變化的陰晴里，剛剛澆成落湯雞的蘇東坡，口中幽幽地吟出一闕《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

微冷，

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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