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關鍵奠基人——康熙帝—東方阿明的博客—強國博客—人民網

歷史是一個不斷積澱的過程，現代中國是古代中國的發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創了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歷經兩千多年的演化，最終才有了今天的中國——擁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由56個兄弟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綜觀整個古代中國歷史，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人們可清晰地看到兩條基本線索：

第一條線索：政治上經歷了由分裂向統一的發展過程。

其表現形式是：分裂——統—，再分裂——再統一，再分裂——直至形成鞏固的統—。如先秦的分裂，到公元前221年秦的統一；220年三國的分裂，到280年西晉的統一；317年東晉、十六國的分裂，到589年隋的統一；907年五代的再分裂，到1276年元的最終統一；1368年明代——至今，則是中國統一的不斷鞏固過程。

第二條線索：境內各民族的不斷融合。

其表現形式是：以儒家倫理道德學說為代表的漢文化隨歷史的發展，不斷地被各少數民族所接受。這種文化的融合，其最大特點：完全是在各少數民族自願，特別是在少數民族上層自覺、主動地進行的。如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元、清兩代蒙古族、滿族統治者官方推行的大融合政策等。

正是這兩條基本發展線索的相互推進，才聚合、凝結成為一部跌宕起伏，而又波瀾壯闊、豐富多彩的古代中國史。在這一演變發展過程中，無數歷史人物都各自在不同的時空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康熙帝，就是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最後形成的關鍵奠基人。

奠定了近現代中國的疆域版圖

疆域是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與發展基礎，是立國之本。古代中國的疆域，在不同時期總是隨歷史的發展有不同變化。一股說來，像秦漢、隋唐、元明清等這樣統一時期，疆域版圖就比較大；像三國、南北朝、五代、兩宋等分裂時期，疆域版圖相對就比較小。然而，不管是大還是小，對奠定近現代中國疆域版圖具有決定意義的，還是明清時期；而對奠定明清時期疆域最具決定意義的歷史人物則是康熙帝。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曄（1654——1722），是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對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偉大君主之一。他8歲登基即帝位，14歲親政，在位61年，也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開創的「康乾盛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他的最大貢獻，無疑就是鞏固了古代中國歷史的發展成果，維護與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從而為近現代中國的疆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康熙上台掌權時，雖說清代在全國的統治日趨穩定，然而，實際上國家仍面臨著分裂的內憂與北方沙俄擴張的外患的四大問題。康熙帝憑藉其雄才大略，終於一一解決了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三藩」叛亂問題。

「三藩」是指以平西王吳三桂（駐雲南）、平南王尚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駐福建）為代表三股地方割踞勢力，其中尤以吳三桂勢力最大。當初它們是清廷入關鎮壓李自成起義軍和南明殘餘勢力的藉助力量；但20年後，天下平定，然「三藩」仍控制著龐大的軍隊不肯裁撤，對清政府造成極大的壓力。僅以國家財政為例，「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加上吳三桂反覆無常與多疑的個性，「三藩」實際上已成了危害國家統一、穩定的一顆「定時炸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奏請回遼東養老，要求將爵位讓給兒子尚之信承襲；隨後，吳三桂和耿精忠為試探朝廷態度，也假意請求「撤藩」。

面對強大的「三藩」勢力，敢不敢接受他們的「撤藩」要求，敢不敢「碰硬」，敢不敢拆除這顆「定時炸彈」，這對年輕的康熙來說，無疑是對其政治智慧與政治魄力的嚴峻考驗。

其時朝臣們大多俱怕吳三桂的勢力，怕激變釀禍；主張可暫先撤去耿精忠的藩國，其它二藩從緩。康熙帝深知吳三桂蓄謀已久，與其養癰成患，不如痛下決心，遂抓住這個時機，果斷批准「請求」，決定三藩並撤。同年十一月，吳三桂起兵反清，自稱「周王」，決定明年為周王元年，其他二藩也響應參與叛亂。

「三藩」叛亂，一度舉國震驚，「東南西北，都在鼎沸」。大臣中主張向吳三桂妥協的聲音高漲，大學士索額圖甚至要求將「前議三藩當遷者，皆宜正以國法」，以向吳三桂謝罪。在這緊要關頭，康熙頭腦清醒，毫不動搖，義正詞嚴地駁斥：「撤藩出自朕意，他們何罪之有？」堅定了主張平叛大臣的決心。

