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怎麼樣才是幸福？
探尋幸福的《戰爭與和平》
王安憶
《戰爭與和平》是一部巨作，篇幅特別長，有那麼多人物，可我覺得這部小說只寫了兩個人，一個是安德烈，一個是彼爾，寫了這兩個人的思想歷程和人生道路，主要為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才是幸福。在民間傳說中，主人公經歷了很多艱難困苦，最後一句話往往是：從此他們過著幸福的生活。什麼是幸福呢？這是困惑每個人的問題。安德烈和彼爾也是要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從不同的途徑來解答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為什麼托爾斯泰選擇這兩個人來回答這個問題？先來看看他們是誰。兩人都是貴族，衣食早已不成問題，全部人生都可用來清談、冥想、玄思，過精神生活。
但貴族階級開始沒落，走下坡路，糜爛、腐敗，喪失活力。道德倫理岌岌可危，禮崩樂壞，四處可見貴族子弟墮落的細節。貴族家庭很普遍出現財政赤字。人口單薄，過著一種沉悶的生活。人們開始懷疑究竟有沒有所謂的幸福，要是有，又是什麼？貴族子弟都受過很好的教育，養尊處優會產生紈絝，也會孕育思想精英，托爾斯泰派遣他們去接受精神的危機，繼而探索什麼是幸福。
小說創造一種假設的生活，但在真實的條件下發生，派生出故事和細節，真實是虛構的源泉。《戰爭與和平》啟用的是真實的歷史事件，那就是戰爭。托爾斯泰寫了這場規模巨大的戰爭，是為了布置一個大舞台，好讓各色人等在上面表演。這一出大戲最終還是歸結到那一個問題——什麼是幸福。
《戰爭與和平》中，兩個人歷史上真有其人，一個是庫圖佐夫，一個就是拿破崙。真實的人物對於寫作人來說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覺得心裡很踏實，我的虛構有一個靠得住的背景，靠得住的人和事，可能因循合理的邏輯，不會出大錯；另一方面問題也來了，能不能自由地表達他們？我們離托爾斯泰已經那麼遠了，離開那一場戰爭也很遠了，卻可以相信一切都是真實的，帶著這樣一個信任度閱讀。我們這些寫作者都是小人物，不敢像托爾斯泰將那麼宏大的造物作為故事的背景，必須謹慎地對待我們的能力。托爾斯泰就敢，這就是大手筆，是虛構中的造物。由於時空隔離，我們無從認識庫圖佐夫，也無從認識拿破崙，當然關於他們的圖片和記載有很多，但那都是概念的，要尊重他們的真實性，在小說里，我以為相對來說是有自由的。這兩個真實的人物，如何與虛構人物發生關係？對於安德烈和彼爾，兩個歷史人物有著什麼樣的意義？他們的故事是怎樣從這兩個人物身上發生和繁衍的？
為什麼不是讓其中的一個人去完成思想任務，而是要用安德烈和彼爾兩個人完成？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經歷，走上不同的道路，最後相輔相成完成答案。
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知道的世界，可以感受、求證、傳達；還有一個信的世界，可以相信，卻無法證明。安德烈是知道的世界。他非常聰明，看得清貴族階層內部所有弊病，認識到沙皇體制需要改良。彼爾卻對現實生活嚴重缺乏常識，但是他信，總覺得世界上某個地方有一種力量，驅使或者暗示著什麼，但又不很清楚，茫然的信念使他懷著一種莫名的快樂。胖乎乎，又高又大，對人友善，毫無成見，赤子之心，像美國電影里的金剛。安德烈的世界一切都是確定的，他的出身、譜系都非常清楚。他知道貴族的責任是什麼，為了維護榮譽，要和拿破崙作戰。彼爾是什麼都不確定的人，包括出身。
