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王文化 | 古文經派和今文經派

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兩大學派。代表著求真主義和實用主義兩大思潮。而這兩大派正式形成，就是西漢武帝時及其以後的儒學今文經派和古文經派。

經學產生於春秋戰國，集中於齊魯大地。在學風上因求真和實用的不同，分為魯學和齊學兩種。魯學主張求真的理想色彩，齊學講求實用，講究現實、功利。魯學以「合古」為旗號，齊學以「合時」為主張。魯學以孔孟為代表，齊學以管樂為中心。西漢初，由於秦劫楚火，經學幾乎中斷。在武帝「獨尊儒術」的國策下，經學又得以勃興。這時魯儒和齊儒的「合古」「合時」兩種學風，演變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派和以劉德為代表的古文經派。

武帝時，在文景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儒學傳授出現熱潮。諸經博士官（講經師）齊備，但由於師承不同，一經兼有數家。《詩》有齊、魯、韓三家，《易》有施、孟、梁三家，《書》有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兩家，《禮》有大小戴等。這種經學的昌盛，是因為封建統治者對儒生了廣開了「祿利之路」（《漢書·儒林傳贊》），這些儒者雖學分多家，但為了仕進和利祿，把先秦儒學改造成了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他們纂改孔孟的本意加以曲解，他們引入道家的玄學，陰陽家的五行學，法家的刑名學，憑藉已經由籀書演變為漢隸的文字，迎和封建統治者的意志，把春秋戰國的學術儒，改造成漢代官場儒。「學而優則仕」本意為「作學問有空餘可以做官」硬解為「學習成績優秀就做官」。「優」出現「良秀」之義是漢代才開始的。漢以前的「優良」用「善」來表示。「優」的本義是「優裕」有空閑。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命」、「上天示警」說，更是孔子的「不信天命」、「不談鬼神」、「以人為本」的背叛。

古文經學派是在今文經學派佔有統治地位的前提下，一部分仕進心較淡，學術上求真的人為捍衛先秦儒學的純潔性而聚為一家的。

今文經學派的特點是「學章句，弄圖讖」古文經學派「反讖緯，通訓詁。」孟子主張「民為本，君為輕」，董子主張「屈民伸君」。孔孟主張，孝悌仁愛，目的建立和諧社會，董子大講主皇權，把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大繩索加在勞動人民身上。「董仲舒是推論災異的大師。」「為儒生造讖開了先路。」「章句的連篇浮辭使人昏迷。」（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219頁，1963年版）

西漢的古文經學，主要首領有河間獻王劉德和淮南王劉安。劉安彙集先秦百家，書名《淮南子》書中雖保留了許上古神話傳說，但多為浮辨之詞。劉德專事搶救和復原先秦儒學，多為重要經典。

在反讖緯思潮的影響下，作為董仲舒好友的劉德舉起古文派的大旗、不重章句推演，治學重在訓詁，解經舉其大義，事必合《春秋》，義必合《爾雅》，務必語出有據，下大力探求先秦六籍的 固有真義。劉德雖中午崩殂，雖壯志未酬身先死，但終究打下古文經學的牢固基礎。毛貫雖接受皇封（貫封為渤海郡守，毛封為樂壽伯），他們以至顏、王等人一直致力於古文經的研究。對後世影響很大。西漢成帝時，劉向整理圖書，劉德的古文經從秘府翻出，從此古文經學、今文經學正式命名。劉向之子劉歆欲把古文經列於學官，未果。這時的古文經，終於被社會承認並受到重視。

東漢初，光武帝劉秀「詔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光武帝紀》）章帝更會群儒於白虎觀，寫成《白虎通》，這是董仲舒神秘儒學的新發展。但古文經派的桓譚、尹敏、鄭興、張衡等都表反對。正因為此，張衡被貶到河間（今獻縣）任國相。這也是張衡在河間（今獻縣）改進渾天儀和地動儀的主要動力之一。

