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錢穆《國史大綱》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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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大綱》是一部簡要的中國通史，用大學教科書的體例寫成。內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紀中葉之中國歷史的演變發展，尤其是經濟與社會、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的狀況及其相互影響。全書（修訂二版）八編46章，共53萬字。全書力求通貫，便於讀者理解中國歷史上治亂盛衰的原因和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根據。

　　本書成於艱苦的抗戰年代，作者的憂患之情躍然紙上。是書於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各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風行全國，對學生積極抗戰，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積極作用。1974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修訂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訂本。1994年6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印製修訂二版本，後又多次重印。本書亦收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錢賓四先生全集》。

　　著者錢穆先生（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原名恩鑅，字賓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貧苦，幼時喪父，中學畢業即無力求學，以自學名家。原任中小學教師，1930年後執教於高等學府，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等校教授，創辦香港新亞書院。其代表著作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政學私言》、《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著者畢生著書70餘種，約1400萬字。著者在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穫，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

　　《國史大綱》的《引論》甚為重要，建議讀者反覆誦讀。《引論》表達了著者的文化觀、歷史觀與方法論。他指出，研究歷史，撰寫中國通史的目的在於：（1）能將我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提供所必要的知識。（2）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的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參考。前者在於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於消極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徵候，為改進當前方案所本。這是錢先生撰寫此書的主旨。

　　錢先生指出，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個任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中國歷史的演進，其基本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演進上是和平與大同，協調與融化，這與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錢先生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覆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歷史來套用中國歷史，必須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值的相對性。顯然，錢先生是針對全盤西化思潮，針對疑古學派、史料學派，有感而發的。

　　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制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於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於唐代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第三十二章關於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於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見識。本書著者能由一個問題延伸一兩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梳理。如田制，能將兩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

　　著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著者認為，史學不等於技術，不等於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能純為一書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當身現實相關，但又不能急於聯繫現實，不是宣傳口號與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於本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無文化的民族，無歷史意識與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部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孔子、老子；在社會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經濟是落後的。

　　錢穆先生的通史研究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他又以整體與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歷程。他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後到東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科舉競選（這在隋唐兩代完成），考試和選舉成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的兩大骨幹。錢穆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四民社會的關係。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的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歷久不衰。北宋學術的興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後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儘管在歷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兩晉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兩漢。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即「生力」。

　　錢先生也分析了阻礙中國歷史發展的「病態」。如中唐以後的社會是一個平鋪散漫的社會，政治仍為一種和平大一統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相隔太遠，容易招致王室與政府的驕縱與專擅。又如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然而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賴於政府，而民間又苦於不能自振。再如政府與民間溝通在於科舉，科舉為官後出現腐敗等。這都是中唐以後的病態。宋儒講學主要是針對這種種病態而發。然而宋以後不能自救，中國政治進一步遭到損害。明代廢除宰相，尊君權，以及清朝統治，皆背離了傳統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這些都是中國歷史中的病態。

　　挽救這些病態則需要一種「更生」。這種更生是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的發舒與成長。錢先生認為，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取光輝的前途。

　　我們還需指出的是，由於特殊的抗戰背景，本書在布局上詳於漢唐而略於遼金元清，詳於中原而略於周邊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詳於制度而略於人事，詳於文化而略於戰爭，在詞句上不用太平天國而用「洪楊之亂」。體察著者的初衷，大約他內在的情結是：如果治亂不分，內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國豈不是可以根據遼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順地擁有與統治我廣土眾民嗎？[1]儘管我們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讀這部書，我們不能不跳出漢族中心主義、華夏中心主義和正統史觀的立場，肯定周邊兄弟民族入主中原，與漢民族一道治理國家，給中國歷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上起了積極的作用。中華民族的歷史，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錢穆先生的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這與他有關部門史（如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及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與他有關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探討，亦相互發明。通過本書，我們可以了解錢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與史識、智慧與功力之互動。

　　以上我們簡略地述介了本書。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本書，我們不妨延伸介紹錢先生的歷史文化觀、中西文比比較觀。錢先生所有研究都環繞著一個中心而展開，這個中心就是中國文化問題。他對中國文化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下面幾個方面。

　　錢先生從歷史出發揭示中國民族文化的風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在他看來，歷史、民族、文化有三個名詞，實質為一。民族並不是自然存在，自然只是生育人類，而不能生育民族。他指出：「民族精神，乃是自然與文化意識融合而始有的一種精神，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歷史精神。只有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偉大的中國民族來。若這一個民族的文化消滅了，這個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2]足見一國家的基礎建立在其民族與傳統文化上。文化是人類群體生活之總稱，文化的主體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質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歷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

　　民族精神是族類生活的靈魂和核心。沒有這一靈魂，就沒有族類的存在，而民族的精神乃是通過歷史、文化展開出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就是使中華民族五千年一以貫之、長久不衰的精神，是民族生活和民族意識的中心，並貫穿、滲透、表現在不同的文化領域中。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各領域之上，是在民族文化長期熏陶、教化、培育中形成的，具有深刻內在特點的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是民族的性格與風貌，是民族文化的本質體現，是民族意識的精華，是整個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信仰與靈魂，是我們民族自強不息的動力與源頭活水。錢先生把中國民族精神的內涵歸結為：㈠、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為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一體，心與理一、用由體來。㈡、融和精神，包括：民族融和，文化融和，國民性格----和合性。㈢、歷史精神，包括：歷史是各別自我的，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意識，溫情與敬意的心態等等。總之，民族精神、歷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一致的。[3]

