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儒釋道與中國文化簡述

道教與中國文化

道教緣起道教產生於東漢順、恆之際。佛教在兩漢之際傳人中國後，佛教徒的傳教活動，一定給當時的方士以相當大的刺激與啟發，從而促使他們在中國古代原始宗教的教基礎上去創建中國本土宗教。可以說，外來佛教的傳入對中國道教的創建起了催生作用。 東漢中期的太平道與五斗米道，兩派教義基本一致，其思想和道術均來源於中國古代的鬼神思想、巫術、神仙方術、讖緯思想、黃老思想等。 東漢順帝時，張陵在四川鶴鳴山，奉老子為教主，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並自稱出於太上老君的口授，造作道書。同時吸收巴蜀地區少數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創立了五斗米道,其傳教方式為符籙禁咒之法。 張陵死後，其子張衡、孫張魯繼續在川西北和陝南一帶傳教。這期間張魯割據漢中20餘年，實行政教合一。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張魯歸降曹操，被拜將封侯，五斗米道獲得合法地位，影響日增。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崇奉道教的帝王，這對道教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唐代統治者，自稱為老子後裔，奉行崇道國策。宋真宗稱趙玄朗為其族祖，奉作道教尊神，並實施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公元1220-1223）間，丘處機應詔赴西域謁見元太祖，受到禮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宮觀，道教進入全盛時期。明朝皇帝都尊奉道教，武當山道教建築群就是明朝皇家出資修建的。清代是重佛抑道。雖然有雍正與道士往來頻密，雖然有王常月中興之舉，但總的趨勢是衰落。道家與黃老，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老子)一書的問世，標誌著道家學派的形成。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老子)之前即有湯相(伊尹)和紂臣(辛甲)為道家書，還有齊國的(太公)237篇、(謀)81篇、(言)71篇、(兵)85篇、(管子)86篇，楚國的(竄子)86篇。(老子);之後則有(文子)、(子八）、(關尹子八）、(莊子)、(列子）、(田子)、(老菜子)、(鴉冠子)、(黃帝四經)(即今長沙馬王推出土之黃老帛書)、(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等書。(漢書·藝文志)載道書37家，993篇，可見先秦時期道家學派是很龐大的。(漢書·藝文志)雲: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可見道家之源出自史官，為「君入南面之術」，即君主治國的學說。同時史載自黃帝時設立史官，因此，道家學說的起源，當遠溯黃帝。在戰國後期，齊國首先成為中國文化的學術中心，學者們聚於齊國都城稷下，「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見(鹽鐵論·論儒》）因而以道家為宗的第一次學術大綜合。就發生在這裡當時齊威王「高祖黃帝」，學者們遂將黃老聯稱，共尊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產生了黃老之學,黃老之學成為道家的代名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雲: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司馬談(論六家要旨)雲: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動多。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如。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司馬談所描述的，正是道家在稷下綜合諸家學術變為黃老之學的主要特徵。除了君人南面之學,黃老學說還有「神仙家」和「陰陽家」的思想。(漢書·藝文志)神仙十家之中，黃帝著述即佔去四家，共61卷之多。陰陽家21家中有(黃帝泰素)20篇，又陰陽家16家中有(黃帝)16篇，此外還有風后、力牧、鬼容區等人，他們都是黃帝的臣子。老子的學說，與神仙家和陰陽家的思想本有共通之處。(老子)說:「深根固蒂,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又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是老子學說亦包括神仙家和陰陽家的思想在內。西漢初年，由於暴秦之後，人民迫切需要休養生息，當時的統治者順應歷史要求，以黃老清靜之術治理天下，採取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寬鬆政策。於是起源於戰國時期的黃老之學，蔚然大興盛極一時。當時以研究黃老之學而著名的人物有陳平、田叔、黃生、鄧章、鄭當時、司馬談等人。此時的方士們也喜歡研究黃老如司馬季主、嚴君平等，都是以方士身份而研究黃老之學的人.(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說：「(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他們不但研究黃老，還以老莊之書教人，這是方士們和黃老之學相結合的開始。不過此時的道家及黃老之學，基本上仍是一種社會政治和學術思潮，從這時的《黃老帛書)、(淮南子)、(老子指歸)、(論衡)之中可以證明。西漢政權鞏固之後，黃老之學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不再為統治者所用，漢武帝改為「獨尊儒術」，但是黃老之學此時仍然具有較大影響力。此時的漢武帝既崇尚儒術，又崇尚神仙。這時的治黃老學者轉向從事道家學術和神仙方術的研究，以維護其發展。這時儒家有神化孔子的趨向，讖諱學說也隨之興起。黃老學者與方仙道的方士結合，開始神話黃帝，宣揚神仙之學.從此之後，講神仙之名皆托於黃帝，而老子仍屬道家。說說腐儒、小儒、陋儒、俗儒

孔子認為最高的人格形態是堯、舜那樣的聖王，這顯然是理想主義，以至於孔子認為自己還相差很遠。

無論如何,我不認同儒家把堯、舜這樣的帝王抬得那麼高。在中國歷史上尋找最高的人格形態並非難事，屈原、杜甫、柳宗元蘇軾、岳飛、文天祥、譚嗣同、秋瑾、梁啟超等等都是非常合適的人選,在這些人中,除了屈原是楚國貴族之外，其他均為「士」.