康熙堅定地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確決策，大膽起用漢族將領，採取分化「三藩」，團結多數，孤立吳三桂的策略，歷經8年艱苦鬥爭，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平定了「三藩」之亂。

第二個問題：統一台灣問題。

台灣自古是中國的領土，明代末年一度被荷蘭殖民主義侵佔。順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侵略者，將台灣變成「抗清復明」的基地。鄭成功逝世後，其子鄭經無多大作為，長期陷入鄭氏家族爭權奪利的內鬥，後純粹淪落為一分裂政權。經過20年歲月的演變，兩岸的政治、經濟形勢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已成為兩岸人民的期盼。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審度時勢，積極部署統一台灣的鬥爭。命福建總督姚啟聖，會同提督施琅統籌進攻台、澎事宜，積極建設水師。次年，康熙下達攻台令，施琅率戰艦300多艘、水師20000餘人向台、澎進發，7天後攻克澎湖，台灣震驚。鄭成功孫子鄭克塽鑒於形勢的發展，決定接受清廷的招撫條件，派馮錫圭等到達澎湖，遞交降表及台灣地圖、戶籍冊。隨後，施琅率清軍在台灣登陸，接管台灣全境。

根據康熙的諭令，清政府在台灣設置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對台灣各方人士，均給予優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又將鄭氏父子兩樞歸葬故地南安。康熙的這些善後措施，保證了台灣問題的圓滿解決。台灣問題的解決，有力地鞏固了東南邊疆，確保了國家領土的完整與統一。

第三個問題：制止沙俄擴張、解決捍衛北部邊疆問題。

沙俄原是個在「莫斯科公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歐洲國家，16世紀後期越過烏拉爾山進入亞洲。經過不斷的向東擴張，到17世紀康熙時代，它已侵入我黑龍江地區，強佔我雅克薩和尼布楚等地。這些殖民主義者以「探險」為名入侵我國，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甚至殺食我當地居民。沙俄殖民主義頭子波雅科夫，就喪心病狂地殺食了我50個達斡爾族居民；另一個殖民主義頭子哈巴羅夫夥同哥薩克劊子手，一次曾殺害雅克薩附近桂古達爾村寨達斡爾居民大小達1022口！這些惡魔遂以「羅剎鬼」而聞名我黑龍江地區。

康熙得悉北部邊境的形勢後，親自出巡東北，視察防務，決心組織雅克薩自衛反擊戰。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命都統彭春率軍收復雅克薩，清軍分水、陸兩路進攻盤踞雅克薩的沙俄侵略軍。經過激戰，侵略軍傷亡慘重。最後沙俄侵略軍頭目托爾布津乞降，要求在保留武裝的條件下撤離雅克薩。清軍趕走侵略軍後，平毀雅克薩城，即行回師，留部分兵力駐守愛琿。

可是沙俄侵略軍的賊心不死，拼湊兵力，圖謀再犯。當年秋，在得到莫斯科派來的600名增援後，托爾布津再次佔領雅克薩。康熙接到奏報，即下令第二次反擊。

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清軍2000多人進抵雅克薩城下，將城團團圍困，勒令沙俄侵略軍投降。然而，侵略軍負隅頑抗。整個戰役歷時半年有餘，侵略軍頭目托爾布津被擊斃，最後，以俄方請求撤圍，同意遣使議定邊界告終。沙俄的826名侵略軍，僅66人生還，兩次雅克薩自衛反擊戰均以中國的勝利告終。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雙方經過協商談判，簽訂了一個平等的劃界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該條約規定，中俄兩國以格爾必齊河、額爾古納河和外興安嶺往東至海為界。格爾必齊河、額爾古納河以西，外興安嶺以北，屬俄國；格爾必齊河、額爾古納河以東，外興安嶺以南屬中國。條約從法律上肯定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

第四個問題：粉碎準噶爾部的叛亂問題。

明末清初，蒙古族已分為漠南、漠北與漠西三大部（漠南、漠北兩部為明代的韃靼部後裔，漠西部為明代瓦剌後裔）。清軍入關前，漠南蒙古已經歸屬清代版圖，稱內蒙古；漠北蒙古在清定都北京後也接受了中央政府的管轄，稱外蒙古。漠西蒙古散布在今外蒙古以西、天山以北地區，過著游牧生活。漠西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等部，其中以準噶爾部為最強。

