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幸福——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及命運
「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俄羅斯知識分子便誕生了。」
——別爾嘉耶夫
一
籠統地說,近代西歐知識分子產生於懷疑、批判與對抗的立場。這是一種理性姿態而非道德訴求。由此前提,雖然他們不入主流意識形態,甘當邊緣人角色,但他們並不鄙視經驗性,並承認人當下的世俗熱情,而對終極保持警惕。他們努力要做的是要求與事實一致,並貫穿著與邏輯、分析和思辨的聯繫。
而俄羅斯知識分子則與他們不同。18世紀的拉吉舍夫作為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始祖,預見並規定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點。他說:
「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俄羅斯知識分子便誕生了。」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第27頁。
應該說這一描述是概括了這個民族知識分子的特徵與形象,即她所秉持的嚴格意義上的道德主義原則,並且這一原則牽引了她後面許多的實踐活動。靈魂的受傷以及疼痛,這是關於悲憫良知的,絕對要逃離幸福以及優渥的種種在世要求,始終對弱者、窮人,即對被污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這是一種天然的宗教情懷與價值信仰,他們在思想上具有基督氣息。
這些尋找真理的人是些革命家式的僧侶;靈魂的受傷以及疼痛,這是關於憤懣情緒的,對不公不義的憤懣已吹響革命的前奏。必然的,在社會政治理念中,他們更偏向於平等和分配的原則而鄙薄私有財產和物質財富,這使得他們對制憲問題的討論很難深入開展;靈魂的受傷以及疼痛,這是關於銳敏直覺的,是關於感受性的細膩,是從生命深處涌動的修辭以及細節描述。
這使得他們的話語活動和對世界的解釋更偏重於文學,偏重於浪漫主義和神話思維,而較少哲學和歷史的形式表現。
這些秉持道德主義立場的人,這些知識分子,按照別爾嘉耶夫的理解,他們不是一個社會階級,而只是一個完全特殊的、只存在於俄羅斯的精神和社會之中的構成物。這個隊伍由不同的社會階層成員集合而成,開始時貴族佔有多數,後來則是平民知識分子居多。共濟會和十二月黨人為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出現作了準備。
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群體。這個群體的人們整個地迷戀於理想,並準備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處死。他們不願生活於現在,時時感覺到的是現在的平庸瑣屑俗常的無可忍受。他們願意生活於未來及過去,因此對創世的神話格外沉迷。這是一個追求真理的階層,這一真理便是實現人民幸福的「共同事業」,並且在此過程中使自己的生命變得聖潔和得以拯救。
悲憫情懷以及道德主義立場,使俄羅斯知識分子完成了自己靈魂凈化的優美善良之塑型。想到他們,就想到頓河之畔身穿粗布麻衣走向鄉村與農民的青年智者,想到茫茫黑土地上無依的孤旅者,想到西伯利亞風雨之中守夜的革命黨人。
然而,作為知識分子,僅僅具有道德主義立場就足夠了嗎?單單作為個人去完成靈魂凈化之升華,那也許是可行的,但俄羅斯知識分子偏偏是些注重實踐、渴望經世的人。並且他們本能的對個人化的東西,無論是對個人修鍊還是個人自由都不大想從正面予以理解,而斥以貶義,把它看成消極有害的東西。
因此,他們獨特的個人精神氣質與心理結構,一定會進入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是正面還是負面?別爾嘉耶夫曾經在檢省這個民族的心靈路程、連同反思這些單個說來都十分優秀的人
時這樣說:他們
「力圖表述的十分有價值的思想,運用到歷史上卻是不準確的」。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44頁。
這句話,已經帶出了可供深究的意味。
二
受傷與疼痛感,使俄羅斯知識分子天生懷有宗教情懷。他們不是具體地相信一個神,而是藉助於基督的精神氣質去實施改造社會的理想。
宗教哲學家索洛維約夫便是這樣倡導自己的主張。
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民族,從教士到普通民眾,信仰的建立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他們永遠不喜歡機械和邏輯,而喜歡詩性與神秘。
常常,人們仰望蒼穹星空,思考的不是天體運行的規律和星宿的排列秩序,而是想像到溫暖金黃的天堂,以及張開雙翅翱翔的可愛天使。
俄羅斯人意欲處處遵從上帝的旨意。
這一宗教傳統是在10世紀末確立的。那時,西方的基督教傳入俄國,但俄國接受更多的只是「基督受苦受難」的內核。俄國的國教始終是東正教,而東正教的發展又是與俄中央集權政府的發展相同步,其教義的正統性中間所摻雜的盲目與非理性成分可想而知。
就隊伍構成來看,教士常常由無知者擔當,他們並沒有系統的文化知識儲備和清晰理智的教義習練。廣大的農奴和下層百姓組成了信仰隊伍。這樣的上下結構,使得民眾的信仰始終缺乏清晰的教理,更遑論理性推動。俄羅斯人在宗教中信奉的是苦修主義。
