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在哪裡

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新突破

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不能得到保障，甚至會丟失。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與否，最終還得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政治體制不但需要在原來的基礎上推進，而且還需要有新舉措、新思路、新的著力點。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進行政治實踐真理標準的思想大討論。在中國，任何一次改革都伴隨著一場大討論，都有理論上的交鋒，通過理論上的交鋒、思想上的辨談、價值觀的激蕩達致改革共識。每一次中國的思想解放都給中國帶來了新的面貌，新的氣象，比如真理標準大討論、市場經濟大討論、姓社姓資大討論都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的中國，沒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大國。沒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沒有以民主為取向的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使人們進行了政治新視野，形成政治新觀念，進行政治新世界。沒有思想的爭論改革會成為跛足改革，很容易在政治改革和政治實踐中失去方向。為爭論是智慧，爭論更是智慧，真理越辯越明。在爭論中放下歷史包袱，不走回頭路。在爭論中，可以避免政治體制的暗礁和險灘，化解政治改革風險，使改革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

進行政治真理標準大討論就必須正確對待西方政治文明成果。馬克思就是西方文明的成果，其政治主流價值觀是自由，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條件，也正因為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也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之一，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共享的價值。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說要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就包括政治文明成果。正確對待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是一個政黨是否走向現代化的一個試金石，是一個社會是否融入世界潮流的基本標誌。中國不但處在世界潮流的衝擊中，而且處在民主圈的核心包圍中。中國身處亞洲地緣政治的核心，東西南北都在建民主，唯有朝鮮還處於專制中。民主潮流不可擋，民主圈子不可破，順應世界大勢，在民主圈子內利用後發民主優勢，充分借鑒政治文明成果，充分利用亞洲在建民主過程中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顯得更具緊迫性和可行性。

進行真理標準備大討論就必須正確對待和利用好現有的政治思想資源。中國已經有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合法資源，而且資源十分豐富：一是抗戰時強調的民主資源；二是馬克思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資源；三是中國簽的《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普世價值資源；四是改革開放的民主理論資源；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資源；五是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這些理論資源放成一起，就是一個豐富的理論體系。

第二，捍衛憲法尊嚴是一個現代政黨的基本使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憲法是實現憲政的基本標誌。縱觀世界各國，確立國家秩序，就是確立憲法秩序。憲法有成文憲法和非成文憲法，成文憲法以美國為代表，非成文憲法以英國為代表，在現代社會，憲法基本上都是成文憲法。憲法給公共權力立規矩，給公民權利立規範，給國家立秩序。對於中國而言，憲法還給政黨確立了活動的界限，給政黨立規矩。憲法就是國家的規矩，有了憲法，捍衛憲法，社會就會有良序。一個國家的尊嚴取決於憲法，一個政黨的尊嚴取決於憲法，一個民族的尊嚴取決於憲法，一個公民的尊嚴取決於憲法，如果憲法沒有尊嚴，如果憲法之上還有權力和政黨，那麼憲法就會成為權力和政黨的工具，甚至成為個別人實現政治野心的工具。憲法之上無黨法，憲法之上無權力，是憲法尊嚴的重要標誌。現代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政黨的捍衛憲法方面具有特殊的使命和作用。一個政黨的任務除了在經濟上推動經濟發展，在社會上推動和諧社會建設之外，在政治上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捍衛憲法的尊嚴，使憲法成為人們的政治聖經。，即黨領導人民制定了憲法，就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員在遵守憲法和法律方面起模範帶頭作用。

第三，在秩序規則內解決公平正義。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解決公民正義的基本方式是平均主義，即等貴賤、均平富。但是傳統的公平正義帶來的往往都是非公平正義，追求公民正義導致南轅北轍，原有的公平正義被打破，新的非公平正義又產生，因為要求公平正義的農民起義靠權力，建立公平正義也靠權力，權力在打破舊公平正義的同時又建立了新的非公平正義。在奧維爾的《動物莊園》里，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種動物例外。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但皇權除外，新皇權打破了舊公平正義，又建立了新皇權本身的非公平正義。中國的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與公平正義不彰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打破周期率靠民主，更要靠法治，靠規則，同樣，解決公民正義同樣需要靠民主法治。羅爾斯的公平正義的思路就是制度思路，必須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才能解決公平正義。在羅爾斯看來，公平正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平等的自由，一個是機會的均等，一個社會的不平等，必須有利於社會的最少受惠者。公平正義具有詞典式排列的特點，即平等的自由優於機會的均等，平等的自由具有優先性和不可妥協性，且不能與社會利益作交易。而能保證公民正義的只有憲政民主。羅爾斯的公平正義觀對中國的重要啟示在於，制度是決定公平正義的前提和保障，沒有憲政民主制度，沒有憲政規則，公平正義即使存在，也可能失去。權力是公平正義的最不可靠的保障，當權力陷入公平正義本身的時候，就會成為公平正義的蠶食者和掠奪者，造成社會最大的不公，甚至如托克維爾所說的法國大革命一樣，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

第四，讓權力在陽光下行使。權力可以為善，權力可以為惡，把權力關在籠子里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權力為善與為惡的問題，只能防止權力為惡，並不能保證權力勤政，更有可能出現懶政，無所作為。因此限制權力是消極了，激發權力的活力是積極的，讓權力積極運作，必須承認政治人的角色，政治人如同經濟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樣，政治人也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治人除了追求政治理想之外，也有個人的利益、名譽、尊嚴和地位的需求。承認政治人，給政治人以約束，讓權力在規範法治的軌道運行，同時讓政治人合理合法地追求政治理想、政治利益，使政治理想與政治利益統一起來，這樣既可以防止權力濫用，又可以使權力勤政。這就需要讓籠子里的權力充滿陽光，讓權力在陽光下補鈣殺菌。為此，必須回歸媒體本位，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自由觀，有效地監督權力。尤其是要發揮新媒體的作用，諸如網路媒體、博客、微博的作用，使所有人都成為權力的監督者，成為政治的參與者，成為政策民意的凝聚者，讓每一個人感受到參與政治的價值和尊嚴。

第五，正確處理執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已經強調了正確處理黨和政府的關係，黨和政府的關係就是執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因為國家利益需要有政府來完成。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現在執政不等於將來永遠執政，國共兩黨對於執政都有長遠的認識，所以在執政黨之上還有國家，不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執政黨。現代國家都為政黨提供了活動的範圍和限制。當執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執政黨的利益要讓位於國家的利益。

第六，政治體制改革在技術層面展開。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理論，更需要政治技術。亨廷頓說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是把漸進改革與閃電戰術相結合的政治家，革命家常有，政治家則具有稀缺性。政治技術是一門高超的政治藝術，這種高超政治藝術的行使需要精英的頂層設計，也需要民眾的覺醒，要運用精英與民眾的兩種力量適時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既要主動出擊，又要順勢力而為，既要無為而治，又要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動權，在改革共識的基礎上推動技術層面的改革。既要搞爭論，也要不搞爭論，在技術層面不爭論，在大原則上要爭論，在爭論中取得原則性共識。應適時地廢除勞教制度、取消上訪制度、削弱政法委功能，落實好憲法規定的司法部門的具體功能，使司法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使司法人員忠實於法律而不是忠實於個人。

當然，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在哪裡，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大關必須過，因為政治體制改革事關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停滯不前只會加深社會矛盾、政治矛盾、官員矛盾，增加社會震蕩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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