康熙時代，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欲藉助俄國勢力，稱雄西北。噶爾丹在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各部後，又在沙俄支持下，先後向東進攻漠北蒙古，向南進攻漠南蒙古，成為中國北部的一股強勁的分裂勢力。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帝在取得內政、外交的重大勝利後，決定集中力量，著手解決準噶爾問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夏，噶爾丹向漠南喀爾喀蒙古進攻，俘掠人口，搶劫牲畜。他還公然向康熙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的分裂國家的主張。針對噶爾丹的狂妄挑戰，康熙毅然帶兵迎戰，親征噶爾丹，打了一仗烏蘭布通（今內蒙達烏達盟境內）戰役。此役分左右兩路夾擊噶爾丹，康熙御駕隨左路軍親征，大敗噶爾丹。噶爾丹逃回科布多，人畜損失了三分之二，3萬騎兵僅余幾千人。

烏蘭木通戰敗後，噶爾丹雖表面上向清廷認罪立誓，上書請降，但反叛之心未變。時隔6年又捲土重來。這一次，康熙要消滅噶爾丹的決心已定，並在祖宗靈前立下誓言：「誓不以此虜遺子孫」。

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親征噶爾丹。他親率10萬大軍分三路進入漠北，在昭莫多（今蒙古烏蘭巴托南宗英德）大敗噶爾丹。是役噶爾丹全軍覆沒，只帶幾十騎親隨脫逃。

三十六年（1697年），為徹底消滅準噶爾叛亂勢力，康熙帝決定第三次親征噶爾丹。他率大軍從歸化出發，直逼噶爾丹老巢。噶爾丹全無思想準備，攻守無策，只得聞風而逃。在倉皇出逃途中，眾叛親離、走投無路，最後落得個病死逃亡途中的可悲下場。其女鍾察海「率三百餘眾來降」。

準噶爾貴族噶爾丹叛亂勢力的殲滅，使清代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了漠北地區，鞏固了北部邊疆。

康熙平定「三藩」，統一台灣，驅逐沙俄，滅噶爾丹，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牢固地鞏固了古代中國的疆域，從而成為近、現代中國的「古有領土」與基本疆域：

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南海諸島及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東南到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其陸地總面積為1300萬多平方公里。誠如毛澤東所言：

「我們今天繼承的這大塊版圖，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時牢固地確定了的」。（參見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

構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康熙在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大貢獻，那就是能把漢、滿、蒙、回、藏、維、壯等50多個民族，牢牢地團結在一起，歷經自他開始的數百年的統治，促進了國內各民族的融合，最後構建了近代中華民族大家庭。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兩條：一是能團結各民族的上層；二是能主動接受漢文化，並以漢文化去融合各民族。

滿族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掌握中央政權，進關時全部人口不過20萬，以這樣少的人口去統治那麼一個大國，佔領那麼大領土，管理那麼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那麼，為什麼會成功呢？內中有什麼奧秘呢？

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因為「康熙皇帝發明了一個統一戰線」。

什麼叫「統一戰線」？質而言之，那就是團結人的本事，是一種團結人的政治策略，也是一門團結人的藝術。

康煕帝「先團結蒙古族和其它少數民族，後來又團結了漢族的上層人士」（《聽毛澤東講史》），從而在國內構建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這樣就把約1，3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50多個民族牢固地結合在一起，逐漸成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共同體。

蒙古族是我中華民族中的一個重要民族，它是一個彪悍驍勇的草原游牧民族。自13世紀初，橫空出世，鐵騎南下，接連滅西夏、金和南宋，至1276年一統華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掌握中央政權的元王朝。1368年，朱元璋在農民起義的基礎上建立明王朝，取元代之。可惜在勝利的條件下，明太祖不會團結人，沒有處理好同蒙古族的民族關係，致使蒙古貴族殘餘勢力棄中原而走漠北，繼續馳騁於萬里草原，成為大明王朝來自北方的心腹之患。

