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教授」的妥協

「超生教授」的妥協

實習記者_王嵐清 記者_張小摩 北京報道 攝影_劉浚

2012.06.18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3期

　　6月6日，2歲半的「黑孩子」楊若楠上戶口了。

　　這之前的兩年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因為女兒若楠的「超生」問題而下崗，並被要求上繳社會撫養費240642元。之後，他起訴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並撰寫大量批判計劃生育和分析人口問題的文章，甚至不惜以「賣身交罰款」等行為藝術進行抗議，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

　　真正的轉機發生在今年5月。賦閑在家的「超生教授」楊支柱，帶著一家人回到湖南老家住了半個多月，這期間，他錯過了一個來自學院人事處的重要電話。等到5月底他回學院後，才接到正式通知，他可以回學院上班了——但暫時不能講課，為他專設了一個科研崗。

　　記者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確認了這個消息。楊支柱還表示，「據說安排工作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讓我再靠批判計劃生育吃飯。」

　　「不上街，不上訪，只上網」

　　今年2月8日，在起訴北京市海淀計生委（海淀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失敗後，楊支柱發現妻子陳虹的銀行賬號被凍結了。4月下旬，該賬號被划走了240642元後，被解凍。

　　這個「罰款」決定，是根據2011年6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審判決實施的。凍結之後，法院的工作人員並沒有立即從賬戶上劃款，因為上面的定期存儲利息就要到期了。為減少楊的利息損失，法院採取了「人性化」的執行，劃款時間改在了4月14日定期存儲到期之後。

　　從凍結到劃款的過程中，抗爭了兩年多的楊支柱心有不甘，他通過微博等平台在網上發起了「楊支柱要飯」的活動，向願意支持他的網友募捐，每份的額度為100元。

　　在公告中他聲稱，「我需要的是支持，不是憐憫。凡是贊成計劃生育政策的，千萬不要因為同情我的遭遇而捐助；凡是懷疑我想藉此發財的，千萬不要因為憐憫我的孩子而捐助。」

　　據楊支柱披露的數字，通過「要飯」事件，他一共得到了校外捐助11萬多元。許多人因為關係特殊，不止捐了100元，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也有十多位教師和幾位處級幹部參加了捐助。「要飯」活動集中進行了一周後，楊宣布所得款項已能滿足他的生活需要，不再接受捐款。

　　從「賣身交罰款」到「楊支柱要飯」，楊支柱策劃的一系列抗爭事件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也許是擔心劃款後楊支柱會有過激反應，在劃款之前，楊支柱所屬的紫竹院街道主任、書記和居委會先後要找楊支柱談話，學校管計生的幹部和居委會主任也找過他。開始，楊支柱一律不見，後來他的律師朋友周澤出面，他才在居委會見了街道辦的主任、書記。

　　據楊支柱說，這次見面的主題是勸說他「自願履行」法院判決。

　　楊支柱很乾脆地拒絕了這個提議。對方表示若楊能「自願履行」，可幫助他免除部分滯納金，楊對此十分不屑。他計算過，兩年的滯納金也不過一兩萬元，更何況只是免除一部分，他不可能為這點錢「低頭」。

　　對方隨即又提出為楊支柱解決工作問題。「我們看你特別會找毛病，我們想改善一下居委會的工作，你給我們當監督員，到我們街道上監督居委會，他們有什麼違法亂紀的事情，你給我們指出來。他們不改正，你就向我們報告。」

　　「我不幹，跟我學的民法專業沒有關係。」

　　「你媳婦想不想工作？」

　　「當然想工作。」

　　「要不我們給她安排居委會的工作？」

　　「行啊，我媳婦原來在外企，下崗以前1個月1萬。」

　　街道辦主任、書記無語了。這樣，楊支柱把對方給堵了回去。

　　在劃款前一晚，海淀法院執行員、街道辦書記、學校保衛處長、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官等幾方組成的「強大」陣容，再次來到學院做最後的斡旋。主題仍然是勸說楊支柱「自願履行」，並明確表示可考慮他的困難免除滯納金和執行費。

　　楊支柱十分不解，為何要搞這種「勸說式自願」？他回答：「賬號已經被凍結了，法院要執行是法院的事，沒必要經過我同意。」對方又一再解釋說，不需要他出任何書面的東西證明「自願履行」，劃款的工作也不需要他簽名。「那不就是強制執行嗎？為什麼說我自願履行？也不用我簽名，什麼都不用！真的搞不懂！」

　　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爭執了二三十分鐘，後來還是那位警官向他挑明了內理。「他們就是要吃個定心丸，擔心你又想出什麼鬼點子吸引眼球甚至妨礙『穩定』。」楊支柱恍然大悟，他也做了表態，對法院執行其財產「不上街，不上訪，只上網」，法院執行員最終也同意只用「執行」、「劃款」字樣，不提「強制」或者「自願」，滯納金和執行費依然免除。

　　截至發稿時，記者未能聯繫到參加「勸說」的紫竹院街道工作人員。但在楊支柱向記者出示的由海淀區計生委在5月11日下發的《告知書》中，可看到下述文字：關於2010年9月2日對楊支柱、陳虹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一案作出的京海人口收字（2010）11號決定已得到執行，可持本告知書到女方戶籍地派出所聯繫子女入戶事宜。

