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糧食作物

漢代，我國主要的糧食作物是所謂五穀（《禮記·月令》、《漢書·食貨志》）或九穀（《周禮·天官·大宰》）。五穀是麻、黍、稷、麥、豆。九穀依鄭眾的說法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比起五穀來，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稻。先秦時，北方種的水稻不多。《周禮·天官·膳夫》說到「凡王之饋」時，所用的糧食第一種是稌；稌就是稻。西周銅簠的銘文中常說：「用盛稻粱。」《論語·陽貨》記孔子的話說：「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可見當時對稻的珍視。漢代在江南各地已廣泛種植水稻。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所出簡牘中記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糲米、稻粺米等各種稻米，反映出它是當地的主食。晉代出現早稻，見陶淵明《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詩。不過農曆九月中旬才收割的稻，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早稻。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欽州有「正、二月種」、「四、五月收」的早稻，這就是真正的早熟品種了。早稻的育成，為一年之中收穫兩季的雙季稻創造了條件。雙季稻有連作和間作兩種：前者是早稻收穫後再種晚稻。後者是早稻先插秧，晚稻隨後插入早稻行間；早稻收穫後，隔一段時間再收晚稻。後一種雙季稻要求的技術條件高，應出現在連作稻之後。間作雙季稻在文獻中最早見於明代的《農田余話》（14 世紀）。如果把雙季稻種在麥田裡，那就成為一年三熟（麥、早稻、晚稻）。三熟的記載最早見於明·謝肇淛《五雜組》（17 世紀上半葉）。水稻栽培技術的不斷改進，遂使它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但鄭玄對九穀的說法與鄭眾不同，他認為，「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周禮·天官·大宰》注）。粱是一種優質的黃小米。苽又作菰，這種糧食現在沒有了。它是水生的，又叫蔣，在秋天開黃花，結出黑色的籽粒，碾米甚白，叫雕胡米，滑膩芳香，是一種高級食品。直到唐代，王睿在《炙轂子》中還認為它是九穀之一。李白詩「跪進雕胡飯」，杜甫詩「波飄菰米沉雲黑」，說的都是它。但作為糧食的雕胡米為什麼消失了呢？一方面是因為它的產量低，而且成熟的時間不一致，不易收穫。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菰在夏末秋初自葉鞘所抱合的中心抽出的薹，如為一種黑粉菌所侵，便不能開花結籽，卻形成膨大的菌癭，潔白脆嫩，甘爽可口，就是蔬菜中的茭白。宋以後，對茭白日益重視，種菰轉以培育茭白為目的。不染菌能結籽的植株反被認為是「公株」，一見即除去。其實菰並非雄雌異株；在上述幾種作物中，只有麻即大麻是雄雌異株的。枲是雄株，纖維的質量好；苴是雌株，結麻籽，可用它煮粥。此外熱帶品種的大麻能製成大麻煙（Marijuana），但我國古代人不知有此物。上述五穀或九穀中還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小麥和大豆。小麥是世界上普遍種植的糧食作物，原產地為兩河流域。伊拉克北部的賈爾木遺址出土了距今八千多年的小麥。我國甘肅民樂東灰山發現的炭化小麥顆粒，為馬家窯文化遺存，距今約五千年。到了距今約四千年時，黃河下游若干龍山文化遺址，如山東茌平教場鋪、日照兩城鎮、膠州趙家莊等地出土的標本增多，且均屬栽培型。商代已有食麥的習俗，卜辭里說：「月一正，曰食麥」（《後下》1.5）。《禮記·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則周代仍沿襲此風。這時種麥比較普遍，許多周代聚落中已呈現出粟麥並重的農業格局。再看大豆，這是我國的特產，原產東北地區，黑龍江寧安大牡丹屯發現過四千年前的大豆。《管子》說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其「戎菽」，布之天下。菽指豆類，戎菽即大豆。《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韋昭曰：「戎菽，大豆也。」1873 年，中國大豆在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之後，大豆才在歐美各國大量種植。在我國的烹飪藝術中，醬油是不可或缺的佐料之一，而醬油正是用大豆發酵釀製的。湖南沅陵虎溪山西漢沅陵侯墓出土竹簡《美食方》中所記「菽醬汁」就是醬油。沒有醬油，許多中國佳肴將難以烹調，用西餐的鹽和白醬油是做不出地道的中國菜的口味來的。還有一種備受關注的糧食作物是高粱。我國古代是否種植高粱，曾引起過爭論。但山西萬榮荊村、河南鄭州大何庄、陝西長武碾子坡、江蘇新沂三里墩等地，發現過新石器時代、先周和西周的高粱。遼寧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和廣州先烈路龍生崗東漢墓中出土過漢代的高粱。在西安西郊西漢建築遺址中，還發現土牆上印有高粱稈紮成的排架的痕迹。可見我國古代已種植高粱當無可置疑。《周禮·考工記》所稱「染羽以朱湛丹秫」的丹秫，應即高粱。《本草綱目》說高粱的「穀殼浸水色紅，可以紅酒」，其他穀物是沒有這種性質的。高粱又名木稷，見曹魏時張揖的《廣雅》。在《廣雅疏證》中，王引之說高粱「謂之木稷，言其高大如木矣」。所以過去認為唐以前的文獻中沒有關於高粱的可靠記載的說法不確。至於高粱之名，則要到元代王禎的《農書》中才見於著錄。從商、周直到明代前期，糧食作物的品種大體穩定。但到了明代後期，由於新大陸的發現，美洲作物傳入我國，才使糧食作物中增加了新的成員，進而改變了我國糧食生產的結構。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玉米和白薯。我國關於玉米的記載，最早見於明正德《潁州志》（1511 年）。潁州在今安徽省北部；玉米傳到潁州之前，肯定在沿海地區已有栽培，而且記進《潁州志》時，也不會是傳入的第一年，所以很可能在公元1500 年前後就傳到中國。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在1492 年，玉米的傳入距此只不過十年左右，快得驚人。白薯的傳入則要曲折些。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到呂宋（今菲律賓）經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帶回祖國。但呂宋不準薯種出口，他於是「取藷（薯）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農政全書·甘藷條》）。萬曆二十二年福建遇到大荒年，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推薦白薯的許多好處，於是命各縣如法栽種，大有成效，渡過了災荒。後來陳經綸的孫子陳以桂將白薯傳入浙江鄞縣。又由陳以桂的兒子陳世元傳入山東膠州。膠州比較冷，不容易種活，還每年從福建補運薯種，並傳授藏種方法。陳世元又叫他的長子陳雲、次子陳燮傳種到河南朱仙鎮和黃河以北的一些縣；三子陳樹傳種到北京朝陽門外、通州一帶。陳世元並著有《金薯傳習錄》（金薯之名系用以紀念金學曾）一書，介紹白薯的栽培方法。陳氏一門六代，對白薯的推廣作了不懈的努力，後來有人在福建建立「先薯祠」，表彰他們的勞績。歷史是不應該忘記陳振龍的名字的。白薯是高產作物，畝產量為穀子的十餘倍。明末福建已經成為著名的薯產區，正如清·周亮工《閩小記》所說：「泉（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飢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白薯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的糧食問題。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時已達六千萬，然而直到明末還只有一億人。可是到乾隆時就猛增到兩億，清末就是四萬萬同胞了；其中新大陸傳入的玉米、白薯及其他高產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張政烺老師常強調這一點；愛開玩笑的人還給這種看法送了個「唯薯史觀」的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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