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患者用手機拍下病史後……

我完全沒意識到，那女的正在我身後，翻看著病史記錄，並悄悄地掏出了手機。

作者：麗莎大夫

來源：麗莎大夫的故事（微信號：doctor-Lisa）

（《醫學界》轉載本文已獲授權）

　　有一個小夥子，經常反覆問我：「為什麼要給我用這個葯？」「你確定我是這個病？」「這個指標，怎麼還是偏高啊？」有一回，我無意中看到他在一遍遍地仔細讀著藥品說明書。又有一回，他竟然捧著一本藥典來問：「這種葯會引起畸形，你為什麼要給我用？」

　　他的不信任，使醫生的治療變得不順手了。有一回，主治醫生說：「他身體虛弱，給他吊點營養液吧。」主任卻建議，只把基礎治療做好就行了。

　　社會學家 Marie Haug 發現，年輕人往往對醫生提供治療的動機持懷疑態度。他們了解醫學知識，不把醫生看成權威，更主動地參與醫療過程。他們希望對治療行使選擇權，並對結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但由於有些病人過分焦慮敏感，阻礙了醫生的工作，反而影響了疾病的治療。

　　對於這種質疑，我不會把它與「信任」擺在一起。這就像叛逆期的孩子和母親吵了一架，完全沒有必要懷疑母子的感情。但我的那次經歷，「信任」duang 地碎了一地。

　　我剛上臨床不久，接手了一個心梗的老漢。他住進病房後，總是一副懷疑的神情。一天，護士說：「42床拒絕打針。」我問他原因，他說：「我很好，幹嘛打針？」「你得的是心梗，檢查的結果並不樂觀，需要治療。」我向他解釋。

　　他卻輕蔑地一笑：「醫院的水多深，你會不知道？我感覺很好。」他眯著眼問：「你給我用的是什麼葯？」「這個是利尿葯，減輕心臟負擔的。別輕視你的疾病。」我盡量壓低聲音說。「你把話說直接點，別說不吉利的話，我很好。」他的聲音在我腦中嗡嗡作響，音調越來越高。看到他氣勢洶洶的樣子，我轉身走出了病房。

　　沒想到，故事並沒有結束。

　　第二天我值夜班，有一對年輕夫婦來了。他們大搖大擺地走進空蕩蕩的辦公室，男的說：「我是42床的兒子，想了解些情況。」我讓他倆坐下。我拿來病歷，邊翻看邊說：「他得的是心梗，並引發了較多的胸腔積液。」那女的問：「好像你們只在觀察，有採取什麼措施嗎?」我說：「該有的治療都有的，比如強心、利尿、擴冠——」她打斷我：「到底有沒有利尿?」

　　我沒想到，竟然會拋出來這樣的懷疑。還沒等我回答，男的命令道：「給我看所有的化驗報告。」我坐到電腦前，打開了頁面。女的突然又問：「為什麼最近沒複查心梗標誌物?」顯然，她是有一些醫學基礎的。

　　「他到底有多少胸腔積液？」男的執意要看電腦里的片子。當我指給他看時，他又問：「胸腔積液是不是比之前多了?具體增加了多少?和你們手術有關嗎?」一連串專業而刁鑽的問題，它們猶如連發利箭，直刺入我稚嫩善良的內心。我硬著頭皮，艱難地應付，越發感到力不從心了。

　　我完全沒意識到，那女的正在我身後，翻看著病史記錄，並悄悄地掏出了手機。

　　「不準拍照！誰讓你亂翻醫院資料的？」正巧，導管室的高醫生進來，撞上了這一幕。我趕緊回頭看那位女子。她搪塞了幾句，拉著男人匆匆溜走了。

　　他們走後，高醫生說：「這個病人心梗發作，主任花了好幾個鐘頭才把他的血管打通。當需要家屬簽字同意放支架時，卻被他倆一口拒絕。可若不放，血管很容易再次堵塞，前功盡棄。主任親自出來勸說，他們竟然質疑我們只是為了賺錢。主任回到手術台，結束手術時，絲毫沒有抱怨。可我知道，為了救這個病人，他白白地吃了多少放射線啊！」

　　第二天，主任得知了此時。他淡淡地說：「信任能帶來30%的安慰劑效應，這很重要。病人早已不信任我們了，療效已大打折扣。乾脆讓他早點出院。」我問：「他病的不輕，以後肯定還會『二進宮』的吧？」主任無奈地說：「我們已經盡了責任。他不給醫生機會幫他，自欺欺人，我們又能把他怎樣？」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就像是決心跳樓的人，總是攔不住的。現在，這種病人越來越多，只要他們不動手，我都能忍。」我感到心裡翻江倒海般難過。不僅因為主任的這番話，也因為擔憂這個病人——下次發病，哪個醫生還敢收他啊？他的所作所為，傷了醫生的心，但他卻是在玩自己的命啊！

　　同事說：「有一回，我和病人談話。無意中看到，他的手藏在桌子下面，手裡竟然拿著一支錄音筆。」另一個同事說：「有一次，我給病人做腰穿，缺了葯。我正焦急地等著拿葯時，病人家屬突然衝進來，破口大罵，還又是錄音又是錄像的。說醫生無良，拖到現在，要告醫院，發布網上，讓我失業......」

　　聽後，我無言。這何必呢？

　　社會學家發現，病人對醫生缺乏信任，與衛生服務向消費主義轉移有關。越來越多的人把衛生服務簡單地看做交易買賣，「病人——醫生」的關係轉變為了「消費者——衛生服務者」的新關係。新觀念里，傾向於「顧客總是對的」，或「花了多少錢？得到了什麼服務？」，使病人在醫患關係中佔據了更高的地位。自主選擇、挑剔質疑、提高待遇等行為被視為理所當然了。

　　同時，醫生的專業權威卻被越來越多地限制。Ritzer等學者提出，醫生的權力正在衰落，這意味著專業自主性下降和對病人的控制能力下降。醫學事業的利潤取向，從強調服務患者的理想轉向了創造利潤的高效性。醫生的權威似乎不及以前，他們會受到病人、政府、衛生服務組織更嚴格的審查。來自消費者自下而上的壓力，和來自政府及商業公司自上而下的壓力，醫生被夾在中間，苦不堪言。

　　在這種背景下，不斷傳來質疑醫生的聲音，無可厚非。況且，若病人真的能發現並糾正醫生的失誤，得到更好的治療，即使醫生失了權威，這又何妨？可是，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在徒勞無功啊，甚至白白失去了30%的安慰劑療效。

　　信任是人與人和諧關係的基石。可是，在當今不斷異化的社會裡，信任之花瀕臨枯萎。而醫院，正是信任危機、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口。在這裡，病人質疑醫生，並不是新鮮事。如果鬧成了醫患糾紛，兩敗俱傷的結局顯而易見。但殊不知，心照不宣的暗地裡較勁，後果同樣如此。

　　也許，為了得到更好的療效，病人只能選擇信任醫生。因為，信任是得到有效治療的基礎。它所帶來的安慰劑效應，遠比你想的要神奇。可即便你已經深諳這個秘密，或許仍難以避免療效的大打折扣。因為，倘若你的心底已經被不可抗拒地鋪滿了懷疑的土壤，無論如何偽裝造勢，也不能改變一個事實——貧瘠的土地是生長不出甘甜果實的。

　　這該是多麼的諷刺！它不僅僅是病人的無奈，也是社會的悲哀！

　　也許，當醫患之間重新綻放出信任之花時，社會便健康了，大家也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