及至明末，後金興起。其時，蒙古各部仍十分強大。努爾哈赤一面與蒙古族中的敵對勢力展開爭奪；一面又爭取部分蒙古部族與之合作共同反明。皇太極繼承乃父遺志，建立大清，他繼續結好蒙古，擴大雙方王公貴族聯姻，創建蒙古八旗，廣泛接納蒙古人加盟，給予特殊禮遇，奠定「屏藩蒙古」之策。由此，滿清贏得漠南蒙古的歸附，漠北蒙古亦俯首稱臣，遠處西北的漠西蒙古即厄魯特蒙古也於清崇德七年（1643年）遣使朝貢，以示臣服。滿、蒙兩族的結盟，為清廷問鼎中原，在戰勝李自成、張獻忠及南明諸政權的軍事鬥爭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蒙古族成為滿族統治整個中華的最重要助手，清廷亦給蒙古族以獨特地位，予以有別於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優厚禮遇。

清王朝定鼎中原後，如何經營北方，如何處理好與蒙古各部的關係，這對中國國家的統一，清王朝政權的鞏固，都具極其關鍵的意義。縱觀中國歷史，邊患大多來自北方游牧民族之侵擾。北方無事，則中原安寧；北方失控，則國無寧日。

康熙帝繼承其祖先的親蒙之策，進一步發展密切「滿蒙一家」的關係，主要採取封爵、聯姻和賞賜等幾種方式。

早在皇太極時期，清政府就沿用努爾哈赤創建的八旗制的組織形式，將臣服的蒙古分為若干盟（大區）旗（基本單位）讓蒙古領主統治。除外蒙古仍保留有大汗的虛位稱號外，將原先蒙古各部的稱號一律取消，另行任命札薩克（蒙語，「執政」之義），允准世襲相沿。作為旗的統治者，札薩克隸屬於清廷理藩院和將軍、都統節制。各旗必須根據清廷的規定和法令來處理旗內各項事務，旗既具有軍事性質，又維持封建秩序，是軍政合一的單位。清政府依照蒙古貴族的地位高低、效忠程度、戰功大小，比照滿族貴族爵秩，分別對這些領主授以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爵位；封爵均可世襲，延及後世。獲得爵位者，清政府給以傣祿；還允許他們擁有向所屬徵收賦稅、派遣差役等特權。

1691年（康熙三十年），戰勝噶爾丹叛亂後，康熙以「喀爾喀全部內附，封爵官制宜有更定」，遂封王公、貝勒等爵，各授扎薩克，編佐領，照清舊有四十九旗之例加以改編，鞏固了統治。

在封爵的基礎上，康熙又通過兒女婚姻與蒙古王公聯姻，進一步密切與蒙古貴族的關係。據史料記載，康熙先後有五個女兒嫁到了蒙古。

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有一個形象可愛、性格倔強的劇中人——藍齊兒格格。其實，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她的原型就是康熙最寵愛的女兒固倫榮憲公主。康熙有20個女兒，固倫榮憲公主是他的第三女。公主的母親為榮妃馬佳氏，與長皇子承瑞、四皇子賽音察渾、六皇子長華、八皇子長生、十皇子允祉等同母。康熙十二年五月初六日生，19歲時封為和碩榮憲公主，同年下嫁蒙古巴林部博爾濟吉特氏的烏爾袞。康熙四十八年公主又被封為固倫榮憲公主。額附（駙馬）烏爾袞，系巴林部札薩克多羅郡鄂齊爾的次子，鄂齊爾之母為清太宗皇太極之五女淑慧長公主。康熙四十三年烏爾袞襲巴林部札薩克多羅郡王，長期跟隨康熙從征，後卒于軍中。

榮憲公主是康熙的「掌上明珠」。公主嫁出後，康熙帝曾經四次遠赴巴林巡視，這中間固然含有軍事、政治目的；但也更多的體現了其對榮憲的父女深情。現今位於查干沐淪河邊的大板鎮右旗政府院內，仍遺有一座著名的康熙行宮，這就是當年榮憲公主為其父親巡幸，特意於康熙四十五年建造的建築（因為烏爾袞戎馬一生，南征北戰，巴林的政務基本由榮憲公主掌管）。清代在中國北部邊疆修建皇帝的行宮，這是惟一的一處。

