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史

南北朝佛教史 　　東晉之後，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齊、梁、陳，稱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稱跖跋魏），嗣後分為東西二魏，而禪位於北齊、北周，稱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對峙局面，歷時一百六十餘年，後由隋文帝統一。這個時期的佛教由於各帝王的支持擁護，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譯經更為隆盛，大小乘經論弘傳，佛教學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義則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為中國佛教發展快速的時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環境的差異，對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傳東晉法統，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風，所需於佛教者，較之北朝則多偏重於義學，且因南朝諸帝多喜問道，並延請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長足的發展。劉宋文帝曾先後令道猷、法瑗等，弘傳道生頓悟教義，並請慧琳參與國政，文帝之子武帝則時時問法於求那跋陀羅。而後齊文宣王蕭子良廣召賓客高僧，精研佛理，開講經義，並撰述著書。梁武帝親自講經說法，更使南朝佛教達於鼎盛，他曾率道俗二萬人舍道歸佛，又以提倡素食，親作「斷酒肉文」，敕寶唱撰輯《梁皇寶懺》，又建寺鑄像、講經註疏、設齋供僧，推動各種法會、佛事，甚至四次捨身同泰寺，願為佛奴，為歷代帝王中篤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簡文帝、元帝亦受其影響而崇佛。此後陳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輟。 　　 　　南朝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無論是譯經卷數或其範圍，都相當可觀；又經論研究蔚為風潮，進而促成各家學派的成立。晉、宋之交，義學高僧如道生、慧觀、佛馱跋陀羅自關中還廬山而轉建業，沮渠京聲、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羅等譯經高僧亦陸續南來，建業遂代廬山而為南朝佛教領導中心，奠定了南朝譯經的基礎。法顯所譯六卷《大般泥洹經》因道生提倡，至慧觀、謝靈運就北涼曇無讖譯四十卷《大般涅槃經》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經》後，學者靡不研習，群為註疏，因而形成涅槃學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晉兩朝。又沮渠京聲譯《彌勒上、下生經》，兜率凈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時。佛陀什譯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國四部廣律的傳譯。良耶舍譯出《觀無量壽佛經》等，對於凈土教的傳播產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譯出《菩薩善戒經》，為大乘戒法傳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譯出《善見律毗婆沙》，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據，另譯《雜阿毗曇心論》，形成專研毗曇學的風潮。求那跋陀羅最主要的譯經有《勝鬘經》、《楞伽經》，對中國如來藏思想的開展帶來深遠的影響。陳真諦譯有《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大乘起信論》、《俱舍論》等，使無著、世親之學弘傳於中國，同時亦開啟攝論、俱舍二學派。又「三論」以僧朗、僧詮及法朗而中興；《成實》在梁世更為興盛。