話說到了11世紀,俄國作為名流、作為聖徒的聖愚出現了。
在伊萬雷帝時期,他們以赤身裸體聞名,但這並沒有被看成性感誘惑手段,而成為高度虔誠精神的象徵。
到了19世紀,他們則放棄了不穿衣服的習慣,但身上也只是披掛著破爛布片,並散發出骯髒的異味,即使在寒冷的季節也四處遊盪。他們通常是蓬頭垢面的遊民或乞丐,脖子上、踝骨上帶著鐵圈,因為多次受傷而流出膿血。有的人乾脆就是天生的身體有殘疾的人,他們不能說出連貫的話語,呢喃著誰也聽不清的東西。
但正是他們被看成恰好是上帝派來的,上帝要以這殘破之軀來使他們承受比一般人更多的苦難與不幸,他們據說是擔當著上帝與凡界接近的使命,是上帝派往人間的聖愚。他們潮濕骯髒的住處成為朝拜者的聖地,許多人從遠處趕來。
這些被尊奉為聖愚的人,他們用瘦骨嶙峋的手按在來到跟前的人們的頭上,口吐涎水說些譫言妄語,人們寧肯相信他們說出了最偉大的真理和對拜謁者的祝福,並有祛病除災的神奇功能。拜謁者都明白,這些聖愚陰暗潮濕的席榻及環境是應該予以改善的,他們走進這裡甚至是掩鼻而入。但他們卻從來不試圖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認為一旦改善了,聖愚們身上通神的能力就會減弱。
聖愚現象的出現,與當時東正教會鄙視肉體和現世的人生觀相吻合。肉體被認作是罪惡,所有的虔誠行為就是指背負十字架,面帶悲哀苦難的表情,以壓抑肉體從而導致死亡而無憾。這種苦修主義和神秘主義構成俄國教會保守與黑暗的傳統。
而這一切以及聖愚現象,對俄國的農民、普通大眾的影響怎麼過高估計也不會過分。
到19世紀和20世紀,俄國社會權力最大的成員,對聖愚的超自然力量也是篤信不疑。
當然知識分子肯定不是權力最大的。
但聖愚崇拜這一現象的後面,則已是上上下下給予了對弱勢群體的肯定,對受難的推重和盛讚,對財富、私有財產的鄙視,對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否定。知識分子已經是這麼做了。聖愚崇拜的宗教現象也為後來的俄國革命與未來,帶來了多重的影響,知識分子並以行動參與其中。後來美國學者湯普遜分析這一現象的一段話可謂切的:
「在聖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的和肉體的方面則被貶抑。聖愚的行為否定西方的邏輯,嘲弄西方的經驗。社會接受聖愚,從而加強了俄國斯拉夫派對『理性主義的』和『重視物質的』西方的輕蔑。最後,聖愚現象中的辯證矛盾滲入俄國精神生活一事,為蘇維埃俄國較為容易地接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鋪平了道路。」
[美]湯普遜:《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聖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5頁。
俄羅斯宗教傳統和思想內核中對受苦的稱頌、對幸福的警覺不可能不影響到知識分子。在最初的知識分子隊伍中,其成員多來自富有之家。他們一旦成為本階級的叛臣逆子,他們便對自己擁有的財富深深詛咒。
財富在他們這一代,一般是宗族式世襲,並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掙得的一份家業。他們千金散盡還復來。他們沒有任何功利的打算。他們終其一生要做的都是厭惡財富、鄙棄優渥,從而尋找到精神的聖潔。他們努力與窮苦大眾拉近距離,走向底層,走向民間,試圖從那些受苦人中間找到拯救自己靈魂的秘方。
他們與西方知識分子很是不同。在後者,出生於富奢之家也只是平靜如常地享用祖宗蔭庇,如康德,他一生在衣食無憂狀態下度過,這使自己思想的起跳更少了一些障礙。再比如尼采等人,也不是因家境富足而找到反抗的前提。
對財富的厭惡,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構成了俄國知識分子最初的精神指向。對俄國農奴制度的抗議與推翻,並不是從制度上已籌謀好,而更多的是道德義憤決定。不僅如此,他們還對窮人予以褒義評價和價值認同。
在他們看來,窮人並不單單是作為一個標明經濟狀況的階級存在,而是成為被賦予道德優越色彩的存在。這個階級以其苦難的蒼褐沉鬱,給他們以靈魂的震顫。面對窮人,就猶如面對拷打。那梟首鵠面的人們,就像立於歲月深處的精靈和歷史牆堞的碑石,於苦難和神聖中撕開知識分子愁悶和荏苒的霧靄。
「知識分子與人民」這一命題純粹是俄羅斯的例題,西方人很難理解。於是,托爾斯泰在深夜的塬上如狼一般吼出自己懺悔的聲音。這是一個處在優渥環境、擁有一切的人,為不能忍受特權地位的吶喊。喊聲凄厲,令人毛骨悚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注那些被污辱與被損害者的命運,他為死屋的被囚者作手記,一生都抱有「債務」思想。赫爾岑如此明達智慧的人,卻也希望在俄羅斯的莊稼漢中、在愚昧遲鈍的人那裡尋找克服市儈習氣的出路。別林斯基說,如果窮人在受苦,他不希望自己幸福。
米海依洛夫斯基認為如果莊稼漢沒有權利,他也不希望自己有權利。民粹運動中的口號「到民間去」,其實是要走一條與農民普遍結合的道路。沒有哪個國家的知識分子能像俄國19世紀的知識分子這樣迫切要求改變自己的出身,去認同卑微的階級,並向這個階級靠攏。
這個貧賤的階級在他們看來是蘊藏著驚人的智慧。別爾嘉耶夫曾在自傳中講到他的一個最老的朋友、莊稼漢阿基穆施卡,他說他們可以交談彼此都感興趣的問題,並存在著驚人的統一性。在知識分子看來,這個卑微的弱勢群體恰恰充滿了知識與高貴。
為受苦受難者而哭而受傷和疼痛,這當然是顆金子般的心。這是絕對的真誠而非矯飾。但是,是否也從中找到微醺的感覺而使自我滿足?