釋迦牟尼放棄王位之後，以一個普通的修行者的身份，他的悟、善、美、仁才可稱得上最高的人格形態。耶穌雖然貴為上帝之子，但他在人間的身份是普通人，他就是以這個普通人的身份成就了最高人格形態。

我一直在考慮：在公元前21世紀以前，作為遠古部落聯盟首領的堯、舜在歷史記憶中的形象與事迹是模糊的，孔子把這種模糊的理想主義的人格形態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畢生楷模，是否有其深意？

除了孟子，儒家在堯、舜這樣的聖王面前的自卑、自謙一直在延續。王陽明曾經對他的學生說道：如果用斤來打比方，堯、舜也許是一萬斤，周公可能是九千斤，孔子大約是七千斤我們現在只有一兩,但是我們這一兩可以煉成黃金，那就很好。

儒家的這種自己給自己定位的自卑、自謙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養成埋下了很惡劣的影響。於是，君王腳下懦弱的臣僕和馴服的奴才就出現了，腐儒、陋儒、小儒、俗儒等「士」的變異就層出不窮了。

「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劉邦沒有讀過什麼書，也看不上讀書人，喜歡罵讀書人，為了羞辱讀書人而故意在洗腳時接見讀書人更是他的痞子傑作。

就是這個蔑視文化，劣跡斑斑，被許多史學家稱之為「流氓皇帝」的劉邦，也會有自甘墮落的讀書人為其效勞。當陸賈出現時，劉邦說我是馬上得天下，與你們讀書人沒關係。陸賈說你能馬上得天下，難道能馬上治天下嗎？劉邦說不行。於是就有善於揣摩統治者心理的俗儒叔孫通對劉邦說：你現在貴為皇帝，而大臣、將軍竟敢與你分庭抗禮，不高興就罵，就叫，甚至還舉刀砍桌子。他為劉邦獻計，制定一套朝拜儀式，朝臣們就會有規矩，守秩序。朝儀訂好後一演習，劉邦看到文武百官整整齊齊地匍匐在他腳下山呼萬歲，感覺非常好，做皇帝真的很受用。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歷代尤其是漢代以後的朝堂禮儀十分繁瑣，誠惶誠恐磕頭至地的百官們的自尊已經跌入地平線以下從而強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極權統治。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各君主國家的朝堂禮儀卻十分簡單，見帝王單膝跪地並不常有，因為那是最隆重的禮節，哪怕他是法國不可一世的「朕即天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中國的帝王身邊總會有叔孫通這樣的腐儒、小儒、陋儒、俗儒的影子，他們總在給帝王出主意如何駕馭臣民同時又在誘導人們如何做好奴才。

於是我們也能看到，現如今國內有如北京天壇祭天儀式，陝西、山西、河南等地祭黃帝、堯、舜、禹等儀式，都有大量的人群跪拜場面。再有，各類表達訴求的，感恩的，要飯的，都喜歡給人下跪。這之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叔孫通之類的影子廣義上說，這也是主張尊卑禮儀等級秩序的儒家帶給我們的負面資產。

可以這樣說:當我們再也看不到、聽不到中國人給貴者、富者下跪的事情的時候，「五四」開始的反封建任務方可完成。

國人應該怎樣看待儒家

儒家思想產生至今已有26個世紀之久，不管國人願不願意，儒家思想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這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表述，儘管這九條之中所包含的內容有許多都與現代價值觀大相徑庭。

我一直認為歷代統治者從孔子身上得到的更多，因為浸透了儒家思想的臣民十分馴順。這也是 後世統治者多次尊奉孔子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的主要原因。

一般認為儒家思想有五個方面的問題：一、以期盼明君來麻痹人民。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甚至發展成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五、「禮」、「忠」、「孝」所包含的負面思想。

我認為：如果我們摒棄儒家在以上五個方面的影響，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近乎純凈的、人性的、現代的儒家。於是，我們就還原出兩位世界文化巨擘，其中一位是智慧的孔子，另外一位是思辨的孟子。

