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壽桐丨文學教育學建構的學術可能性

陳平原的這本書當然還不是一部文學教育學專著，事實上，他在書中甚至沒有明確提出文學教育學的學科概念。他只是將文學教育作為「文學事業」的重要一環加以確認，加以強調：「我心目中的『文學事業』，包含文學創作、文學生產、文學批評與文學教育。」[1]在他將文學史與文學教育聯繫在一起進行舒徐自如的歷史梳理時，文學教育的重要性已經成為這部書再三強調的核心命題，由文學教育的歷史經驗、現實框架及其學理論析構成了相當強勢的學問系統，其學術指向正是文學教育學的呼喚及其可行性的論證。

他以充分的學術準備和充足的理論洞察，從現代學術史特別是文學史研究的角度切入文學教育的歷史經驗系統，深入論析了文學教育作為高等教育重要學科的形成史及其文化價值，這實際上是為文學教育學的歷史合法性尋求豐沛的學術資源和深刻的理論支撐。

其實，作為文學教育的主體學科——文學史，在中國的學問體系中，屬於廣義的新文化的學術範疇，甚至被稱為是現代「文化政治」的必然內容。[2]陳平原在書中將文學史與新文學建設，新教育建構緊密結合在一起，正是在文學教育與新文化中的學術文化、教育文化之間建立了可靠的歷史聯繫和邏輯聯繫，為中國教育體制下的文學教育學作出了精緻的學術闡證。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和主要精神資源的中國新文化，全面地改鑄了中國傳統文化格局，其影響力幾乎滲入到每一個文化運作系統，只是研究者一般習慣於將注意力集中在新思想、新文學等最為顯著的領域，對陳平原所關注的新教育體制一向缺少了解和分析的興趣，這使得陳平原的這部著作學術開拓性更其顯著。

新教育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影響力之大，新教育對中國現代文化的決定性之深巨，可能遠遠超乎於人們的想像。西式學堂制的引入以及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近現代國民教育的主導體制，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而由此引發的學科建設，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與關係的調整，教材系統的變更，以及教育理念和教育秩序的重建，這些都對中國現代社會歷史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文學教育的效果而論，傳統教育體制下的受教育者，如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這一輩，大多具有系統而厚實的國學功底，思維習慣和寫作習慣常常偏向於文言，以至於總是「反叛」白話文的章士釗在聲辯時稱，因為寫白話文比寫文言文更難，所以反對白話文的提倡。這一輩在新文化運動中引領時代風騷或弄潮於「逆流」之中的五四人物，一般在19世紀90年代或稍後完成啟蒙教育，那時的啟蒙教育階段一般尚處於傳統的教育體制之中。在近代啟蒙運動中醞釀並發展起來的新文化、新教育，逐漸顛覆了傳統教育體制，除了較為寧靜的城鎮和偏僻的農村地區，西式學堂制度下的新教育體制已經成為中國教育的領導體制，在這樣的教育文化背景下培養出來的學生，主要是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生的這一輩，其傑出代表如冰心、巴金、梁實秋、徐志摩等，與上述五四弄潮人明顯不同，他們或能嫻熟地操作文言文，但寫作習慣已經完全趨向於白話文，文學思維和理論思維也基本上以白話為物質外殼，或以西式文化為精神資源。這樣的時代變遷主要與文學教育體制的變化有關。新教育體制下的文學教育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讀書人的文學習慣和思維方式，這可能是新文化運作中較為深刻、也較為基本的前提條件。