有一個受苦的階級,便使自己受傷的情感、受難的情結始終飽滿不會幹癟。這一切也使他們找到內在精神的引發點和思想的原創性。
面對餓殍遍野長夜無邊的俄羅斯大地,有多少歌哭的內容需要表達和闡釋?這當然不是列昂季耶夫所認為的:
人民的一切痛苦都是有根據的,因為他使普希金的出現成為可能。但在潛意識中,同情窮人,肯定弱勢群體,則可以在宗教情懷上獲得充實,縮短與真理靠攏的距離,並由此洗刷本階級的罪之血漬。
這是貫串始終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所探討的人性問題,並成為19世紀以後俄羅斯所有社會學說的基礎,由此導致的斯大林政權與之並非沒有淵源。而這種革命,則又以全部的努力和激情拒絕承認人性。
後來,俄國人弗蘭克曾在《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一書中對俄知識分子建立在道德主義立場之上的種種形態,作了深入的反省與批判。知識分子在把弱勢群體和窮人當作優化的階級,並把為他們服務當成唯一道德目的時,它要求的是個人嚴格的自我犧牲,和私人利益對社會事業的絕對服從。他表面是良心的安寧。
他將自己摒棄財富的道德凈化過程,也變成了社會整體的真相。他們的確不是利欲熏心的人,他們不珍愛財富是由於原本不缺。他們在靈魂中把對窮人的愛變成了對貧窮的愛,他們希望供養一切窮人,但最深潛意識的形而上學本能,卻反對在世界上普及真正的富裕。王爾德在自己的一篇傑出的論文《社會主義與人的秘密》中說:
「只有一個階級的人比富人更自私自利,這就是窮人。」
但在俄羅斯那黑土地的深處,卻悄聲而又莊嚴堅定地發出相反的聲音:
「只有一種狀態比貧窮更壞,這就是財富。」
參看弗蘭克《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學林出版社,1999年。
俄知識分子在同其他人一道創造著一個空洞的紅色神話,這神話當然由道德化理想而非原則性理性構成。前者是要推重禁欲主義;後者則是希望擁有財富,並獲得許多方面的滿足。前者只是個人操守,後者則反映了人的普遍願望。
聲稱為窮人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實際關心的是個人靈魂凈化與道德修鍊,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關心窮人的實際利益。
三
同情弱勢,厭惡財富,然後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市民不屑,是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種比較自然的走勢。但對於出身富足的這些人來說,其所保留的個人習慣和生活觀念,有時與自己的道德旨趣不免無形中發生齟齬。恰達耶夫曾在《哲學書簡》中,以鐵拳撞擊著古老沉睡的俄國。
但在沉鬱頓挫之後,在他寫給那位叫潘諾娃的女性的第二封信中,他則無法抑制地流露出貴族階級對生活的審美和優雅的體味。他說:
「請把您的居所收拾得儘可能精緻吧,請用漂亮的傢具去裝飾它,為什麼不將某種優雅和喜慶置入其中呢?要知道,這絕不是敏感的一種特殊方式,您的操持的目的將不是庸俗的滿足,而是一種全心專註於內心世界的可能性。
我懇請您不要蔑視這些外在的瑣事。我們生活在一個理想的顯現非常貧乏的國度里,如果我們在家庭生活中不用某種詩的成分和良好的趣味來環繞自己,那麼就很容易喪失各種感受的準確,和關於優雅的各種概念。我們特殊文明的一個最驚人的特徵,不是對各種享受和生活歡樂的輕蔑。」
恰達耶夫:《哲學書簡》,作家出版社,第56、58頁。
別爾嘉耶夫在其思想自傳中有大段談到他持久的痛苦,和為某種創造與鬥爭的推動竟離不開的一種生活方式,那是有關潔癖:
「如果問我,由於什麼我不是在特殊的瞬間而是在生活的全部時間都感到痛苦,為什麼一直強制自己進行鬥爭,那麼我的回答是:由於我的潔癖,精神的和肉體的潔癖,病態的和無所不包的潔癖。有時,我痛苦地談到自己一般地具有對生活和世界的潔癖,這是很沉重的,我與之進行鬥爭。我最多地用創造的思想與之鬥爭,用學說、寫作與之鬥爭,用禁慾生活與之鬥爭,用遠離自然的美的直觀與之鬥爭,用憐憫心與之鬥爭。當潔癖重又附體時,我因它而顫抖。」
「我那麼激情地喜愛精神,因為它不會引起我的厭惡感,我喜歡的不僅是精神,而且還有香水。我的潔癖,準確地說,原因之一是我是個形而上學家。」
別爾嘉耶夫《認識自我——思想自傳》,上海三聯書店,第314頁。
在平民尚未加入其中的時候,俄知識分子原本的貴族主義生活習慣是一下子改變不了的,但他們則千方百計通過自虐自戕的方式想要克服它,擺脫它的影響。
無論怡達耶夫、別爾嘉耶夫還是赫爾岑,他們都認為貴族的以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有毛病有缺陷的,只有把自己的趣味下降到與勞苦大眾一樣的位置,他們才會心安。其實他們是很願意在個人獨處時,擁有安詳優雅的生活秩序和節奏,但他們卻以蔑視感官享受的理由,來拒絕承認它的合理,並且他們唯恐一種平鋪直敘的生活會使自己創造力減弱。
他們無法滿足安然恬淡的生活方式,渴望那原野之上粗壯狂獵的勁風吹拂,體內有滾燙沸騰的血,想狠狠地抽打什麼。要那種安逸舒適的生活方式作甚,它千篇一律地乏味,人感到了物質的保障,懶洋洋地沉睡。精神的匱乏,是同較少命運與命運感如利箭般穿擊的強烈感受一同到來的。