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經過「五四」時期的反封建，再經過文革時期的打倒孔家店，國人似乎對儒家文化是愛不起來，也恨不起來。

而就在我們文革時期，東亞的現代化潮流正席捲著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主流思想毫無例外都是儒家思想。

　我在前面的博客里曾經介紹過，20世紀60年代有一位義大利哲學家說：「中國人是最不容易形成信仰的民族，而沒有信仰的民族是最可悲的民族。」

在世界文化長河中有四大文明體系，即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和東亞文明。

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東亞文明的主體，輻射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之後，形成了一個燦爛輝煌的東亞文化圈。

作為東亞文化圈的主體的中國，不會總是黯然失色。

我們這個民族，也不會是可悲的民族。

佛教與中國文人

北宋時期，隨著《華嚴》、《圓覺》、《楞嚴》等佛教經典中主張的「事理圓融」、「明心見性」觀念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普遍重視，更多的文人樂於接受理論與修行方式相對簡單易行的禪宗。

北宋文人信佛最應該提起的是著名的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與黃庭堅等，王安石晚年也信佛。這裡，主要說說蘇軾。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為北宋詩文革新集大成者。他始終以堅持儒學大義，力行兼濟的品格，活躍於神宗哲宗兩朝政壇。他立身行事，正當敢言，剛腸嫉惡，自言「賦性剛拙，議論不隨。」（《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扎子》）《宋史》本傳上評價他是「忠規，讜論（正直的言論）、挺挺大節。」

蘇軾面臨的是一個充滿矛盾衝突的時代，他的剛直不阿顯然不合時宜。於是他左右支絀，動輒得咎。由於他在朝曾先後與當權者王安石等執不同政見，前後兩次被貶出朝。於是，黃州、徐州杭州、惠州、昌化、儋州等地,都曾出現過不得志的蘇軾的身影。

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被貶為杭州通判，當時杭州為佛教興盛之地，高僧眾多，其中富有文化修養者自然喜歡與當世大才子蘇軾交往。蘇轍詩《偶游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回憶道：「昔年蘇夫子，杖屨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

蘇軾習禪首先與他的家庭環境有關，他的父親蘇洵、母親程氏弟弟蘇轍、繼室王氏閏之、妾室朝雲均信佛。

被貶黃州後，在「烏台詩案」中飽受折磨屈辱的蘇軾，開始直接從佛教中尋求安慰與解脫。他初到黃州，住在一個寺院中，隨僧蔬食。他在《與程彝仲推官書》說起當時灰心杜口的情形：「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蘇軾自號「東坡居士」。

蘇軾最為熟悉的佛經典籍是《維摩》、《圓覺》、《楞伽》等經，他不注重佛教義理思辨，而是注重對佛教義理的領會，這是一種理智的追尋。憑著自己的鑒別分析，蘇軾並不贊同佛教的頹廢、超世以及因果報應觀點，他也不相信佛教真能使人成佛。

由於能夠理性地看待佛教，所以蘇軾從佛教中獲益不少。

一、從佛教中求得靜心。通過對佛教的深刻理解，蘇軾擺脫了險惡途仕帶來的苦悶與煩惱，從而心泰神寧。在杭州，他與海月大師兩人經常相對清坐，「不見慍喜」（《東坡集》卷三十），即可達到形神俱泰的境界。

二、在運用佛教義理反觀人生的過程中，蘇軾涵養出一種超然洒脫的人生態度。這樣的思想形態與儒家的用世思想結合，就形成雖處危難而不懼不餒的心理態勢。即使是在貶官海南儋州的極其艱苦的環境，他「日啖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予胸中」（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作為北宋豪放派的創始者與傑出代表蘇軾的詩文中也沒有衰憊之氣，其氣節也是來自這種不懼不餒的心理態勢。

三、作為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士大夫典範，蘇軾在思想涵養上融匯了儒家、佛家、道家、縱橫家，對各家進行廣取博收。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蘇軾：他多才多藝，文、詩、詞無一體不佳;他書、畫諸藝無一不精;他在各地為官均有極佳口碑，至今杭州西湖上的蘇堤仍在彰顯著他的官聲;他自稱「老饞嘴」，喜歡親自下廚烹制美食，所居之地留下了許多與他有關的美食;他實踐體味佛家主張的「不作不食」，在自家後院躬身種菜。

中國文人一般都喜歡維摩詰居士的形象，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三人：王維，以「摩詰」為字，追尋維摩詰的智慧與佛理的精湛;白居易，從維摩詰身上看到好佛與奢靡生活兩不誤;蘇軾，推崇維摩詰以推進其對人生作理智的思索。

