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40年大脈絡

文│王新生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兩國關係的發展趨勢卻令人困惑。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比例達到前所未有的85%，與20世紀80年代的調查結果恰恰相反。

我將邦交正常化40年歷史分為每十年一個階段的四個時期，即1972年到1982年的友好與合作時期、1982年到1992年的摩擦與合作時期、1992年到2002年的對立與合作時期、2002年到2012年的對抗與合作時期。換句話說，在中日經貿領域合作與發展始終是主題，但在政治安全領域卻從友好演變為帶有對抗的色彩，而且按照其邏輯推理，接下來的十年恐怕是衝突與合作時期。

如何解釋這種40年來兩國關係的巨大反差，學術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也提出了各種觀點，其中最為強調的是冷戰國際格局的終結。因為在冷戰時期，為對應來自蘇聯的威脅，中日關係基本保持了平穩的發展勢頭。但正如李建民在《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史（1989-2006）》（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中所指出的那樣：「冷戰的結束，對地緣政治、戰略格局以及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造成了重大影響，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局勢動蕩多變的歷史時期……所謂深受國際體制影響和制約的中日關係，自然也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需要在對自己重新定位的過程中調整雙邊關係。」

具體地說，在政治大國化志向的推動下，日本開始強化在地區乃至世界舞台的主導態勢，因而導致中日關係在政治、安全等領域摩擦頻繁，也引發了國民意識中的抵觸情緒。值得一提的是，李建民指出兩國學術界均出現了中日關係開始向「普通國家間關係」發展的論調，並認為「在日本加速向『普通國家』目標邁進與中國和平崛起勢頭日益明顯的情況下，通過國家間的『普通關係』尋找中日兩國利益的結合點，可能會有利於兩國關係的發展，給雙邊關係帶來實質性的好處」。

在這40年間，小泉純一郎執掌日本政權時期，絕對是中日關係變化的一個重要節點。「政冷經熱」成為描述中日關係現狀的時髦辭彙。確實如此，由於小泉首相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政治關係降低到冰點，但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日經貿關係發展異常迅速，甚至在日本出現「中國特需」的經濟繁榮。

劉江永在其著作《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首先介紹了部分學者認為「政冷經熱」是兩國內外形勢變化使然的觀點，其原因包括冷戰結束後美日將中國視為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潛在對手、中日戰略態勢的變化、中日國內條件的變化、日本決策層挑戰中日關係的底線、日本革新勢力衰退等。在此基礎上，劉江永指出冷戰後政治因素對中日民間經貿影響趨降、中國經濟發展及匯率變化是「經熱」的基本因素，而「政冷」的根源則是日本政治的右傾化，也就是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政界漸佔上風並影響政府決策的一種政治傾向，其行為主要表現為修改教科書美化日本侵略歷史、恢復靖國神社傳統地位等。

正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在《中國大戰略求索》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共享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以更好的維護。」實際上，中日關係出現曲折和困難，除諸多外部因素外，也存在對自己以及日本認知上的局限性。劉建平在《戰後中日關係：「不平常」歷史的過程與結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中強調指出：「1950年代以來的中日關係其實一直呈現『周期性惡化』的發展特徵。『周期性惡化』特徵提示了『人民外交』表象下的戰後中日關係有著不良的歷史連續性結構，只有把握它，才能克服癥狀話語失效和歷史敘事斷裂的危機，才能在基於可靠知識的合理邏輯上嘗試『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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