托爾斯泰對彼爾寄予的希望更大一些。似乎宗教歷史或者民間傳說有一個共同之處，凡是偉大的人，天地要給大使命的人，出身都很曖昧，比如孫悟空是石頭裡蹦出來的，耶穌生在馬槽里。彼爾的出生也有問題。他是莫斯科一位大公爵的私生子。大公爵有無數私生子，但他只認彼爾一個，他把這個孩子送到法國去受教育。法國是一個有著自由民主思想的國度，當彼爾再回到俄羅斯，就成了一個怪物。他的行為舉止不合規矩，不通世故人情，更要命的是他崇拜拿破崙。他的人生充滿不確定因素，非婚生，在法國受教育，再回到俄國，突然之間成為富人，在非理性的遭際中改變著命運。安德烈對事物擁有理性的判斷，彼爾是感性的，有著對玄思的愛好。安德烈很有行動能力，當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會做得很成功，彼爾是沒有實際能力的人，生活在冥想里。
看看兩個虛構人物和兩個真實人物的關係。我將他們組成兩對關係，安德烈和庫圖佐夫、彼爾和拿破崙。庫圖佐夫和拿破崙這兩個歷史真實人物的出現，是為開拓虛構世界的空間。庫圖佐夫擔負起了安德烈的命運轉折的重任。他有一種什麼特質呢？他懂得有一種東西比人的算計和意志更加強大，就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庫圖佐夫有點像東方的哲人。安德烈到庫圖佐夫那裡報到時很積極，對這場戰爭充滿熱情，覺得是挽回皇權榮譽的偉大事業，在內心深處是期待以戰爭來激勵日常生活中的頹唐。結果，安德烈發現，戰爭不關乎榮譽，只關乎各國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是一個名利場。更使他感到很奇怪的，他的外交官朋友幾乎把彼得堡的沙龍整個兒地搬到了戰爭的前方，同樣的喝酒、縱慾、談女人，糜爛和腐化在這裡照樣上演，他寄予戰爭拯救的希望開始崩塌。他在一場戰役中負傷，突然發現世界上有一種感覺是疼痛，比什麼樣的佔領和光榮更強大，更有覆蓋性。
在安德烈的世界裡，一切都井然有序，邏輯嚴密，都是可以推論的。但安德烈體驗到了無可控制的力量，思想得到了一個嬗變的機會，開始向著彼爾的「哲學想像」進發，這個嬗變以抑鬱症為表現。他對戰爭不關心了，對政治不關心了，保皇黨、革命黨都不干他的事，一心就在養育兒子。當他在莊園里平凡度日的時候，和彼爾相遇過一次，這正是彼爾經歷著思想上的蛻變的時刻。與安德烈相反，彼爾處在激動興奮的狀態，昂揚情緒感染了安德烈。這個時期，安德烈遇見娜塔莎。娜塔莎是托爾斯泰寄予重託的女性。她和彼爾出場都是不讓安德烈消沉，他還沒有走到終點，還要再受歷練。
安德烈迅速愛上娜塔莎，對生活產生新的希望。他覺得知道什麼是幸福了，抑鬱症不治而愈，重新對戰爭、政治有了興趣。政治也呈現新面貌，因為拿破崙戰爭影響，俄國開始自省體制和制度，興起改革。可彼得堡照舊充滿著庸俗的瑣事，安德烈所寄熱望的改革派發起者其實是在玩弄權術。娜塔莎也背叛了他。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他的私人生活失敗了，對戰爭的熱情早已消退，真不知道拿什麼救什麼。他又一次參戰，受了重傷。在傷痛和死亡跟前，他的名譽和受辱變得渺小，愛情和仇恨也不重要。和娜塔莎的不期而遇自然令他欣喜，但沒有引起太大注意，因為他面臨更大的問題，就是死亡。死亡是一個需要「哲學想像」才能夠處理的問題，對注重實際的安德烈是極大挑戰。
