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南海「鬧劇」之後，中國如何填補東亞權力真空？

2016-07-25 08:36:30存東亞國家目前的軍事建設儘管是有其國際因素的，但更重要的是為國家建設所必需。所以，東亞許多國家的軍事活動是在國防建設範圍內的。從這點來說，東亞國家並沒有進行所謂的軍備競賽，而只是一種軍事發展。但是無疑，這種軍事發展有深刻的國際關係含義。如何防止從軍事建設發展到軍備競賽是亞洲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議程之一。無論從地理範圍和位置，還是從目前的經濟發展來說，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亞洲的大國。我們曾討論的所謂「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都是基於中國國內的急劇發展的事實之上的。就是說，冷戰的結束和國內經濟發展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重建民族主權的好機會。我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權建設主要強調的是國內建設，以強大的國力來避免外國力量對中國主權的干預。所以，這種民族主權的建設具有明顯的防禦性。現在的問題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個獨立的中國是否會把防禦性的民族主權建設轉化成為進攻性的。再者，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怎樣進行其國際關係的轉型才能避免亞洲國家間的軍事競賽，推進亞洲的和平和安全？這些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甚至對外政策一直受制於國際環境。不考慮國際環境對中國國家建設的制約，就很難理解中國現在所進行的包括國防在內的國家建設。歷史地看，中國現在的軍事發展是對以往發展的落後性的一種補償。無疑，二戰後中國無論從政治、安全、軍事、經濟和外交各方面來說，都把重點放在亞洲國家。中央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宣布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許多西方觀察家和評論家仍稱中國是一個「地區大國，而無地區政策」的國家。這種說法雖不夠確切，但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亞洲政策，特別是對東亞的政策始終「生活」在美蘇兩國的陰影下。中國的東亞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蘇在東亞的權力消長。在冷戰的背景下，中國雖然在東亞地區取得了一定的外交空間，但中國對該地區的影響並不佔主導地位，較之美蘇兩國，可說是處於邊緣狀態。

中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最明顯的表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強調雙邊關係，而對多邊關係持懷疑的態度。中國同東亞國家的關係多為雙邊關係。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這種雙邊主義的外交政策既是傳統中國朝貢制度的反映，也是中國在亞洲長遠戰略利益的考慮。這種說法是否有理，仍有待繼續地研究，但中國的確反對亞洲國家間的多邊關係，特別是當多邊關係包括美蘇兩大國的情況下。在這種認識支配下，中國從未尋求和任何亞洲國家結成多邊的聯盟。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中國認為自己可以充當亞洲共產主義陣營的領袖，包括朝鮮、北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未與這些國家結成正式的同盟。所謂的共產主義同盟是極其鬆散的。在美蘇兩大國的主宰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情況下是消極被動的，意在弱化、打破、甚至預防任何亞洲國家結成反華同盟。所以，中國竭力反對東南亞條約組織、亞太理事會和東盟。蘇聯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中國始終反對。中國的目標是防止美蘇兩大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但同時意識到中國不可能完全阻止兩大國涉足亞洲事務，因此選擇有限獨立的政策。在 20 世紀 50 年代與蘇聯結盟反對美國，在 1972 年以後與美國結盟反對蘇聯，目的是使美蘇力量構成平衡的局勢，減少對中國的威脅。再者，即使是雙邊關係，中國領導人也非常小心。中國並不希望極其緊密的雙邊關係，特別是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問題上，或涉及美蘇兩大國的問題上。中國始終擔心，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和越南等會和某一超級大國結成聯盟，充當「代理人」來威脅中國的利益，但當中國認識到這種關係有利於遏制超級大國在亞洲的勢力時，就會默認或支持這種關係，如 1972 年以後對美日關係的看法，及從原來的反東盟到支持東盟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到，在冷戰時期，中國對東亞國家的政策呈現出以下特點。