以上可謂：中國文人與佛教，人人不同。

-------------------------------

在《維摩詰》經中，記敘了一位身在俗世而又精通佛法的居士維摩詰，他「以世間為出世間」，即生活在俗世就是出家。精悉佛理甚至能與釋迦牟尼及其智慧出眾的大弟子文殊論辯佛法的維摩詰，在俗世卻是遊戲人間，妻妾成群，享盡榮華富貴。於是，渴望在現實人生中建功立業又希望在心靈層面得到寄託的儒家知識階層，就很自然地把維摩詰作為自己的理想形象。

我曾經在敦煌莫高窟壁畫以及藏經洞藏卷資料中見到許多有關維摩詰的壁畫、經卷與變文。下面是莫高窟103窟（盛唐）壁畫上的維摩詰。 自六朝以來《維摩詰經》即在文人中間廣為流傳，在之後的一千多年間，維摩詰居士一直被歷代士大夫當作典範。這其中就有中唐著名詩人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28歲中進士之後，熱心世務，志在兼濟。他在朝中正直敢言，不避時忌，故而屢遭挫折，在宦海中起起伏伏。安史之亂後的朝政混亂，黨同伐異，傾害賢能，言路阻絕，使得士大夫階層在謀身自保的崎嶇路上，把佛教視作寄託靈魂的好去處。在洛陽，白居易與如滿等.僧人交遊作詩參禪，自稱居士。於是，白居易在政治上走向消極，只求獨善;同時在朋黨之爭中圓滑應處，對各派系不即不離。這樣，他徹底改變了早年的儒家入世之志，使得自己安居高位，在刑部尚書任上終老。白居易對佛教的理解與南宗禪有關。雖然慧能主張心凈，土凈,眼前不異西方，主張頓悟成佛，但他並不反對修持。可是經過慧能的弟子特別是馬祖道的發揮，提出「即事而真」、「平常心是道」。以至於南宗禪和尚可以不禮佛不讀經，也不守戒律。而南宗禪的俗世信眾就更加隨便，只須做個任運隨緣的富貴閑人就算是信佛了。這，正好符合白居易的需要。白居易本質上是個官僚，而不是忠誠的佛教奉行者。他把自己理解的佛教引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中，與佛教教義有很大不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佛教強調貪、嗔、痴為「三毒」。但白居易是詩人，不能忘情。他的《不能忘情吟》說：「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他又自評《長恨歌》道：「一篇《長恨》有風情。」二、佛教主張舍妄求真，舍染求凈，離苦求寂。但白居易功業之心始終未泯， 到晚年仍是常常表露自己流戀人世功名。他的《題舊寫真圖》遺憾地說：「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所恨凌煙閣，不得畫功名。」三、佛教禁止信徒飲酒，而白居易把美酒作為人生享樂的重要內容，稱琴、酒、詩為「三友」。他的《醉吟二首》：「事事無成身老也，醉鄉不去欲何歸？」四、白居易又貪戀女色，直至晚年仍是妻妾成群。從相關記載以及白居易的詩作中可以看到，他晚年的妾室有陳結之、小蠻、樊素、重蓮等多人。從《聽曹剛彈琵琶兼示重蓮》「誰能裁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的詩句，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奢靡生活以及對小妾重蓮的寵愛。白居易到晚年還與妓女往來，他的《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說道：「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作為一個富貴閑人，雖然也讀經、參禪。但是，他對佛教義理不求甚解，以致把佛教當作一種消遣，這與謝靈運、王維、柳宗元有較大的不同。宋祁在《新唐書》中指出，白居易不附麗權貴以為進取計，能夠完節自高。這個評價基本上是正面的。最後，還應該看到白居易作為中唐詩壇宗主以及「新樂府運動」的發起者，文學創作有很大成就。他的諷喻詩和《新樂府》知名朝野，他的《長恨歌》更是愛情的千古絕唱。

道教與中國文化（之一）道教緣起

儒家與中國文化（之四）儒家思想的…

儒家與中國文化（之三）「士」之變異…

儒家與中國文化（之二）塑造傳統知…

儒家與中國文化（之一）完善自身的…

佛教與中國文化（之六）

外來佛教與中國文化（之五）

外來佛教與中國文化（之四）

外來佛教與中國文化(之三）

外來佛教與中國文化（之二）

外來佛教與中國文化（之一）

中國漢傳佛教的困惑------真正的信…

中國漢傳佛教的困惑------出家人的…

中國漢傳佛教的困惑------和尚斂財

中國漢傳佛教的困惑------爭相建造…

佛教與中國文人------結語

佛教與中國文人------蘇軾

佛教與中國文人------白居易

佛教與中國文人------柳宗元

佛教與中國文人------王維

佛教與中國文人------謝靈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