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惡狗顧順章(摘編)

時值黨的生日前夕，重溫歷史，牢記黨的宗旨，增強黨性。

叛徒惡狗顧順章(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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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順章(1904--1935年)，早年在南洋煙草公司的制煙廠當小工頭。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罷工中表現積極、活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共產黨組織選派與陳賡一起赴蘇聯學習政治保衛。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在黨內初露頭角。 「4·12」政變後，顧轉移到武漢，從事秘密鬥爭，負責制裁叛徒和特務。「八七會議」後，顧在上海參加中央特委，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擔任行動科(三科)負責人。當時，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而有名，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他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裡；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漸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當時任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的陳賡就曾憂慮地對人說：「只要我們不死，准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就在黨中央考慮將其調離特科之際，顧順章亦有所聞，對此極為不滿，頓生叛變之心。 不久，黨中央決定讓張國燾及陳昌浩赴鄂豫皖蘇區，由顧順章護送至武漢。1931年3月31日任務完成後，顧並未立即回上海復命，而在漢口停留下來，並以藝名「化廣奇」在新市場遊藝場表演魔術斂錢。一日，曾是顧的下屬、而後叛變的尤崇新碰巧在遊樂場發現了顧順章。經跟蹤，導致顧順章在1931年4月25日被捕。特務在其身上除搜出我黨重要文件外，還有一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可見其叛變之心早已有之。 顧順章被捕後即叛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特務們如獲至寶。顧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結果，在惲代英經黨組織多方營救，眼看即將出獄脫險之際，卻被敵人殺害在南京雨花台。顧一直被軟禁在南京細柳巷41號秘密特務機關內，對外稱調查科的宿舍。徐恩曾獲悉顧的妻子張杏華被殺後，還精心替他物色了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張文琴做老婆。顧一口氣寫下了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陳紹禹、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央政治局辦公處等所知的一切中共機密。

幸虧打入中統內部並擔任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及時獲取顧叛變的絕密情報，並搶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黨中央機關轉移，在上海的黨中央及江蘇省委才未被破壞，周恩來等黨中央主要領導得以幸免於難。可是，中共中央設在北四川路上的接頭處、《紅旗日報》社、特科的幾乎所有據點均遭破壞。

顧順章還通過上海《申報》製造所謂「伍豪聲明」，誣衊陷害周恩來脫離、背叛了共產黨。顧還積極從事破壞中共和革命組織、鎮壓革命和進步活動的罪惡勾當。

顧順章、向忠發被捕之後，在上海的中央領導人中處境最為危險的是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是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國共雙方的許多人都認識周恩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周恩來又作為主要的領導者指揮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起義，以後又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認識他的人就更多了。顧順章、向忠發與周恩來是中央特委的三個領導人，平時朝夕相處，幾乎每天都要見一次面，相互之間的生活習慣、活動規律每個人幾乎都了如指掌。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中央指示周恩來儘快進入中央蘇區，在暫時還未能進蘇區前，隱居起來。他在海寧路、山西路轉角上的一家煙紙店樓上租了一間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間，與鄧穎超以及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三個人住在一道，深居簡出。當時李富春夫婦、聶榮臻夫婦都住在上海等候撤往蘇區。 據當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並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元帥回憶說：「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繫的關係都切斷。兩三天里，我們緊張極了……」與顧順章關係最為密切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長陳賡由周恩來親自安排與特科工作人員陳養山一道在跑馬廳（今上海人民廣場）周圍的華安保險公司樓下租了間房子。陳養山回憶說：「那一段日子真可以說是將腦袋拴到了褲腰帶上，警車天天在馬路上呼嘯，國民黨特務、租界的巡捕統統勾結在一起，根據顧順章的指供，抓共產黨，我與陳賡就在那時，白天睡大覺，晚上也難得出來，偶爾才出來買幾張報紙，探探消息……一個多月過去了，風聲稍稍鬆了一點，根據周恩來的親自安排，陳賡和妻子王根英以及他們的兒子小知非，與陳養山一塊，坐英國的客輪去塘沽，三個月以後又轉道上海進了鄂豫皖蘇區。

