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儒家文化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協辦的「儒學與亞洲人文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市達園賓館隆重召開。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總裁金在烈、越南駐華大使陳文律、日本早稻田大學前任校長西原春夫、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馮俊到會致辭；來自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巴西、美國、瑞典、俄羅斯、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的１５０多名專家、學者參加討論會，提交了１０２篇學術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宋志明教授、韓國翰林大學李東俊教授、俄羅斯孔子基金會主席嵇遼拉（又名列·謝·貝列羅莫夫）教授、越南漢喃研究院鄭克孟院長作了主題發言。儒學與亞洲人文價值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亞洲價值觀」問題一直引起中國哲學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和探討，其中就包括對「儒學與亞洲價值觀」關係問題的研究。本次會議上，與會代表主要從儒學本身的人文價值、儒學在亞洲人文價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亞洲人文價值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前景３個層面展開深入討論。關於儒學本身的人文價值，與會代表對先秦儒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既有對先秦儒學經典人文價值的闡發，也有對儒學人文價值的理論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教授從自創的「和合學」視閾出發，對什麼是「人文」與「人文價值」進行界定，認為人文價值是指對人的生命活動存在的生存世界、人格尊嚴的意義世界和人的價值理想終極關懷的可能世界的體認，以及對個人和社會所開發的效應、創造和意義。進而，他通過對先秦儒家的核心話題——「論道」的基本內涵進行系統疏理和考察，闡明先秦儒家「論道」的人文價值，即由孔子畏天命而進入「知天命」所開啟的孟子和荀子兩條理路：孟子由盡心→知性→知天和存心→養性→事天所開出的內度途徑；荀子以天為自然之天，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開出外度途徑。正因孟荀所開出的這兩條理路，使儒家「論道」的形而上天命論與形而下的器物論、天道性命的度越性與百姓日用的經驗性、內在心性的道德理性與外在人的情感現象，達到一種融突的和合境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院長馮俊教授則從人文、人性、人本、人道４個層面解答了何謂儒學的人文精神、人文特徵，指出儒學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與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通融一體，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特質和特徵，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自性和個性；其影響波及東亞、東南亞各國，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各國人民共有、共享的文化特色、文化傳統和文化生態，並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從而呼籲弘揚儒學的人文精神，為人類文明和世界和諧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韓國翰林大學李東俊教授對儒學教育的根本精神進行分析，認為儒學教育以人格教育為根本，以人道主義精神的培養即個人自主精神與個人所以為社會服務、犧牲奉獻的主體價值為教育理念，以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為主要教育理念，進而強調學習文化遺產與傳統創新的雙重任務和意義。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劉宗賢研究員對原創儒學價值的基本定位、立學根基、基本人格精神進行剖析，認為儒學價值的基本定位應當是儒家倫理精神，即以人為倫理主體的文化精神，儒學的立學根基是仁道的親情意識，儒學的基本人格精神是「內聖外王」，儒學協調社會人際關係的機制是忠恕與中庸，從而指認儒學的價值意義，從其文化原創的淵源上考察，它所具有的是一種以倫理精神和倫理結構為特徵的人文價值導向。《學術界》雜誌主編袁玉立編審在肯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基質的歷史與當代意義的同時，也揭示了它自身的缺陷，主張當代中國人文價值應著力從事實求是與科學理性、天下為公與公民權利、修己安人與公共權力、自知之明與文化自覺４個方面去傳承和創新，從而進一步完善中華民族在當代的思想內涵。