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景式解析中國文明形成的力作

一部全景式解析中國文明形成的力作

——評《中國文明：農業與禮制的考古學》

日本京都大學岡村秀典教授的這部新作，以作者十餘年來的若干舊作為基礎編纂而成，同時又是對最新的田野工作與研究成果的梳理整合，其間真知灼見迭出。因而無論就作者自身而言，還是就整個中國早期文明研究領域而言，這本書都可以稱得上是總結之作。

在書名中，作者以「農業」和「禮制」概括中國文明的特質。其中，定居與農業，是全球所有原生文明興起的前提，但以粟作與稻作農業起家，則是中國文明的特色；而以「禮制」來定義中國文明，認為禮制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鑰匙，則實在是深中肯綮的。

關於這本書的性質，岡村教授本人也有開宗明義的界定。他指出，這本書不是作為「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學（其特徵是在文化編年的基礎上描繪民族興亡史）著作，而是基於最新的考古資料，論述公元前三千紀到前兩千紀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從相當注重過程這點上看，作者的研究理念與「新考古學」是相通的，同時在研究視野和層次上又有較大的提升。

在這本32開、不足300頁的「小書」中，岡村教授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關於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全景式畫卷。之所以用「全景式」來形容這本書的風格，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為作者突破了以往注重社會上層的研究傾向與傳統，對社會的變化與國家的確立進行了整體性的闡釋，這種闡釋包括下層結構的「生業」和「生活」，上層結構的「王權」和「禮制」。以此為主線，作者建構起了他對中國早期文明階段性發展的認識框架。即伴隨著農業的發展，龍山時代在各地形成了複雜化的酋邦；至二里頭文化則形成了「禮不下庶人」的具有中國文明特徵的上層結構，王朝開始出現；商周時代又確立了包含下層結構在內的統治制度，國家體制進一步健全。要之，在中國大地上，以農業和畜產為主的生業，與王權、宮廷儀禮和祖先祭祀等組成的禮制，相互間密切聯繫，在公元前兩千紀引發了社會整體的巨大變革。

在這一宏大而嚴肅的敘事過程中，作者又不惜筆墨地復原了許多關涉人們衣食住行的細節。譬如他詳細描述了酒的釀造、肉的食用之時令，以及犧牲埋葬的季節性。又如他注意到爵這種世所罕見的不對稱器物，顯然是為習慣用右手的人服務的；從爵的手持法與酒的飲用法，可以窺見延續了近千年的飲酒禮儀的細節。這樣的研究展現了考古學的特長與魅力，讀來也不得不嘆服作者的洞察力。

其次，為了廓清中國文明形成的路徑與特質，作者經常把視野上溯到史前時期，對某些要素進行必要的追溯。他把切入點放在公元前三千紀社會顯著複雜化、處於巨變前夜的龍山時代，全書論述的下限則拉伸到西周時期，對各種社會與文化現象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這又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縱向的、歷時性的全景式畫卷。應當指出的是，在目前「信息爆炸」、新的考古材料不斷增多，研究領域逐漸細化的形勢下，學者的研究視野也相應變窄，因而這種跨時代的長程觀察和兼通性研究也就愈顯難能可貴。

同時，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的討論以考古學方法和材料為主，又輔之以對歷史文獻學、動物學和植物學、環境與氣候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的利用，融會貫通，因而才能向讀者展現出一幅生動的立體圖景。書中多處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比較分析，也顯現出作者寬闊的視野，讀來富於啟發性。

如果說這種「全景式」的描繪表現的是作者對研究對象的宏觀把握，那麼這本書的長處還不只於此。作為海外中國考古學研究者，岡村教授的這本著作不是一部「書齋考古學」的作品。我們只要羅列出他在中國當地的主要考古工作，就可以明白這些研究是建立在紮實的田野考古實踐的基礎上的。除了為數不少的考察活動外，岡村教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參加了江蘇草鞋山遺址、湖北陰湘城遺址、河南府城商代城址的發掘，調查了山西東陰商代村落遺址，整理了遼寧文家屯積石冢的出土物。這在具有中國田野考古經歷的日本和歐美學者中也是相當突出的，彰顯了岡村教授在深刻了解中國考古學方面的優勢。

這種優勢還表現在作者對最新資料、信息的捕捉與把握上。這本出版於2008年6月的書，其收錄資料截止至2007年，甚至2008年年初，例如良渚古城的發現等。書中採用了新砦、二里頭、二里岡文化的最新系列測年數據，對新的考古發現做出新的解讀和思考，隨時補充完善以往的認知框架。