由於中央及主要領導及時轉移，特務們所獲不大，令徐恩曾十分沮喪和惱火。

國民黨中統特務和顧順章千方百計破壞中共在各地的組織和機關，搜捕共產黨員，曾為顧當過貼身保鏢的林金生稱：「在中統特務瘋狂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過程中，顧順章經常親往策劃、指揮。」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顧帶領特務捕獲中共另一領導人蔡和森，終致蔡慘死獄中。 錢壯飛逃離南京以後，由聶榮臻安排住到了民厚南里李宇超、劉叔琴夫婦家裡，他住在那裡整整有四個月的時間，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走出屋子呼吸一下新鮮空氣。8月，也是由周恩來指示，在中央交通局吳德峰的精心安排下，悄然離開上海潛入中央蘇區。

這樣在上海負責中共地下黨中央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主要就剩下陳紹禹（王明）了。王明自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擔任黨中央主要負責人，黨中央對他採取了非常周密的保衛措施，他曾在上海西郊的一所療養院居住過，危急時還曾在一個尼姑庵里躲藏了一陣子，閑極無聊寫了《尼庵小住》的詩：「警犬覓蹤何所之？尼庵同隱學禪師。黨人本領通天大，結伴神佩鬼不知。」平時外出，至少有特科紅隊的四、五個人暗中持槍警衛。但他依然深感不安，常有一種「羊入虎口」的感覺，於是向共產國際請示，要求離開上海，再次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的團長。共產國際同意了他的要求，臨行前由他提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1931年10月指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趙容（康生）、陳雲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前三人為常委，年僅24歲的博古負總責。1931年10月18日，王明與夫人孟慶樹在上海楊樹浦公平路碼頭登上日本「大和丸」客輪，坐在二等客艙里，啟航馳往蘇聯的海參崴。

鑒於顧順章窮凶極惡，對中共白區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中共中央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布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是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通緝令曆數顧的種種罪行，並稱：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衛隊，並通告全國工家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這份特殊的《通緝令》，可以說是對顧順章下了「格殺勿論」的嚴令，在中共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特下這種「通緝令」，可謂極為罕見。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上旬，周恩來因工作需要，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沒有了周恩來這個靈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也沒有存在多少時間。

顧順章還為中統對付共產黨獻計策，並為其培訓特務。有一段時間，陳立夫對顧順章可以說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顧順章向陳立夫提議：共產黨不怕死，單純地依靠屠殺是沒有用的，應「攻心為上、對自首條例必須切實貫徹」（見張國棟所箸《中統20年》）。陳立夫非常讚賞，在蘇州等地開設了反省院。顧向陳立夫提出開辦一個特工人員訓練班，培養與訓練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幹部，充實到各級特務機構。同時在上海成立一個以綁架、暗殺等行動工作為重心的上海行動區，以組織對組織，對上海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進行打擊。因為上海雖然是國民黨統治的老巢，但各帝國主義列強在上海割據分治，建立租界，而共產黨大多依託租界活動，國民黨特務一旦發現共產黨活動的蛛絲馬跡，在租界行動不徵得租界當局同意，曠日持久往往走漏了風聲。陳果夫（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對顧的提議極為讚賞，迅速從各地調集了20餘名中層特務到南京細柳巷41號集中，於 1932年春天辦了一期特工人員訓練班。整個訓練班由顧主持，陳立夫、陳果夫和徐恩曾到會打氣。

1933年初，博古、張聞天、陳雲先後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途中屢遭艱辛，差一點遇害。康生繼王明之後，選擇了一條最安全的道路，於1933年7月離開上海到蘇聯，擔任了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副代表。

在中統走狗顧順章的嗅覺窺探下，留在上海的以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為首的上海中央局一年之間遭到六次大破壞。盧福坦、李竹聲被捕之後，顧還親自出面當說客，引誘他們叛變；盛忠亮被捕之後，起初還很英勇，顧提供信息說盛忠亮和他的女朋友秦曼英關係非同一般，秦自首後，中統特工總部連夜將秦曼英從南京護送到上海與盛忠亮見面，於是盛忠亮隨即自首叛變，還將各根據地千辛萬苦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動的大量黃金鯨吞了。顧順章、向忠發、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等的叛變，使整個中國共產黨在她的誕生地----上海的組織，基本上被破壞殆盡！

據徐恩曾在《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一書說：「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地下黨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均是與他取得聯繫後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有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求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這樣一次又一次連續性的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顧順章投入敵人懷抱後，由於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搖擺於中統、軍統之間，在兩方面都邀功買好。在破獲了幾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後，顧開始瞧不起徐恩曾，認為徐恩曾不是自己的對手，對特務工作沒有多少經驗，更沒有深刻的理論知識，於是借用了從蘇聯格別烏帶來的那一套東西，洋洋洒洒寫了一套特工叢書共6冊，分別為《訓練工作》、《情報工作》、《偵查工作》、《行動工作》、《審理工作》與《組織工作》。不管怎麼說，這套叢書奠定了國民黨中統工作的理論基礎，尤其是戴笠，更是對顧佩服得五體投地，多次向二陳以及張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顧到他那兒去工作，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不久，顧即遭中統的冷落。