許多與會代表對儒學在亞洲人文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對亞洲人文價值的內涵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郭齊勇教授對中、日、韓儒家精英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念、普遍性倫理或中心範疇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東亞儒學的中心價值觀念是仁愛、敬誠、忠恕、孝悌、信義等，其不僅在歷史上對東亞社會發展發揮過巨大的作用，而且對未來中國或東亞社會中還將繼續起著作用。因為傳統倫理經過時代的轉化、洗汰與我們自覺地批判繼承，可以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整合起來，同時，面對人與自然、社會群眾、天道諸種複雜關係的調治問題以及東亞現代化問題，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仍然是我們重要的精神資源。中國人民大學宋志明教授認為，儒學立足於內在性原則，倡導超越性原則，確立了內在超越的價值取向，對東亞價值觀的形成發生了重大影響：儒學強調內在性，主張人性善，具有凝聚群體的作用，規導著人本主義取向；儒學強調超越性，主張超凡入聖，積極面對現實，提升人生境界，規導著淑世主義的取向；儒學強調包容性，拒拆排他性，主張「協和萬邦」、「萬國咸寧」，規導著和平主義的取向。南開大學李翔海教授認為，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長期充任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對於東亞地區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而「亞洲價值觀與儒家思想」之間在基本價值取向上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繫。他進而指出亞洲價值觀的興起足以從一個側面體現出經過現代轉化之後的儒家思想所可能具有的當代意義：儒家思想所凸顯的「關係本位」的倫理規範將可能成為糾正極端個人主義以成就更為合理的人際關係提供有益的借鑒；儒家思想所蘊涵的奠定在「和而不同」的價值取向之上的和諧化辯證法，可以為在「歐洲價值觀」與「亞洲價值觀」兩大價值系統之間達成良性互動提供富有活力的啟導性意義。四川師範大學政教學院蔡方鹿教授通過對朝鮮思想家李退溪與朱熹道統論的關係的比較分析，認為朱熹、李退溪的道統思想對東方人文價值觀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僅影響了東方文化教育哲學、政治倫理、史學、人格觀、價值觀、教育、文學各個領域，而且貫通古今，對現代社會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亞洲人文價值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有值得現代社會吸取和借鑒的思想因素。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鄭良樹教授認為，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華文化有著勤儉、誠樸耐勞、中庸和平、重視血統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根深蒂固地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成為他們處世待人的人生哲學，其流行和傳播是可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所在。寶雞文理學院政法系王興尚教授認為，亞洲價值觀的生成發展與經濟理性、經濟德性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因而從文化資源上講，主張將歐洲的經濟理性與亞洲的經濟德性相對合，創造出新的亞洲價值體系，既可以為現代社會協調持續發展提供最重要的文化動力，也可以為未來人類文明實現和平發展開闢新的道路。對於亞洲人文價值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前景，與會代表大多在充分肯定儒學現代價值和意義的前提下，來展望亞洲未來的發展前景。俄羅斯孔子基金會主席列·謝·貝列羅莫夫教授充分肯定了儒家精神在亞洲人文價值觀中的地位，認為恰恰是孔夫子建立了亞洲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基礎；儒學精神與其他人文主義的不同不僅在於他強調以人為中心，而且提倡「有教無類」。他還針對俄羅斯目前社會動蕩的現狀，展望以儒家精神為核心的亞洲人文價值在俄羅斯廣泛傳播的前景。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李景林教授以中國儒道兩家為例，分析了中國哲學的超越性，認為中國傳統哲學始終一貫地堅持了哲學的「共通」精神，這使它能夠代替宗教構成中國文化的超越性價值基礎；深入探討中國傳統哲學「通以顯體」的精神，對未來世界哲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長安大學人文學院李剛教授對儒家「人類中心論」和道家「自然主義」兩種生態觀的差異進行分析，認為「人類中心論」和「非人類中心論」的對立都是以「天人合一」為共同前提，是在這一前提之下的兩種互補的思路，儒家和道家生態觀的對立不過是對人與自然關係模式的兩種不同的選擇。有些代表對儒學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問題進行了比較集中的研討。