《法華》的研究，持續平穩發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還包括高僧史傳及佛教經錄的編纂，計有僧佑的《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寶唱的《名僧傳》、《比丘尼傳》、慧皎的《梁高僧傳》等。其中《出三藏記集》的目錄條例，開隋唐經錄的先例。 　　 　　北朝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暫的反佛外，余皆護持佛教，相較於南朝，其佛教的發展與政治間的關係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帶，性多質樸粗獷，對佛教的信仰則多偏於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門法果為道人統，不僅開啟中國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現在皇帝即當今如來」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時代的沙門統曇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設立僧只戶和佛圖戶，首創佛教的社會福利事業，並開鑿舉世聞名的雲崗石窟以為先帝薦福。爾後，龍門、麥積山石窟等相繼開鑿，此為北朝佛教與政治結合，重視佛教事業功德的表徵。 　　 　　北朝佛教除極力主張漢化的北魏文帝提倡義學外，余則多半重視實踐修行的禪、凈、律三門。在禪修方面，有佛陀傳慧光、僧稠以及菩提達摩傳慧可等二系；凈土則以曇鸞為主；律學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禪觀最為盛行，天台祖師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禪觀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較接近西域，兩地僧人往來頻繁，故譯業亦盛；又因為佛學研究者眾多，由此亦促成學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譯經之冠的菩提流支，譯出《入楞伽經》，乃禪觀最重要的經典依據；《往生論》則為曇鸞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凈土一系的基礎；《十地經論》則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論學派，以及曇無讖翻譯的《大般涅槃經》（北本），形成涅槃學，傳入南朝後，弘揚更廣。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發展，已脫離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問難。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間的諍論不斷，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時代發生二次的法難，佛教的發展因而停滯。 　　 　　繼法難的產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經的護法運動由此應運而生。統觀本期佛教，呈上升趨勢，唯各學派的形成，則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礎。 　　 　　［注釋］ 　　 　　根據唐朝法琳的《辯正論》卷三所載，東晉及南北朝的寺數及僧尼數如下： 　　 　　東晉：寺院一千七百餘座，僧尼二萬四千人。南朝：宋，寺院約二千座，僧尼三萬六千人。齊，寺院二千餘座，僧尼三萬二千餘人。梁，寺院二千八百餘座，僧尼約八萬三千人。陳，寺院一千二百餘座，僧尼三萬二千人。北朝：元魏，國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貴族五等諸侯寺八百三十九座，百姓造寺三萬餘座，總度僧尼二百萬人。由此可見南北朝時，寺院僧尼急遽增加的情形。 　　 　　道生提倡涅槃佛性學，風行於南朝，「如來常住」、「真實不空」的佛性說，是屬「真常妙有」系。另有成實、三論、法華學派的性空學者，大多兼治涅槃，是為「真空妙有」系。在北朝則以楞伽唯心為主的禪宗較為盛行，地論學派亦以真常唯心為本，闡述「三界唯心」，故屬真常唯心系。綜觀南北朝佛教，南朝以真常妙有為主，北朝則以真常唯心為主。 　　 　　道猷為道生的弟子，法瑗為慧觀的弟子。劉宋文帝欲解道生所主張的頓悟義，於是邀請二師入宮宣講，受到文帝崇仰。武帝即位後，亦延二師入殿說法。 　　 　　慧琳為道淵的弟子，學通內外典，與謝靈運及廬陵王劉義真交往密切。