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溫情熱愛正義」-----蕭翰

我們數百名兄弟犧牲，就是要讓人知道並不是一切都是允許的。-------《正義者》安南科夫台詞

革命要脫離榮譽，我就會脫離革命。--《正義者》卡利亞耶夫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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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在《反抗者》中說：「革命只在文明中而不是在恐怖或暴政中被肯定。我們的時代由此向一個走進死胡同的社會提出兩個問題：創造是可能的嗎？革命是可能的嗎？這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它關係著一種文明的再生。」

　　或許可以將加繆這段話中所謂的創造視為人們渴望的善政--例如當代許多國人所認為的只有用革命行動推翻暴政才能建立的善政。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革命行動是否包含著暴力，還是必須嚴格地遵循徹底非暴力精神？解決這些問題的主體到底是誰？是誰在這裡會備受煎熬？

　　這個問題，加繆在之前的五幕劇《正義者》（1949年）中已經以加繆式的哲學、加繆式的審美精神以及加繆式的人道主義發出疑問：在這部劇作里，加繆對於是否以暴力手段進行革命的態度雖然存在很重的游移性質，更多是將暴力革命作為一種現實來討論的，因此他認為即使因革命而使用暴力也不得傷害無辜，同時，他也認為暴力革命者應當勇敢地承擔暴力責任，而加繆的深刻在於，他認為即使這些問題都處理得相當好，對於革命者本身來說，依然是荒謬的。

　　這是加繆根據真實的歷史，即1905年發生在俄國的一個社會黨人五人小組刺殺塞爾日大公事件改編的。加繆不是以有罪的英雄來討論革命者，而是以荒謬的反抗者終而歸於荒謬來討論暴力革命者--然而，因為卡利亞耶夫不求赦免但求一死，從而用自己的生命超越了荒謬，因此，加繆筆下的卡利亞耶夫毫無疑問也屬於加繆的荒謬英雄系譜中一員，如此一來，從哲學上，加繆既沒有否定也沒有肯定暴力革命，他就像個哲學警察，再次給革命貼了一張寫著「荒謬」兩字的罰單--當然，這是加繆哲學關鍵詞意義上的「荒謬」，而不是別的荒謬。

　　從社會運動而不是哲學角度看，加繆的《正義者》提出了極重要但常常被忽視的革命倫理問題，這直接涉及什麼樣的革命才能被不得已的肯定，革命者如何對革命承擔後果與責任，因為這還涉及「創造」，即革命者通過革命推翻暴政、建立善政，以及通過承擔革命後果的責任為如何建立善政提供道德示範。加繆沿著7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提出的革命是否必然導致敗壞一切倫常的虛無主義問題基礎上繼續思考，他在《基里洛夫》一文中說過「基里洛夫的槍聲將成為最後的革命信號」（基里洛夫是《群魔》中的一個工程師，因為形而上的自由原因聲稱要自殺，從而替謀殺沙托夫的彼得掩蓋罪行，在彼得給他的認罪聲明上簽字之後自殺，而基里洛夫也蔑視彼得所謂的事業），並且試圖以西西弗精神超越虛無主義，以重建愛和創造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塑造了這樣一組群像：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和尼古拉.斯塔夫羅金這兩個冷血的虛無主義者組成一個邪惡同盟，搜羅追隨者，以革命為借口，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因此，如果從一種革命社會學的角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所質疑的是，如果革命可以使用暴力，那麼由於暴力本身的突破倫常特性，無約束的暴力可能除了帶來革命本身的毀滅，還會連鎖反應地繼而毀滅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於是用了整整一部小說來批判暴政以及被暴政所敗壞的革命暴行，並且認為革命暴行在本質上是虛無主義，是沒有信仰沒有愛的荒謬冷漠的世界，它沒有創造，只有毀滅。