中國人民大學龔群教授強調《周易》生命哲學的意義，認為作為儒家經典的《周易》，是中國生命哲學的源頭之一，幾千年來對於中國人的人文生命精神起著重要作用；《周易》的生命哲學既是夏商周三代原始宗教觀念逐漸淡化和對人文世界憂患關切的人文精神逐漸興起的產物，又是春秋戰國時期新興社會處於上升時期的時代精神的反映，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學具有永恆的感召力，仍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力量的活源泉。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鄭萬耕教授則指出，《易傳》所揭示的天地人物無不具有自己的特點與價值的觀念對中國古代價值學說的建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時至今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清華大學歷史系方朝暉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關係本位的文化，這一文化習性決定了中國社會中真正有效的社會整合方式仍將是倫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導的；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是社會空間的理性化與自治化，中國社會制度的建構也將圍繞著這一使命進行，這一發展過程需要儒家傳統的支持。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韓星教授對全球化背景下儒學與中國文化整合的關係進行探討，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整合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之間找到一條可以構建起中國文化新體系，又能夠解決人類文化出路問題的基本道路；為此確立儒學的主體性，進而確立儒家道德人格的主體性，在此基礎上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走「中庸之道」，完成中國文化整合的使命。一些與會者還就儒學人文價值觀如何實現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蘇州大學蔣國保教授對儒學何以具有現代價值和儒家倫理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價值問題進行論證，認為儒學之所以具有現代價值，是因為儒學的精神價值並不隨著古代政治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它完全可以與時俱進，在新的時代發揮其精神價值；儒學本是官學下移、學術民間化的產物，它並不必然地同封建制度聯繫在一起；儒學既不鼓吹糜爛的生活方式也不推崇消極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倡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方式，體現了人之生命精神的積極取向。至於儒家倫理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價值，則有賴於儒學的普世化，而儒學實現普世化的根本途徑在於儒學的世俗化。中山大學哲學系李宗桂教授則對如何實現儒學人文價值問題提出了系統的建議：進一步在倫理闡釋的層面，確定儒學人文價值的內涵、內容，及其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面所起的作用，抽繹出具有普遍性、民族性的成分；弘揚知行合一的統一；運用現代傳播手段，弘揚儒學人文價值；運用現代教育手段，傳播儒學人文價值；運用文化建設的種種條件將儒學人文價值融入當代中國文化體系之中；推動公務員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成為新型價值的承載者，並在這個過程中，使儒學人文價值得以實現；在和諧社會的建構中，重視儒學人文價值，並將其納入和諧社會的思想資源系統。儒學與和諧社會的建構「構建和諧社會」是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核心問題與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重要理論問題，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儒學中有著豐贍的「和諧」思想資源，與會代表圍繞儒學中的「和諧」思想、儒學對當今中國和諧社會的構建的思想資源等問題進行了研討。首都師範大學白奚教授通過對儒家禮治思想的梳理、辨析，闡發了儒家禮治思想與社會和諧之間的一定關係，認為儒家的禮治寄託了儒家的社會理想，可以為我們構建現代和諧社會提供歷史的借鑒和思想資源，即掀開蒙在禮治之上的階級的、等級制的外衣，淡化其中的等級意識，揭示出禮治所具有的穩定社會、實現社會有序與和諧的社會功能，就可以從中獲得歷史的啟示，吸收其中合理的因素。四川師範大學政教學院黃開國教授通過對公羊學異內外說的系統考察，探討了公羊學異內外說與國家治理、世界和平的關係，指出公羊學異內外的內與外，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己與人的關係，有其合理的思想成分，值得從中借鑒。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黃明同研究員認為儒家思想是對當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借鑒意義的思想資源：儒家的「和而不同」為當代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基本的思維方式；儒家的「均平富」，協調經濟利益，揭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處；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思想可以作為當代構建和諧社會的潤滑劑；儒家「大同」理想則為人類構建和諧社會提出了基本模式。