宋文帝時，廬陵王薦之於文帝，時與議論國家政事，故有「黑衣宰相」之稱。 　　 　　求那跋陀羅（三九四至四六八），中印度人。劉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文帝遣使迎入建康只洹寺，從事譯經工作。譯有《勝鬘經》、《楞伽經》、《雜阿含經》、《大法鼓經》、《小無量壽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共計五十二部一三四卷。又師廣演大乘教法，世稱「摩訶衍」。 　　 　　文宣王蕭子良是齊武帝的次子。奉佛虔誠，自號「凈住子」，所尊崇的高僧有：玄暢、僧柔、法度、僧佑、寶志等多人，故《南齊書》卷四十云：「招致名僧，講說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事，為江左所未有。」 　　 　　梁武帝以前，僧侶尚無素食的規定，武帝決心改制素食，連續寫了四篇「斷酒肉文」，又請當代高僧名流論辯，贊成素食者佔大多數，由此打開中國僧侶茹素的制度。 　　 　　是梁武帝為超薦皇后郗氏所制的慈悲道場懺法。依據《釋氏稽古略》卷二載，梁武帝夫人郗氏性酷妒忌，死後化為巨蟒，入後宮通夢於帝，帝乃請僧制慈悲道場懺法行拜懺禮，夫人遂化為天人，在空中謝帝而去。以此懺為梁武帝敕僧所制，故稱《梁皇懺》。 　　 　　梁武帝所建造的大寺有同泰寺、大愛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開善寺等。 　　 　　匈奴人，北涼王沮渠蒙遜的從弟。劉宋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入宋，專事譯經，所譯經書有《觀彌勒菩薩上、下生兜率天經》、《禪要秘密治病經》、《八關齋經》等十六部十七卷。 　　 　　北印度罽賓國人，為化地部（彌沙塞部）僧。劉宋景平元年（四二三）來華，應琅琊王練及道生等之請，譯出《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三十四卷，簡稱《五分律》。至此，中國所謂的四部廣律：《五分律》、《四分律》、《十誦律》及《摩訶僧只律》傳譯完成。 　　 　　西域人。劉宋文帝元嘉元年（四二四）至建業，譯有《觀藥王葯上二菩薩經》等。 　　 　　罽賓國人。劉宋文帝元嘉元年來華，八年至建康，文帝禮遇之，敕住只洹寺。譯有《菩薩善戒經》、《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優婆塞五戒相經》、《沙彌威儀》等。 　　 　　依《涅槃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的佛性思想所形成的學風，在南北朝時盛極一時。據吉藏《大乘玄論》卷三記載，南朝講「佛性」者有十一家之多，當時義學者流無不講「佛性」。 　　 　　印度人，劉宋元嘉十年至建業。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一載，《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是永明六年（四八八）由僧伽跋摩與沙門僧猗共譯於竹林寺。該書載僧伽跋摩以香花供養律藏，並遵循以前諸律師的作法，每年在律典上點下一點（表一年），師所點是第九七五點，表示佛滅後已有九七五年，此即所謂「眾聖點記」之說。 　　 　　毗曇學派，亦即講究舊譯論書的學派，主要教義以說一切有部的教旨為基礎，主張法體恆有、三世實有。因以慧數或法數為基本，故又稱數家、數論。僧伽跋摩的法孫惠集，於毗曇一部獨步當時，每一開講，聽者輒逾千人。又北方的慧嵩，至東魏從智遊學毗曇，後至彭城（今徐州）講學，世稱「毗曇孔子」。 　　 　　《勝鬘經》為大乘如來藏系經典中代表作之一。主張眾生雖被煩惱所纏，然其本性清凈無垢，與如來同等，故皆具有如來之性（佛性、如來藏）。因此，即使在生死輪迴，也有獲得涅槃的可能。《楞伽經》主要宣說世界萬有皆由心所造，吾人認識作用的對象不在外界而在內心。此說繫結合如來藏思想與唯識阿賴耶識思想，菩提達摩將此經咐囑慧可，故古來特為禪宗所重。 　　 　　西北印度人。曾入建業謁武帝，時值侯景之亂，遂潛行南歸，陳時雖輾轉遊歷各地，但仍譯經不輟，為我國四大譯經家之一。主要譯著尚有《轉識論》、《大乘唯識論》、《律二十二明了論》、《中邊分別論》、《十七地論》等。 　　 　　攝論學派，主要理論根據是《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真諦亦因之被尊為攝論宗之祖。依《攝大乘論》，主張無塵唯識之義，兼立九識義，提倡對治阿賴耶識，以證入阿摩羅無垢識。真諦門人慧愷、道尼、僧宗、慧曠等在《攝論》上各有成就。俱舍學派，主要為研究《俱舍論》的學派。