新教育文化對於文史這兩個最為傳統的學科所帶來的變化無疑是革命性的。從傳統學科而言，新教育文化和新學術文化意義上的新史學啟動更早，可追溯到龔自珍、魏源、徐繼畲等晚清學人的卓越開創，以及王韜、鄭觀應、黃遵憲等近代學人的不懈努力，經過康有為、梁啟超、夏曾佑、嚴復、章太炎等傑出啟蒙思想家的成功實踐，取得了堪稱輝煌的學術成就。這樣的輝煌包括從學術結構和文化結構上徹底改變了傳統史學以撰史為主的傳統，轉而成為以評史為主，史學家的主體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顯；包括治史視角上的巨大調整：以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宏觀視野審視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歷史，從而在人類文明序列的鏈接上確認中國歷史發展的狀況；包括歷史對象的巨大變革：不再以帝王體系作為歷史的主要經絡，而是以社會發展、文明進步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事件作為治史論史的主要內容，正所謂「去君史」、「寫民史」之謂；[3]包括歷史哲學的巨大革新：以進化論等先進的理論觀念，包括各種新潮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文化學理念代入歷史分析和歷史敘述，從為現實服務的價值立場確定治史原則。新史學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傑出的史學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史學成果，也迅速成為新思想的重要文化基礎，成為新教育的重要學科基礎。

相比之下，學科意義上的文學教育相對滯緩，在新史學在學人師承關係和學術建樹方面實施了2-3代更新之後，作為新式學科教育的文學史學才剛剛起步。這顯然不能說明文學話語在文化啟蒙運動中的缺席，事實上，近代以來任何一次文化革命和文化啟蒙，文學都常常處在首當其衝的位置。只是由於文學學科的革命與改良往往被文學創作問題以及與文學創作相關的問題搶盡了風頭，這就是梁啟超時代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所傳導的強勢信息，也是五四文學革命的核心內容。在這樣的文學文化環境下，與迅速崛起的新史學相比，新文學學術和新體制的文學教育只能說瞠乎其後。但是，「後發」的文學史學科以及新的文學教育體制，雖然沒有引起文學研究結合教育學界的充分關注，但決不意味著乏善可陳。通過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系統的梳理、論析、辯證，新文學教育體制的學術形態得到了或許比新史學更加厚重、更加豐富、更加複雜的呈現。這樣的學術呈現讓讀者能夠更加親切、全面、深刻地認知以文學史學科為核心的新文學教育體系及其歷史形態，其中包括學堂體制的設立，文學史教材和講義的撰著，文學史系列課堂的設計與教學體系的形成，文學教育名師的才情與風範等等，從而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文學教育學將是一門有相對悠久的歷史，非常豐富的內容和絕對厚重的學問的學術建制。

陳平原無意將這本書寫成《文學教育學》，但他以自己厚重的學術積累，縝密的理論思考，在中國文學範疇內，基本建構起了這門學科的學術框架，為進一步探索和研究這門學問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作者明確探尋的有關文學教育的問題是「方法、途徑及境界」，這就為「文學教育學」的系統觀照勘定了基本界域。

在方法問題上，陳平原著重探討了魯迅作為文學史家的學術存在意義。魯迅是一位既具有深刻的文化關懷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學術關懷的研究者，他擁有清儒的考據功夫，同時又十分倚重於從「文采與意想」的角度把握文學作品的豐沛的藝術感覺，並將促成文學作品問世的「風俗與心態」作為文學史考察的重要內容，這就構成了魯迅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這樣的方法論總結不僅可以推導出魯迅文學史研究集大成貢獻的學術脈絡，也為文學史教學和研究的現代風采提供了值得珍視的範式與經典。文學史作為一門與傳統以及傳統文獻記憶聯繫得非常緊密的學科，在傳統學問中得到充分磨礪並在文學研究中被證明為百試不爽的考據學方法，理應得到發揚光大。這不僅是魯迅學術實踐的重要結果，也是胡適等現代學術的開拓者反覆強調且津津樂道的看家本領與基本方法。這一方法在現代文學史學與傳統文學史學之間建立了血肉相聯的聯繫，也從方法論意義上廓清了所謂漢學與國學之間的應分畛域。魯迅還將傳統學問中的義理之學與現代審美閱讀和文學接受理論精彩地結合在一起，將傳統學問中知人論世之學與現代文藝美學中的時代環境和社會心態考察神奇地拈連在一起，通過《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古小說鉤沉》等著作，呈現出傳統學問與現代學問融會貫通，文學史學與文獻學交相輝映，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水乳交融的學術風采。