並且,當為獲取一種體面的、優裕的生活而奮力時,人將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閑暇消失。冥想也會消失,人過去在大段的空白時間裡,內心精神生活活躍與生動,如果被謀生手段而剝奪掉這種時候,人因單調上手之事而變得庸俗乏味與刻板,內心不再波澹奇崛,這是俄羅斯人所受不了的。
這是一個天性浪漫的民族,它喜歡終極,好走極端,卻不喜歡中間與過程。這個民族有著巨大的自發力量,並且嗜愛形式,但卻很難把握廣闊的空間並使之定型。
俄羅斯人的天性與西方人的天性從根本上就是衝突的。赫爾岑在1848年的革命之後對西方失望,就源於他與西方小市民所發生的衝突：
「當有人把俄國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較時,就會為俄國人的非決定性,非目的性,沒有邊界,揭示無限、幻想性而驚奇。」
他奇怪西方人可以被釘在一定的地方和職業上,他們的精神形態是僵硬的;而俄羅斯人的精神形態則是豐富深廣,放浪不羈。俄國人普遍認為西方人的精神結構中,有溫室般的令人窒息的空氣,而缺少自由的空氣。
西方人是些風格的模仿者,故意地低聲說話,頹喪的眼睛向下望。俄國人認為那溫文爾雅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背後是全部的空虛。他們驕傲自己是彌賽亞的人民,在尋找真理和尋找上帝審判的日子,這是隆重的上帝正義和復活的日子。
不能用西方的標準判斷俄羅斯。你問在俄羅斯誰能過好日子,他們則詰問為什麼偏偏要過好日子。你說富足優渥就叫好日子嗎,他們才不以為然呢。長於精神運動的俄羅斯人幾乎個個都是詩人。窮人和平民接受正規教育很少,但他們對性靈之事則有驚人的穎悟力。俄教育事業在19世紀之前長期落後,而人們卻有接受高等文化的天賦和才能。
好日子,什麼叫好日子?那無非是擁有私人財產,個人蜷曲在豪華卻又冰冷的客廳,所謂看重血緣聯繫的真實性,珍惜家庭生活秩序等等。這對俄羅斯人來說就不叫好日子,它令人憋滯。俄羅斯人形而上學夢幻般的精神屬性,決定了他們很難依附於任何的經濟形態與恆產,他們更看重村社而輕視家庭,在集體的共同性中才會找到快樂。
讓他們一家一戶躲在那裡矻矻勞作以聚財,他們才不幹呢!那男人們剽悍健朗,卻又沉迷於喝酒與冥想;那女人們多情火熱,也無法安於平淡守成的日子。喝酒的男人會打女人,但他打完之後會抱頭痛哭。那些被打的女人,對趕來勸阻的人們,會站在她丈夫的立場呵斥他們的多管閑事。
俄羅斯自有自己生活的邏輯,他們害怕生活在固定黏滯中。他們拒絕從商品貿易和市場交易交換中去獲得自由,他們認為自己初民般的生活,喝酒以及戀愛,在醉酒與撫摸中,已有了節日般的感受。而那忙於實際事務、受利益驅動的人們,心已僵硬如石,面孔很難擠出一絲衷心的笑,也不再會轉動多情的眸子。
這樣毫無魅力的人與生活,有什麼可值得提倡呢?俄羅斯人要的不是恆產而是流浪,不是法律而是道德,不是秩序而是故事。
因此俄羅斯人始終無法理解美國的民主制度,如托克維爾所描述的那種生活:
「如果說在民主制中比在貴族政治中看到的堂皇華麗的場面要少的話,那麼人們看到的貧困現象也相應減少;在那裡,舒適、安逸程度可能會差些,但福利會更廣些;人們的知識可能不那麼淵博,但無知卻更顯稀少;人們的情感可能不那麼強烈,但習慣卻更節制有度;在那裡,人們將會有更多的壞毛病,但是犯罪卻將趨於減少。」
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轉引自《歐洲民主史》,薩·馬斯泰羅內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85頁。
而俄羅斯人,知識分子曾有對它深沉獨到的認識與描述。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現矛盾的特徵: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順;信奉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吹自擂和普濟主義,全人類性,世界末日——彌賽亞說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誠;追隨上帝和戰鬥的無神論;謙遜柔順和放肆無理;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
參看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這些描述雖然可以見出反省與批判,但也不禁流露出欣賞之意。
俄羅斯民族以及它的知識分子常常對世界歷史文明的正當性產生懷疑,托爾斯泰曾說過:
「有結構的社會生活不能夠引向真理。」[1]
有結構的生活當然就是指世俗化活動。這一活動一旦涉及私產、貿易、利益,就讓人覺得不僅是尷尬和難堪,而且反感。別爾嘉耶夫就曾直截了當地說:
「對於私有財產我一直抱著奇怪的態度,我不僅不認為私有財產是神聖的,反而一直不能從私有財產的罪孽感中解脫。」
他對私有財產的感受只是在需求對象上,對於生活的必需品上。