真諦除譯出《俱舍釋論》外，又別作疏十六卷以釋之，慧愷、慧凈、道岳等，亦相繼制疏敷揚。 　　 　　三論的研究，自鳩摩羅什師徒之後，因成實之學盛行江南，遂漸衰頹。至齊、梁，高句麗僧朗於攝山棲霞寺、鍾山草堂寺弘三論之學。梁武帝仰師德風，敕僧詮、僧懷等十位義學僧赴攝山，從師學三論，後僧詮嗣師之法，大興其道，門下數百人，以法朗傳其法，尤善演布龍樹的宗義，因而中興了三論學，後傳至隋朝吉藏，始形成宗派。 　　 　　成實學派是以《成實論》為主要思想依據的學派。鳩摩羅什譯出此論，並為門人僧叡等講述，由曇影整理諸品，僧導製成《成實論義疏》，道亮則撰有《成實論疏》。僧導南移江南後，首開南方研習《成實論》之風。爾後，研究弘傳此學者甚眾，梁代三大法師智藏、僧旻、法雲等，皆有撰著。 　　 　　《法華》在南北朝多為一般學僧所兼學，故在南北朝一直平穩發展，北朝慧文、慧思得法華三昧，始盛大弘傳，後成為天台宗根本經典。 　　 　　僧佑（四四五至五一八）為南朝梁代僧，所撰《釋迦譜》乃廣引大小乘經律，記述釋迦族世系的傳說、釋迦牟尼佛一代的事迹，及其入滅後，至阿育王時佛法的流布，為我國撰述佛傳之始。《出三藏記集》則系集錄後漢至南朝梁代所譯經律論等之緣由、目錄及翻譯的同異、序跋等，並附譯經者的傳記，為日後寶唱《名僧傳》與慧皎《高僧傳》的先驅。此外，僧佑將四至五世紀間，佛教與中國固有思想的論爭及其他文書輯為《弘明集》。《出三藏記集》、《弘明集》同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梁代僧。少投僧佑出家，所撰《名僧傳》三十卷，乃集錄東漢至齊、梁間高僧碩德四百二十五人的事迹，唯今已散佚。《比丘尼傳》凡四卷，收集東晉穆帝昇平之初至梁天監十一年（五一一）為止之一百餘年間，尼僧六十五人的傳記。 　　 　　梁代僧，所撰《高僧傳》，世稱《梁高僧傳》，收錄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朝天監十八年，凡四百餘年間，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傳記，加上旁出附見者，實收五百人，為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僧傳，所創僧傳體例為後世所依。 　　 　　法果受北魏太祖之詔，任道人統，統領僧眾，對王朝諸般經營的參畫亦有顯著功勛。《魏書．釋老志》第二十記載，師常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又謂：「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其言論直可認作北朝王者與沙門間的關係，進而形成北朝佛教國家性格的傳統，此正與南朝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成一強烈對比。 　　 　　曇曜，北魏僧。北魏太武帝毀佛時，沙門多被迫還俗，師獨堅固道心，持守其身。文成帝即位後，再興佛教，特詔任師為昭玄都統，管理僧眾，師乃奏帝於州鎮設僧只戶及佛圖戶之制，以為興隆佛法之資。所謂「僧只戶」是將某一郡的郡戶規劃為特定戶，將所應納於國庫的稅收納入僧曹（管轄寺院之總機關），以備饑饉時供給寺院僧眾或貸予貧民之用。「佛圖戶」，是將重罪犯人或官中的婢奴集中於寺院管理，從事寺院清掃或田地耕作等雜役，同時接受佛法的感化。僧只戶與佛圖戶構成北魏寺院經濟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福利事業的先河。 　　 　　曇曜應文成帝之請，於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開鑿窟龕五所，為先祖追善薦福。每窟鐫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餘丈，可容三千人。此五窟為今雲崗的第十六洞至第二十洞，每一窟的佛像仿皇帝面容所造（是代表從道武帝至文成帝等五代帝王），此為大同雲崗石窟的開端，亦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來」的思想表現。此為政治與佛教結合的特色。爾後鑿窟造像的工作繼續到唐代，蜿蜒長達十二公里，是世界聞名的佛教藝術重鎮。 　　 　　佛陀先於菩提達摩到達魏境。據《續高僧傳》卷十六《習禪篇初．佛陀傳》記載，佛陀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至北魏後，孝文帝為他「別設禪林，鑿石為龕」，國都南遷洛陽後，孝文帝「復設靜院」，並「就少室山為之造寺」（此即名聞遐邇的嵩山少林寺），於是「四海習心之儔，聞風響會者，眾恆數百」。佛陀後傳慧光，然慧光以律學為主，故弘揚佛陀禪學者，則是再傳弟子僧稠。佛陀曾讚歎僧稠是：「自蔥嶺以東，禪學之最。」