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芳《耳朵借我》：一首歌也可以是啟蒙的神諭 | 一日一書

耳朵借我

作者: 馬世芳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5-6

馬世芳，一個讓兩岸文藝青年眼睛發亮的名字。從小拿西洋流行音樂榜單塗鴉長大，家裡客廳就是台灣民歌運動的集會場所，跨足寫作、電台、網路、獨立唱片多個領域，被譽為「台灣首席文藝青年」，因為母親是「台灣民歌之母」陶曉清，也曾被戲稱為「民歌本人」。

《耳朵借我》是馬世芳第一本專講「中文世界」的音樂文集，成文於2010到2014之間。在書中，馬世芳記錄下不止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李泰祥、侯德健、羅大佑、李宗盛、伍佰……也努力挖掘音樂背後，曾經被遮蔽、被遺忘的人與事，曲折與辛酸，音樂與社會、政治的糾纏。在不同的時間，不同地點，吹不同的風、喝不同的水長大的我們，或許曾為了同一首歌流淚、吶喊。馬世芳的文字，喚起我們曾經難以忘懷的記憶，也告訴我們不該遺忘的真相。

這片島嶼剛剛歷經七○年代的一連串顛簸，正搖搖晃晃迎向一波波更為激烈的大浪。許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釋這一切的全新語言，於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啟蒙的神諭，一張唱片也可以是一樁文化事件。一個音樂人不但可以是藝術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馬世芳

馬世芳這樣用心的聽者，讓華語音樂工作者的努力與付出，有了價值和尊嚴。

——李宗盛

關於過去四十年兩岸三地的原創歌曲，很少人比世芳聽得多，聽得仔細。

把耳朵借給馬世芳吧，聽他放一首歌，認識寫歌的人和那個年代的故事。

——侯德健

當未來的世界充滿了一些陌生的旋律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羅大佑在小巨蛋舞台上奮力唱出這首他二十九歲寫的歌。當年那幀唱片封面，一身黑的羅大佑孤傲地站在夜色之中，幾乎與背景的暗夜融為一體。你再怎樣逼視他的臉，都永遠望不穿那副墨鏡後面的眼神—彼時他不分晝夜永遠戴一副墨鏡，得再過好幾年，我們才等到他摘下墨鏡，露出灼灼的雙眼。我們覺得他酷斃了，羅大佑後來卻告訴我：戴墨鏡是因為他怕羞，不習慣和眾人目光交接。

一九八三，那確實是一個已然十分遙遠的時代：麥當勞還沒登陸台灣，李登輝還沒被蔣經國提拔成「副總統」，「江南案」、金融弊案「十信案」、掃蕩黑道的「一清專案」都還沒發生，美麗島事件剛過三年，民進黨則還有三年才要成立。唱片行猶擺著一排排的黑膠唱片，我們都還不知道卡拉OK是什麼東西。這片島嶼剛剛歷經七○年代的一連串顛簸，正搖搖晃晃迎向一波波更為激烈的大浪。許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釋這一切的全新語言，於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啟蒙的神諭，一張唱片也可以是一樁文化事件。一個音樂人不但可以是藝術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羅大佑自己未必樂意被貼上那麼多的標籤，他曾對我說他希望自己墓碑上的頭銜是「作曲家」。論思想，羅大佑從來不是一個激進者，他更從未打算當什麼革命家。當年國民黨查禁他許多歌，「黨外」又嫌他不夠激進。大佑回顧舊事，只淡淡地說：歌從來都不是反革命的武器，槍炮才是。

小巨蛋的舞台上，五十七歲的羅大佑唱了三個多小時、三十幾首歌，直到最後一秒都元氣飽滿，而且堅持不用「提詞機」—他對我說：人在舞台上，得把「安全網」撤掉，把自己拋進那帶著幾分危險的狀態，才能保持警醒。這話說得分量不輕：我們都知道，大佑奇崛曲折、意象綿密的歌詞，恐怕是中文流行樂史上最難熟背的一批文本。他的確唱錯了幾處，然而誰忍心苛責呢？對一個願意拆去安全網的走索者，我們都不該吝惜掌聲與敬畏。

一九八四年，我是見證歷史的幸運者：八三、八四年的除夕夜，羅大佑連續兩年在南京東路中華體育館辦跨年演出，成為台灣第一個辦個人搖滾演唱會的歌手。那枚淡青色美術紙精印的票根就像聖地朝拜迎回的靈符，被我妥帖收藏至今，那年我十三歲。我記得一身黑的大佑踩著那雙白燦燦的阿迪達斯球鞋，記得他一曲唱罷順手把鈴鼓遠遠拋向觀眾席，引爆滿場歡呼，記得全場大合唱《未來的主人翁》，那時這首歌還不滿兩歲，上萬觀眾跟著他合唱「飄來飄去／就這麼飄來飄去」，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那兩場演唱會後來輯錄成實況專輯《青春舞曲》，當年銷售不佳，也不怎麼受史家青睞，卻是我大學時代反覆聆聽的究極愛碟。我曾在隨身的筆記扉頁抄錄其中的警句：

有人因為失去了生命而得到了不滅的永恆

有人為了生存而出賣了他們可貴的靈魂

心中深處的天平上，你的慾望與真理在鬥爭

曾經一度自許聰明的你，是個迷惑的人

——這是《盲聾》，大佑在舞台上把它改編成壯烈無匹的重搖滾。短短几行，鑲滿深奧沉重的名詞，如今還有誰敢把生命、永恆、靈魂、慾望與真理寫進同一段歌詞呢？大佑迷惑的剖白，卻在我腦中推開了一扇門，門外世界七彩紛呈，二元對立的簡單信念已不足以支應。就像《我所不能了解的事》唱的：

一陣一陣地飄來是秋天惱人的雨

刷掉多少我青春時期抱緊的真理

如果沒有繽紛的色彩只有分明的黑白

這樣的事情它應該不應該？

拿一支鉛筆，畫一個真理

那是個什麼樣的字？

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我的青春期，正是「後解嚴」的狂亂時代。大佑這段歌詞，曾比任何勵志格言都更準確地照亮我年少的凌亂與困惑。大佑歌里常有「青春」兩字，多半是過去式，唱的幾乎都是一腳踏進「大人世界」的不甘心。然而，無論面對的是「大我」破碎的國族歷史抑或「小我」掙扎的苦痛情傷，大佑從來不肯墮入虛無。他太固執、太倔強，寧可遍體鱗傷，也不願別過臉、轉過身，假裝一切不曾發生。

那個充滿「啟蒙焦慮」的時代確實是過去了，而我始終不大確定這究竟算不算一件好事。前不久在一間公立大學的課堂，一位同學很誠懇地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過得太爽、太舒服，都沒有可以反叛的東西了。」那天在小巨蛋聽著大佑一句句唱出這段歌詞，那個大男孩懇切的面孔又浮現腦海：

每一個今天來到世界的嬰孩

張大了眼睛摸索著一個真心的關懷

每一個來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為我們改變的世界將是他們的未來

假如再見到那個男孩，我真想跟他鄭重說聲對不起。我想讓他知道：這種種不堪，我們這輩人其實也有份。我真想讓那個孩子聽一聽這個老歌手在他出生前好幾年就寫下的歌詞，在這已然充滿了陌生旋律的世界。我想跟他說：曾經有一個黑衣墨鏡的青年，他既不算思想家也不是革命家，然而他確實以警句和寓言描述了那個我們當時還無力描述的世界，也一併預言了我們不忍逼視的未來。

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