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錢遜教授揭示了中和思想與和諧社會的一致性，認為「和生萬物」是和諧社會的根據，「萬物各得其所」是和諧社會的要求，「適度」是達到和諧社會的條件，「法、德、禮」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槓桿，「情」則是和諧社會之本。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許寧博士對中國儒家倫理主義和諧觀、道家自然主義和諧觀與佛家解脫主義和諧觀進行比較和剖析，強調儒家基於倫理的和諧觀突出了對矛盾的協調和貫通，尤其強調社會關係領域的德性擴充和良知自覺，對全球倫理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許多代表著重就傳統儒學與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關係、啟示和價值進行了深入討論。江西行政學院哲學部徐春林先生以圍繞「成為」理論、體驗理論、建制理論３個核心問題，分析了儒家休閑哲學的基本內涵及其對當代中國建構和諧社會的啟示：儒家休閑哲學的「成為」理論強調人的價值和意義，強調人的自我實現，對我們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具有很強的啟示性；儒家休閑哲學中豐富的體驗思想，有助於提高我們感受生活、體驗幸福的能力，從而為和諧社會人們感受人生的幸福提供幫助；儒家的休閑體制以人的自我實現和獲得生命的快樂為宗旨，它提示我們必須重視社會體制的人性化，必須使一切建制都以人的自我實現和獲得生命的快樂為宗旨。安徽大學哲學系錢耕森教授通過對儒學經典《大學》的疏理、分析，從人人有責、遵循客觀規律、道德素養、誠信、「生財有大道」等方面肯定對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啟迪與智慧。北京大學哲學系許抗生教授認為，就倫理道德價值而言，儒家思想主要為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提供倫理價值觀方面的支持和根據：儒家倫理主張「以和為貴」，把和諧思想當作自己的一個根本原則；儒家倫理倡導的「仁道」精神——忠恕之道，是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重要倫理價值原則；儒家倡導的「誠信」思想，是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又一重要原則；儒家倡導的忠庸之道，是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人們所應有的正確思維方法。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陳衛平教授立足於區域和諧社會的建設，以建構上海和諧社會的文明形態為個案研究，重點分析了儒學禮樂文明與海派文明的互補形態關係，體現了現代與傳統的和諧，是構建上海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人際關係上的重群體和諧與重個體界限的互補；道德規範上重家庭倫理與重職業倫理的互補；生活方式上重節儉、重悠閑與重時尚、重娛樂的互補。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黃文斌教授通過對馬來西亞古城馬六甲多元宗教融合與多元種族雜居的現象的個案考察和分析，認為多元文化交融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無論是各種族群雜居，或者是宗教文化融和，根本不需要「特別」通過「政策」來促進族群和諧，政府只要公平對待各族群即可。當然，傳統儒學對構建和諧社會意義並不是絕對的。黑龍江大學哲學系張錫勤教授對中國古代貴和思想進行了正反兩個方面的分析，認為中國古代和貴精神不僅包含著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人際關係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和諧、個體自身的身心和諧等豐富內涵，而且有一系列的實際措施以求其實現，但它本身不具有民主平等的內容，恰恰相反，它要維護的是等級的不平等。儒學史、儒學思想及儒學與各大宗教的文明對話儒學史與儒學思想仍然是這次大會討論的重要論題之一。不少代表對中國儒學史給予了極大關注，研究範圍涉及中國儒學發展的主要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郭沂研究員對儒學的起源與早期流變這一基礎性問題提出看法，認為儒學的起源與儒家的起源是相互關聯的兩個問題，就思想而言，儒家起源於「六經」，孔子思想亦然，其有一個可尋的發展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由禮學到仁學進而易學三個階段，分別屬於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孔子之後，儒家在人性論這一中國哲學核心問題上演變為兩支，儒學也分為兩派，一支為孔子晚年開創的以「德」為「性」以及內在道德先驗論的新傳統，另一支是三代以來以「欲」為「性」老傳統的繼續發展。