魯迅的研究方法雖然成就輝煌而臻於止境，但文學史現象的豐富多彩決定了文學史研究方法歧異紛繁。作為文學教育探索的專著，為凸現這一話題所必然呈現的豐富性，陳平原這本書更願意在多層次多樣貌的方法論總結方面有更多的學術積累。他分析了王國維、吳梅、齊如山、周貽白等人的戲曲學研究方法與成就，揭示了孫楷第、鄭振鐸、俞平伯、阿英等人的小說史研究方法與貢獻，並總結了文學史家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等人的治學方法及其得失，從而對中國文學史學科的方法論進行了多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學術呈現，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教學，同時也為文學教育學中的相關重要課題，做好了豐富多彩而詳密精彩的學術準備。

從孔子發出「不學詩，無以言」的「庭訓」以及作出「溫柔敦厚，詩教也」的判斷之後，文學教育就成了中華文明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相關的命題古雅而常新。但中國的學問體系卻並不關注詩教學，文學教育特別是文學創作的教育作為學問一直沉湮不彰。陳平原業已就此進行了大量的材料鉤沉和歷史爬梳、理論論證，但他之所以無意於旗幟鮮明地推出文學教育學的學科概念和學理，可能與他在書中焦慮地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有相當緊密的關係，那就是文學教育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為可能的問題，其實也就是文學教育的途徑問題。雖然，通過沈從文等人在大學課堂成功的文學教學實踐及效果分析，可以就上述問題得出肯定的回答，但審慎的陳平原還是有所保留地認定：文學可以教育，文學創作可以用於教學，不過要看由什麼樣的教師來教。這樣的判斷在實踐層面相當有力，然而在學理層面的確無法構成某種結論。一種學科如果需要倚重於施教者的特別技能而不是基於一般的學術條件，這種學科的建立往往就缺乏足夠的基礎。陳平原的學術分析和文學教育學學科理論建設正是在文學教育途徑的探尋上受到了阻遏。如果要建立一種叫做文學教育學的學科，特別是在文學創作教學的意義上，陳平原只能提供成功的案例，其他讀者也許可以從中外文學歷史的眾多資料中理析出更多的成功案例，譬如說莫泊桑師事福樓拜，或者《紅樓夢》中的香菱向薛寶釵等苦學詩詞，這些也都可以說明文學創作教學的途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同時也可說明，這樣的文學創作教學對於施教者、學習者以及兩方面關係都有特定的條件要求。特定的條件要求必然通向對於一個學科或者學理一般規則、一般方法的消解，陳平原因此將這樣的教學可能性置於文學教育之「途徑」的探討，顯現出他在學術把握方面的精審以及力求准當的態度。

文學教育的境界的探討在陳平原這本書中佔據的篇幅不是很多，但顯然是這本書的精神底蘊，甚至是這項研究的核心動力，是這本重要著述的價值目標。從最早京師大學堂設立文學史課目的精神把握，到北京大學等重要學科安排文學課程的思想要旨，以及各個時期文學名師文學史撰著的學術建樹和文學教育追求，陳平原都非常熱衷於探討漢語文學教育所可能達到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境界。這種境界的把握籲求著研究者自身相對高遠的學術境界，可以說，陳平原正因為擁有這樣的學術境界，才取得了相應的視鏡看取多數讀者浸身其中卻長期以來渾然不覺的文學教育學科化問題，並且最終通向文學教育學的建構。

陳平原沒有明確提出「文學教育學」的學科和學術概念，但他通過這本書的學術努力和學術建樹為文學教育學提供了基本的和關鍵的可行性論證。富有歷史感和生動性的文學教育案例研究及其富有穿透力的學術分析是這種論證的基本內涵，豐沛的學術理性和學科理論探究興趣構成這本書的精神品質。撰著者從百年來高等學校文學教育的豐富實踐中提煉出文學史教學和文學學科建設的學術精神及文化境界，為歷史悠久而又並未形成的文學教育學鋪設了學術格局，勾畫了這一學問發展的可能前景。