如一個人需要書籍,寫字的桌子,衣服,這些才像一個有才幹的神,能使他專心致志地進行工作。但他卻不想從歷史理性方面,去分析和確定私有財產對普通大眾的合理與重要,而且這是進入現代生活的前提。
赫爾岑不無譏諷地說:歐洲在市民階層的影響下一切都改變了面貌。騎士的榮譽被會計員的誠實所代替,仁愛的習俗被氣量狹窄所代替,公園變成菜園,宮殿變成旅館,對於所有的人都開放。
懷抱這種態度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有其愛憎分明的態度,但他卻往往犯著常識的忌諱。他們也談自由,但那是個人精神領域的飛翔。赫爾岑熱愛自由,但他弄不清楚個人在什麼地方能用自己的自由與自然權力、社會權力相抗衡,與決定論的力量相抗衡。
他們也考慮人性與人道,但卻始終不能很好區別個人與個性的關係。在俄羅斯最優秀的分子那裡,如索洛維約夫、依萬諾夫、別雷等等,全都是反對個人主義,而朝著集體的、有機的、全民的文化前進。俄國沒有歐洲歷史上人道主義所特有的個人主義。
由此原則,他們很難對世俗化活動予以肯定。無論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方派,在涉及資本的精打細算、發財欲、商業貿易時都顯得踟躕不前。在精神崇高者的主張中,可以與神秘宗教制度的權威相協調,卻很難對契約法則之下商業關係的理性安排作讓步。這些千金散盡的魅力型的精神鬥士和英雄,不承認也不屑於世俗活動。
殊不知,自由真正的含義恰恰是在世俗活動的展開中,在所有瑣屑平庸的小事情上。喜歡宏大敘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哪裡會想到這些,他們對個人自由的爭取多發生於色彩斑斕的文字表達和語言疾呼上,而且只是抽象的圖案而不是切實可行的方略。請聽一下別林斯基的表述:
「在我心中發展著一種對人的個性、自由和獨立的粗獷的、發瘋的、狂熱的愛,這種自由和獨立只有在以真理和忘我精神為基礎的社會中才是可能的。」
「我開始這樣來熱愛人類:為了使人類的極小部分成為幸福的,我認為,要用火與劍消滅其餘人口。」
這些話,如今聽來不僅不得要領,而且充滿了血腥,他已說出了後來革命所遵循的某種道德。
後來,東西方各國的經驗與實踐都再一次表明:自由的真正含意恰恰是在世俗活動的展開中,在所有瑣屑平庸的小事情上。在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探討自由這一概念之前,伏爾泰(1694—1778)就早已精闢地論述了自由與貿易的關係。
他直感到是利益是世俗活動而非信仰和精神,在支撐社會。他力求把經濟學和倫理學分開。他在《關於英國人的通信》第10封信中斷言,貿易有助於使英國的公民變得更為自由,而這種自由反過來又擴大了貿易。
像英國那樣一個面積狹小的島國,正是藉助於貿易才強盛,自由才逐漸得以推行。他問:關心什麼才能使國家強盛呢?他不無譏諷地評論道:
「我一直搞不清到底什麼人對於國家更為有益,是一個確切地知道國王幾點鐘起床,臉上精心地塗抹了脂粉的先生呢?還是一個使自己的國家富裕起來,為世界的繁榮做出貢獻的商人。」
參看《歐洲政治思想史》,[意]薩·馬斯泰羅內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54頁。
因為無論如何,在英國這個模式的背後,存在著一個切實有效的經濟現實。
俄羅斯知識分子當然不是那種對國王幾點起床感興趣的庸俗小報文人,他們關心的是高邈神奧的精神問題。但是,在為個人靈魂凈化過程中,在儘力擺脫自己貴族出身而來的那種優雅精良的生活習慣時,也一併否定世俗活動的重要,這自由的根基便一定會是搖搖欲墜了。
四
信仰以及倫理總是會妨礙社會政治思想的經驗性明晰。讓我們從這個角度再來看一看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思考初衷以及歷史結論。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所說的自由擴大了貿易,貿易反過來又促進了自由這個道理,不是俄羅斯知識分子所能體會的。他們一直反感貿易原則下的利益分割和財富私有,但卻對自由有一種狂迷的愛。然而,自由的全部基礎是建立在對個人生活權利的尊重上,其中最重要部分是財產的私有。
這些又要依恃經濟活動和世俗化。接下來的是言論、宗教的自由,遷徙的自由。最後則是:為獲得這種自由而必須要有正當的法律手段給予的保障。自由主義不是一種運動,而是一種實踐,是世俗化實踐。然而這些在俄羅斯是從上到下以流產而告結束。
話再扯遠一些。西歐的啟蒙運動在俄羅斯並不是沒有展開。
從18世紀上半葉的彼得大帝,到葉卡捷琳娜女皇再到亞歷山大一世,都有向西方學習、改革俄國弊端的種種計劃。
當奮發有為的彼得一世親歷了西歐社會後,他為那裡先進的文化與文明所折服。但他只是用東方式的手段,來力圖使俄國西方化,
「他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馬克思語)。
並且他個人充滿了矛盾:他十分迷戀英國的造船技術,狂熱地建工廠。如果在西方先進國家,這將意味著僱傭勞動制度的發展。但彼得一世卻把城郊的農民弄到工廠使他們成為農奴工人。
彼得和以前的沙皇一樣,他引進西方技術和文化的目的,不是為了改變俄國現存的社會制度。
