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神秘水墓是什麼？(毛劍傑的回答,36贊)

06-24

朱元璋神秘水墓，也就是古泗州城的明祖陵。明祖陵成為水墓，要從古泗州城的沉沒說起。

從江蘇盱眙淮河鎮城根村出發往淮河邊走，穿過一條長達2公里、泥濘不堪的田間小道，就是古泗州城的考古發掘現場。

三百多年來，古城一直寂寥地躺在城根村旁這片種滿玉米、大豆的莊稼地下3米深處。難以想像，這裡曾經商賈雲集近千年，是淮河邊空前繁華的「水陸都會」，更是明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清晰可辨的房舍基址，和仍能看出錯落有致的街道布局，又顯示著泗州迥異尋常廢棄古城的命運，它並未遭遇毀滅性的兵火或劫掠，是一座被遺棄的完好城市。

隋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徵發江南、淮北民工百餘萬人修建大運河，其中通濟渠汴河段，正好穿過了新建僅25年的泗州城。

大運河開通後，泗州就成了黃淮漕運中心、汴渠與淮河交介面的一座內河交通樞紐，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令泗州城在建城之初便迎來了大繁榮的契機：唐代汴河段漕運量，年平均為三四百萬石，最高年運量為六百萬石，到北宋更是達到年平均六百萬石，經過泗州的客流、貨物、及車船隊之多，正如宋人在詩里描述的：「官艫客扁滿淮汴，車馳馬驟無間時」。

另一方面，優越的自然條件。古泗州地處南北方氣候帶交界處，氣候溫暖宜人、雨量充沛，光、熱、水同季，土質又好，「宜植五穀」。當地人不無自得地說：「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

泗州又是一座「山水朝拱、風氣凝萃」的絕美古城：它「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雖平曠，而崗壟盤結……人傑地靈，物流繁茂，實乃形勝之區。」。明前古泗州有12景，歐陽修稱之「蒼雲蔽天竹色凈，暖日撲地花氣繁」，蘇東坡則贊她「澹娟娟、玉宇清閑。望長橋上，燈火亂。」

1385年，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來到了這裡。在泗州城北門外十三里處的楊家墩，為自己的高祖朱百六、曾祖父朱四九、父親朱初一修了規模宏大的明「三祖陵寢」，墓前的石雕甚至勝過南京明孝陵。由此，古泗州城在空前發達的商業和交通之外，又有了陪都之地位、行宮之輝煌，成為明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但是，泗州城其得天獨厚的地利，同時也是泗州城的先天隱患。

由於地勢低洼，泗州從建城起就水災頻仍。貞元八年（792年），泗州城全城遭水淹：「淮水害稼，平地水深七尺（2.2米），沒泗州城」，導致「驚飈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山不得不圮，夏屋如槎，泛泛相繼，天回地轉，混湛其中。」（呂任周《大水記》）

洪水初漲入城時，刺使張丕率眾搶險抗洪。但水勢愈漲愈烈，只好「編桴維舟」組織撤離。這場大水令泗州市鎮幾乎全毀，恢復和重建耗去一年多了時間。

此後，在宋開寶七年(公元974年)四月，淮水再次暴漲沖入泗州城中，「壞居民五百餘家。」

為了防洪，北宋時的泗州地方政府開始築城：1036年，泗州知州張殿承主持築城外防洪堤「九千二百尺」，「用人力八萬五千名，用米一千三百石」。防洪堤築好後，泗州城從此安然。

但在1128年，因為一個人的「奇思妙想」，泗州城綿延728年的災難從此開始了。這年，朝廷任命的東京留守杜充，面對洶洶而來的金戈鐵騎，想到了「水淹三軍」的辦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挖開了黃河大堤。於是，黃河水從滑州李固渡噴涌而出。

只是，這黃河水並沒有滔滔北去、阻止金兵南下的步伐，反而一改故道，掉頭向南搶奪淮河水道，由江蘇進入黃海。歷時728年的「黃河奪淮」災難史，便由此開始。

在往後的歲月中，黃河上百次大小奪淮，黃河黃沙不斷侵入與洪澤湖相連的京杭大運河，造成京杭大運河河床抬高，不斷淤塞，給泗州城帶來了常年不斷的水患。

明初，泗州城再次增築：內外兩城合一、並在城外築防洪堤。此舉雖然能防禦一般洪水，但遇到黃淮水同漲、洪澤湖水位提高，依然是每逢淮河大水必成澤國。從明萬曆六年（1578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這102年間，泗州城遭水災淹城事件達29次，平均3.5年就發生一次淹城事件。

如今已然重見天日的古城牆，也證實了文獻中一次次為抵抗水患而進行的城垣增築：城牆和城內主體建築，大多採用大塊條石奠基，上部為明代大磚用糯米汁和石灰混合澆注，因而堅固耐久；加之古城牆體寬度最窄處17米、最寬處24米，內外城牆之間的距離則為70至80米，這是泗州城為了防洪而不斷增高、加築城牆的結果。

對於整個泗州城的規模，考古學家們推斷為大約2.86平方公里，如果加上外面的廓城、城壕，總面積將近400萬平方米。這與《鳳陽府志》上的記載大體相符：古泗州城呈橢圓形、長1.9公里，寬1公里，面積約2.5平方公里，共5個城門，每個城門外都有扇形的瓮城。

顯見，古泗州城為了抵擋水患，自宋至明數百年間不斷增築，其規模、其堅固程度，都已臻於古代城市抗洪能力的極致。

然而，對當時的北方朝廷來說，黃河奪淮、大運河水位抬高，最直接的威脅，是江南的稅賦、鹽糧、貢品等不能及時抵達北京，這傷及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遠比泗州城水患問題重要，即便泗州是皇室祖陵所在地。