讓安德烈去經歷死亡，這是托爾斯泰給的大任務。將蹈入死亡的神秘國度時，他有什麼樣的體驗呢？所有的人和事，愛也罷，恨也罷，親也罷，疏也罷，所有的存在都融為總和。就像彼爾的世界，一個抽象的世界，所有的具體性，都在這個總和當中模糊了差異。所謂具體性，只不過是這個總和，隨機分配到每一個人的世界裡去，最終又匯總來了。這個境界連作者都不了解，他用思索，也就是「哲學想像」進行描摹，將描摹的圖景送給筆下的人物安德烈。死亡這個最大的虛無終由安德烈走了進去。
拿破崙和彼爾也是一對。拿破崙最早出場在大家的口傳中、上層社會的沙龍里，貴族，尤其是貴夫人，談到他的時候，心情很奇怪，誇張的厭惡和恐懼，並從中享受著某種刺激的快感。他的力量和野心，迷惑著人們。彼爾崇拜拿破崙，安德烈對拿破崙也心存敬意，覺得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暗地裡渴望成為拿破崙這樣的人。拿破崙，破落戶出身的新皇帝，驕傲，粗野，卻活力充沛，充滿希望。
彼爾是拿破崙公然的崇拜者，一個異類。可上層社會接受了這個異類，因為他得到了巨額遺產。彼爾艱辛的思想歷程開始了。笨拙的彼爾從來沒有被海倫放在眼裡過，以她的膚淺遠不能認識彼爾的價值，她依然過著交際花的生活，讓彼爾蒙羞。彼爾不明白生活怎麼變得那麼糟糕，莫名其妙地有了妻子，莫名其妙地妻子背叛他，再又莫名其妙地和妻子的情人決鬥，一切都很低下，使他討厭。他離開莫斯科，並不知道去什麼地方，就想離開這些遠遠的。馬車在夜間停在一個驛站——驛站是特別會發生故事的地方，南來北往的人在這裡換馬，歇息，素昧平生的人不期而遇，脫離生活常規的離奇的邂逅就發生了。在驛站休息的時候，彼爾遇到一位共濟會的長老，我覺得很像甘地。托爾斯泰似乎內心趨向東方哲學，西方哲學的推論方法推不下去了，就會把希望寄託於東方神秘主義，比如庫圖佐夫的思想方式，安德烈臨終前的狀態，都有著東方哲學想像。
長老說，你的生活很雜亂，那麼多過剩物質，亂七八糟的人際關係，荒唐的行徑，必須清理自己的生活，共濟會可以幫你做到這些。彼爾參加了共濟會，好像在一片茫然中找到了方向。彼爾進入共濟會好比安德烈進入戰爭，精神振奮。很快，失望就來臨了。他發現共濟會組織的陰暗面，最終被驅逐出教會。他再次消沉下來，回到了和海倫的婚姻生活當中，抑鬱症發作。在思想歷練途中，他們總是要患抑鬱症，抑鬱症其實是嬗變的前兆。精神跋涉的旅程是相當漫長的，什麼是幸福的答案，還很遙遠，可正在接近它。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事，關係到安德烈，卻對彼爾的生活起到推動作用，那就是娜塔莎被海倫的哥哥誘惑，背叛了安德烈。娜塔莎所以受誘惑，與愛情無關，有負氣的成分，也有補償的成分，更因為娜塔莎是那種反叛的女孩。這次荒唐的行為及時被發現和制止，可她和安德烈的婚事也完了，嚴重傷了安德烈的心。彼爾極其憤怒，和海倫決裂了，把財產留給海倫，脫離了這個家庭。這時，法軍和俄軍在莫斯科近郊激戰，庫圖佐夫作出大撤退的戰略，拿破崙即將佔領莫斯科。
拿破崙這個歷史人物就要進入虛構人物彼爾的情節了，這兩個人物的關係開始呈現。人性的戲劇，即將在歷史的時空場景中上演。這是《戰爭與和平》中最令我感動的情節。彼爾走回莫斯科，在長老的書房裡度過整整兩天足不出戶的日子，我將它稱為靜修的兩天。這靜修又有一個現實的名稱，就是醞釀刺殺拿破崙。彼爾變成了一個英雄主義者，就好像安德烈後來變成一個玄思者，這兩個思想者就這樣交匯著跋涉，走著現實和虛無的之字形路途。