康熙再一個籠絡蒙古貴族的辦法就是賞賜，這往往通過舉行各種活動、典禮而實施。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內蒙古卓索圖、昭烏達兩盟之牧地周圍，劃地千餘里，設「木蘭圍場」。「木蘭」者，滿語「哨鹿」之意也。此後，每年秋季由皇帝親自統率八旗王公貴族及將士馬甲，在圍場舉行圍獵活動，並進行賞賜，稱為「狩獵大典」。

和平年代，武備極易廢弛，康熙的圍獵實際相當於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訓練。圍獵時各種動物狼奔豕突、東躲西藏，與敵兵無異；而八旗將士在方圓百里的圍場內縱橫馳騁，刀光閃閃，萬箭齊發，一派沙場征戰的壯麗圖景。其實，康熙設木蘭圍場的真正意圖不僅在軍事而在政治，目的為了籠絡蒙古上層，做好聯絡感情的團結工作，以吸引內外蒙古貴族廣泛參與；同時，皇帝亦可借出塞秋狩之機，接見各部落蒙古王公貴族，設宴共飲，大加賞賜，廣行施恩，以鞏固國家的安定與統一。

後來，康熙為強化木蘭秋狩之制，使會見蒙、藏等上層地點固定化，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親自選定在京師與木蘭圍場之間的熱河興建行宮，以便能為木蘭圍場主持狩獵活動的皇帝及其隨從提供住所，這就是熱河承德避暑山莊的由來。現今尚存的外八廟就是當年接待蒙、藏上層貴族與活佛喇嘛的場所，它像眾星拱月般圍繞著避暑山莊，山莊則是皇權的象徵。這些代表著漢、滿、藏等不同民族的廟宇建築，則象徵著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

康熙雖是滿人，但他全面學習、繼承了漢文化，其本人實際上成了一名漢學專家。最為可貴的是，他能主動地用漢文化去融合滿、蒙、藏等各民族，使漢學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這是康熙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獨特貢獻。

康熙崇尚儒學，尊崇孔子。他南巡時，特地去曲阜謁孔廟，召集百官，講經論義；甚至不惜以天子之尊，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大禮。他對歷代儒家代表人物均優禮有加，為他們建祠廟、立牌坊，親題匾額。在歷代儒學大家中，他特別尊崇朱熹，認為「孔孟之後，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宏鉅」；稱朱熹的文章「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御纂朱子全書》序言）。顯然，康熙已把儒家學說作為他「齊家、治國、平天下」，特別是是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指導思想。

康熙九年（1670年）他又按照儒家思想制定並頒發《聖諭十六條》，要求作為全體大清臣民的行為準則，其內容是：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聚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學；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帝同樣把儒學推向蒙古各部。這既是為了加強對蒙古的治理，更是為了讓蒙古人同滿人、漢人相融合。這種融合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灌輸「忠孝」思想，要求蒙古官員「守制」。康熙七年十月，清政府下令，「命內外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武官，為其父母，祖父母以及繼父母，繼祖父母居喪三月。康熙十二年，宗人府等衙門又議各旗滿洲、蒙古的父母、祖父母亡故後的「守制」，要求凡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及滿洲、蒙古、漢軍文武官以上，遇有父母喪事，不計閏，准守制二十七月。康熙將蒙古納入到滿、漢軍之中，共同遵守「孝制」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對蒙古人的一種融合，讓已經歸順的蒙古各部，能在「華夏禮儀」的「倫理道德」中進一步使理念同一。

二是要求確立「忠貞節烈」觀念，大力提倡蒙古婦女「守節」。康熙要求蒙古各部每年一次旌表申報蒙古的節婦、烈婦。據康熙二十年統計，蒙古所表彰的節烈婦名單有40人以上。康熙通過對蒙古節婦、烈婦的表彰、建坊等方式，目的在於促使蒙古各部樹立統一的道德觀，推動滿蒙漢文化的融合。

三是在蒙古地區推行科舉制度。康熙二年九月清廷就恢復了八旗鄉試，該年中舉的蒙古人就有17名。康熙六年又命令滿洲、蒙古、漢八旗軍、和漢人同場考試。康熙八年七月，又定滿洲、蒙古、漢八旗軍的鄉試、會試數額。