又僧稠曾撰著《止觀法》二卷，在北魏先後受到孝明、孝武帝的禮遇。到了北齊，文宣帝高洋主張廢除禪學以外的各種義學，為僧稠所阻止，更從師受菩薩戒。上述二例可見北朝帝室對禪學的重視，以及禪學流行之盛。 　　 　　達摩是南天竺人，「志存大乘，冥心虛寂，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元年（五二○），師泛海至廣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業，然與武帝語不相契，遂渡江至北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禪九載。神光慧可慕師之高風，乃斷臂求法，師感其精誠，遂授心印，授慧可袈裟及《楞伽經》四卷。 　　 　　曇鸞（四七六至？）從菩提流支受得《往生論》，乃專修凈土。後住汾州玄中寺，弘闡念佛法門，著有《往生論注》，乃結合世親《往生論》及龍樹《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的思想，而主張他力及易行的凈土專書。另著有《贊阿彌陀佛偈》、《禮凈土十二偈》、《略論安樂凈土義》等，為唐代凈土宗的開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慧光原依止佛陀出家學禪，並與勒那摩提鑽研《地論》，為地論宗南道派初祖。後又專治律部，據《續高僧傳．慧光傳》載：「先是《四分》未廣宣，有道覆律師創開此部，制書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弘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故慧光「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以為義節」。可見慧光是道覆之後，道宣之前弘傳《四分律》者，世稱「光統律師」。 　　 　　北齊慧文禪師因讀龍樹菩薩《中論》及《大智度論》，而證悟「一心三觀」的心要，後以心觀傳授慧思禪師。慧思將「禪」與「觀」融和並重，實踐一心三觀，於讀《法華經》時，悟入法華三昧。禪觀行持也是天台宗主要修持法門。 　　 　　北天竺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初年至洛陽，帝禮之於永寧寺，專事譯經。計師在華二十多年間共譯《往生論》、《入楞伽經》、《十地經論》等經論三十多部一百多卷，為北朝譯經最著的高僧。 　　 　　《十地經論》乃世親為解釋《華嚴經．十地品》所作，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譯出。以此經為依據所形成的地論學派，系主張如來藏緣起義。其後慧光承勒那摩提之說，於相州（河南安陽）南部弘法，相州南道派，又稱南道，系地論宗的正統，對日後華嚴宗的成立貢獻頗大。 　　 　　東晉庾冰所提沙門對帝王應禮敬的問題，導致慧遠與桓玄的辯論，進而引申出神滅不滅與因果報應的問題，在南朝成為諍辯的焦點。儒家主張形與神同時消滅，更無後世報應之說，佛教則倡導神不滅論，並主張三世因果報應之說。而佛道二教爭論的重點則因道士顧歡著「夷夏論」所引起，道教以為佛教來自夷狄之邦，非夏所應取，於是佛教群起撰著駁反。有關儒、佛、道之間的論難，在資料方面有：《二教論》、《笑道論》、《廣弘明集》、《破邪論》、《弘明集》等。 　　 　　中國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的四次大法難，為我國歷史上帝王迫害佛教最嚴重的四次史實。在北朝時代發生兩次：北魏太武帝，聽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謙之的鼓動而壓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盡誅長安沙門，破壞一切經典圖像。北周武帝，信納道士張賓與衛元嵩之論，有意廢佛，其時，甄鸞、道安、靜靄大師等，均為佛教辯護。建德二年（五七三），帝即下令廢佛、道二教，毀壞經像，並令沙門、道士還俗，僅選名德一百二十人安置於通道觀。 　　 　　末法思想是由佛教的正法、像法、末法三時思想及法滅思想所形成。由於北魏、北周的二次廢佛事件，佛弟子們急切意識到末法的來臨，為使教法久住，便發揮護法的精神，興起刻經於石壁的護法運動。北齊時代即有風峪石經、北響堂山石經，隋代有靜琬的房山石經、靈裕的寶山石窟等石經。其中，房山石經規模最大。以上都是護法衛教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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