葉卡捷琳娜二世為「開明專制」時期。這個法裔女皇博覽西歐著名啟蒙學者的著作,並促其翻譯出版。她經常與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等人通信,並與狄德羅私交甚好。她本人也懂經濟,據傳有《論手工工場》的筆記留下。她認為,健康的經濟發展具有自然的、自發的性質,政府的原則應該是既不禁止也不強制。
誰想用誠實的方式得到麵包,那就讓誰自己去干,而不要妨礙和干擾他們。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開明的君主,卻殘酷地鎮壓了普加喬夫的農民起義,並使農奴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進一步發展。
19世紀初登台的亞歷山大一世,自幼便受到共和主義者拉加爾普通的教育,也深受其祖母葉卡捷琳娜二世開明專制的影響,他聲稱要以葉氏的「法律和精神」治理國家。他身邊還有一些年輕的朋友,在他當王儲時,就與「親英派」的貴族青年過從甚密。成為皇帝之後,他把這些朋友組織成一個秘密委員會,為改造國家擬訂方案,重點在於以歐洲國家的政府形式為榜樣,全面推行改革。
此時,邊沁和斯密等人成為當時最時髦的作者,著作在上流社會流傳甚廣。在官方上層,已有改革者為此設計了具體的方案,有這麼兩個人格外引人注目:莫爾德維諾夫和斯貝蘭斯基,莫氏先略去,單說斯貝蘭斯基。
參看《俄羅斯文化之路》,姚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06、107頁。
他作為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設計者,曾經提出了具體的立憲方案。1807年他被任命為內務大臣,1809年他完成了名為《國家法典緒論》的改革方案,主張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
若照此實施,俄羅斯帝國將具有與西歐國家相似的外貌。但是他所設計的自由主義改革方案,卻遭到了保守貴族的強烈抵制。亞歷山大雖說也贊成自由主義的某些主張,也不反對有限的改革,但是當斯貝蘭斯基真想「把自由置於君主之上」時,他也像葉卡捷琳娜二世一樣,寧可收起自由主義的姿態。
斯氏1812年3月終於被放逐到下諾夫哥羅德。他被看作「西方瘟疫」的化身而遭貶。他被黜逐的消息,引起甚至連暴君之死也不會出現的普遍歡欣。當他的家屬隨他之後去流放地時,沿途遭路人唾罵。 對於他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改革,不論是在宮廷還是在茅舍,到處怨聲載道。
葉卡捷琳娜二世一樣,寧可收起自由主義的姿態。斯氏1812年3月終於被放逐到下諾夫哥羅德。他被看作「西方瘟疫」的化身而遭貶。他被黜逐的消息,引起甚至連暴君之死也不會出現的普遍歡欣。當他的家屬隨他之後去流放地時,沿途遭路人唾罵。 對於他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改革,不論是在宮廷還是在茅舍,到處怨聲載道。
想要堅持自由主義原則的人所要承受的是上下夾擊。上是專制集團的利益不可搖撼,下是忠於皇權的人。
在這片國土,當時佔有百分九十以上的是農民,並且大多是沒有身份確立的賤民。他們可以被隨意鞭撻和買賣,沒有財產,更遑論參與民主權利。他們是宗法文化的主體,並把自己的苦難歸結於地主,把希望寄託於沙皇,認為專制君主的地位越鞏固,他們才越有前途。因此他們把一切削弱專制集團利益的人看成敵人。
俄羅斯知識分子也同樣在這雙重夾擊中。在與專制統治的關係中,他們所做的是戰鬥;而對於民眾,他們始終感受到有愧,並希望對此有所贖罪。而民眾則不買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中寫道,監獄的平民對政治犯十分不解地說,你們這些吃洋麵包和小白豬的人,怎麼會為我們這些種田人和修鞋匠著想呢?
十二月革命黨人正是被下層人出賣的。曾持愛國和民族主義觀點的卡拉姆津,曾試圖給農民以自由,他把土地交給農民,由他們自由耕種和收穫。在他不再管理他們走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農民酗酒,疏於稼穡,他給農民的自由導致了偷懶與狂歡。
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別林斯基,可是不帶偏見地形容了俄國農民對自由的理解,他評價他們所要的自由就是「我行我素」,這意味著可以放縱,可以狂歡,可以痛飲,可以把東西燒掉。
「俄羅斯一旦解放,它不會走向議會制,而會走向酒鋪,喝烈性酒,甩玻璃杯,把刮鬍子並穿禮服大衣的貴族弔死......」
轉引自《重申自由主義》,雅賽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5頁。
自由的含金量太重,瘦削的俄羅斯窮人無法消受。所謂啟蒙也只能在受過教育的貴族及知識分子中進行,只能在上層良知尚未泯滅的有啟蒙思想萌芽的官員中進行。始終沒有一個中間階級的過渡,只是極少數和極多數人的關係,這使推行啟蒙的人們一籌莫展。縱是深入腹地宣傳平等、公正的真理卻終是惘然。
誰能在短時間內創造出一個中產階級?