作為中國學者，我個人的關注點當然會集中在這本書對中國學界的啟示上。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受西方考古學的影響應運而生的中國考古學，自1920年代誕生之日起就是作為現代學科而出現的，與此前中國所固有的金石學和重視經典的禮學傳統基本上沒有傳承關係。中國學界一直是以肯定的態度來看待學科的這一特質的，學者們強調中國考古學因與傳統決裂而顯現出的科學性和開創性。如果說傅斯年、李濟、梁思永和夏鼐等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因受過乾嘉學派舊學的訓練，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傳統文化的底蘊的話，那麼經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種種社會思潮與教育方針的衝擊，此後的中國考古學界基本上保持著與上述傳統隔絕的趨勢。新一代的學者們越來越難以自如地利用傳世文獻這一寶貴遺產，將其與考古材料緊密結合，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做深入的探究。因而近年才有資深學者，呼籲應密切結合中國歷史文化的實際和中國考古學的實際，在研究中繼承和發揚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走中西文化結合的學術之路（徐蘋芳：《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引進及其傳統》，《中國文物報》2007年2月9日）。

岡村教授也在自身的研究實踐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認為，在幾乎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消亡後，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社會、文化制度還能通過文本保存下來，實在可稱為稀有的文化財產。雖然不能認為儒家等經典完全準確地傳達了史實，但全然無視它們，恐怕也難以確切地理解具有四千年傳統的中國文明。對出土文物的分期和分布，可以用考古學的方法進行分析。但要想搞清諸如商周時代社會與文化中的青銅器和玉器是在什麼場合下，以怎樣的組合，又是如何來使用的等等問題，僅靠考古學的方法是有其局限性的。有鑒於此，岡村教授將中國古代禮書中的相關記載與考古資料相結合，對文明形成期祭祀儀禮中的供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構成了該書一個最大的亮點。作者兼通考古學與古典文獻學的學術背景，使得二者的整合研究在本書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貫徹。這種超越了簡單比附的深度整合研究，代表了今後相關研究應當堅持的方向。

見微知著，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是該書研究方法上的一個特色。就農業史和飲食史的研究而言，關於稻作的起源與傳播、動物的家畜化等都已展開過討論。但水稻是如何栽培的，什麼樣的家畜又是如何被飼養的，它們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變化，類似的關於生業和生活方式的研究還非常少。關於生業的變化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生活於王都的統治者和農民的食物構成有著怎樣的「城鄉差別」也很少被論及。該書則從對動物骨骼和炭化種子的分析入手，聚焦於人們進食的肉和用米做的酒，通過觀察其生活方式的歷時性和階層性變化，嘗試廓清文明的形成過程。關於聚落研究，作者不僅憑遺址規模與結構考察聚落層級，還用日本式方法對陶器和其他遺物進行細緻觀察，從生活的視角入手分析聚落的層級化問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為海外漢學家，岡村教授能以更為平和持重的態度來看待中國早期文明中的社會文化現象，其研究視角和結論都富於啟發意義。譬如他對作為歷史概念的「中國」及其含義的演變，對龍山時代廣大地域玉器的流動及其背景的分析清晰透徹。他認為黃河流域的「五穀齊備」（固有的粟黍、晚出的大豆，以及南稻西麥的引進）是中原王朝興起所必備的物質基礎。對各地新石器時代以來出現的眾多城址和中心聚落的性質，也不乏歷史主義的理性分析。

關於王朝文明的形成，他指出二里頭宮室與禮器等的發現，是西周金文和儒家經典所見「禮制」的原初形態，因而可以把這一時期看作是中國文明的誕生期。二里頭文化因素的擴散，與其說是自二里頭文化積極地、有系統地向外進行信息傳送，不如說是以各地的接受方為主體，有選擇地加以吸收。二里頭時代中心與周邊的關係，不是以強制力為背景的統治與從屬的關係，由於二里頭文化的輻射力顯著增強，周邊地域不斷地接受二里頭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以二里頭文化為中心的態勢。這種不同於一般所主張的「二里頭文化強勢擴張、軍事殖民說」的見解，應更符合當時文化互動的實況。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樣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是寫給並不熟悉中國考古學的日本公眾看的。它深入淺出的闡釋、流暢清新的筆觸，都令人折服。這樣的面向公眾的高質量的學術著作，在中國還極為罕見。但經過幾十年來學術成果的不斷累積，學科不斷走向成熟，在中國，公眾考古學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在這種形勢下，岡村教授及其他海外學者的這類面向公眾的優秀著作，在學術普及上所具有的表率意義，也是不可低估的。

考古學是一門殘酷的學問，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隨時在檢驗著既有成果的可靠性。這本書當然也不例外，它只是關於這一課題的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岡村教授本人就依最新的發現，在若干處訂正、補充和完善了他此前論著中的觀點。但若干推論解讀仍有進一步探討驗證的必要。無論如何，作為一部優秀論著，它的問世必將推動和深化對中國文明形成的研究；而廓清中國這一區域性個案在文明化進程上的特殊性和共通性，無疑也是對探索全球文明史的重要貢獻。

（岡村秀典著，日文書名《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8年6月出版，定價1800日元）

（《中國文物報》2008年10月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