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周桂鈿教授考察了中國歷史上獨尊儒術的發展過程及其影響，認為獨尊儒術是一個漫長的綜合創新的過程，是經過綜合創新的新儒學；獨尊儒術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民族魂，增強了民族凝聚力，穩定了和諧社會，鞏固了統一大局面，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種思想資源，但也導致後儒思想的僵化和教條主義的興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羅安憲博士從文字學和思想史的角度，考證和辨析了「為學之道」的歷史演變所表現出的重大差異，特別是結合「學而優則仕」、「內聖之學」與「外王之道」的疏理，指出中國古代儒家所謂學習的主要內容就是孝悌忠信，學做人的道理，與後來封建社會將「為學」目的僅僅解釋為做官，導致對官職的崇拜和對知識的輕視，從而闡明和揭示出古代儒家為學之道的真諦及其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關於中國儒學在明清之際的發展，學術界有人把這一時期稱為儒學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或中國近代文化的啟蒙時期。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魏長寶博士認為儒學在明清兩代的發展，雖然經歷明清之際學術話語發生的轉折，雖然不能排除這一轉折過程中包含了某些「近世性」或「現代性」因素的萌生或興起，但這些因素遠未成長為儒學的核心理念，也沒有構成對儒學發展方向的致命挑戰，儒家在這一時期仍然按照先秦至宋明以來一脈相承的傳統框架和線索發展。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周可真教授對明清之際啟蒙思想的精神特質進行研究，認為明清之際啟蒙思想所張揚的是一種市民理性，以顧炎武等為代表的明清啟蒙思想家的價值觀和理智活動已經透露出市民理性的精神內容，與歐洲啟蒙運動所張揚的理性有些相似，但啟蒙的作用非常有限，實質上不具有近代啟蒙的意義。此外，也有代表對韓國理性學、日本儒學史進行研究。韓國南漢城大學權容玉教授考察了安東儒教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歷史地位，並充分肯定了儒學在韓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儒教在韓國的積極作用有兩點：一是定立儒家教育理念；二是儒家文化在社會文化體系中的積澱作用。韓國嶺南大學洪瑀欽教授對高麗時期理學家鄭夢周「不離道」思想的來源、實踐事例及其影響進行概說。清華大學哲學系王中江教授以日本古學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徠思想為中心，從回到古典及其方法、「道」的非形上化、聖人智慧化三大方面闡發日本德川時期儒學（具體說是朱子學）的革新，即儒學是如何被革新並成為「和魂」的一部分。有些代表還通過儒學與各大宗教的比較研究，探索了儒學的未來發展問題，強調儒學的宗教性及其進行世界宗教文化對話的作用。日本早稻田大學前校長西源春夫先生認為作為亞洲世界觀的一個側面，最值得注目的是儒教，因為，儒教從本質上而言是「道德體系」，其前提不是把神、佛作為絕對者，不是固有的宗教；儒教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是經歷了多次猛烈的批判，在多次斟酌、檢討和修改的基礎上流傳下來的深厚的理論體系；儒教不僅發源於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日本等也得到了廣泛的普及。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認為儒教既具有宗教的本質特徵，又具有宗教的一般特徵；在中國各大宗教中，儒教作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宗教，在中國歷史與現實中的價值是無可比擬的，主張儒教在宗教領域與各大宗教平等對話；強調儒教在保護中國民族文化，維護民族團結，促進祖國統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彭國翔博士認為，宗教理論中的對話包括宗教之間的對話和宗教內部的對話，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儒家傳統發展的歷史是對話的歷史，因此宗教對話亦將構成儒學第三期展開的核心課題的主要內容之一，並分析了儒學傳統對於宗教對話應有的貢獻，指出以對話性為其顯著特徵的儒家傳統是值得借鑒的思想和實踐資源：「和而不同」的對話原則；「理一分殊」的宗教觀；多元宗教參與和多元宗教認同的理論與實踐資源。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蔡德貴教授通過對儒學與巴哈伊教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巴合伊教的興起與發展，既說明了宗教現代化中的某些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借鑒，倡導儒家應從巴合伊教中吸取一些現代化思想，獲得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並學習其發展模式。日本學者永池榮吉先生將《論語》和《聖經》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兩者在價值觀上有著諸多相同或相近之處，主張從兩者相同之處進行把握，以實現不同文化的共存。（作者羅本琦系安慶師範學院法政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方艮系人民出版社哲學室副主任、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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