其一，因為冷戰期間美蘇兩大國主宰世界政治舞台，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兩大國權力消長的影響。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缺乏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相反，由於兩大國之間的衝突，中國在此期間爭得了一定的外交空間。其二，中國傾向於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係，而對多邊關係持懷疑態度。其三，中國的亞洲政策趨向於現實主義化，從早期的革命化的政策轉變到以解決問題為趨向的職業外交。冷戰的結束，使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性。作為一個大國，不管其意圖如何，中國總會在東亞扮演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說得極端一些，東亞的和平與安全取決於中國如何來履行作為大國的角色。在國際政治中，如果大國不能履行其建立並維持國際秩序的責任，那麼國家間的穩定關係就很難確立。國際關係充滿著各種矛盾。從民族主義的原則來說，國家無論大小和強弱，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一律平等。但實際上，國際關係的等級性並沒有因為民族主義的原則而有所變化。各國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顯然是不相同的。由於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大國在某種程度上能起到一種領導作用。這種領導作用就是吉爾平所謂的「霸權」。霸權可以是惡的化身，也可以是善的化身。霸權可以利用其國家力量，對他國實行強權政治，從政治和經濟各方面控制他國。但霸權也可以利用其各方面的影響力，協調各國的利益，解決國家間的糾紛。很難斷定中國能否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亞洲霸權，因為如同我們所討論的，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大量的內政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有能力成為一個亞洲大國。中國如何走向大國的地位及其如何使用這一地位，不僅關係到中國自身的利益，而且也關係到亞洲國家的利益。所以，澳大利亞學者羅易（Denny Roy）認為，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的減弱有可能在亞太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在向後霸權時期的轉型過程中，主要的角色是中國。所以，努力阻止中國去填補這一權力真空是維持這一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從總體上說，中國和亞洲國家的關係在往積極的方向發展。但經濟的合作並未消除亞洲國家對中國的種種疑慮。中國同這些國家的關係並未發展到了制度化的程度，特別是在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領域。冷戰的結束表明中國現在面臨一個極好的機會來調整和東亞國家的關係。戰略調整是否成功取決於多種因素。隨著國力的增長，中國必須調整自己在國際政治特別是亞洲政治中的角色，否則既對自己不利，也對其他國家不利。首要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樹立其大國形象及要樹立一個怎樣的大國形象。針對冷戰後的權力真空，中國政府宣稱其永遠不稱霸，不去填補權力真空。但國際政治的現實是，中國如果不去履行其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懲罰。只要有權力真空存在，如果中國不去填補真空，那麼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就會去填補，並因此對中國構成威脅。不管中國政府的說法如何，東亞國家都會感到中國在填補這一權力真空。所以中國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填補權力真空，而是如何去填補。就是說要樹立一個怎樣的大國形象。中國這樣的戰略調整並不必然給東亞國家帶來多少不安全感。顯然，亞洲國家需要中國作為權力的一極對該地區的其他大國進行制衡。其二，這一大戰略有賴於許多政策性工具。在經濟領域，中國需要和東亞國家的進一步合作。儘管中國和東亞國家在吸引外資和出口等方面存在著競爭，但彼此也有很大的互補性。目前世界經濟日益集團化，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一些東亞國家提倡成立東亞貿易集團。應當說，中國儘管同東亞國家的經濟貿易日益緊密，但大多停留在雙邊關係上。中國對多邊貿易關係持懷疑態度。既然經濟集團化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大趨勢，中國應當因勢利導，或倡導或積極地參與亞洲多邊貿易組織，發展多邊貿易關係。多邊經濟關係的日益強化會為多邊政治外交關係、軍事關係的建立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在發展多邊經濟關係時應當注意到主權國家間的經濟關係。作為政府不應當提倡諸如「大中華」之類的經濟組織。由於東亞，特別是東南亞國家有大量的華僑，民族關係複雜，中國又曾在毛澤東時代鼓勵當地華僑進行「革命」，至今仍然給當地的政府和人民留下極為消極的影響。