　　他對文化定義、結構作了界定，指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類的生活。」[4]他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問題應具有的健康心態、觀點與方法，包括：從歷史與哲學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必須善於辨別異同；討論文化必須從大處著眼，不可單看其細節；討論文化要自其匯通處看，不應專就其分別處看；討論文化也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看；討論文化也應自其優點與長處看，不當只從其劣點與短處看等等。這是錢先生針對五四以降文化研究的偏頗而提出的。

　　五四以來，我國學者圍繞著中國文化的新舊遞嬗展開了論戰。中西文化比較是錢先生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從地理環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出發，把世界文化分為游牧文化、商業文化和農耕文化，又指出實質上只有游牧與商業文化和農耕文化兩種類型。在他看來，西方文化屬於商業文化，中國文化屬於農耕文化。商業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不同，實質上就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不同。具體表現為：㈠、安足靜定與富強動進的不同。中國農耕文化是自給自足，而西方商業文化需要向外推拓，要吸收外來營養維持自己。農耕文化是安穩的、保守的，商業文化是變動的、進取的。前者是趨向於安足性的文化，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強。後者是趨向於富強性的文化，是富而不足，強而不安。㈡、內傾型和外傾型的不同。農業文化起於內在的自足，故常內傾，商業文化起於內不足，故常外傾。「內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內外協一，因其內自足，而誤認為外亦自足」；外傾型文化「常看世界成為內外兩敵對。因其向外依存，故必向外征服。」[5]㈢、和合性與分別性的不同。中國文化重視「和合性」，和內外，和物我；西方人則強調「分別」，分內外，別物我。

　　在文化比較中，錢先生只強調兩種文化的不同，並沒有簡單判定優劣高下。他指出：「我們講文化沒有一個純理論的是非。東方人的性格與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沒有一個純理論的是非，來判定他們誰對誰不對。只能說我們東方人比較喜歡這樣，西方人比較喜歡那樣。」「我們今天以後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從所好的路。你從你所好，我從我所好，並不主張文化一元論，並不主張在西方、東方、印度、阿拉伯各種文化內任擇其一，奉為全世界人類做為唯一標準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這個世界了，而是要各從所好。」「在理論上，我很難講中國文化高過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說，西方文化未必高過了中國文化。因為兩種文化在本質上不同......將來的世界要成一個大的世界，有中國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歐洲人，有非洲人......各從所好。各個文化發展，而能不相衝突，又能調和凝結。我想我們最先應該做到這一步。我不反對西方，但亦不主張一切追隨西方。我對文化的觀點是如此。」[6]上引錢先生反對西方文化一元論和中國文化一元論的觀點，並不意味著錢先生主張文化相對主義。他針對「西方中心論」提出相容互尊、多元共處，反對絕對主義的價值評價。錢先生不是為比較而比較，他的文化比較，是著眼於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前景的。

　　錢先生通過中西文化比較，展望未來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共處、各從所好、不相衝突、調和凝結。他特別提出了「集異建同」的觀點。他說：「世界文化之創興，首在現有各地各體系之各別文化，能相互承認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類歷史上多彩多姿各別創造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後能異中求同，同中見異，又能集異建同，採納現世界各民族相異文化優點，來會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該是一條正路。若定要標舉某一文化體系，奉為共同圭臬，硬說惟此是最優秀者，而強人必從。竊恐此路難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們能發揚自己文化傳統，正可對將來世界文化貢獻。我能堂堂地做一個中國人，才有資格參加做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何來有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文化，又何來有世界文化？」[7]錢先生在這裡提出的「集異建同」的思想，較一般所謂「察異觀同」更為深刻。世界文化的前景，絕不抹煞、消融各民族文化之異（個性）；相反，世界文化的發展，只可能建立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優長，發揚其差異的基礎上。

　　錢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專才，一位學問家，一位史學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現代新儒家思潮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學術著作和講演不僅僅有學術的、學理的價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誨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個的身心，捍衛、弘揚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精華，抗拒著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抗拒著歐風美雨狂飈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負著「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脊樑！

　　錢穆一生把為學與做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說：「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鑊，時切其向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8]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渡過的。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

　　他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他說：「余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於今茲，從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9]因此，他的著作的字裡行間浸透了血和淚，

　　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歷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信心。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困境，即價值系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自我意識的喪失、精神世界的危機，錢先生的生命的呼應與存在的實感，化成他的學問、業績、演講、著作，苦心孤詣，感天撼地。他的學問與他的生命渾成一體！

　　錢先生的這部著作影響了三代學人，堪稱名著。錢先生的史觀與治史方法，我們不難從他的著名學生嚴耕望、余英時等史學家的著作中找到史影。

　　建議本書讀者配讀錢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化史導論》，其修訂本有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印本。

　　（部分內容見《明了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讀錢穆〈國史大綱〉》，《北京日報》2015年9月28日，《新華文摘》2016年第1期第150—151頁轉載。）

　　 [1] 參見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第69頁。

　　 [2]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5─6頁。

　　 [3] 參見郭齊勇、汪學群合著《錢穆評傳》第2章，南昌：江西百花州文藝出版社，1995年。

　　 [4] 錢穆：《文化學大義》，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第4頁。

　　 [5] 錢穆：《文化學大義》，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第29頁。

　　 [6]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9頁。

　　 [7]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版，第126頁。

　　 [8]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自序，台北：學生書局，１９７７年。

　　 [9] 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書局，１９７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