但緊接著的一問又是,只有創造出一個中產階級,才能使啟蒙主義的主張大獲全勝嗎?又是誰阻礙著這個階級的萌芽和發育呢?專制政體是不會允許有這樣一個階級出現的,因為這一階級是統治的最大剋星,會從根本上搖撼這一基礎。
而俄羅斯知識分子,顯然也從來沒有歡迎過這個階級的出現。因為中產階級總希望享受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價值標準。以個人幸福為原則不以倫理價值為前提,這種價值總是顯得小心翼翼、顯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但它無疑會使一個民族在平實低調中,有著健康走勢。
亞里士多德對富人掌權和窮人掌權都不滿。他認為前者會成為寡頭制體制,而後者則因「極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而使沒有教養的窮人傾向於暴民統治。或者魅力型領袖正是打著為窮人的幌子,在實施惡劣的獨裁統治。
他偏向於認為中產階級發達的社會,才會傾向於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穩定的政府形式。他進一步指出,「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和獨裁取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
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性格悲劇幾乎是宿命的和天生的,他們無法超越歷史,也無法超越自身,他們尋求最高真理,更多的是在宗教感之下的道德與同情,他們滿足於一般的,甚至是有些窘迫的生活,冬天可以不生爐子,有了錢更用來周濟窮苦的鄉下人。
不僅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羅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非正義與惡。然而以倫理為價值觀的民族,到終了總是走向善與人道為初衷的反面。馬克思不大喜歡俄國人,但他又總是很驚奇地看到:俄國人比西方人更早地成為他的信徒和繼承者。
五
俄羅斯是個把詩、音樂和祈禱當成最高日課的民族,他們希望讓歌聲代替麵包。那些內蘊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網路,那些氣味、感覺、顏色、思念、情慾以及煙嵐蒼茫意象的詭異多端,正日益征服著他們的心。
他們有創世的熱情和終極的迷戀,而無對過程的統籌安排。他們有更多的浪漫主義和神話思維,卻很少講求抽象與經驗。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政治理念,都相對薄弱。知識分子也多是在意識以及語言等文學方面展開思維,而對國家政府等制度方面的思考並不盡如人意。
俄羅斯的所有思想都必須通過作品的閱讀來尋找,俄羅斯的作家是宗教家、哲學家、革命家的思想資源,他們是理所當然的知識分子。這種思維使得他們不喜歡確定性,而是希望在不確定性中,體現因不規則運動所帶來的種種審美意蘊。
他們不需要秩序而需要故事,文學遮蓋了當時俄羅斯整個的天空,這情形便是不足為奇了。
俄羅斯知識分子很奇妙地將文學中的懺悔和勸善意識,同政治理念中的平等和分配原則糅合一起,並且因後者的想像成分重於實際可行,而使它仍囿於文學範疇。
俄羅斯知識分子嚴格說來,並沒有在文學中尋找到審美本質,而是將道德立場更多地帶進去。
比如偉大的托爾斯泰,實際是宗教的他壓倒了藝術的他。他一生關心的都是善惡與靈魂拯救,而對藝術是發起了控訴的。
他既反對專制制度,也反對自由主義和革命運動,他在《復活》中,明顯地批判著物質世界的種種罪惡,但他所提供的,只是純粹的精神的解決方案,他認為「上帝的王國就在我們心中」。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塑造的有前途有理想的列文,是在「農民的真理」中找到內心的平靜和精神的家園。
托爾斯泰的偉大,就在於他真誠的同情和施予。溫暖的光亮是不曾照拂在那大多數平民頭上的,而漆黑一團中的曙色,即使不能使窮人獲得實際的好處,則至少會使他們在感覺上、在局部上、可以活得不至於那麼非人、那麼艱難,乃至死掉。
然而令人生疑的是,托爾斯泰的書,能在當時的大眾那裡得以閱讀和傳播嗎?窮人有閱讀的能力和時間嗎?這其實仍是文化精英階層的事情,於大眾無涉。但這文學的燈盞,則成為社會前行的目標。
俄羅斯此時對於文學過於迷信和崇拜了,因為托爾斯泰並沒有想充當民族的精神領袖,他只是一個具有良知和疼痛感的寫作者,他所開出的診治社會的藥方並沒有被得到證明是正確的。
文學使知識分子道德立場的堅持成為可能。道德主義總有許多話要說,它詩意盎然感情充沛,它充滿柔腸寸斷、心悸顫慄的東西,它是冷風吹過全身的清涼甘洌,是施洗之河的沐濯滌陳,它具有的色澤和質感如奶如蜜一般。
