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一個沒身份的人

阿城：一個沒身份的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何映宇/澳門報道 「你把我當作家，就是把我當乞丐。」在澳門望廈山的望廈賓館裡，面對《瞭望東方周刊》的記者，阿城雖然語氣平和，卻透出異常的鑒定，似乎鐵定了心要拋棄自己的作家身份。 現在的阿城有點「不務正業」，早兩年還寫隨筆，近兩年就不時看到電影、電視劇片前掛著一個叫「阿城」的編劇。同時作為編劇的他聲稱「電影是導演的電影，不是編劇的電影」，「導演有權力將劇本改得面目全非」 同樣是一九四九年生人，阿城和北島相比要蒼老許多。比陳丹青還短的板寸里，白髮已經佔領了一半以上的領地。近年來，他將自己寫的小說所在抽屜里，為此，他付出了代價——生活「變得艱難」，他開始學會不相信和不合作，他從來不看自己編劇的電影，也不關注當代中國文壇的變遷，開著一輛小車，在各地「攬活」。 他神秘地說，這些「活」比寫劇本要掙錢多，但他拒絕透露是些什麼樣的「活」兒。 見過阿城並和他有過交流的人都會有這樣一個印象：他是個很「軸」的人，傳說他是中國最懂下棋的作家，可是他堅持說自己一點都不會棋。本刊記者說東，他偏說西，專訪中，抽著「大前門」捲煙的阿城似乎有意和記者一個勁地較勁。 賈樟柯怎麼就不謝謝投資者 《瞭望東方周刊》：電影《吳清源》是你編劇的作品，你本人喜歡圍棋嗎？ 阿城：這部電影吳清源先生指定我來編劇，但實際上我不會下圍棋。 《瞭望東方周刊》：電影首映後，有觀眾對張震（吳清源的扮演者）提出批評，說他和圍棋有些「隔」，你怎麼看？ 阿城：我沒看過這部電影。你們對電影太不熟悉了，電影史導演的，不是編劇的，編劇寫過什麼你們完全不知道。沒有導演會完全按照劇本來拍，全聽編劇的那還得了。 《瞭望東方周刊》：導演如果把你的劇本改的面目全非，你沒有意見？ 阿城：誰說一定要按照劇本來拍了？我們都對投資人負責。導演不是對我負責。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人都受不了改劇本的事，依你的個性你怎麼能受得了這事呢？ 阿城：我生活清貧啊。多少作家在寫電視劇？只是不用真名，愛惜羽毛。我也沒什麼羽毛，就是一拔光了毛的雞。 《瞭望東方周刊》：那也沒見你做個商業片的編劇啊。 阿城：商業片的導演不找我。如果找我我也接受。但片子是否能賣座，並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成的。 最難做的就是商業的東西。商業的東西是牛，誰都見過，有一點不對，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責你。藝術的東西是鬼，沒有人見過，我內心怎麼想的你怎麼知道？畫鬼容易畫牛難。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第六代」這批年輕導演怎麼看？ 阿城：三大電影節和中國電影的共謀太明顯了。《三峽好人》這樣水準的電影居然能得到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這些西方左派對西方乃至中國的影響都太壞。 《三峽好人》是怎麼回事呢？一開始，山西一個老闆給劉小東一筆錢，讓他去畫三峽，並拍一部紀錄片，記錄劉小東畫畫的全過程。劉小東就叫了賈樟柯，結果賈樟柯去拍故事片《三峽好人》，把錢全花了。劉小東覺得這不合適吧——人家給錢讓你賈樟柯拍我畫畫，你卻去拍自己的電影？所以賈樟柯同意再給劉小東拍紀錄片，但那時劉小東的畫都畫好了，怎麼拍紀錄片？紀錄片得是真實的記錄，拍完了再剪。所以這個紀錄片都是後來擺拍的。 最後，賈樟柯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向三大電影節評委致謝，他跟柏林電影節有什麼關係？他怎麼就不謝謝投資者？ 為什麼賈平凹能打框框，我就不能打 《瞭望東方周刊》：你現在還寫小說嗎？ 阿城：還寫，但不發表。寫和發表是兩回事，沒有人說寫文章一定要給人看，就是自己寫著玩。至於以後會不會把它們拿出來，那要看相關制度是否會有所改善。 《瞭望東方周刊》：寫隨筆嗎？ 阿城：不怎麼寫，《收穫》上的專欄也是10年前的事了，敏感的地方也是刪。《常識與通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刪了很多我很看重的部分。實在要刪也可以，但至少應該打上方框，表明此處刪節多少字，別搞得好像我就這麼寫的。《收穫》上也是，如果他們負責任，就應該打上方框。 我這歲數，就圖個痛快，所以索性就不發表。為什麼賈平凹能打框框，我就不能打？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你現在大部分的工作是編劇？ 阿城：編劇是我的工作之一。我得生活，我做不到清高。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說過作家是要飯的，為什麼會說這麼極端的話？ 阿城：我說作家是乞丐，沒說是「要飯的」。「乞丐」是書面語，和「要飯的」這個詞不一樣。 《瞭望東方周刊》：有些作家——比如賈平凹——的書能銷售10萬冊以上，也可以靠此維生。 阿城：10萬冊能賣多少錢？能和他賣字相提並論嗎？如果你不是暢銷書作家，你根本就是乞丐。 《瞭望東方周刊》：畫畫收入可能還會高一些吧？你現在還畫嗎？ 阿城：不畫了。畫畫你得有空間，並不是你想畫就能畫的，以前學油畫的都是家裡特有錢的。 《瞭望東方周刊》：前不久在北京那個幾日美術館的星星回顧展，你有沒有去？ 阿城：沒有，這事也就是炒炒冷飯。我聽說有人買了畫重新來展覽。