今文經的「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講經）繁瑣至極，一經的解說，少則數十萬字，多則數百萬字。除今文經派分子個人孤芳自賞外，下邊群眾厭惡，上頭統治者厭惡。王莽令博士刪五經章句，每經均留20萬字。博士弟子郭路，日夜思索，暴死燭下。東漢光武帝劉秀，選太子師，以刪繁就簡經傳為條件。鍾興刪去《嚴氏公羊春秋》重複的章句；桓榮刪《歐陽氏尚書》，由40萬字剩23萬字，二人被選。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是東漢主要的上層建築。東漢政權初始便不穩固。統治者迫切尋求神力相助。但讖緯既幫了統治者忙，也幫了想成為新的統治者的忙。讖書有言「黃家當興」。張角就利用他製造童謠：「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把東漢王朝攪了個底朝天。曹丕利用「黃家當興」，引用大量讖言緯圖證明自己便是「黃家」，並建年號「黃初」。劉備也引用大批讖緯里的「備」字，證明自己該當皇帝。孫權也大造符瑞，證明自己是得天命的。這時，統治者才知道，讖緯是雙刃劍，是殺人也殺我的低劣麻醉劑。

東漢時，今文經章句學和讖緯學的遭抵制，為古文經的勝利創造了客觀條件。與今文經學相反，古文經學一致反對「章句」和「讖緯」。如桓譚、班固、王充、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都博通群經，宗於古文。特別是王充，著書《論衡》二十餘萬言，以唯物的觀點，給唯心迷信的今文經學以重擊。

漢章帝建初元年，允許古文經的《左傳》、《穀梁傳》、《尚書》、《毛詩》公開傳授，但不立博士，這是古文經由「地下」轉到「地上」的勝利。東漢建初四年（79）章帝劉火旦在白虎觀大會群儒，講議五經同異，用皇帝的名義製成定論，稱「白虎通義」，即今文經提要。不料，一個個今文經博士，只會記誦章句，不會概括大義，只能專講一經，不能概括五經。只好求助古文經學者班固擔此重任。從此，今文經派聲望一落千丈，不可收拾。古文經學藉此發揚光大。

為發揚光大古文經，許慎用22年時間（100年至121年）著成《說文解字》（簡稱說文），共十四篇。他收集秦文（小篆），戰國諸國文字（古文）西周文字（籀文又稱大篆）共9353個文（獨體為文，如日、月）和字（合體為字，如明、江、說），在《毛詩訓詁傳》和劉德他們為五經作訓詁的基礎上，旁徵博引，解說其形、聲、義（字義即訓詁）全書雖不過13300字，但讀古文的大多疑難俱可迎刃。此為對今文經派不懂文字意形，只依據隸書的穿鑿附會、刻舟求劍行為作了嚴厲的駁斥。此為顯示了古文經學堅實的科學基礎，為其成長掃平了識字和取義的知識障礙。由此《說文》成為中國第一部字典。

在劉德整校的五經基礎上，結合《說文解字》，古經文學家賈逵首先為《左傳》作注。接著其弟子馬融又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古文經的傳習一下子佔了優勢。今文經派的何休借鑒古文經的訓詁，註解《春秋公羊解詁》，大異於博士章句，但難挽今文經的頹勢。馬融的學生鄭玄，古文今文兩種經學皆通，但偏重古文經。他為張大古文經兼保存今文經，在古文經學的主體內雜揉進今文經的一些觀點。這種開放的態度發揚了獻王劉德實事求是的精神，使經學研究又晉一階，也使古文經學更趨豐滿，成為既「合古」又「合時」的經典學術。

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這個由河間王后代過繼嗣位的劉宏頗重視經文的權威性和規範性。他命蔡邕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五經（或雲六經）經文，鐫刻石碑，立於太學，這是古文經學第一次立為官學，宣告了今文經的破產；這也是我國最早的官定經本，後世稱《熹平石經》。這對於糾正今文經學家臆造別字和維護文字的統一與純潔，起到積極作用。

至此，古文經派和今文經派的鬥爭，看似畫了句號，其實，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隋直到盛唐貞觀間孔穎達作《五經註疏》，才最後宣告了古文經派的勝利。然而，宋代程朱理學、明代陽學心學等學派，又是另一種形式的「合古合時」、求真和實用、科學與功利、實事求是與弄虛作假的鬥爭，直到明清民國以至新中國建國後，鬥爭的餘波仍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