　　在《正義者》中，當安南科夫向斯捷潘介紹刺殺小組另一個成員詩人卡利亞耶夫，斯捷潘嘲笑說這個名字與恐怖分子不相稱時，安南科夫轉述卡利亞耶夫的自辯辭：詩歌具有革命性。問題在於，詩歌具有革命性沒錯，而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否以及如何具有詩意，則是另一個問題。

　　「幹掉大公，推翻暴政！」這是斯捷潘的台詞，而他還有一句台詞「要炸毀莫斯科，需要多少炸彈呢？」斯捷潘和卡利亞耶夫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卡利亞耶夫說：「正因為我熱愛生活，我才投身革命。」而斯捷潘則回敬說：「我不熱愛生活，而熱愛生活之上的正義。」在卡利亞耶夫第一次刺殺因馬車上有孩子而拒絕投彈之後與斯捷潘的辯論中，卡利亞耶夫還說了一句：「人不僅僅靠正義活著。」但當多拉問他：「你懷著溫情熱愛正義嗎？」卡利亞耶夫沉默無語，他沒法回答，當多拉逼問他是否對她的愛高於對組織和正義的愛時，他說自己無法分開來去愛多拉、組織和正義。卡利亞耶夫是個內心充滿矛盾的人，如他所說，他熱愛生活，也熱愛正義，但他自始至終認為刺殺大公是正義的行動，是為了美好的俄羅斯。但他內心裡也認為自己是個殺人犯，雖然嘴上不承認，並且對於別人（例如警察）對他這樣判斷怒不可遏--這怒不可遏從一定程度上說恰恰是因為擊中要害，尤其在大公夫人探監之後，即使他一直用正義為自己辯護，並且不承認上帝--雖然斯捷潘看到他畫十字，不向上帝懺悔，但他認為自己有自己的贖罪方式，就是無所畏懼地走向絞刑架，就是他自己說的所謂「清白」，如果他不死，他就因為刺殺大公這件事而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他把絞刑架當作了自己的十字架，只是自己沒發現。而大公夫人則以自己與大公一起的生活告訴他大公只是個普通人，他會跟農民一起喝酒，然而大公夫人並不明白，告訴他這些，只能促使他更加堅定地走向絞刑架，而不是請求寬恕，因為這使他從最初的標籤化的正義行動中回歸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你，卡利亞耶夫殺了一個人，血流遍地，殘骸滿街。但卡利亞耶夫所信奉的就如20世紀的上帝已死派基督徒們的信條，上帝已死，人類已經長大，人類得自己解決問題。塞爾日大公作為執政者犯下的罪惡理應得到懲罰，無論他是否跟農民喝過酒，無論他是否給窮人們施捨。這就好比後來的希特勒不管是否在街上親切地抱起過孩子，但他殘忍的屠殺和發動戰爭等罪行，使得朋霍費爾這樣的聖徒也參與了刺殺他的行動。

　　於是，暴政無可避免地給那些熱愛正義者製造了兩難的倫理困境：如果你不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暴政，暴政就不會結束，而你一旦使用了暴力手段尤其是殺人，那麼革命會對這個手段本身提出質疑：你何以自處？你何以向你所嚮往的革命之後的美麗新世界交代？你和你所反對的東西到底有什麼區別？

　　加繆使用了兩重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第一，不能對兒童動手--這似乎來自《聖經》那句「你不可對那童子動手」著名的典故，這是劇情的安排，而事實上內容要豐富得多，概括地說，就是不能對無辜者動手，孩子只是無辜者的代表；第二，暴力革命者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從通常的倫理學角度看，加繆的這一方法，已經十分嚴格地符合政治革命的倫理要求--比我曾經談過的政治革命倫理要嚴格得多，至少可以說已經給政治革命找到了一種幾乎完美無缺的外部正當性支持。