這門介乎於文學研究和文學教學之間的學術與學科，在陳平原通過本書的努力之外，尚需要更多的學術探究。

陳平原精心考察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重要大學傳統的中文學科文學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經驗及發展歷程，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教學趨於精緻的方法論方面，在可能的文學教育途徑和實現方式方面，在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可以達到的精神境界和學術境界方面，作出了富有穿透力的經驗總結與富有開創性的學理闡析，文學史學科的歷時性研究與文學教育體制的空間跨越研究相結合，多方位地揭示了文學教育學的學術和學科可能性。文學教育學顯然須與文學教育全方位的學科體制考察分不開。作為文學教育界和文學研究界第一位自覺、系統地考察文學教育的典型主體——大學中文系的專家，陳平原已經作出了堪稱精彩的學術貢獻。然而全方位的文學教育體系研究還需要密切關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教育文化語境下文學教育可能的新內涵，以及海內外不同教育體制下中文學科的發展模式和文學課程設置的地緣特徵，這可能於健全漢語文學教育學的學科體制和學術體制更有裨益。

陳平原在本書中探討的大學中文系文學教育和文學史教學，大多是正統和傳統意義上的課程建設和實際教學現象，而在非正統和非傳統的大學中文教育體制下，文學教育必然面臨著關鍵性的調整與變異，特別是在海外境外常見的輕型發展的文學教學體制，以及在現今的網路文化語境下，這樣的調整與變異不僅體現為某種歷史的和空域的必然性，而且也同樣寓示著文學教育發展的某種活力與更多可能。

陳平原重點考察的以北京大學中文係為典型代表的文學教育屬於正統和傳統意義上的中文教育體制，這樣的中文教育體制決定了文學教學的系統化、規範化、學術化特徵，往往需要數十位甚至上百位專業教學人員，內含近十個不同範疇的文學教學學科。這樣的中文教育體制對入讀受教的學生高度的適應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時也往往以多學科發展的全面優勢展示自身的競爭力。在中文教育以及漢語文學史研究與教學方面，這樣的中文學科無疑代表著並標示著世界發展水平。在這種力求全面展示學科優勢的重型發展的中文系體制中，學科特色的顯現同樣至關重要，但這種特色必須寓含於全面的學科優勢之中。而由於教育體制的殊異，課程要求的不同，甚至受教者身份與背景的差別，境外和海外的大學中文系大多屬於輕型發展的體制，從業人員規模常常只有重型發展中文系的1/10或略多。這種輕型發展的中文系往往擔負著漢語文學教育的國際和區域發展的責任，它們的教學職能，教學效應對於漢語文學的國際影響力的發揮可謂至關重要。顯然，輕型發展的中文系其在文學史教學和文學教育上，具體地說在學科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等方面，都應有自己的規律與特性。此外，如果說重型發展的中文系須在學科發展平衡、健全的基礎上追求自己的特色以顯示優勢，則輕型發展的中文系則須在建構學科特色的基礎上照顧文學學科的均衡，由此顯示自己的優勢。

固然，文學史的教學是重型發展中文系文學教育的核心內容，與之相比，文學創作和文學寫作的教學在中文學科設置中常趨於邊緣化。然而，在網路普及，多媒體文化泛濫的當代社會教育語境下，文學創作或文學寫作的傳統神秘性正在面臨著結構性的破解，連文學作品的發表都成了普通人日常的文化行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文學教育有可能也有必要走出文學史主導的傳統格局，即便是在傳統而且正統的中文系也可能融入原本邊緣化的文學教學學科而整合為適應時代要求的教學內容。許多傳統的中文學科正以成功的實踐引入諸如「創意寫作」之類的文學教育類新課程，正是這一時代要求下學科新變的跡象。

文學教育作為一門學科或者作為一種學術，需要傳統學問如文學史研究的支撐，需要建構屬於它自己的學術格局，屬於它自己的規律闡析和方法論，也需要容納對於其各種類型體制和各種內涵理論與實踐的深入論析。陳平原的研究為這門學科或學術的建構所做的貢獻具有明顯的獨創性、開拓性。

[1]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1頁。

[2]參見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3]參見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見《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