法國軍隊逮捕了彼爾，成為戰俘。彼爾穿著破襯衫，一條士兵的褲子，農民的外衣和帽子，沒有鞋子。可他卻很寧靜，長老所說的過剩的物質全棄下了，生活變得極其單純。在此，我們又發現一個總量，罪與罰的總量，好比安德烈臨終前覺悟到的愛和恨的總量。這一個總量是天意，又由上天來分配在具體的人身上，這便是命運。我以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在個別的局部的命運後面的全體性。
托爾斯泰讓這兩個人分別履行思想的職責，什麼是幸福？安德烈在死亡中找尋，彼爾在活著里尋找。安德烈安詳滿足地死去了，彼爾如何活著呢？妻子海倫死了，彼爾和娜塔莎結婚了，如同民間故事裡說的，他們過著幸福的生活。他們的幸福生活其實是非常日常的，經營農莊，養育孩子，和諧的夫妻之道，不受窮，但也絕不過奢。在這裡，我看到了托爾斯泰對幸福的一種理解，在《復活》裡面也出現過。當聶赫留朵夫跟隨苦役犯走過西伯利亞的流放路途，最後去拜見西伯利亞要塞司令，在司令家中，他看到了一種和諧的生活。司令一家都是性情和善的人，他的女兒請他上樓去看看剛生下的一對小兒女，看著嬰兒酣甜的睡態，他非常感動。經過受苦，他發現人道的生活就是這樣簡樸卻不受罪，問心無愧，生活最好的境界就是這樣的。彼爾和娜塔莎結婚，生兒育女，養家活口。但顯然托爾斯泰還不滿足，還有更宏大的理想，關乎全人類的，他給了彼爾一個任務。時常地，彼爾會出遠門，去彼得堡，娜塔莎以為是處理一些田莊上契約方面的事務，可彼爾的神情卻顯得很神秘，似乎和政治有關係，好像是在和十二月黨人接觸。
娜塔莎確實在安德烈和彼爾的思想變革中起到關鍵性作用。托爾斯泰總在女性身上賦予神聖的使命。托爾斯泰筆下，女性是非常感性的。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可以看到一種熱情的、生機勃勃的形象。娜塔莎的熱情具有建設的力量。她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汲取快樂。抑鬱症時期的安德烈，就是被她的快樂喚起了對生活的興趣，又在彼爾混亂紛沓的思想中，呈現出單純樸素的情感，由此引導走向生活的本義。
有一件事情我企圖尋找答案。就是為什麼讓娜塔莎犯錯誤。安娜和渥倫斯基的愛情是有嚴肅社會意義的，娜塔莎則是一次真正的錯誤，好在托爾斯泰把她推到懸崖邊上，又及時拉住了。為什麼要讓她有這個污點呢？大概因為托爾斯泰讓她也成為一名罪人，再得到救贖，這才有資格拯救兩個思想家。讓娜塔莎在我們共同的罪愆裡面也承擔有一點罪，然後再拯救她，就好像一次冶煉。當安德烈遇見她的時候，她一派天然，純真無邪，而在彼爾的愛情里，她已經是個小罪人了，但這並沒有貶抑她的價值，反而使彼爾更加尊敬她。這不是指彼爾的寬容有更多的愛，而是說，娜塔莎的純潔里已經有了理性。她不單純是個小女孩子，無來由地快樂，而是一個經歷過生活的女性，好像在馬槽里生下基督的聖母馬利亞，是受過孕的處女。對聶赫留朵夫的救贖，是由瑪絲洛娃這個墮落女子來實現的。這些戴罪的女性，就像折斷翅膀的天使誤入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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