　　但加繆的探索並不僅限於此--否則，他就不是一個哲學家了。

　　劇中暴力革命者承擔責任的方式是卡利亞耶夫自動接受絞刑。或許加繆的潛意識中會認為，從人道主義和平等精神出發，暴政的執政者和暴力革命者分處暴力兩端，但兩極相通，因此，在迫不得已時，以暴易暴如果無法絕對避免，那麼針對暴政執政者實行了暴力革命的行動者，也應該自動地意識到自己的罪行，即使這種罪行是無可奈何的。因此主動承擔責任，而不是被動地被施以懲罰才是暴力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後該做的。所以，劇中的絞刑並不存在懲罰性意義，即使是懲罰性的，也只是沙皇政府單方面的一廂情願，對於卡利亞耶夫來說，這只是他主動承擔罪責的一件道具罷了。即使沙皇政府和大公夫人願意保留卡利亞耶夫的性命以換取他懺悔的靈魂，卡利亞耶夫也不屑一顧，他早就想好了，他既要實現正義，也要證明自己「清白」，甚至在絞刑架前，他都摒棄基督教的臨終懺悔儀式，他要一切自主，不勞上帝幫忙。這正是加繆本人的哲學，他認為信仰宗教是心靈不夠強大所致，虛無不可能用不存在的上帝（只是加繆或卡利亞耶夫的看法）來填充，人應該自己來面對荒誕，自己來面對命運，自己來面對自己行為的後果。

　　卡利亞耶夫無疑是個渴望正義，同時也渴望愛的人。作為他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劇中人斯捷潘，是個在監獄裡受盡折磨的社會黨人，由於這些經歷，他成為了一個心中除了仇恨，完全視愛為可笑和脆弱的人。因此，同樣是要刺殺大公，他和卡利亞耶夫有很大不同，卡利亞耶夫因為孩子而不願投擲炸彈，寧可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寧可完不成任務--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五人刺殺小組裡，除了斯捷潘不是，多拉、安南科夫、烏瓦諾夫都是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只是多拉和卡利亞耶夫是最堅定的。斯捷潘是個不擇手段者，為了刺殺大公，對於他來說，什麼樣的惡都可以作，包括屠殺兒童，他的荒誕理由是，為了保護這兩個孩子，俄羅斯還有數千萬兒童在挨餓。也就是說，為了有些兒童的幸福，可以殺掉另一些兒童。然而，卡利亞耶夫說得很清楚：

　　「我熱愛今天跟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我要向他們致敬。我是為他們戰鬥，為他們犧牲。為了一個我沒有把握的遙遠的國度，我不會迎面打擊我的兄弟們。我不能為一種不復存在的正義，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義。」

　　所以斯捷潘和卡利亞耶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斯捷潘所寄望的是個飄渺虛無的未來世界，為了那個世界可以血流成河，他並不在意那個未來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最多只是想像中的存在，一個幻覺--而他的倫理就是為了一個幻覺可以隨便殺人。加繆當然熟知恰涅耶夫主義，這個斯捷潘基本上就是它的代言人。而卡利亞耶夫則不贊成恰涅耶夫主義，對他來說，即使這個世界已經邪惡透頂，需要用暴力來解決一些問題，但暴力永遠不可能真的解決問題，在以正義者的姿態反抗暴政過程中，得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成為暴政本身。因此，他很清醒地看到，正義是當下的，不是未來的，是當事人本人的，不是旁觀者的，大公因為是個作惡的執政者，所以應該被處死，但不能因他而累及孩子，不然就會是非正義的。因此，卡利亞耶夫對正義的熱愛，有著他自己的邊界，越界了，越了底線倫理之界的正義，就不再是正義，而是非正義，是邪惡。即便是在正義範疇之內，由於實現正義缺乏途徑而不得不採取不符合正義本身的手段去實現，在實現之後，也得為此付出代價。