為進一步營造中華各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康熙還在大力發展科舉制度的基礎上，「稽古右文，崇儒興學」，網羅大批知識分子，搜集、編纂和注釋古代典籍。康熙一代，先後「御纂」、「欽定」研究儒學經典的著述，就有《周易折中》、《日講四書解義》、《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等，並開始《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至雍正時完成；又編纂《康熙字典》；也正是在康熙的影響下，到後來乾隆朝時，才有《四庫全書》——我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面世。康熙的這方面工作，對團結廣大漢族知識分子，促進國內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也是清朝政權得以逐漸鞏固的重要原因。

為中國確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地位

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民族的興旺，可以有多種指標，但是歸根到底，還是人口的多寡，特別是在生產力不甚發達的古代，尤為如此。

中國古代的人口長期來隨治亂而變化，時起時落：秦始皇統一全國時，學者估計可統計的人口數約2，000萬左右（林劍鳴：《秦史稿》）；西漢全盛時，據《漢書》記載，為5，959萬多口；到東漢中期，歷經戰亂與恢復，據《續漢書》記載為4，915萬口。

我國秦漢時期，歐洲則為羅馬共和國後期與羅馬帝國前期。據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學者提供的材料，羅馬帝國領土約65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為5，000萬（時自成：《大國標準隨時代變化，21世紀：軟實力更重要》見2005年11月30日《環球時報》）。顯然，這個數字說明，羅馬帝國時代的人口並不比我國東漢時期低！

唐代玄宗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據《唐書》天寶年間人口為5，200多萬口；兩宋時期，國家分裂，戰爭不斷，人口下降，到徽宗大觀四年，即公元1110年，為4，673萬口；明代人口最高數，據《明會要》載，是明後期的6，330萬口！這也是官方記載我國古代在清代以前的最高人口數。

歐洲面積不到1100萬平方公里，與清代時期的中國的疆域大致相當。法國是歐洲的大國，本土面積約佔歐洲的不到5%，18世紀70年代時，當時的人口就有2，400萬。俄羅斯雖然是個地跨歐、亞兩洲的大國，但其人口基本上居住在歐洲部分，這一時期，其人口約為2，000萬。18世紀90年代普魯士面積約30萬平方公里，人口860萬。

我國明清之交，先是經歷長期的農民戰爭，接著又是清兵入關，前後近20年持續不停的戰亂，經濟崩潰，生命塗炭，人口銳減。據清初順治八年，即公元1652年統計，全國人口僅為1，400萬口，大大低於同時期的歐洲。以後，隨著政治的穩定與經濟的恢復，人口才逐年上升，據《清實錄》記載：1661年（順治十八年）為1，900萬口；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為2，034萬口；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為2，460萬口。

這就是說，到18世紀10年代，中國的2，460萬人口實際上與18世紀70年代的法國相當。考慮到兩者之間有60年的差距，中國人口從1652年的1，400萬增長到1712年的2，460萬，60年凈增1，060萬，為75.7%。照理，按此增長比例，中國在18世紀70年代的人口數應為4，322萬口。這個數字雖超過了當時的法國，但遠遠還比不上法、俄兩國的總和，更不能與整個歐洲人口相比。

儘管有學者對《清實錄》中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的統計數字有懷疑，認為這個數字偏小。有的認為，這是因各地方為要逃避賦稅而故意隱匿漏報造成的；也有的認為，這是統計口徑上出了問題（認為1712年統計是按「丁口」為單位的，未包括16歲以下和60歲以上的人口）。然而，即使上述懷疑成立，把16歲以下的小孩與60歲以上的老人數都算進去，其出入也不可能大過於它的統計基數，即1712年清政府公布的人口數為2，460萬。因此，退一萬歩說，就算這種誤差達到基數的1比1，那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我國的實際總人口數，也絕對不會超過4，920萬口！據此，我們不妨把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的人口統計數，修正為約5，000萬口。可是，實際上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後，中國的人口數發生了突飛猛進的增長：

1741年（乾隆六年），中國的人口就破億數大關，達1．4億口；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時，更達2．21億口；

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已為4．1281億口！

就是說，在1712——1840這不到130年間，中國的人口從不到5，000萬發展到4.1億，猛增8倍以上！約每44年翻一番！從此穩據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寶座」，也就大大地超過了歐洲的總人口。