　　5月初，劃款完成後，法院把相關證明送到楊支柱家中，計生委也把辦戶口需要的《告知書》親自送上門，甚至附送溫馨提示：別把東西弄丟了，上戶的口的時候，法院的劃款收據也得帶上。如此的熱情服務，讓楊支柱有點哭笑不得：法院和計生委也開始上的門服務了？

　　「我並沒有贏，計生委也沒有全贏，算妥協吧。」楊支柱說。

　　妥協之後

　　6月5日，楊支柱在微博上宣布回校上崗的消息後，大多數人表示理解或高興。但質疑他「被招安」的聲音也出現了：「是要堵住你的嘴嗎？」、「招安了！恭喜啊！」

　　面對「招安說」，楊支柱表現得有些憤怒。他的邏輯是：自己既未落草，談何招安？「我不過是被迫留職，現在重新起用。跟那個『造反』完全不是一碼事。海瑞罷了官再重新起用，不是招安。」

　　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某些所謂支持者眼裡，「鬥士」必須鬥爭到一無所有、悲慘絕倫的地步才能滿足他們？「白白被拿走了24萬，還少了兩年多工資，現在依然受歧視不讓上課，一些自稱曾經支持我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表達他們的『失望』了。」

　　今年年初，超生事件出現轉機後，包括妻子陳虹在內的家人就勸說楊支柱接受這個結果。「他們怕以後又出什麼變故，都說把孩子戶口給上了，就踏實了。」

　　2012年6月4日，楊支柱正式去學校報到。這一天，距離他被解職已經兩年零兩個月。

　　就楊支柱的重新上崗，記者就此先後致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副書記李寶國、人事處和法律系。法律系辦公室一位女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楊支柱確實已經重新上班，是科研崗，現在還不能為學生講課。

　　「重新上崗跟當初解聘一樣據說都不是學校的意思，目的主要是堵塞我『賣身交罰款』和『要飯』的借口，或許還包含減少我批判計劃生育的時間的意圖，而我也樂得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楊支柱在微博中如此自述。

　　為其設立的科研崗，還附加了一個限制條件：不準申報有關計劃生育方面的研究課題。「我問我研究什麼，上面有安排沒有？（書記回答說）上面沒有安排，就是不要你在外面流浪，要把你搞回來。第二是說你自己報課題不能報計劃生育類的。」這個科研崗，比之前的教學崗位時間上更自由，而且「收入比之前要高」。

　　兩年的漫長抗爭似乎就此結束。楊支柱的代價，就是兩年的不斷折騰以及24萬餘元的罰款。他沒覺得精神上有什麼傷害，「因為生孩子之前也可能遇到這些事，再說沒有很激烈的事端，（比如）把你抓起來關半個月。」

　　他也一再對外聲明：不會因為有了工作就改變自己的觀點或停止關注計劃生育問題。不過，之前類似「賣身交罰款」或「要飯」這樣的極端方式不會採用了，「已經搞過了，實在搞不出什麼花樣來了。」如果可能，他更原意採取遊說人大代表、給官員寄些宣傳材料等相對溫和的方式。

　　楊支柱批判生育控制政策已經超過20年，在二女兒楊若楠出生以前，他已經寫了三四十篇反思計劃生育的文章，被媒體稱為「超生教授」之後，他便把幾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其中。「我能把幾乎任何話題，包括物權話題——譬如18億畝耕地紅線、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等，都用不了幾句話就輕而易舉地轉到人口和生育問題上來評論。」

　　他有些得意地聲稱：「我就像孫悟空一樣，有一雙識別計劃生育這個『妖怪』的火眼金睛，不管它在什麼地方以什麼形象出現。」

　　這些日子，他開始整理自己批判生育控制的文稿，已定稿30萬字，書名暫叫做《下崗副教授談「人口問題與生育權」》，但他不知道是否能公開出版。

　　「妥協」之後，他的言辭依然犀利。在他剛寫就的萬字長文《我只是一個普及常識的常人》中，他回顧了自己這兩年的經歷並闡述了自己的人口和生育觀。在其中，他駁斥了「減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財富」等論點，稱「強制墮胎對婦女的侵犯遠超強姦」。在微博上，他的觀點與社會學家李銀河的部分生育觀針鋒相對，引起了不少爭議。

　　不過，在實踐方面，他的態度變得明顯有些悲觀。他之前曾放言，計劃生育政策兩三年就能放開，自陳心境說「（我）並沒有幻想打贏官司，只想拖一拖，萬一拖黃（計生政策調整到普遍二胎）我就『賺』了。」

　　但兩三年已經過去，楊開始承認，「現在越來越不敢說這個話了。」

　　小女兒的戶口解決了，楊支柱又開始擔心大女兒楊若一上小學的問題。採訪當天，正是若一去報名上學的前天，楊支柱有些擔心，因為學校報名要求中有一項是需持《獨生子女證》。說到可能遇見的麻煩，他扯著嗓子道：「不讓我報名，我就去起訴他。」

　　不過次日，他就告訴記者，女兒並未由於缺少《獨生子女證》而受到刁難，下個月，他們就可以到學校領取入學通知書了。

　　抗爭的日子正在遠去，他明顯輕鬆了很多，甚至開始談起有關幸福的話題。「我們家有兩個孩子，父母孩子都在一起。在中國，我們算是幸福的家庭了。」

　　來源：http://nbweekly.com/news/china/201206/30265.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