　　因此，卡利亞耶夫還提到了榮譽，革命者的榮譽。因此他有句樸實但擲地有聲的話：「屠殺孩子不光彩。」他甚至明確表示為了不肯屠殺兒童，如果組織命令他繼續不顧兒童的生命扔炸彈，那麼他會「衝到馬蹄下面」自殺。卡利亞耶夫說：「假如有一天，我還活在世上，革命要脫離榮譽，我就會脫離革命。……榮譽是窮人最後的財富。這你十分清楚，而且你也知道，革命中有榮譽，就是我們願意為之犧牲的榮譽，就是使你，斯捷潘，當日在鞭子下昂首挺胸、今天還講話的榮譽。」

　　於此，斯捷潘和卡利亞耶夫的分野就很清楚了，斯捷潘以一個墮落的仇恨者姿態去革命，因此他可以為了一個幻覺不擇手段；而卡利亞耶夫則是因為愛而革命，僅僅為了剷除暴政而無畏，他像一個騎士一樣驕傲地從革命行動中保持他的榮譽，絕不做猥瑣敗德苟且之事，因此，他絕不屠殺兒童，即使因此而使刺殺行動前功盡棄。這就是一個革命者應該持守的倫理。而刺殺小組的頭目安南科夫則說得更簡單明了：

　　「我們數百名兄弟犧牲，就是要讓人知道並不是一切都是允許的。」

　　劇中人里，多拉，這個敏感多情、憂傷卻堅定的革命者，對卡利亞耶夫的內心世界可謂了如指掌，她最能體會卡利亞耶夫的分裂，她也深知卡利亞耶夫的內心多麼有溫情，多麼有愛，然而，她明知自己其實不是「適合」殺人的人，本應該像烏瓦諾夫一樣離開暗殺小組，但她卻繼續留在暗殺小組。某種程度上說，她在理解卡利亞耶夫的同時，也有著對卡利亞耶夫的失望，就如她對自己的失望，卡利亞耶夫以死亡來彌縫自己的分裂，以超越荒謬，而多拉則以麻木和在具體刺殺行動中的迴避人性與情感來消弭自我分裂，她甚至比任何人都知道「炸死大公的侄子侄女，並不能阻止任何兒童餓死。即使在破壞中，也有個順序，有個限度。」當卡利亞耶夫下決心必須第二次殺掉大公時，明知道仇恨里沒有幸福，但他只能孤注一擲，他說要走得比仇恨更遠--那是榮譽，而他卻說是愛。而多拉則否定了他這一說法：

　　「流血太多，暴力行為太多。真正熱愛正義的人，是沒有權利愛的。他們都訓練成我這樣，昂首挺胸，目不轉睛。在這些自豪的心中，哪有愛的容身之處？愛，雅奈克，就是微微低下頭。而我們，我們的頸脖都是僵直的。」

　　卡利亞耶夫於是說了句「但是我們愛人民。」但多拉則對此表達了足夠深度的懷疑：

　　「的確，我們愛人民。不過，我們對人民的愛沒有依憑，是博大的、不幸的。我們遠遠脫離人民，關在自己房間里，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而人民呢，他們愛我們嗎？他們知道我們愛他們嗎？人民默然無聲，多麼寂靜，多麼寂靜……」

　　卡利亞耶夫回答說：「然而這正是愛，全部奉獻，全部犧牲，不圖報答。」

　　多拉再次質疑：「可能吧。這是絕對的愛、純潔而孤獨的幸福，這正是使我神魂顛倒的愛。然而有時候，我心裡不禁琢磨，愛會不會是另外的樣子，是不是能停止單方表白，並時而得到回答。我想像這種情景，瞧：陽光燦爛，頭微微低下，心擺脫驕傲，胳臂張開。啊！雅奈克，要是能忘掉人世的悲慘，哪管忘掉一個鐘頭，盡情生活也好哇！只給私心短短一個鐘頭，這你能夠想見嗎？」