中國政府如果現在再強調華人之間的經濟合作，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的經濟問題很可能會變成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像「大中華」之類的經濟組織應當讓民間來組織，政府不宜參與過多。其三，同樣的政策也可用于軍事政治領域。上面已經說過，在冷戰時代，由於美蘇兩大國權力平衡的制約，中國的亞洲政策處於「邊緣化」狀態。中國為了尋找外交空間，把重點放在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上，而對多邊關係持懷疑態度。在後冷戰時代，中國如果要想以名副其實的大國形象出現，並成為力量的一極，就必須改變以往的策略。儘管中國開始容忍並試圖參與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間的多邊軍事政治組織，但其策略極其不明了。對亞洲國家來說，如果一個經濟發展迅速、軍事勢力急劇增加的中國被孤立在多邊政治軍事組織之外，那是件非常危險的事。中國應當積极參与諸如此類組織。現實地說，參與這類組織後，中國對一些國家會失去傳統意義上的一些調節手段，但也可使中國外交事務爭取巨大的國際空間。對亞太地區來說，也會增加和平機會，減少戰爭威脅。多邊組織為各國提供了一個有效的信息管道，防止誤解，協調各自的活動。所以，主權原則與參與多邊組織之間不應存在矛盾。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如果要在亞太國家之間扮演一個大國應當扮演的協調角色，只有組織和參與多邊關係才能做到。大國在小國之間的協調作用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不可低估，如美國和北約之間的關係。其四，近來最為敏感的是中國的軍備和南海問題。特別是西方，往往把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給亞洲各國造成一種感覺，即中國的軍備是為了對付南海問題。對中國的軍備發展問題，中國政府能夠通過諸如參與多邊軍事合作關係、增加軍備透明度來減少其對外界的敏感程度，從而減輕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壓力。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沒有一定的軍事力量和國防難以想像。中國軍費開支比例較其他國家低，且中國的軍備在很大程度上落後於他國，與先進國家不能相比。自然，中國不會因為外界的壓力而停止發展自己的軍備。再者，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上升也是世界政治的通則。但要使國際社會認識到，軍備發展和擴張主義是可以加以區分的兩件事。近來人們已經注意到，中國的軍備發展在很多方面是內導向的，即是針對紛繁複雜的國內問題的，如民族問題和公共秩序問題，但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的發展是針對亞洲國家的。中國政府應當注意亞洲各國特別是鄰國的顧慮。多邊的軍事關係不失為一種好途徑。中國目前同東亞國家的關係發展良好，但這些關係是雙邊的。這往往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即中國同一個國家軍事關係的改善會被另一個國家視為一種威脅。多邊的軍事關係就會消除這種困境。實際上，多邊的軍事關係在另一層次上會減少國際社會有關中國軍備發展的神秘感，從而增加透明度。其五，有關南海問題。南海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曾被其他發達國家所瓜分，此後又為國際環境所制約，失去了很多發展機會。直到鄧小平的改革，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才有可能支撐中國的國防建設。發達國家如歐美和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海外殖民地為國內現代化提供支持。中國不可能再像發達國家那樣從事海外擴張。所以，維護傳統的領土領海的戰略重要性是很顯然的，且南海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中國現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但中國必須有明確的戰略選擇，應當盡量避免南海的軍事衝突。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進一步現代化需要和平環境，特別是亞洲和平，而且中國是否能接受得了與多邊國家的衝突還不能斷定。中國政府現在注重的是傳統的主權原則，強調主權原則的意識形態方面，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從這一層面來說，中國政府的態度也是明了的，即主權屬於中國，中國不會接受一些國家武力佔領的事實，誰現在佔領一些島嶼都不算數。但從實際的外交層面來看，中國政府又表現出對後現代主權原則的認同，即強調實際利益的獲得。中國政府願意本著互認互諒的原則與有關國家進行談判。在談判條件不成熟時，中國主張把問題擱置起來；有關國家可先共同開發，分享資源。應當說，後現代的主權原則有利於亞洲的和平進程。如何把這些後現代主權原則細化成行之有效的政策是中國政府面臨的問題。——摘自鄭永年新書《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有刪減，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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