星星（上世紀）90年代初在香港做過一個10年回顧展，那次鄭重宣布，星星畫會從此結束了，還當場燒了一些畫，現在又辦，不是說話不算話么？ 可以由星星畫會之外的人來做這個回顧展，星星畫會的人就不應該參與了。 《瞭望東方周刊》：進入體制內也可以糊口，比如高校、作協。 阿城：這兩個地方都不行。我每回到上海，都是孫甘露請客，一個僅僅在作協內糊口的人就請不起那樣的餐廳。 《瞭望東方周刊》：你以前在美國主要靠打工維持生計？ 阿城：可不是？你以為我去搶銀行？我在美國可以打很多份工，主要是刷牆。刷牆不用動腦子。我為什麼非要去做那些費腦子的工作？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北京想過一種怎麼樣的生活能？需要那麼多錢？ 阿城：我在北京得買輛車吧？最低檔的車，買了車你總得養他吧？每年得10萬吧？別的東加西加就不得了了。你可以算算這筆帳。 《瞭望東方周刊》：如果純粹為了掙錢，開飯店不是能掙到更多麼？ 阿城：我黑道擺不平啊，白道也擺不平。你們光看到人家開飯店的怎麼風光，有沒有看到人家背後的辛苦？ 不要老想著讓作家去承擔社會責任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政治關心嗎？ 阿城：我對政治當然關心了。政治就是我們的生活。報紙的頭版頭條都是給誰看的？知識分子才不要看呢，都是給商人看，因為政策直接影響經濟。讀書人有什麼錢？傷不到你。 《瞭望東方周刊》：你現在主要看些什麼書？ 阿城：我關注的是原料，社會的原料。文學不是從文學產生的。如果文學是從文學產生的話，那麼他就只是個痴呆兒，近親結婚永遠是痴呆兒。 有報紙我就看社會版，人家有故事，對你的思維有幫助。 《瞭望東方周刊》：什麼幫助？ 阿城：我們平常過的都是有限的生活。看那些原料，你就會看到你沒有機會看到的另一面的生活，而且你會發現許多你沒有想到的人際關係。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怎麼樣來定義你的身份才恰當呢？ 阿城：一個沒身份的人——你大概沒有採訪過吧。我就是一個比困難群體稍微好一些的人。 《瞭望東方周刊》：你剛剛講你愛看報紙社會版，找尋那些故事原料，你對困難群體關注嗎？ 阿城：困難群體不是我應該關注的，是政府應該關注的。我關注的是他們的狀態。現在為什麼沒有報告文學了？因為媒體強了，那些困難群體的題目可以去做一個專題報道，漸漸就不需要報告文學再來插一腿。不要老想著讓作家去承擔社會責任，沒這個必要。 《瞭望東方周刊》：你還是有偏愛的文學作品的，比如木心的作品，你就比較喜愛。可一些人會覺得他在遣詞造句方面過於造作。 阿城：你不看不久完了么？他的作品不是必需品，不像水和饅頭，藝術都是奢侈品，奢侈品都是需要大的付出才能得到的東西，木心的作品就是如此。 木心、陳丹青的作品會有新鮮感，那是因為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我們不同，我們所受的教育是相似的，是同構的，看到第一句話就知道下面要說什麼。 《瞭望東方周刊》：近期，有西方漢學家對中國作家提出了很多批評，認為中國當代作家失去了創造力，國內有作家和學者對他們也有激烈的反批評，你怎麼看？ 阿城：人家批評幾句也沒礙著你吧？你覺得不舒服了，人家就不能說？憑什麼不能說？ 《瞭望東方周刊》：如果說現代中國人的言說和思維方式是有問題的，那麼「五四」時期的白話就沒有問題？ 阿城：現代人的思維範式是權力意志的結果，而「五四」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就像木心的作品，你可以看看，也可以不看，沒有問題。而權力語言，你不接受它就會面臨生活的問題。 沒有商業文化就沒有精英文化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你如何看待當下商業文化對精英文化的侵襲？ 阿城：首先我說過了，不要把我當作家，把我當作家就是把我當乞丐。 商業是生產、生活的基礎，沒有商業文化就沒有精英文化，我們一刻都不能離開它，一離開它，我們就不存在。商業沒有可指責的地方，只有商品質量的高低問題。好萊塢大片是質量非常高的商品，國內的商業電影，狗屁，那才不是商業電影，質量這麼差，整個一假冒偽劣——就是擠出的牙膏不能刷牙。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現在我么的要求是不要假冒偽劣，我們根本就沒有觸及商業。只有在一個金融、信用健全的社會，我們才能去談關於商業的話題。中國有真正的信用卡嗎？沒有工作的人能辦信用卡嗎？借記卡是花自己的錢。美國的水電煤都納入信用系統，信用由點點滴滴做起。如果沒有這個基礎，無法談商業文化。 美國的乞丐你以為都是些什麼人？雙博士有的是，就是某一次失去了信用，從此商業和他再沒有關係。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在當下，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重心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阿城：應該把「拿來」的重點放到第二世界，比如日本，日本人的知識結構就比較合理。你如果去日本，在公共場所會看到很多普通人在讀書，人手一本，考慮它的年齡段，你想如果他一直從小讀到現在，他讀了多少書？ 第一世界的經驗在第二世界得到消化，再到第三世界，就容易得到比較好的吸收。現在中國做錯了一件事，派了那麼多留學生到美國，實際上，從第二世界能學到的東西要多得多。 來自《瞭望東方周刊》2008年第5期 1月3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