1933年初，顧順章到上海，據說這還是他作為中共特委負責人護送張國燾等離開上海引起一系列大事變後第一次回上海。作為一個共產黨的十惡不赦的大叛徒，作為一個依然被徐恩曾的心腹秘密監視著的大特務，顧來到這塊他賴以生存發祥的冒險家的樂園，百感交集。一次他秘密會見了在上海行動區當特務的原共產黨自首分子，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大番話。據陳蔚如在《我的特務生涯》一書中講，顧詳細詢問了這些自首變節分子的生活工作情況後說：「共產黨固然不好，國民黨更壞。但共產黨的幹部都是比較好的，能吃苦耐勞，要革命。你們要耐心工作，我們好好利用這個調查機構來消滅共產黨的組織，另成立新共產黨組織。從現在起要注意聯繫自首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顧順章的這一番高論，不久便傳到徐恩曾的耳朵里。5月徐派自己的心腹，調查科總幹事顧建中到上海，先後兩次在上海行動區總部和行動股召集特務訓話，顧建中警告說：「有的人野心不死，還在搞陰謀活動，凡是被誘惑的同志，應該安心工作，特工總部不予追究。」這以後對顧順章的軟禁和監視就進一步加強了，顧的處境隨即每況愈下。

近半個世紀之後，將顧順章在漢口逮捕並親自送往南京見蔣介石的中統特務頭子蔡孟堅在自己的回憶錄《蔡孟堅傳真績集》中提到：那一年他因公到南京住在中央飯店，在玩撞球時正好遇到顧順章，顧一下子奔過去抓住他的手說：「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議由我組織新共產黨，將共產黨大員爭取過來，支持中央政府，請你出面支持我……」話未說完，就被監視他的特工人員拖走了。這位一代梟雄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甘寂寞的他還企圖組建所謂的「新共產黨」，不料想卻犯了蔣介石的大忌，也終於將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陳尉如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中講：1934年之後，徐恩曾對顧順章的監視加強了，說來好笑，負責監視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負責人時紅隊中的下屬童國忠和張文農。顧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一條命遲早總要斷送掉，他想起戴笠對他的厚愛，便派後妻張文琴暗中與戴笠聯繫，不料被童國忠和張文農發現並密報給了徐恩曾。徐隨即將他關進蘇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蘇州被槍斃。據張文琴回憶：傳說顧會魔術、催眠術，甚至「土遁術」，在押往蘇州反省院中的途中，還將鐵鏈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以鎮其邪術，防其逃跑(負責執行槍決的特務名叫呂瑞京，與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況是他後來親口告訴林的)。顧被秘密處死於蘇州監獄，死況甚慘。1935年5月顧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對顧順章的處決，隨即徐恩曾也到上海，在上海地區總部安撫部下。

張國棟在他的《中統20年》一書中說：顧順章是被顧建中殺死的。1935年中央組織部調查的高級特務們在南京聚會，顧建中突然拔出手槍，抵著顧順章的腦袋講：顧順章不服從命令，企圖別樹一幟，現奉徐恩曾的命令將其處決。說罷一槍殺死了顧順章……據張國棟回憶，這是顧建中1940年親口對他講的。

蔡孟堅也在他的回憶錄《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中說：據立夫（陳立夫）方面得來資料……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匪勾結，其文件為我方搜獲，彼企圖暗殺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國26年冬（1937年冬——顯然記憶有誤，這一年抗戰爆發，這一帶已為日寇佔領——筆者注，）在鎮江予以槍決，江蘇省政府派秘書長羅時實先生監斬。我在陽明山受訓時，羅先生擔任講座，曾親口告訴我他主持監斬之事。這顯然是國民黨中統栽贓於顧順章，顧順章自知其罪孽深重，無論如何不會再企圖與共產黨發生關係，三種說法中以第一種最為可信，羅是時實施監斬也有可能。

出賣自己的人，最終還是被別人所出賣！甘當奴才的人，最終還是被他的主子所拋棄。顧順章死時年約31歲。由於顧順章叛變時掌握著我黨的高級機密，叛變後又窮凶極惡地破壞我黨各地的組織，故有人稱他為「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全文5740字元）

2008年6月23日