正因此，明萬曆年間的「河漕總理」潘季馴，設想在與淮河相接的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埝築起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清水從清口處倒灌黃河，沖刷黃河帶給大運河等的泥沙，這樣便可達到「濟運」——保證朝廷經濟大動脈大運河暢通無阻的目的。

然而，在洪澤湖東岸築堤，淮河水位提高，就難保證洪澤湖西岸的泗州城不被淹沒。此時，兩害相權取其輕，保證江南稅賦、糧鹽進京，壓倒了一切，泗州城的悲劇由此註定。

在潘季馴的治河方略中，泗州城或成棄子。這一點泗州人不會看不到。

其實，身為總理河漕的資深水利專家潘季馴，又何嘗不明此理？身為河漕總理，潘季馴亦斷然不願見泗州有事。他的這個治河方略，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泗州城八百年的繁華很可能就此終結，殃及數萬百姓之外，本朝祖陵也可能被淹沒。

不久後，潘季馴特意來到了泗州城實地查看：其城周長九里三十步（約4245米），城牆高二丈五尺（8米多），有5座城門，城門外又有月城、內外城河、防洪提，這讓他鬆了口氣，而後潘季馴又要求在堤上再加高石工二尺。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泗州城的覆沒命運，至此已漸成定局。

常三省上書十三年後，在明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泗州大水，城中水深三尺，患及祖陵」。「最高水位與明祖陵下馬牌地面相同。五月退，六月復入，民多流亡。」

明清易代後，因為沒有了「祖陵」之憂，泗州城在清廷眼中的地位遠不如明朝統治者。於是，清廷繼續著潘季馴治河方略的同時，對於泗州城水患的重視程度卻遠不如之。

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輔出任河督，繼續「蓄清刷黃」，不斷提高洪澤湖的水位。最終，洪澤湖底高於了地面，其正常水位則高過泗州城，成了一個掛在泗州城頭頂上、隨時可能傾瀉下來的懸湖。

僅僅四年後，大水就吞沒了泗州城。1680年冬十月，暴雨導致「淮、黃並漲，有滔天之勢」，連下七十多天後，終於釀成了毀滅性的大水：「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內水深數丈，檣帆往來可手援堞口。」

大水先是沖開了泗州城外東北角的石堤，決口七十餘丈。接著，西北角城牆忽然崩塌，「開口數十丈」，大水終於沖入了泗州城，將古城連同城郊的明祖陵一道淹在了水底。

大水沒城後，當時的知州莫之翰欲哭無淚。他搭棚駐守在還沒有完全淹入水中的防洪堤上，現場設點賑濟災民。後又在泗州城外築新堤兩道，以保護住在防洪堤上的州署和棚戶居民。

他和他的後任始終盼著朝廷能有個辦法，讓沉沒於水下的城池再浮上水面，回到他們手上。他們守了97年，而泗州城終究再也沒有重見天日，朝廷覓地重建了一個新泗州。

此後三百多年間，黃河不斷湧來的泥沙，最終將泗州城掩埋得不見了蹤跡。只剩下文獻和從未消失的歷史傳說，證實著古泗州城的昔日繁華。

到當代，人們甚至不能確切地指出古泗州城的位置，只是在洪澤湖水位下降、露出那城中的兩座塔尖時，才有故老會說，「古城可能就在那裡」——人們堅信，那正是作為古泗州城地標的普照王寺僧伽塔、明元大師塔。

然而，另一方面，在水漲水退中，人們總能看到時隱時現的古城蹤跡。枯水期露出水面的塔尖之外，盱眙縣淮河鎮城根村73歲的楊老漢說，以前他們村打井打不深，「下面硬得很」。村民蓋房子，蓋好沒幾年就會裂縫，從底到頂，無一例外。這個村子的土地也很特別，「好不容易把它耕平了，往往無濟於事，一場雨又是坑坑窪窪。」

1963年大旱期間，明祖陵的石人石馬竟出現在河灘上，還有人看見了古城中一些台階；1976年開始建設盱眙淮河大橋時，鑽探中又發現一些「古里古氣」的碎磚片瓦，還有木料、碎骨、爛木……

1982年，一件國寶級文物石破天驚露出地面：一件精美銅壺中36塊金幣光芒四射，一隻重達19斤的純金金獸卧於壺口上。隨後，對古泗州城遺址的考證正式列入了考古研究課題。

此後，考古人員陸續考察了8處遺址：淮河鎮城根村委會後邊，從地面向下：挖2米探測即可見泥水中的牆體；淮河大橋北端東側魚塘內挖到多處石頭根基、房基、缸醞、盆瓦及大量雕飾條石；盱眙電廠後淮河航標燈處，出現古代淮河浮橋南橋墩……

2012年9月間，當一片不太規則的「凸」字形台基在地下5米深處露出真容時，考古隊員朱曉汀的第一反應是，「很可能已經找到古泗州城地標」。果然，緊接著，在台基西南方，考古隊員們又發掘出了一塊古碑，碑額上刻著「泗州普照王寺靈瑞塔之碑」——靈瑞塔，也即僧伽塔，正是當年古泗州城最有名的建築。

殘存的台基，連同3座出土石香爐銘文中的捐者姓名、籍貫，令考古人員確定了那就是普照王寺——唐代中國的五大名剎之一。

這同時也確定了名剎普照王寺的大概位置。這是唐中宗年間，被認為是觀音菩薩化身的國師僧伽和尚入城後修建的，其中的僧伽塔「高三百尺（100米），巍峨壯觀」。

而古泗州城的所在位置，也由此地標確定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