綜觀秦漢以降清代以前，我國古代的人口數，長期徘徊在一個幾千萬口的框架之內，諸如在漢、唐、明、清的統一強盛時期，人口就會多些；遇到國家分裂與戰亂、災荒頻發時代，人口就會銳減。但多不超越6，400萬，少不低於1，400萬，消長全隨周而復始的治亂而變。其內在規律是：封建自然經濟的簡單再生產制約著人口的過快增長，始終只能保持著糧食生產水平與人口之間的動態平衡。那麼，為什麼到了18世紀10年代以後，中國的封建社會性質未變，而人口消長局限的框架怎麼會被突破了呢？這就得從康熙皇帝頒布的一道政令談起。正是這一道政令，或者說正是這一政策，從此使中國成了世界的第一人口大國。

中國自公元前348年（秦孝公十四年）商鞅在秦國變法實行「初為賦」以來，國家保持原先按田畝向百姓征「租」外，還要按人口向他們徵收人頭稅。西漢時期又進一步完善了以「租、賦、役」為內容完整的封建賦稅制度，從此，按田畝征租，按人口納稅服役（人頭稅）的做法就一直被沿用下來。這種人頭稅是封建國家的一項重要收入，是統治階級強加在農民頭上的一隻「緊箍咒」，封建稅負往往會隨農民收穫的增加而增加，卻不一定會因其收入的減少而減輕。它使農民永遠也擺脫不了窮困悲慘的處境。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頒布了一道政令，宣稱「今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康熙皇帝認為自己是「聖主」，他統治的時代是「盛世」，生於盛世的子民，國家可以免除他們的賦稅負擔。於是規定：1711年以前出生的人，照舊例仍要向政府交納人頭稅；1712年以後出生的人就免了。以後，到了雍正時代，清政府進一步進行稅制改革，全面推行「攤丁入畝」政策，徵收統一的「地丁銀」，又把1711年以前出生的人的那部分「丁稅」，分攤到土地上徵收。按土地的多少收稅，實際上就是按人們的財產和負擔能力來徵稅，這樣，實際上取消了自西漢以來推行了兩千多年的人頭稅制度。農民大多丁多地少，這一政策自然就有利於貧苦的農民大眾，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了無地農民的處境。在古代封建社會裡，農民始終是社會人口的主體，也是人口繁殖的主力軍。他們賦稅負擔的減輕，意味著社會生存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多養活幾個子女。這也就成了為什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後，中國人口突然迅猛增長的真正原因。

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勞動力，是社會生產力的最最主要構成。只有有了人，才能去墾荒、去開發耕田；也只有有了人，農業生產才能進行，社會的一切才能運轉。因此，在古代中國歷史上，人口的興旺與衰減，既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動能；同時又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發展成果的標尺。可是，封建國家的人口興旺與衰減，又總是與統治階級的統治政策緊密相連的，又總是與統治階級剝削、壓榨的程度成反比的。統治階級越是貪婪，剝削、壓榨愈厲害，人口就會衰減；反之，每經改朝換代以後，統治階級相對地能夠執行較為寬鬆的政策，這時人口就會興旺些。1662年康熙即位，其時正是改朝換代初期，也是百廢待興之時，全國國土面積相當於整個歐洲，可人口卻不足1，900萬！（僅為明代的三分之一稍強）如此地廣人稀，正是發展人口之時。康熙、雍正二帝治國有方，自覺不自覺地懂得「人是社會生產力的第一要素」的道理，能改革長期阻礙社會發展的賦稅制度，取消了「丁稅」，實實在在地給廣大農民減負免稅，這大大有利於人口的增殖，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也給清代「康、乾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康熙的一個賦稅政策，曾使中國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裡，成為世界的第一人口大國，也促進了18世紀中國封建經濟的繁榮發展。

要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就得具備三個基本條件：有一塊較大的領土，有較多的人口，有國內各民族良好的融合，這些也是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最基本條件；康熙帝恰恰在這三個方面，都為中國歷史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最後形成，固然是兩千多年歷史發展的產物；然而，它同時又是與偉大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傑出作用分不開的。康熙帝無愧是中國歷史上偉大歷史人物的一位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