　　多拉這兩段話打碎了卡利亞耶夫所謂愛的神話，她說得很直白：我們這些革命者並沒有愛人民的能力，我們只是一群為了所謂自己的榮譽而脫離人民，不會愛的可憐蟲，我們只是一群自戀狂。我們既然沒有能力愛人民，人民也就不會愛我們，我們的愛是虛假的，因為我們不是在生活中反抗暴政，而是把反抗暴政當作了生活，我們忘記了生活本身。如果我們將正義凌駕於生活之上--像斯捷潘說的那樣，那麼我們怎麼可能幸福？追求正義原本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我們卻因為追求正義而毀滅了生活，那麼這樣的正義有什麼意義？這就是荒謬。而對於刺殺小組來說，如果自以為追求正義，而其實卻本末倒置，那麼包括刺殺大公在內的一切所謂正義，到底有多大價值？在隨後與斯捷潘的交談中，多拉在內心深處已經意識到這種追求正義的荒謬，因為他們太急躁，正義凌虐了生活本身，所以多拉呼喚人們「可憐可憐我們這些正義者」，並說：

「愛需要時間。我們的時間剛夠施行正義。」

　　這裡又回到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主題，愛與正義的關係。作為西方文明之子，加繆在其短暫一生的藝術成就中，時常探討這個命題。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政治的基石是正義，但友愛高於正義。因為正義是城邦共同體生活的必要條件，而愛則是全部。愛與正義合一的政治才是人們欲求的理想狀態，而在一個逼窄的暴政倫理空間中，愛與正義是分裂的，由於這種分裂，人們奮起而反抗暴政，問題在於，這種反抗本身若不自省，也會落入原先的窠臼，不但沒能恢復原本追求的目標：愛與正義的融合，反而繼承了暴政的遺產，愛與正義的人為對立。這依然是荒謬。

　　因此，即使如卡利亞耶夫自以為自己既實現了正義，也用死亡實現了自證的清白，於是荒謬被超越；基里洛夫也自以為是地以為用自殺超越了荒謬；然而，荒謬依然如往昔頑強而在，暴政的荒謬在於反抗暴政者常常也無法擺脫這種荒謬，以至於在寂靜中輪迴。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暴力反抗暴力，無論從法律上如何證成其正當性，革命者無論多麼高貴地承擔了他們自己的革命責任，荒謬依然沒有被超越，但承擔革命責任已是對荒謬最大限度的超越，雖然它是失敗的。

　　「懷著溫情熱愛正義」，這不僅僅是一種說辭，而更得是生活本身，即使如此倡導的多拉本人，也沒能力真正做到，當卡利亞耶夫即將被執行絞刑時，她終於對於卡利亞耶夫之死是為了別人生活得更好的說辭有了更大膽的疑惑：「如果別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即便如此，多拉依然不得不在麻木中繼續走向被暴政和革命雙重異化的暗殺生活：「我是懷著愉快的心情作出這種選擇，卻懷著憂傷的心情堅持。」

　　最後，多拉談及幸福，他認為卡利亞耶夫但求一死，是因為他無法獲得人世間的幸福，因此，他必得同時獲得死亡和幸福，不然對他就太不公正了。而多拉對自己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卡利亞耶夫之死，她因此失去了愛人，這也摧毀了她的生活，她也像卡利亞耶夫一樣以求死之心繼續暗殺生活，她甚至都不再認為自己是女人，因為她要做站在最前線的革命暗殺者。

　　加繆這部戲劇，真可謂百折千回，從探討革命倫理到最終若隱若現地既非肯定也非否定革命。在他那兒，革命也是一場悲劇，是一場荒謬的悲劇，那些像西西弗斯一樣的荒謬英雄，拋棄了人世間的正常幸福去尋求幸福，用死亡去尋求人世間的永生，用勇敢去掩飾愛的無能，當他們不幸地將正義凌駕於生活之上時，他們在荒謬的迷霧中成仁--但他們當然是英雄，讓人欽佩的悲劇英雄。

　　加繆總是如此，當人們還在談論無限度的革命對革命對象以及社會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時，他已經在提醒人們注意，革命者對他們自己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而這正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道主義者最深沉的慈悲。

（完）

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