而常識性、經驗性的非道德表述,它依循的是人的本能和慾望,是真實的並不光彩的念頭。這從利益、財產說起,必然因俗氣而口訥舌拙。它只在實踐中致力於減輕痛苦。
且慢,痛苦正是文學所需要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認為痛苦是意識產生的唯一緣由,俄國人忍受痛苦的能力遠遠大於西方人,他也理應比西方人更具同情心憐憫心。
別爾嘉耶夫在自傳中說:
「給予個人以世界和諧的慰藉,一直引起我的憤慨。」
他對幸福背轉身去,他奇怪有那麼多人相信世界的理性、和諧、進步及各種形式的繁榮。
他們的文學和哲學都與末日論、千禧年、死亡等聯繫。在世界末日來臨之前,沒有時間展望,當然也用不著歷史理性與邏輯,只有痛苦的抽搐。這裡,他們顯然是不想嚴格區分苦難與痛苦感。
苦難在他們看來只是被形容為如赭褐色沉重的山巒,如粗重而熱烈的呼吸;但在苦難者那裡,則很具體,它具體到身上的毒癰因無錢醫治膿腫潰爛,是骯髒的處所和撲面而來的蠅蟲,是食不果腹潦倒貧窮。苦難就是苦難本身,對它任何的審美與歌唱都失重和失真。
而痛苦感,則是智識階層精神高貴的體現,他們為苦難而哭,但也無形中將苦難美學化處理。
固然,別爾嘉耶夫認為苦難是人走向超驗世界的道路,但他也矛盾地意識到僅僅朝向苦難走去的可怕前景:
「如果允許可怕的苦難永恆存在,那麼我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便失去了全部意義和全部價值,因為他們都在恐怖的徵兆下不可能發現真理。」
「傳統的神學學說所作的將苦難客體化和構造苦難本體論的全部企圖,在我這裡引起了最強烈的抗議。我在這裡看到了對人的古老的施虐本能的教條化。」
參看別爾嘉耶夫《認識自我——思想自傳》,上海三聯書店。
秉持道德主義立場的文學家作用於社會政治理念是最容易鼓吹平等和分配公正問題的。一種詩性思維掩蓋了政治、法理問題的辨察。在這種理想支配下,人們熱衷於剝奪一些人的錢財分給另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少錢財和無錢財者,則相信豐裕無須勞作,只要從那些佔有者的手中奪去即是。
應該承認,平等與公平分配是社會生活的理念與必要功能;但將此絕對化並且忘卻生產和創造,則是哲學的錯誤和道德的罪孽。要分配必得有物可分,要有物可分必得創造。生活不僅是不公正的,而且首先是貧乏的,必須把首要的事物擺對位置。
總是耗費大量的精力用於非生產活動,而不進入財富創造,這於支撐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轉,徒勞無益。
這個憂鬱感傷的民族和它的優秀分子,卻對複雜枯燥的事物打不起精神,它感興趣的是那可觸及的感性,要描述的是一把鈍斧砍在手臂,受傷中那藍色的血脈流淌時暈眩的快意。文學如果只在安全的閾域也是不錯,但它總是越界,對界外的問題知識分子的發言總覺不得要領。但是,他們逃離幸福的道德立場則已完成。
遠處,已聽到隆隆的雷聲。
六
終於,革命開始了。革命的倫理觀念與俄知識分子的道德立場應該是不謀而合了吧。其實,歷史則是開了一個大玩笑。知識分子當然不可能對革命負責,對一個民族的歷史命運和現實出路負責。但他卻又不能完全脫離干係。別爾嘉耶夫在20世紀40年代的文字中已清醒地寫道:
「革命的到來是命中注定。所有的人都對革命負有責任。」
「在俄羅斯,整個世紀都在準備革命,為各種各類型的革命運動作準備。」
而革命為知識分子準備了什麼樣的結果呢?別氏懷有成見和偏頗,不無沮喪地又說:「俄國革命同樣是俄國知識分子的終結。革命永遠是不知感恩的,俄國革命對俄國知識分子特別不知感恩,知識分子曾為它作了準備,但它卻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把他們拋入深淵。」
歷史真是開了一個大玩笑。知識分子原本只想在心靈建立一個聖殿,卻不曾想在塵世建立了一個烏托邦;他原本討厭秩序,認為它壓抑了人的浪漫天性和原創能力,卻不曾想將有更大的專制在等待他們; 他逃離幸福卻是由溫柔的疼痛變為不盡的哭泣。
這是些依舊可歌可泣的人,有憂傷多情的眸子,蕩氣迴腸的歌聲,為苦難而流淚悲憫的高貴氣質。然而這些人創造出了有價值的思想,但作用於歷史則顯得並不準確。他們的悲劇是宿命的和無可避免的,局限幾乎是不可能克服的。
後來的人有理由去聲討他們嗎?如果這樣,彷彿是我們朝向完美的最後希望也否定了。難道那有幾分精明,工於算計、通達圓融者才是世界的勝利者?這真是一場歷史的弔詭。
不過,他們似乎並不抱怨,只是默默忍受,命運的劫數無法給他們帶來最終的災難。
他們本來就不祈求凡塵幸福,本來就有末日論意識,知道世間凡此種種,都是上帝對他的懲戒或救渡。
這不是精神、超驗、智慧的過錯,讓他們不過這種生活而去過計算、分類、邏輯以及不擔憂虞的生活,他們還不一定高興。
這就是俄羅斯知識分子必然的氣質與命運。
七
以上論述僅限於20世紀前的俄國知識分子。而之後背景之複雜、材料之繁多,則是筆者目前尚未有能力理出頭緒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